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沖及
為什么在同樣或相似的環境中,各人的成就和貢獻有大有小甚至有成有敗?為什么陳云能夠創造這么多常人難以企及的光輝業績?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是:他極端重視學哲學,要求人們把學哲學放在生活和工作中異常突出的地位。他的女兒回憶道:“爸爸在江西工廠‘蹲點’的時候跟我講:毛主席之所以能夠領導我們把中國革命搞成功,其中一個特別重要的原因,也是毛主席非常高明的地方,就是他用哲學思想培養了一代人。”“每當他講到毛主席在延安要他學哲學的時候,我就看到他兩眼放光,非常激動。”
不斷接受馬克思主義哲學智慧滋養
陳云重視學哲學,從來不是把它當成書齋中那種脫離實際的空談,而是出于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的現實需要,力求掌握正確的思想方法,作為引導行動的指針。
他多次強調:要把我們的黨和國家領導好,最要緊的,是領導干部的思想方法。學習理論,“首先要學習哲學,學習正確觀察問題的思想方法。如果對辯證唯物主義一竅不通,就總是要犯錯誤。”“學習哲學,可以使人開竅。學好哲學,終身受用。”他認為這不只是個人的問題:“全國人民把希望寄托于我們黨的身上,我們有這樣的責任,不能搞壞,搞壞了不是一個人、幾個人的事,而是關系全國人民的得失。”
陳云談學哲學重要性談得最多的有兩個時期,一個是延安時期特別是延安整風中,另一個是改革開放時期,都是中國共產黨面對重大歷史性變化的時期。為了適應這種變化,并且在變化中跨出重大的新步子,首先需要從端正思想路線入手,使主觀認識符合客觀實際。處在這種時期,更需要把學哲學的問題提到異常突出的地位。
延安整風的基本問題是整頓三風,其中主要是反對主觀主義,也就是從思想路線的高度來總結黨以往犯“左”傾錯誤的根源。陳云幾年后在《怎樣才能少犯錯誤》的報告中講道:“我們怎樣才能少犯錯誤,或者不犯大的錯誤呢?在延安的時候,我曾以為自己過去犯錯誤是由于經驗少。毛主席對我說,你不是經驗少,是思想方法不對頭。他要我學點哲學。過了一段時間,毛主席還是對我說犯錯誤是思想方法問題。他以張國燾的經驗并不少為例加以說明。第三次毛主席同我談這個問題,他仍然說犯錯誤是思想方法問題。后來,我把毛主席從井岡山到延安寫的東西都找來看,研究他處理問題的方法。同時再次考慮,錯誤到底是從哪里來的?我得出一條結論,是由于主觀對客觀事物認識上的偏差。凡是錯誤的結果都是由行動的錯誤造成的,而行動的錯誤是從認識的錯誤來的。認識支配行動,行動是認識的結果。”他后來和鄧小平說過這段經歷,鄧小平十分贊同,說:“延安整風,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就是從根本上而不是從枝節上解決問題。”
改革開放時期,面對新的形勢和大量出現的陌生問題,更要求主觀認識能符合迅速變化的客觀實際,這是很不容易的。陳云和許多老同志又正要退下來,對缺乏足夠經驗的年輕領導干部抱著很殷切的期望。于是,他再次著重強調學哲學的極端重要性。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共中央著手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統一全黨的思想。陳云向鄧小平“建議中央提倡學習,主要是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重點是學習毛澤東同志的哲學著作”。兩天后,鄧小平向《決議》起草組談了陳云的意見,并且說:我們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學,很需要從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陳云也對起草組負責人說:“在黨內,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學哲學,有根本的意義。”“只有掌握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上、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
把主要精力用在把握實事求是這個精髓上
陳云提倡學哲學,最看重的是什么?是實事求是,是要使主觀認識符合十分復雜的、并且在不斷變化的客觀實際。當然,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一個嚴整的理論體系,是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決不能簡單化庸俗化地去對待它,那樣不可能真正懂得和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前面所說陳云學習哲學時付出的那種艱苦努力,充分說明了這一點。但必須把最主要的精力用在把握它的精髓上,那就是實事求是,使主觀認識符合客觀實際。陳云常說的“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就是這個意思。
他回憶道:“在延安的時候,我曾經仔細研究過毛主席起草的文件、電報。當我全部讀了毛主席起草的文件、電報之后,感到里面貫穿著一個基本指導思想,就是實事求是。”實事求是,就得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只唯實”。在作決策、采取行動時,必須先進行切實而周密的調查研究,把各方面的事實真正弄清楚,經過分析,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才能做到對癥下藥。陳云把它看作做好工作的先決條件。他說:“領導機關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作調查研究工作,最后討論作決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時間就夠了。”“難者在弄清情況,不在決定政策。”這是他在工作中取得成功的秘訣所在。
為什么陳云領導經濟工作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功?為什么其他人視為畏途的許多“老大難”問題,在他手中常能得到成功解決?為什么他說的話和做的事總是那樣實在并且切中要害?原因就在于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正確的,他的決策是根據對實際情況的科學分析作出的。而那些習慣于拍腦袋決策、拍胸脯保證、最后拍屁股走人的干部,同他的做法截然不同。對此,他語重心長地叮囑:“有的同志天天忙于決定這個,決定那個,很少調查研究實際情況,這種工作方法必須改變。”
掌握交換、比較、反復這個辯證法
從實際出發,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并不容易。客觀事物是復雜的,常常包含相互矛盾的多個側面,并且不斷發生變化,不是一眼都能看清楚的。人們對事物的認識,通常需要經過一個在實踐中由淺入深、由表及里的過程,決不能把走馬觀花時獲得的一點粗枝大葉的印象、甚至一些道聽途說的話當作客觀實際的全部,而且還自以為是,那樣沒有不跌跤的。
人們常說陳云處事“穩”和“細”,這確是他的特點。他曾說過:“我們犯錯誤,就是因為不根據客觀事實辦事。但犯錯誤的人,并不都是沒有一點事實根據的,而是把片面當成了全面。”為了減少和避免認識客觀事物的片面性,陳云提出了“交換、比較、反復”三種方法。交換,就是互相交換意見。兩人各看到一面,都是片面的。如果交換一下意見,就會得到全面的符合實際的認識。比較,是對各種不同意見進行多方面的比較,不僅要看到正面,還要看到反面;不僅要聽正面的意見,也要聽反面的意見,這樣才能使判斷更正確。反復,就是決定問題不要太匆忙,要留一個反復考慮的時間,對關系重大的問題尤其應當這樣。他說:“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是唯物論,“交換、比較、反復”是辯證法,合起來就是唯物辯證法。
陳云對重要問題的判斷和決策,從不簡單地照抄套用那些現成的方案,而是敢于進行創造性的探索。這種探索總是慎之又慎,力求做到最切合實際狀況。他在拿定主意以前,會請別人補充情況或提出各種分析看法,然后他把方方面面的情況綜合起來再思索,把思索出來的東西講給別人聽,征求意見,直到修改滿意為止。一旦把事情弄清了、看準了,就下最大的決心,頂住各種壓力,堅持貫徹到底,做出結果來。
可以看一看新中國成立初期的1953年,陳云如何處理異常棘手的糧食統購統銷問題,作為例子。那時候,糧食供銷在全國范圍內出現緊張,不法私商的投機活動又十分猖獗,糧價上漲,全國刮起一股搶購糧食之風,人心開始浮動。負責財政經濟工作的陳云說:“我現在是挑著一擔‘炸藥’,前面是‘黑色炸藥’,后面是‘黃色炸藥’。如果搞不到糧食,整個市場就要波動;如果采取征購的辦法,農民又可能反對。兩個中間要選擇一個,都是危險家伙。”怎么辦?他廣泛聽取意見后,考慮了八種處理辦法,如只配不征、只征不配、原封不動、統購統銷等,慎重地比較每一種辦法有什么利、有什么弊,最后得出結論:根據現有情況,處理辦法只能是在農村實行征購、在城市實行定量配給,合稱為“統購統銷”。為了照顧農民的利益,在征購數量和牌價等方面都作了恰當的規定。事實證明,在物資十分缺乏、經常供不應求的情況下,為了保障居民能得到起碼的生活必需品,這是當時唯一可行的辦法,收到了預期的效果。
正是根據自己一生成功和遭受挫折的切身經驗,這位老人在晚年一再叮囑后人:“學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思想上的基本建設。”1989年9月,他又寫信給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說:“我最近考慮一個問題,就是應該組織中顧委常委和在京委員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其目的有二:一是我們這些老同志有豐富經驗,但需要進一步提高理論水平;二是帶動新干部乃至全黨同志都來學習哲學。”可見,他始終念念不忘地囑咐后來者(包括“新干部乃至全黨同志”)都來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這是“思想上的基本建設”。這些囑咐對于今天的黨員干部來說,無疑是要牢牢記住的。
(作者為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原常務副主任) 出自:黨的歷史
轉自 黨史博采頭條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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