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用《毛澤東年譜（1949—1976）》深化毛澤東研究的三維論析
【摘 要】以經典文獻為根據，是當前深化毛澤東研究的方法自覺和基本路徑。高質量提升毛澤東研究的學理化進程，特別是旗幟鮮明、理直氣壯地批駁毛澤東研究學術進程中出現的各種雜音，需要重視經典文獻的互聯深讀和使用。《毛澤東年譜（1949—1976）》作為記載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的思想和實踐最全面、最豐富的編年體著作，是深化毛澤東思想研究、回應晚年毛澤東研究各種爭議問題的權威文獻，其內在價值仍亟待引起毛澤東研究者足夠重視。研究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的思想和實踐，需要自覺以《毛澤東年譜（1949—1976）》為權威依據，站穩立場、端正態度，在深度運用該文獻中不斷強化毛澤東研究的問題意識。
經典文獻在人物思想研究中始終居于不可或缺的基礎地位。誠然，深化毛澤東研究需要在高層維度引入新的分析框架和方法論資源，在中層維度審視毛澤東研究的傳統范式，但在基層維度仍需要加強毛澤東經典文獻的細分、苦讀和深究。相較于前兩個維度，以經典文獻為依據是基礎性工程，重要性不言而喻。正如有學者指出，“現在主要的不是研究的檔案文獻太少，而是對這些檔案文獻利用不夠，下功夫去研究不夠”。《毛澤東年譜（1949—1976）》（以下簡稱《年譜》）是為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由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于2013年編纂出版的一部比較全面地反映毛澤東領導建立新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27年歷程的編年體著作，“為研究新中國成立以后毛澤東的思想理論和工作實踐，研究中國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取得的歷史成就、經驗教訓和艱辛探索，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形成基礎，提供了豐富史料”，可以說，“人們要研究毛澤東，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段歷史，無視或繞過這部《年譜》就是更有缺陷的了”。目前學界基于《年譜》，在毛澤東探索中國式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實踐經驗和理論創造，毛澤東在黨史、國史重大決策和相關歷史事件中的權重及其影響，晚年毛澤東研究若干問題的澄清與回應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產生了較好的學術效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進程的全面開啟為繼續高揚毛澤東思想研究旗幟提供了更為寬闊的舞臺。為此，以《年譜》為中心、結合新的時代主題，深度梳理毛澤東探索中國式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思想理論資源，旗幟鮮明、理直氣壯地批駁毛澤東研究中出現的各種雜音，廓清毛澤東研究各種爭議問題的迷霧，仍是毛澤東研究者亟須明確、自覺承擔的重大理論課題。
一、自覺端正運用《年譜》的根本態度
改革開放以來，國內對毛澤東及其思想的學術研究已經走過40多年風雨歷程，多角度、多視野、多層次地產生了一大批高質量研究成果。同時，毛澤東思想及其研究也面臨“新材料挖掘和使用難、新研究領域開辟難、創新性觀點提出難”的“三難”困境。就筆者體會而言，相較于毛澤東研究中“三難”困境的突圍，深化毛澤東研究首先需要解決的一個根本問題還是要自覺端正研究態度，運用《年譜》研究毛澤東亦然。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論述干群關系時指出：“很多人對于官兵關系、軍民關系弄不好，以為是方法不對，我總告訴他們是根本態度（或根本宗旨）問題，這態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那些認為不是根本態度問題而是技術問題的人，實在是想錯了，應該加以改正才對。”毛澤東這段論述對于處理學術研究中的主客體關系同樣具有指導意義。根本而言，運用《年譜》深化毛澤東研究的成效不是技術或方法問題，態度問題是根本問題，更多取決于研究者的態度和立場。運用《年譜》深化毛澤東研究涉及毛澤東、《年譜》和研究議題三方面要素。研究者在這三方面的根本態度構成了運用《年譜》深化毛澤東研究的基本前提，研究者對毛澤東的情感和態度，對《年譜》文本的認知態度以及對研究議題設置的態度不僅共同決定了研究成果的基本價值取向，也決定著其研究成果的科學性和說服力，任何一方面態度出現偏差，都會造成研究成果失真、失效。這就是說，運用《年譜》深化毛澤東研究，需要高度認同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領導中國人民徹底改變自己命運和國家面貌的一代偉人的身份，高度認同《年譜》文本的權威性，嚴肅鄭重設置研究議題，如此才能研有所獲，使相關研究成果經得起實踐和時間檢驗。這在毛澤東研究中呈現出重要的方法論指導意義。運用《年譜》深化毛澤東研究需要高度認同毛澤東的歷史偉人身份，充分肯定毛澤東對艱辛探索中國式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所作出的偉大貢獻。就人物研究而言，研究者的立場是根本問題、原則問題。研究毛澤東，立場問題尤為重要。對毛澤東本人的態度、評價、情感構成了開展毛澤東研究的基本前提，這從根本上決定了研究者對毛澤東及其時代的價值認知，決定了研究成果的價值取向。鄧小平就多次強調，必須站在人民利益、民族發展、國家命運的宏大立場來科學認識毛澤東在長期革命斗爭中為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立下的永遠不可磨滅的偉大功勛，“不提毛澤東思想，對毛澤東同志的功過評價不恰當，老工人通不過，土改時候的貧下中農通不過，同他們相聯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過。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從我們中國人民的感情來說，我們永遠把他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締造者來紀念”。如此，才能給予毛澤東這一領導中國人民徹底改變自己命運和國家面貌的一代偉人應有的尊重，其相關研究才能經得起歷史和人民的檢驗，才符合人民群眾內心真正的情感要求。很難想象，一個對毛澤東本人持否定態度的人，其對毛澤東的研究會契合人民的感情和時代的要求。只有基于宏大的歷史視野，站在人民的立場、民族的立場、國家的立場，充分肯定毛澤東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的身份地位，高度認同毛澤東是近代以來中國偉大的愛國者和民族英雄，是領導中國人民徹底改變自己命運和國家面貌的一代偉人的偉大功績，才能在閱讀使用《年譜》時保持積極穩重的研究情緒，秉持開闊奮進的研究視野，使相關研究既契合歷史的邏輯又適應時代的期許。在對待《年譜》文本的態度方面，研究者需要高度認同《年譜》文獻的權威性地位。《年譜》作為中央組織公開出版發行的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的重要文獻，無論是從主持編纂單位、出版發行單位還是從內在屬性看，其在毛澤東研究中的權威地位都毋庸置疑。《年譜》是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會的領導下進行編纂的，它以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檔案材料為主要依據，采用客觀記述方法，發表了大量未編入毛澤東著作集的講話和談話，且編寫者基本上引用原文、原話，一般不作轉述或概括，保持毛澤東的原意和語言風格，追求資料性、權威性和學術性的統一，注重系統性、完整性和可讀性的統一。同已經出版的一些年譜相比較，這部年譜長條目較多，主要是記述毛澤東的報告、講話、談話，對文件的修改和文字較長的批示、按語等，不論是已經公開發表的，還是沒有公開發表的，根據文稿內容，有的全文收入，有的摘要收入，正確的、錯誤的、正確與錯誤交叉的都選，就是為了比較充分地全面地反映毛澤東的思想。可以說，如果缺少對《年譜》真實性、權威性的高度認同，懷疑《年譜》中載述的史實材料不真實，甚至運用其他各種非官方材料質疑《年譜》材料的真實性、權威性，那么運用《年譜》深化毛澤東研究不僅無從談起，而且所得研究結果定會南轅北轍。這就要求研究者在閱讀使用《年譜》時，在高度認同毛澤東歷史地位的同時完全認同《年譜》的真實性、權威性，將之作為批駁毛澤東研究中各種“揭密”“回憶”“真實”等非官方著作材料的最權威依據，如此才能更好更全方位地呈現《年譜》蘊含的研究價值。在研究議題設置方面，研究者要秉持嚴肅鄭重的研究態度，在運用《年譜》中明確毛澤東研究的真問題、大問題、新問題，避免毛澤東研究及解讀的碎片化、個體化，“真正做到按照歷史前后相續的時間鏈，展示理論探索的復雜性、曲折性、思想的多維和多彩，盡量警惕和克服‘結果倒推’‘勝者為王’的思路”。毛澤東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偽問題和舊問題，尤其是一些不成問題的問題，如脫離具體歷史語境而抽象談論毛澤東思想的理論淵源、發展脈絡、歷史意義等問題，根本而言不是因研究者材料選用范圍有限，問題意識不明確及研究視角陳舊，而是研究態度的隨意和不嚴肅，根據特定意圖任意裁剪毛澤東，其結果往往使研究成果呈現出膚淺化、“虛幻化”色彩，不僅與真實再現毛澤東的思想肖像南轅北轍，而且從根本而言則有可能是“常常阻礙了對歷史的理解”。這需要毛澤東研究者放寬視野，將文本與史實結合起來，在歷史和理論的深處設置研究議題，在對中國近現代歷史、中國共產黨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有比較深入的了解和體悟中，抓住毛澤東思想形成的深刻背景及其在理論與實踐互動中的演進變化。這就是說，在以《年譜》等經典文本為基礎的前提下，研究者需要更多地去關注文本生成的歷史背景，深刻體會毛澤東某一思想觀點背后所面對和所要解決的歷史問題，從中發現毛澤東某一思想觀點結論的形成、調整、完善和復雜的多面性。此外，在《年譜》運用中科學設置毛澤東研究議題，還需要站在時代高度提出新的論題。需要指出的是，站在時代高度、貫通歷史與現實來設置研究議題，仍然要警惕以今度古，慎用一些有特定內涵和時代特色的概念、理念、口號套用在毛澤東身上，把毛澤東在特定歷史背景下的想法和結論提煉出來，使其脫離原來語境并將其與現實強行關聯。鑒于毛澤東本人的歷史偉人地位，《年譜》本身“始終遵循客觀記述、不作評論”，嚴肅性、客觀性的編纂特征以及毛澤東研究議題的嚴肅鄭重，研究者在運用《年譜》時應自覺地旗幟鮮明標明立場、端正態度，在此基礎上拓寬與《年譜》相關的文獻材料使用范圍，逐漸提升毛澤東研究的問題意識和研究能力，將以《年譜》為中心的毛澤東研究扎實向前推進。
二、以《年譜》為中心拓寬毛澤東研究相關文獻材料的使用范圍
對于從事毛澤東研究的學者而言，結合使用毛澤東“直入性文本”和“旁引性文本”等多種文獻來立體呈現毛澤東的思想肖像是極其重要的方法，“在毛澤東研究領域，文本具有的‘多元化’與‘復雜化’的特征，這決定了我們必須有選擇、有區別地對待毛澤東研究中的‘文本資源群’并實現兩類文本的綜合利用，這樣才能準確地勾畫出毛澤東真實而豐滿的思想肖像”。值得繼續深思的是，在盡力呈現毛澤東的思想圖景時，不僅需要重視“直入性文本”和“旁引性文本”間的比較分析、綜合使用，還要重視“直入性文本”與“直入性文本”之間、“旁引性文本”與“旁引性文本”之間的綜合分析和比較使用。在運用《年譜》時，特別是要以《年譜》為準繩驗證一些毛澤東研究“旁引性文本”材料的真實性、可用性，這是深化毛澤東研究必須重視的基本問題和必然路徑。（一）以《年譜》為準繩確證非正式出版的毛澤東著作的真實性與可用性《年譜》作為按年月日記載毛澤東生平事跡的著作，首要特征就是史料真實權威。盡管《年譜》未能收納記錄毛澤東一生中的全部材料，特別是在一些敏感時間節點的檔案材料，但可以肯定的是，《年譜》以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檔案材料為主要依據力求全面反映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的思想，其載述公布的檔案文獻材料一定是現階段最適宜、最真實也是最權威的，是驗證諸多非正式出版的毛澤東著作或相關文獻材料是否可用的“定海神針”。如關于毛澤東七十三歲生日談話的內容，《年譜》《毛澤東傳》《毛澤東思想萬歲》《王力反思錄》《戚本禹回憶錄》等都有記載，在使用這則材料時就應該以《年譜》為準繩對其他版本進行甄別判斷。1966年12月26日晚，毛澤東過73歲生日，他臨時通知江青、陳伯達、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等人到中南海游泳池住處吃飯，并進行了一次重要談話，林彪、周恩來、陶鑄、康生、李富春沒有參加。逄先知、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傳》指出：“毛澤東的這篇講話十分重要，但沒有留下正式記錄。據參加這次晚宴的王力說，毛澤東講話中給他印象很深。”如果忽略這次談話或引用文獻不當，則對于毛澤東當時的考慮、心境等都難以有準確深刻的認知。《年譜》對此有著詳細記述。應該說，《年譜》在部分內容上的“瘦身”是有其必要性的，但這并不影響其真實性和權威性，同時也給毛澤東研究者留下了較為寬闊的探索空間。因此，以《年譜》為權威準繩斟酌鑒別《毛澤東思想萬歲》等其他非正式版毛澤東文獻，一方面可以確定其所刊載內容的真偽，標定其可信度、可用度；另一方面，又能基于毛澤東非官方文獻的豐富性、靈活性，對《年譜》特定、關鍵時間節點中由于種種原因而沒有記載的內容進行參考性補充，這是一項很有意義也很重要的研究工作。以《年譜》為基準對相關材料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無疑能夠更好地奠定深化新中國成立后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的研究、深化毛澤東研究的文獻基礎。（二）重視《年譜》與黨的其他領導人年譜傳記等文獻的比較使用從目前學界直接以《年譜》為題研究毛澤東的相關成果來看，存在一個比較明顯的問題就是文獻材料的使用過于單一，往往只參考選用了《年譜》一種文獻進行論證，這影響了運用《年譜》深化毛澤東研究的豐富性和說服力。應該在反復研讀《年譜》的基礎上拓寬研究視野，重視《毛澤東年譜》與其他重要領導人的年譜如《周恩來年譜》《劉少奇年譜》《陳云年譜》《鄧小平年譜》等重要文獻進行比較分析，重視各種文獻材料之間的印證互補，如此方能更加深化毛澤東研究，在中共黨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研究方面才會有更多新發現，獲得更多新成果，并使相關研究更具說服力。如對“九一三事件”的研究，其中一個爭議性極大的問題即林彪叛逃所乘坐的三叉戟飛機墜毀之謎。《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關于此事的記述為，“當日，致信毛澤東，匯報以上工作情況，并附送空司一份獲悉蒙古溫都爾汗地區一軍用飛機墜落起火的電文”。《毛澤東傳》對此明確記述為：“根據中國駐蒙古使館人員前往墜機現場查看的報告和有關專家的分析論證，終于揭開了林彪飛機墜毀之‘謎’：當‘三叉戟’飛機飛臨溫都爾汗上空時，因油料不足，機上又沒有領航員和報務員，不得不就地迫降。迫降時因機身擦地起火爆炸，機上人員全部死亡。”《年譜》更正了“迫降爆炸”說，對此記述為：
“9月13日晚，周恩來向毛澤東報送為應對林彪出逃事件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擬定的緊急戰備指示，并且附上兩張空軍司令部的工作報告，內稱：‘九月十三日十八時零四分，蒙古國雷達團團長向所屬各連發報說，凌晨二時半，有一架不明作戰飛機在溫都爾汗東北方向六十公里處著火掉下來了，按照國防部長命令從十八時起進入一等戒備。’”
我們回過頭再去看《周恩來年譜》“墜落起火”的記述，就非常值得琢磨尋味，對此就有了兩種理解：一是這架飛機在空中著火后才墜落在地，二是這架飛機墜落地后爆炸起火。《毛澤東年譜》更正了《周恩來年譜》中模棱兩可的表述以及《毛澤東傳》中的“迫降爆炸”說，明確說明了飛機是從空中著火而最終墜毀的，這就為林彪墜機事件提供了極其重要的檔案文獻，也規定了這一事件可以研究的焦點，即飛機為何會在空中著火這一問題上。又如，九屆二中全會結束以后，周恩來于9月9日飛回北京，10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相較于《周恩來年譜》中公布的三項會議內容，《年譜》進行了兩方面補充說明：一是具體指明第一事項中所載“中央辦公廳有關負責人”為“王良恩、楊德中、李鑫三人處理”并補充“目前情況一般，尚未出現過分緊張狀態”。更為耐人尋味的是，《年譜》補充了這次政治局會議的第四項內容，即“提議耿飚為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兼黨委書記”。為何這次政治局會議中的這一重要內容在《周恩來年譜》中會被略去，而在《毛澤東年譜》出版時中又將其增添回來？為何在《周恩來年譜》《毛澤東傳》中鮮有提及的耿飚在《年譜》中會多有提及，這一細節值得分析研究。這就需要以此為線索著重分析耿飚的政治生涯，著重厘清耿飚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政治關系，再去分析《周恩來年譜》第一次出版的時間節點（1997）和《毛澤東年譜（1949—1976）》出版的時間節點（2013），如此不僅能深入體會歷史的生動性，更能對中央編纂領導人年譜的基本原則有更為直觀、更為清晰、更為深刻的認知和理解，也能對如何看待《年譜》的重要價值有著更為理性的態度，這點對于運用研究《年譜》等“旁引性文本”具有重要啟示價值。因此，閱讀使用《年譜》必須結合參考其他領導人的年譜傳記等文獻進行比較參考、綜合分析，這是進一步以《年譜》為中心深化毛澤東研究的一個重要的致思方向。（三）重視《年譜》與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回憶文獻的結合使用“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在中國近現代史上，與毛澤東波瀾壯闊的一生有過直接交集的人不計其數，某些重要歷史事件的直接參與者特別是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陸陸續續的回憶、訪談等材料構成了深化毛澤東研究，建構起立體、真實、豐富的毛澤東肖像的重要文獻補充。但作為政治家的毛澤東，在工作中所指定要接見的人一般都是有所考慮的，與這些人進行的工作談話一般都是“有的放矢”的。研究《年譜》應側重考察在提出某一觀點之前，毛澤東前后都見了哪些人物，對不同人談話的側重點的變化，再繼續查閱這些人相關回憶文章，就能看出在某一時間段毛澤東的思考重心在哪里，他思想的前后變動在哪里，這方面值得深入挖掘的內容很多。因此，運用《年譜》研究毛澤東就要重視與毛澤東接觸者相關回憶文獻的使用，“仔細通讀《年譜》，再以《年譜》為線索去查找相關的材料或采訪相關的人士等，對于廓清中共黨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的一些人物和事件，對于考察毛澤東一系列重大決策的來龍去脈，對于弄清毛澤東如何認識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如何認識和運用馬列主義、如何認識中國國情、如何分析判斷世界局勢以及如何建設中國共產黨，以及了解毛澤東的性格、了解和評價毛澤東主政的27年歷史等，無疑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著作”。如1965年5月毛澤東重上井岡山，25日毛澤東同劉俊秀、王卓超、汪東興等人的談話，主要是強調革命勝利來之不易和繼續堅持井岡山革命精神，《年譜》對此有簡要記述，毛澤東說：“我早想回井岡山看看，一別就是三十多年。為了創建這塊革命根據地，不少革命先烈犧牲了自己的生命，犧牲時都只有二十幾歲呀！沒有過去井岡山艱難的奮斗，就不可能有今天。”當得知井岡山修起了水電站和四條公路，辦起了工廠、學校，農民住上了新瓦房時，他說：“今天的井岡山比起三十八年前大不相同了。我相信井岡山將來還會變得更好，更神氣。但是我勸大家，日子好過了，艱苦奮斗的精神不要丟了，井岡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丟了。”如果僅對《年譜》這段記載進行“直接閱讀”的話，得出的最大信息就是毛澤東強調要繼續堅持井岡山革命精神。但為何毛澤東在這個歷史時間點重上革命發源地井岡山并如此強調井岡山革命精神？他更深層次的心理動機是什么？這就需要更進一步摸索和梳理。以《年譜》記述的人物為線索去查找有關當事人的相關文獻就會發現，毛澤東的這次談話不僅內容意蘊深遠，而且情緒激動憂郁、情感深沉雋永，著重表達了對黨員干部蛻化變質等問題的深深擔憂以及對中國社會發展道路選擇、如何繼續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深深憂思。王卓超詳細回憶了時任江西省副省長的他陪同毛澤東重上井岡山的基本經過和這次談話內容，其中我們可以體會到毛澤東強烈的“幸存者”憂患心理以及對中國社會主義前途命運的深切憂慮，王卓超回憶道：那天下午，毛主席情緒激動又有幾分憂郁。那是我一生親聆毛主席講話并相互交談時間最長的一次，大約兩個多小時。毛澤東認為，要發揚井岡山精神，首先要分清路線問題，看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要吸取蘇聯教訓。當被問到“毛主席講這些話時，您當時能理解嗎”，王卓超說：不理解。當時我們幾個人都感到蘇聯這樣的事情離我們國家、離中國共產黨很遠。記得毛主席一邊抽煙一邊說：
“事情不是那么簡單，人家資本主義制度發展了幾百年，比社會主義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中國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會歷史長，地區發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國主義弱肉強食，搞得民不聊生，實際上四分五裂。我們這樣的條件搞資本主義，只能是別人的附庸。帝國主義在能源、資金等許多方面都有優勢。美國對西歐資本主義國家既合作又排擠，怎么可能讓落后的中國獨立發展，后來居上？過去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資本主義道路，我看還是走不通。要走，我們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宗旨。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搞不好，還會被敵人利用。”“防止一切工作人員利用職權享受任何特權。蘇聯修正主義正是由于有了一個特權階層，把列寧的黨變成了修正主義的黨，國家也變了顏色。我們不能像他們那樣。要在怎樣防止特權階層方面有一整套好制度，要繼承井岡山的好制度、好作風。井岡山精神不僅僅是艱苦奮斗，士兵委員會和支部建在連上意義一樣深遠。它們都是井岡山革命精神。”
將此文獻與《年譜》的這段記述結合起來進行比較分析、仔細研讀，就大大擴展了《年譜》關于毛澤東重上井岡山的歷史空間，充實了毛澤東“故國人民有所思”的歷史信息，有益于更加準確地理解毛澤東強調要堅持井岡山革命精神和優良制度的思想背景和具體所指，同時有益于更加深刻地把握晚年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前途命運深深憂慮的復雜心理。而更進一步將王卓超的這段回憶與張玉鳳、吳旭君等人關于晚年毛澤東憂思焦慮的一些視頻訪談、回憶文章進行比較分析，結合使用，就能對毛澤東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探索的深層心理動機有更理性、更客觀的認知，也能對毛澤東對如何鞏固社會主義制度關注重點的變化有更深刻的理解。總之，在毛澤東研究的文獻資源庫中，無論是選集、文集等“直入性文本”，還是《年譜》、傳記等“旁引性文本”都不能通過自身就能確證其存在性，必須把它們置于開放的文本網絡、置于彼此與彼此之間、彼此內部之間的網絡交織中進行研究。這就是說，“不能僅僅依靠對某種單一文本的解讀便試圖把握毛澤東的思想肖像，必須引入‘互文性’的視角，實現對多元文本的綜合利用”，如此則能打破毛澤東研究中“碎片化”“片段化”的傾向。可以說，將《年譜》與毛澤東接觸者相關回憶文獻結合使用，會極大地豐富勾勒毛澤東思想肖像的材料庫，在與毛澤東著作研究相結合的過程中，就能縮短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時空局限，使研究成果更趨真實客觀，更具說服力。
三、在運用《年譜》中進一步提升毛澤東研究的問題意識
以《年譜》為中心研究毛澤東要強化“問題意識”。所謂“問題意識”“不等同于對作為具體研究對象的歷史問題或議題本身內容的梳理和建構”，它“只有在研究者對自身和研究對象以及二者關系等根本問題產生深刻體認的基礎上才能生發并得到進一步形塑”。就運用《年譜》深化毛澤東研究而言，就是要清晰明確地辨清毛澤東研究中的真偽問題、大小問題和新舊問題，并將這種自覺的問題意識貫徹于《年譜》的閱讀使用，在運用《年譜》中不斷明確毛澤東研究中的真問題、大問題和新問題，提升毛澤東研究的學理性和科學化。“科學鑒別毛澤東研究的‘真問題’與‘偽問題’是推進‘問題研究’范式深入發展的重要環節。”“所謂‘真問題’即是從毛澤東時代客觀歷史情境以及主體思想發展的真實軌跡出發，并且契合當下社會歷史發展現實需要的具有特定真理性與價值性的‘問題’。”“所謂‘偽問題’即是基于特定考量而產生的與歷史、邏輯并不相符的主觀性判斷或曲解。”縱觀基于《年譜》研究毛澤東的相關成果可以發現，其中有所發現、有所創造，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著作并不很多，其癥結在于研究者所涉及的一些議題并不是毛澤東研究中的真問題，而是一些偽問題。就一些選題而言，許多問題都是閉門造車、自己“苦思冥想”設定而非毛澤東研究界公認的前沿問題，其所針對的“問題”本身就是不成問題的問題，是偽問題、假問題，特別是將時下一些最新的標語口號“移植”“嫁接”到毛澤東身上的各種選題，極大影響了毛澤東研究應有的學術性和科學性。此外，從一些毛澤東研究的理論文章解決所設問題的邏輯理路看，其對相關問題的癥結難點，解決問題的技術方法及前景展望等均缺少全面詳盡的分析論證，常常是按照自己設定的線索和思路推演一番便得出結論，這種“想當然”“自圓其說”式的研究固然是有局限的，也經不起推敲，根本上是一種只證實不證偽的偽研究，甚至陷入“擴張式”閱讀或“象征性”解讀的理論誤區。進一步從研究結論看，許多旨在解決現實問題的《年譜》研究成果，其本身并無明確細致的解決方案或是僅給出比較淺薄的泛泛結論，也談不上是真正嚴肅的研究。因此，基于《年譜》增強辨別毛澤東研究真偽問題的能力，從歷史與邏輯相結合的視角出發，選擇毛澤東研究中真正需要解決而尚未解決的重大現實與理論問題，深刻揭示對于當代中國乃至世界具有持續性影響的“毛澤東問題”，如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文化模式轉換問題的思考，關于現代性難題的思考，等等，并在努力解決這些問題中得出新的認識或糾正以往的見解，這樣才能產生真正有價值的研究成果。毛澤東作為公平、正義、自強、奮斗的民族符號深刻影響著當代國人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結構，因此，毛澤東研究從來就不是一個純粹的學術問題，而根本上一個嚴肅的、大的政治問題，“當人們面對‘毛澤東問題’時，實際上其潛在的預設都存留著研究者自身對于良好社會制度和秩序的一種愿景（Vision）”。因此，為“推進我們國家的進一步發展，使我們對于目前的生活狀況、我們這個國家的結構以及我們將來發展的方向性的把握，重新與毛澤東‘對話’，從他的著作和思想中間吸取正面和負面的營養，都是很重要的”。這就要對運用《年譜》研究毛澤東中的大問題有清晰明確的理論自覺，如基于《年譜》而展開的對毛澤東處理社會主義矛盾思路及方法論的研究，對毛澤東與新形勢下“全面從嚴治黨的關鍵和突破口”以及“建構中國特色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都是值得關注的大問題。相較而言，基于《年譜》對毛澤東某一具體思想、具體實踐、待人接物、個性風格的研究屬于小問題。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一條基本經驗，就是不斷在回答時代和實踐發展提出的重大問題中進行理論創新，因此，運用《年譜》研究毛澤東更應是以回應與解決時代的大問題為主要側重點和致思方向。此外，也要基于《年譜》重視毛澤東研究中大小問題之間的“中層問題”“中層概念”的研究。如“限制資產階級法權”“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等，這些“中層概念”“既承載著毛澤東時代的宏大政治理想或主導型政治意識形態的核心價值與現實訴求，又主導著一系列次級群眾運動以及與此相關的政治思想（意識形態）的生成與發展”，因此，加強類似“中層概念”的研究，將其作為統攝宏觀與微觀層次歷史的一種視角或手段，將“為整個毛澤東時代思想史的深度研析提供了有效的學術生長點，將極大地有利于重新理解和書寫當代中國的歷史脈絡與思想景觀”。為避免運用《年譜》深化毛澤東研究中相關議題的重復性陳述和闡發，拓展運用《年譜》深化毛澤東研究的創新性，一個重要路徑就是要辨清毛澤東研究中的新舊問題。在運用《年譜》探究毛澤東研究中的新問題，就需要在《年譜》研究過程中重視研究方法和研究視角的創新和轉換。目前學界關于毛澤東思想體系的核心概念等方面的研究仍相對薄弱，主要是將毛澤東的某一核心概念基于時間順序加以簡單界說，這就使目前學界關于毛澤東思想史的研究成果既缺少一定生命感、鮮活感和動態感，在總體上呈現出平面化、靜態化的特征，又忽略了毛澤東思想形成過程中的精彩細微之處，無法走向其思想歷史和邏輯的深處。因此，以概念史為分析方法，基于《年譜》認真梳理毛澤東思想體系中重要概念的生成，尤其是這一概念在歷史進程中內涵的嬗變及其原因和影響，理應是毛澤東思想史研究的重中之重。而對于毛澤東及其時代具有歷史性象征符號的解讀與詮釋，包括毛澤東時代的題詞、墻畫、標語、口號、政治儀式等，也已成為新文化史的基本理論共識和學術訴求。除引入新的方法論來增強運用《年譜》研究毛澤東新問題的能力，通過研究視角的創新和轉換使毛澤東研究中的一些老問題釋放出新意蘊，同樣值得重視。如學界對毛澤東讀書生活的研究早已展開，《年譜》也翔實記述了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在不同時期的所讀書目，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前前后后所讀的古籍篇目。越到晚年，毛澤東越傾向于與古人對話，與自己對話。因此，研究毛澤東的一個很好介入點，就是在具體的、歷史的情境中對毛澤東所讀古書進行解讀。其中特別值得重視的一個問題是毛澤東讀書過程中的“誤讀”或“超讀”現象，“毛澤東孜孜不倦地研讀史書，將其視為工作的一種需要而不僅僅是作為一種精神享受或個人偏愛，其目的是要從歷史中發現未來，從歷史教訓中總結經驗，挖掘和提煉出指導他所著手的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方法和策略”。從表面上看，有些書里記載的人或事與毛澤東也許并沒有直接聯系，但毛澤東恰恰讀到了常人根本讀不到的東西，讀出了超越書籍表面內容的東西。如，1969年6月3日，毛澤東讀《南史·陳慶之傳》批注：“再讀此傳，為之神往。”已有學者對毛澤東重讀此傳并批注“神往”的歷史背景和個人思緒做了精彩解讀，但筆者在這里需要補充的是，毛澤東“神往”的一個重要原因還在于，他在陳慶之身上看到了太多自己的身影：一位生活節儉隨意，不會騎馬射箭、舞刀弄槍卻又在戰爭中無往不勝，多謀善斷且深得人心的文韜武略型領導者，即“儉素不衣紈綺，不好絲竹。射不穿札，馬非所便，而善撫軍士，能得其死力”。據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回憶，在臨終前的日子里，毛澤東喜歡懷念往事，常談起戰爭年代和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事情，愿意看這方面內容的電影。有時，他還要來一些舊照片反復地看。據工作人員回憶，對兩張舊照片，毛澤東看得津津有味：一張是他穿著打補丁的褲子在延安給一二〇師干部做報告（一九四二年），另一張是他騎馬行軍于轉戰陜北途中（一九四七年）。這或許為我們提供了解開這位偉人一生精神情趣、心理性格的重要鑰匙。毛澤東久久回味這兩張照片，與他對自身“文韜”“武略”的身份定位關系極大，“神往”陳慶之也概由于此吧。又如1973年9月下旬，毛澤東就指示有關人員注釋和印制大字本的柳宗元《詠荊軻》，盡管毛澤東對此詩并沒有相關批注，但聯系他讀此詩的時間點及“荊軻刺秦”這一歷史事件中人和事在當時語境中的潛在代指，毛澤東此時心中的百感意蘊就頗耐人尋味了。結合一定歷史情境，具體分析毛澤東這種頗具創造性的“誤讀”“超讀”中的某些話語表達和批解注釋，恰恰能透視他晚年的思想、情緒、感懷和心境。毛澤東讀書是個老問題，但毛澤東對某些書籍別具新意的“誤讀”“超讀”恰恰又是一個新問題，是一個理解毛澤東很好的、新的切入點，這是在運用《年譜》深化毛澤東研究中一個特別值得注意的領域，同樣呈現出重要的方法論價值。（作者：代紅凱，《思想理論教育導刊》編輯部高級編輯；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紅色文化網”，修訂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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