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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毛澤東從小愛看《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等中國古代傳奇小說。這些閱讀初步培養了毛澤東的斗爭意識。目前看到的關于毛澤東對斗爭的論述文字，最早應是在湖南一師求學期間的日記中寫的那段著名的話：“與天奮斗，其樂無窮；與地奮斗，其樂無窮；與人奮斗，其樂無窮。”這里的奮斗雖然具有斗爭的含義，但體現的更多還是“恰同學少年”式的“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到中流擊水”。

自從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走上革命道路之后，毛澤東才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斗爭歷程，并有了對斗爭的論述。在大革命時期，毛澤東首次論述了“革命斗爭”，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毛澤東開門見山地指出：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過去一切革命斗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

如何斗爭呢？面對當時黨內的右傾錯誤觀點，毛澤東提出了斗爭的方式方法：“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雖然這里沒有“斗爭”一詞，實際上“革命”就是斗爭的代名詞。

二

作為文獻標題出現的“斗爭”一詞，則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進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在1927年舉行的“八七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這是一個對中國革命有著極其重要意義的論斷。這里雖然也沒有“斗爭”一詞，但其精神實質已經含有“武裝斗爭”的鮮明指向。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領導秋收起義，就是武裝斗爭的實踐。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受挫的隊伍上了井岡山后，于1928年11月25日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標題就是《井岡山的斗爭》，文章的內容全部圍繞“斗爭”而展開，充分體現了武裝斗爭、土地革命（斗爭）的實質。

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對斗爭的論述，已經隨著形勢的變化，涉及面越來越廣，針對性也強了。在1929年12月底召開的古田會議上，毛澤東主張要對紅四軍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進行斗爭，他說：“紅軍黨內對盲動主義已經做了斗爭，但尚不充分。”又比如針對黨和紅軍內的教條主義，毛澤東主張《反對本本主義》，這里的“反對”其實就是“斗爭”，即要與本本主義不注重調查研究的壞作風進行斗爭，提出“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在長征前夕，他還針對中央蘇區一些地方蘇維埃政權中的官僚主義作風，進行了批評，提出要對官僚主義作風進行斗爭，具體體現在1934年1月27日寫的《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

三

延安時期是毛澤東思想的成熟時期，也是毛澤東對斗爭論述最豐富的時期。面對抗日戰爭爆發的形勢，毛澤東提出全黨同志要注意斗爭策略，他指出：“無產階級要取得勝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黨——共產黨的斗爭策略的正確和堅決”。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是無產階級政黨開展斗爭的一條基本原則，“要勝利就要搞好統一戰線，就要使我們的人多一些，就要孤立敵人”。“統一戰線是一個基本的問題。”

毛澤東對武裝斗爭的歷史地位進行了論述，在1939年10月4日寫的《〈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指出：“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

對于黨的自身建設，毛澤東也用斗爭進行了論述。比如《反對自由主義》中，毛澤東指出，“我們主張積極的思想斗爭”，來克服黨內的自由主義，“每個共產黨員和革命分子，應該拿起這個武器”。

要通過斗爭，清除黨內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等不良作風，達到實現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針對一些人“在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并沒有完全入黨”的問題，提出“需要展開一個無產階級對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斗爭”，并且要求大家“積極起來參加這個斗爭”。

毛澤東還很講究斗爭藝術。毛澤東論述了在抗日統一戰線中既講團結又要斗爭的辯證關系，在《又團結，又斗爭》中指出：“統一里有斗爭，天下萬物皆然。如果有人認為只有團結而沒有斗爭，那他就還沒有學通馬克思主義。統一與斗爭是統一戰線的兩個基本原則，那末這兩者是不是半斤與八兩呢？或者說斗爭更重于統一呢？回答都是否定的！”

1940年3月，在《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中他又提出“在抗日統一戰線時期中，斗爭是團結的手段，團結是斗爭的目的。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

對于國民黨頑固派，毛澤東提出了靈活的斗爭原則，他指出，同頑固派斗爭，必須注意下列幾項原則：第一自衛原則，第二勝利原則，第三休戰原則，就是“有理、有利、有節”，這樣“就能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就有爭取時局走向好轉的可能”。

要贏得革命的最后勝利，一定要具有勇敢的斗爭精神。毛澤東在《丟掉幻想，準備斗爭》中論述指出，“斗爭，失敗，再斗爭，再失敗，再斗爭，直至勝利——這就是人民的邏輯”。

四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從執政黨的立場和角度，對斗爭進行了許多新的論述。1951年11月20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轉發東北局關于“三反”報告的批語寫道：“在此次全國規模的增產節約運動中進行堅決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斗爭。”

這里的“斗爭”具有非常積極的意義，對于貫徹七屆二中全會精神，鞏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具有重要作用。毛澤東決心通過“三反”斗爭，懲治和克服黨內已經滋生起來的腐敗現象。

毛澤東像指揮抗美援朝和鎮壓反革命運動一樣，親自部署指揮“三反”斗爭，他要求從中央到各省市，從各大軍區到各級軍區，“立即抓緊三反斗爭，縮短學文件的時間（有四五天就夠了），召開干部會，限期（例如十天）展開斗爭，送來報告”。

毛澤東不僅關注經濟政治軍事領域中的形勢，而且對于文藝界的情況也十分關注，對于《紅樓夢》引起的爭論，毛澤東從斗爭的觀點去解釋，認為對它的研究不是純學術問題，這里涉及用馬克思主義觀點還是資產階級觀點指導社會科學研究，要全黨予以重視。

1957年3月17日晚上在天津市黨員干部會議上發表講話時，毛澤東說：現在，階級斗爭這件工作基本上結束。毛澤東還說：“我們全黨要來搞建設”“要率領整個社會跟自然界作斗爭，要把中國的面貌加以改變。”這就意味著斗爭的對象發生了根本變化，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轉變，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將貫徹落實八大路線，履行執政黨的使命。

可惜的是，由于對整風運動形勢的判斷錯誤，導致了后來反右派斗爭擴大化，并且改變了八大關于當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正確判斷，而把階級斗爭作為主要矛盾。

之后毛澤東論述了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斗爭，對黨內的官僚主義、腐敗行為的斗爭，等等。總之，“斗爭”一詞應屬于毛澤東中論述比較多的一個概念，這既象征了毛澤東的歷史特點，也體現了毛澤東的斗爭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