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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7月初，黨的七大剛剛閉幕，國民參政員黃炎培等6位先生訪問延安。他們走訪了延安新市場和光華農場，會見了丁玲、陳毅、范文瀾等朋友，考察了延安的經濟發展、民主政治建設、社會治理和軍民關系等方面的情況，感受到了延安由最初2000人發展到5萬人的巨大變化。

在5天考察期間，中共領導與黃炎培一行舉行了3次會談。

毛澤東問黃炎培，對延安的感想如何？

黃炎培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圖了解到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

毛澤東稍作思考后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這次著名對談，史稱“窯洞對”。

第三次“趕考對”：毛澤東對周恩來說“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

怎樣才能防治腐敗？毛澤東的上述兩次對談實際上給出了答案。一條是兢兢業業、永不驕傲；一條是民主新路、民督政府。這兩條就是我們現在所講的教育自律和制度他律兩個方面。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這兩個思想的發展就是1949年3月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所強調的“務必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這“兩個務必”，可視為兩次對談內容的提升。

在黨中央由西柏坡到北京城時，毛澤東說：今天是進京“趕考”嘛。

周恩來說：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

毛澤東說：退回去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

這段對話，被人們譽為“趕考對”。

三次“重要對談”揭示了中國共產黨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和魚水關系以及防治腐敗的根本之道

無論是與郭沫若的“甲申對”還是與黃炎培的“窯洞對”， 兩次對談實際上是一個主題，即如何防治腐敗，保持共產黨的先進性、純潔性。

為什么李自成農民軍亡得這樣快？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腐敗。他的大多數將領貪圖享樂，奢靡成風，無心打仗。吳三桂帶著清軍進關，當年威風凜凜的闖王大軍潰不成軍。“窯洞對”將這樣“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現象，上升為“周期率”。黃炎培將問題提得尖銳，毛澤東回答得非常正確。

腐敗亡國，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規律。凡被造反推翻的，無不是腐敗使民心喪失殆盡。在中國和外國，概莫能外。當今世界政黨政治，腐敗仍然是一個相當普遍的“頑癥”，甚至是“癌癥”。許多政黨由盛而衰，腐敗是致命之根。共產黨會不會重蹈覆轍，成為李自成呢？

“甲申對”和“窯洞對”時，毛澤東思考了這個問題。“窯洞對”后，毛澤東和黨中央仍在思考這個問題。

1948年12月，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雖還在進行，但中國革命勝利的形勢已經確定。劉少奇對馬列學院第一班學員講話說：現在革命形勢發展太快，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現在不是怕太慢了，而是怕太快了。歷史上從來有這個問題，得了天下要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擔心，我們未得天下時艱苦奮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國民黨一樣腐化。他們這種擔心有點理由。在中國這樣一個落后的農業國家，一個村長，一個縣委書記，可以稱王稱霸。勝利后，一定會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們黨注意到這一方面，加強思想教育，提高紀律性，就會好一些。”他還指出：“我們打倒蔣介石、打倒國民黨后，要領導全國人民組織國家，如果搞得不好，別人也能推翻我們的。”劉少奇講的這個問題也很尖銳。

新中國成立在即，毛澤東和黨中央著手實施民主新路，這就是召開人民政協，制定《共同綱領》，建立人民民主政權，實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既要工業化、也要民主化的新民主主義社會。

以上“三對”雖然發生在新中國成立之前，但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堅持了“三對”思想。為了使國家經濟社會的建設健康發展，作為領導國家核心力量的中國共產黨也同時從嚴治黨，開展整黨整風運動，貫徹七屆二中全會的“兩個務必”精神。

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的歷史證明，“兩個務必”是我們黨立黨建國之基，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長治久安之根，是中華民族奮發崛起和偉大復興之要。就十八大講的我們黨面臨的“四大危險”來說，走民主新路，堅持“兩個務必”，是中國共產黨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和魚水關系、防治腐敗的根本之道，也是我們黨深入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三嚴三實”“兩學一做”等各種教育活動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