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后出版的《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收錄了毛澤東在第一、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抗日戰爭時期、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主要著作。
本文就毛澤東主持編輯《毛澤東選集》的原因、緣起、文章的選取等基本情況作一個簡要概述,以回應關于《毛澤東選集》的諸多謠言和非議,進一步深化毛澤東著作文本領域的研究。
一
為什么要編輯《毛澤東選集》,毛澤東主持編輯的《毛澤東選集》出版說明,開宗明義:“這部選集,包括了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各個時期中的重要著作。幾年前各地方曾經出過幾種不同版本的《毛澤東選集》,都是沒有經過著者審查的,體例頗為雜亂,文字亦有錯訛,有些重要的著作又沒有收進去?,F在的這部選集,是按照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所經歷的各個歷史時期并且按照著作年月次序而編輯的。這部選集盡可能地搜集了一些為各地方過去印行的集子還沒有包括在內的重要著作。選集中的各篇著作,都經著者校閱過,其中有些地方著者曾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正,也有個別的文章曾作了一些內容上的補充和修改。”1
編輯出版《毛澤東選集》,是國內廣大干部和群眾學習毛澤東思想、了解中國革命歷史經驗的迫切需要,也是世界上一些同情和關注中國革命的國家和人民了解中國的需要。在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一些解放區出版的幾種《毛澤東選集》,對于宣傳毛澤東思想和教育干部都發揮過作用。隨著中國革命取得全國勝利,在黨內,在全國人民中間,用毛澤東思想進行教育,武裝思想,成為黨和國家思想文化戰線上的一項重要工作。由中共中央正式編輯出版一部《毛澤東選集》的工作便提上了日程。
1949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黃洛峰在《出版委員會工作報告》中說:“1949年2月,中央決定成立出版委員會。出版委員會的重要任務之一是重排《毛澤東選集》。”“《毛選》是中國黨的一部最重要的文獻……毛主席的這部偉大著作,是經過《毛選》編委會的重新編選,交給我們重新排版。”“《毛選》新版在5月6日發稿,6月初排完,6月中旬我們校完了三校,現在編委會也已校對完畢,全部校樣,正送呈毛主席親自校閱中,業經毛主席親自校閱改正后第二次送校的約有500面,占全書的三分之一。”2可見編輯《毛澤東選集》新版,在西柏坡時已經開始。
毛澤東在1949年6月1日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斯大林的電報里說:“據說,在蘇聯已將東北局出版的《毛澤東選集》譯成俄文,擬在最近出版。但是該選集在論文的選擇方面和分類及次序排列方面均有缺點,并且在論文中也有許多錯字錯句?,F在中共中央正在重新選訂《毛澤東選集》,并經毛澤東同志親自校正,此校正本可于本年六月底出版。那時我們可將新版迅速送達蘇聯。所以希望暫不要將東北局出版的《毛澤東選集》俄文譯本付印,待我們的新版(《毛澤東選集》訂正本)送到時,根據此新版與原來的東北版對照作了增減和修訂后,再行出版。至盼。”3因形勢發展,毛澤東公務繁忙,新版《毛澤東選集》(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編輯、人民出版社版)延期出版。第一卷1951年10月出版,第二、三、四卷先后于1952年4月、1953年4月、1960年9月出版。
二
1950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成立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編輯出版《毛澤東選集》。為了使這部《選集》比新中國成立前的各種版本《選集》更全面、更權威,盡可能搜集各地過去出版的《毛澤東選集》中沒有收入的重要著作,還須有一個合理的體例,尤其是作者本人健在,可以對自己的著作進行審定。《毛澤東選集》的編輯工作是在毛澤東親自主持下進行的。毛澤東為編輯《毛澤東選集》投入很大的精力。他曾集中了一段時間,專門從事《選集》的編輯工作。這就是1951年3月初至4月底,毛澤東在河北省石家莊“小白樓”審閱《毛澤東選集》一至三卷的初選文稿。
毛澤東主持編輯工作主要是:選稿和確定篇目、對大部分文章精心修改和校訂,并為一部分文章撰寫題解和注釋幾個方面。有的篇目他滿意,當即定稿入選。有的篇目他不太滿意,認為不宜收入。有的篇目他曾反復審閱,最后還是不滿意而未入選。還有些曾經流行的著作,如《農村調查》,他的意見是不編入《選集》。又如《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1942年12月),根據他的意見,只編入其中的第一章《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原題為《關于過去工作的基本總結》)。在選稿過程中,有些文章曾作為入選篇目,決定編入第一卷,毛澤東在審定編目時決定“不收”。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布告》(1929年1月)、《尋鄔的土地斗爭》(1930年5月)、《查田運動的初步總結》(1933年8月)等。從現存的檔案看,有三十多篇文章,毛澤東在審定時批上“此件不用”“此件不收”“此文不收”“不用”“不收”等字樣。還有一些文章在決定是否選入《選集》時,他自己也是經過反復考慮的。有的文章,他甚至改擬了標題,寫了題解,最后還是未收入。如《在陜甘寧邊區第二屆農工展覽會上的講演詞》(1940年2月7日),最初曾考慮選入第三卷,毛澤東曾將標題改為《反對吃磨擦飯》,并寫了題解。再如1940年11月7日,《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投降活動的指示》,也曾考慮選入,后來毛澤東審定時寫上“此件不收”。
毛澤東在審閱計劃收入《選集》的文章時,首先是改擬了一些標題。后來收入《選集》的文章標題有數十篇是他改擬的。如第一卷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1928年10月5日)原題為《政治問題和邊界黨的任務》(見圖1)。
《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1937年5月3日)原題為《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目前階段的任務》;第二卷的《論政策》(1940年12月25日)原題為《中共中央關于政策問題的指示》(見圖2)。
《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1940年2月1日)原題為《相持階段中的形勢與任務》;《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1940年3月6日)原題為《中共中央關于政權問題的指示》等等。
毛澤東對收入《選集》的文章有些地方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正。如《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中批評教條主義,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命題。毛澤東在審閱《毛澤東選集》文稿時,將“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修改為“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這一重大命題表述更加確切。毛澤東對個別文章的內容作了適當的補充和修改。如《矛盾論》一文,毛澤東修改的比較多。
1951年3月8日,毛澤東致陳伯達、田家英信:“《矛盾論》作了一次修改,請即重排清樣兩份,一份交伯達看,一份送我再看。論形式邏輯的后面幾段,詞意不暢,還須修改。其他有些部分也還須作小的修改。此件在重看之后,覺得以不加入此次選集為宜,因為太像哲學教科書,放入選集將妨礙《實踐論》這篇論文的效力,不知你們感覺如何?”41951年3月15日,他致田家英信:“《矛盾論》的原稿請即送來。”51951年4月1日,他又致田家英信:“《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矛盾論》,請不要送去翻譯,校對后再送我看。”6毛澤東在反復修改之后,對原來第二章“形式論理的同一律與辯證法的矛盾律”這一部分仍覺不滿意,未收入1951年10月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后來收入1952年4月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二卷時,毛澤東仍將上述他不滿意的第二章全部刪去??梢娒珴蓶|對自己的文章是何等之審慎認真。
毛澤東除了選定編目和修改內容外,還親自寫了許多的題解和注釋?!哆x集》一至四卷第一版共有題解118篇,注釋872條。一至三卷的題解和注釋,有相當一部分是毛澤東親自撰寫的。從現存的不完全的檔案看,《選集》第一卷的16篇題解和249條注釋,就有10篇題解和120條注釋是毛澤東自己撰寫和修改的。在毛澤東自己撰寫的題解中,既有簡單的技術性的題解,如《論政策》一文的題解,毛澤東是這樣寫的:“這是毛澤東同志為中共中央寫的對黨內的指示”等。也有一些是對重要歷史背景的說明,還有一些是政治性、理論性的闡述。毛澤東為《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一文所作的題解就頗具代表性。毛澤東撰寫的一些題解和注釋具有和正文同樣的文獻價值和理論價值。如他為《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的憲政》撰寫的題解。
毛澤東在《毛澤東選集》的編輯過程中除對內容和文字作了必要的修改外,還親自作了一些校對工作。
新中國成立后,在毛澤東訪蘇時,斯大林與毛澤東談到出版毛澤東選集問題,斯大林建議毛澤東把自己寫的文章、起草的文件、報告等編輯成選集出版,以幫助人們了解中國革命的經驗。毛澤東向斯大林提出,希望蘇共中央派一位理論上強的人幫助看看他的文章可否成集。斯大林當即決定派理論家尤金來華。
尤金來中國時,《毛澤東選集》的第一卷大部分文章已經選好,并譯成俄文。尤金看后同毛澤東談了他對編輯《毛澤東選集》以及《選集》中文章的看法。他對毛澤東的著作頗為稱贊。對《實踐論》尤為推崇,并建議毛澤東把這篇文章寄送斯大林閱讀,以便在蘇聯的理論刊物上發表。毛澤東同意了他的建議,他立即將《實踐論》的譯稿經蘇聯駐華使館轉送斯大林,蘇共中央的理論刊物《布爾什維克》1950年第23期全文刊載了毛澤東這篇文章。1950年12月18日,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發表題為《論毛澤東著作〈實踐論〉》的評論,對《實踐論》作了全面論述,向廣大蘇聯讀者介紹并推薦了毛澤東這篇哲學著作。文章說,毛澤東寫這一著作,正是為了用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觀點去揭露教條主義者和經驗主義者——特別是教條主義者的主觀主義錯誤。毛澤東在其著作中簡潔和明晰地概述了唯物論的認識論——反映論。在他的著作中,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基本原理、關于實踐在認識過程中的作用的基本原理、關于革命理論在實際革命斗爭中意義的基本原理。
文章還提出,毛澤東這一著作的特點就是:對復雜哲學問題的深刻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與敘述的形象性和鮮明性結合在一起。作者一開始就說明了實踐在認識過程中的作用。他指出:馬克思以前的唯物論,離開人類社會,離開人類的歷史發展,去觀察認識問題,因此不能了解認識對社會實踐的依賴關系,即認識對生產與階級斗爭的依賴關系。正因為如此,所以舊的唯物論是抽象的、直觀的。相反地,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卻強調實踐在認識中的決定作用,等等。
評論對毛澤東的《實踐論》進行了全面闡述后指出,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這一論文,廣大的蘇聯科學界將帶著極大的興趣來閱讀。1951年1月,蘇聯還出版了《實踐論》的單行本。
《實踐論》在蘇聯發表后反響很好,毛澤東非常高興。1950年12月28日寫信給胡喬木,說“此兩文已看過,可以發表。第一天發表《實踐論》。第二天發表《真理報》的評論。分兩天登報”7。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人民日報》于12月29日、30日先后發表了《實踐論》和《真理報》編輯部的評論。
毛澤東還親自為《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選稿?!秮G掉幻想,準備斗爭》《別了,司徒雷登》《為什么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五篇文章,就是毛澤東自己選定的。
毛澤東1960年5月22日,在中央一次會議上談到和《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有關問題時說:“這個第四卷我有興趣。那個時候的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不如此不足以對付蔣介石。”毛澤東將他在革命年代的所有著述都視為“歷史事實的記錄”8。他說:“《毛選》第四卷就是記錄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的事。”
收入《毛澤東選集》的文章,除幾篇講話是別人根據他的講話記錄整理后經他本人修改定稿的,其他都是毛澤東自己寫的。唯一的例外就是《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45年4月20日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七次全體會議通過)。歷史決議是根據毛澤東1941年冬起草的《關于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框架起草的。毛澤東領導了歷史決議的起草工作,并作了多次修改。
1950年8月19日,毛澤東提議,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同志同意,將《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作為附錄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選集》將《決議》中的“毛澤東思想”改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毛澤東同志的路線”“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或者刪掉。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出版兩年后,1954年3月29日,英國共產黨總書記波立特給中共中央來信中提出他們在翻譯《毛澤東選集》第二卷時,準備將《戰爭和戰略問題》一文的頭兩段從英譯本中刪去。在這兩段中,毛澤東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是普遍地對的,不論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但是在同一個原則下,就無產階級政黨在各種條件下執行這個原則的表現說來,則基于條件的不同而不一致。”9同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復信波立特,明確表示:我們不能同意在《毛澤東選集》英譯本中把《戰爭和戰略問題》的頭兩段刪去的提議,“因為毛澤東同志在該文件中所說到的原則,是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并不因為國際形勢的變化,而須要作什么修正。而且《毛澤東選集》已經出版俄文版及其他外國文版,都沒有作什么修改”10。這封信經毛澤東審閱后于8月23日發出。據說:英共出版的英文版《毛澤東選集》將《戰爭和戰略問題》頭兩段刪去。1956年3月14日,毛澤東《同長征、艾地的談話》中說:“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和波立特同志的意見是不一致的。”11
三
《毛澤東選集》第一版的注釋,由于受當時資料條件和研究水平的限制,有一些注釋在人物和事件的評價上以至文字的表述上存在一些缺點以至錯訛。毛澤東生前就曾指示要修改注釋。1991年6月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二版對第一版的注釋大部分都作了不同程度的改動。第二版198頁倒6行注[25]對第一版(橫排本)182頁倒6行注[19]“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的注釋作了修改(詳見注釋原文)。我們認為:對原注中存在的一些具體史實表述不確切,訂正是必要的,也是一種貢獻。但卻否定了兩個具有根本性質的歷史史實,即否定了原注中指出的張國燾被迫同意北上后“仍然堅持反黨,堅持他一貫的退卻主義和取消主義”和張國燾違背中央部署,命令紅四方面軍主力二萬余人(即五個軍中的三個軍加四方面軍總部西渡,非“一部”所能準確表達的)提前西渡的史實。對前一個史實的修改,根本否定了被迫作出北上轉移的張國燾長時間內仍拒絕承認中央、拒絕與中央會合、堅持其向甘西退卻的歷史;對后一個史實張國燾命令的修改,根本否定了紅四方面軍主力提前西渡是張國燾畏敵避戰、破壞中央關于寧夏戰役部署、企圖在甘西形成與中央分庭抗禮的獨立局面而命令和策劃的歷史,改成了“奉中央軍委指示西渡黃河”。這種修改是極不適當的。我們查遍了所有有關的檔案文獻,包括中央的會議記錄、來往電報、中央的指示、決議等,黨中央、中央軍委、中革軍委從來沒有主動指示和命令四方面軍西渡黃河。[新注文]中“奉中央軍委指示西渡黃河”是無根據的。
關于西路軍失敗的原因?!吨醒胝尉株P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1937年3月31日)明確指出:“西路軍向甘北前進與西路軍的嚴重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12[新注文]:“他們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終因敵眾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敗。”這種關于失敗原因的論述,能使我們吸取什么經驗教訓?按照這種邏輯,紅軍還能生存發展嗎?
檔案是歷史的真實記錄,是研究歷史的憑證。歷史文電俱在,檔案文獻資料證明:1936年10月下旬紅四方面軍兩萬多人西渡黃河是“張國燾命令”確實無疑。歷史是任何人想改變也改變不了的。為維護黨和國家歷史的真實面貌,我們建議,根據歷史事實修改這條[新注文],維護歷史的真實面貌。
1991年《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第二版出版10年后,網上流傳一篇署名羅冰的所謂《〈毛澤東選集〉真相》的文章,謊稱:“《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的一百六十余篇文章中毛澤東起草的只有十二篇,經毛澤東修改的共有十三篇,其余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他領導成員,或中共中央辦公廳以及毛澤東的秘書等人起草的。”這純屬無中生有、肆意捏造的謠言。《真相》誣稱:《毛澤東選集》中《改造我們的學習》《論人民民主專政》等著作都“不是毛澤東寫的,最后都變成毛澤東寫的了”,“這就構成‘知識產權’的侵權問題”。真是一派胡言。我已有專文“羅冰的所謂《〈毛澤東選集〉真相》究竟是‘真相’還是捏造的謠言”批駁,不再重述,大家可以查閱。
《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的出版,在廣大干部和群眾中掀起了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熱潮,毛澤東思想深入人心,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國際上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1964年3月24日毛澤東談到《毛澤東選集》時,深有感慨地說:“這是血的著作。”13《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本,是經受了歷史檢驗的科學著作。盡管其中一些注釋表述上有些缺陷,我認為毛澤東主持編輯的《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本)是毛澤東著作版本最具權威性的最佳版本。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新形勢下,我們要堅持和運用好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把我們黨建設好,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繼續推向前進。”14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毛澤東思想必將為振興中華,實現黨的崇高遠大理想,繼續發揮偉大的指導作用。
來源 :《毛澤東研究》2019年05期
作者:齊得平(中央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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