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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向來是重視用戰例來教育干部的。他在《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一文中指出：“現在我軍干部中，還有許多人，在平時，他們贊成集中兵力各個殲敵的原則；但到臨戰，則往往不能應用這一原則。這是輕敵的結果，也是沒有加強教育和著重研究的結果。必須詳舉戰例，反復說明這種作戰方法的好處，指出這是戰勝蔣介石進攻的主要方法。”毛主席的著作，是運用戰史、戰例說明理論原則的典范。如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為了說明后發制人、以弱勝強的道理，詳舉了春秋時的齊魯長勺之戰，還列舉了七個聞名的古代戰例；為了說明慎重初戰的原則，詳舉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一至五次反“圍剿”的詳細情況和經過。毛主席不僅重視中國古今戰史、戰例的研究，而且還重視對外國戰例的研究。（見《葉劍英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3月版）

葉帥此言不虛！毛澤東重視對外國戰例的研究，尤其重視對拿破侖戰爭的研究。

清末民初，大西洋兩岸有兩個歷史人物在中國政壇、學界享有隆譽：一個是美國的華盛頓，一個是法國的拿破侖。時人譯介拿破侖時，字里行間盡是推崇。1903年，上海益新譯社、文明書局分別發行兩種題為《拿破侖》的傳記，前者“譯序”盛贊：“古今之英雄，孰不推拿破侖為第一？稍知學問者，無不震之于拿破侖之名。”文中溢美：“至若開十九世紀文明之時代，而為地球第一人，……以其駭絕之天才，駭絕之勇氣，駭絕之精勵，遂登萬乘之皇位，而握全歐之霸權，以窮人生之光榮者，非拿破侖第一其誰歟？”后者的“傳序”寄望于中國出拿破侖：“中國人心之不振久矣，醫國者無術以喚之起，不得不借助于人。拿破侖其扁鵲乎？”

正是在舉國推崇拿破侖、寄望中國出拿破侖式人物之時，毛澤東漸漸接觸拿破侖事跡。至1910年秋，他相繼在韶山附近南岸、關公橋、橋頭灣、鐘家灣、井灣里、烏龜井、東茅塘六處私塾讀書。“這期間，讀到一本十幾年前出版的叫《盛世危言》的書，作者是鄭觀應，書里講社會要改良，毛澤東非常喜歡。”（見《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10月版）對于拿破侖行事，《盛世危言》有過評述：“征諸西史，羅馬之提挈群豪，拿破侖之鞭笞宇宙，固已囊括歐洲，幾成大一統之雄圖。惟以兵力壓人，不行仁政，或數傳覆襲，或及身俘虜。” “嬴秦之暴，羅馬之強，拿破侖之悍鷙，其殘民求逞，倏忽敗亡，亦固其所。”書中還寫到一個細節，拿破侖打敗普魯士后，要求普魯士賠償巨資，普方哀求減少一點，拿破侖不但峻拒，還出言嘲弄：“汝德人何敢與我戰乎？”因此，毛澤東一方面感覺拿破侖是個厲害人物（“鞭笞宇宙，固已囊括歐洲，幾成大一統之雄圖”），一方面又有不足（“惟以兵力壓人，不行仁政”）。

1910年秋，毛澤東進入湘鄉縣立東山小學堂讀書。期間，他從同學蕭子暲（即蕭三）手中借來一本《世界英雄豪杰傳》，對彼得大帝、華盛頓、拿破侖、俾斯麥等人事跡有了比較全面的了解，佩服之情油然而生，還書時說：“中國也要有這樣的人物，我們應該講究富國強兵之道，……我們每個國民都應該努力。”（見《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10月版）

勉做拿破侖式人物，走拿破侖式道路以實現國家振興，一度是少年毛澤東的內心“小秘密”。

隨著個人革命征程步入坦途，隨著中國革命勝利影響全球，毛澤東開始公開分享自己曾經的“小秘密”：

1945年4月21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講話，感慨萬端：

“我們那時候長得很大了，還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根本不知道世界上還有什么帝國主義，什么馬克思主義。進了學校，也只曉得幾個資產階級的英雄，如華盛頓、拿破侖。”

1964年8月24日，毛澤東和北京大學副校長周培源、國家科委副主任于光遠談話，不無自嘲：

“我搞政治也是一步一步來的。我讀了六年孔夫子的書，上了七年學堂，以后當小學教員，又當了中學教員。當時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就沒有聽說過，只知道拿破侖、華盛頓。”

1968年11月28日，毛澤東會見澳大利亞共產黨（馬列）主席愛·弗·希爾，直抒胸臆：

“小時候信孔夫子的封建主義，后來進了學校就信資本主義，覺得華盛頓、拿破侖了不起。”

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和老朋友埃德加·斯諾暢談，意味深長：

“我長期也是資產階級世界觀。開頭相信孔夫子，后頭相信康德的唯心論。什么馬克思，根本不知道。我相信華盛頓，相信拿破侖。”

雖然對拿破侖非常崇拜，但毛澤東也能一分為二。1913年11月15日，毛澤東時為湖南第四師范預科學生，修身課上鄭重記錄老師楊昌濟觀點：

王船山：有豪杰而不圣賢者，未有圣賢而不豪杰者也。

圣賢，德業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翁，豪杰也，而非圣賢。（見《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11月版）

拿翁者，拿破侖也！此時，毛澤東已經對拿破侖有個總體評價：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

對于拿破侖“及身俘虜”“倏忽敗亡”，毛澤東認為可為后世鑒！1916年7月25日，他致信好友蕭子升，感慨袁世凱及慫恿袁氏稱帝的楊度等8人不能以歷史為鑒，身敗名裂：

夫歷史，無用之物也。居數千年治化之下，前代成敗盛衰之跡豈少，應如何善擇，自立自處？王莽、曹操、司馬懿、拿破侖、梅特涅之徒，奈何皆不足為前車之鑒？……故最愚者袁世凱，而八人者則其次也。（見《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11月版）

1917年秋，毛澤東閱讀德國哲學家弗里德里希·鮑爾生所作《倫理學原理》一書，信筆批注：

吾人攬史時，恒贊嘆戰國之時，劉項相爭之時，漢武與匈奴競爭之時，三國競爭之時，事態百變，人才輩出，令人喜讀。

對于外國歷史，毛澤東最關注法國大革命史，其間“事態百變，人才輩出”，而最杰出的人才，當然是拿破侖！1973年9月12日，毛澤東會見法國總統喬治·蓬皮杜，當面告訴法國朋友：“法國人的歷史，我們感興趣，特別是對法國大革命。”而法國大革命史，主角當然是拿破侖。

1919年4月，商務印書館推出《拿坡侖》（即拿破侖）一書，北洋政府教育部規定該書為學生課外必讀書。一時之間，中國大地上好似出現了“拿破侖”造神熱潮。毛澤東耳濡目染，對于拿破侖更加神往。

【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拿破侖》】

對于拿破侖戰爭與法國大革命，毛澤東有過精辟總結。1968年5月24日，他會見幾內亞、馬里聯合友好訪華代表團，如此點評：

在1789年，法國資產階級的大革命開始了。但這個革命失敗了。后來，就是帝制，拿破侖上臺。以后又有幾次曲折，時而共和，時而帝制；有革命，有復辟的，一直到19世紀后半葉的第二共和國。

對于拿破侖戰爭，毛澤東早年就很注意“執因果而看歷史”。1919年7月21日，他在《湘江評論》第2號發表時事短評《高興和沉痛》，高屋建瓴地指出：

一千八百年至一千八百一十五年，拿破侖躪蹂德意志，分裂他的國，占據他的地，解散他的兵。普王屈服，稱藩納聘。拿破侖何等高興。……雖然，拿破侖不第高興，又含多少沉痛的意思。一千七百八十九年至一千七百九十年，德奧為巨擘的神圣同盟軍，深惡法國的民權自由，幾度蹂法境，圍巴黎。結果遂崛起拿破侖，而有躪蹂德國，令德人頭痛的事。我們執因果而看歷史，高興和沉痛，常相聯系，不可分開。

毛澤東認為，1789至1790年間，德（實為普）奧為主（“巨擘”）的反法同盟（“神圣同盟軍”）干涉法國大革命，“幾度蹂法境，圍巴黎”，才會導致1800年至1815年間“拿破侖躪蹂德意志（筆者注：含普魯士、奧地利），分裂他的國，占據他的地，解散他的兵”，迫使“普王屈服，稱藩納聘”。就是說，拿破侖對德意志（含普魯士、奧地利）戰爭，不能算是非正義戰爭，而是對德意志侵犯法國的反擊。

1938年3、4月間，為了研究戰爭和戰略問題，毛澤東精讀了普魯士軍事大家卡爾·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每天讀了多少頁，他都有過記錄。此后，他又專門組織了一個讀書小組集體閱讀這本書，還請懂德文的何思敬直接從德文原版譯出來，譯一章討論一章。

克勞塞維茨參加過歐洲反法同盟對拿破侖戰事，他是在研究了1566年至1815年間所發生的130多個戰例，尤其是拿破侖戰爭經驗教訓，才寫成大作《戰爭論》。在精讀《戰爭論》的過程中，毛澤東對拿破侖戰爭全程更加爛熟于胸，對其軍事指揮藝術有了更多的了解。根據參加過《戰爭論》讀書小組的莫文驊回憶，當時討論得最多最熱烈的是集中兵力問題。毛澤東說過：

“克勞塞維茨的作戰指揮實踐不多，但集中兵力問題講得好。拿破侖用兵重要的一條也是集中兵力。我們以少勝多也是在戰術上集中比敵人多五倍到十倍的兵力。”

至于拿破侖戰爭成敗利鈍，毛澤東多有點評。

關于拿破侖軍隊所向披靡，毛澤東認為原因有四：

一則拿破侖能得人心。1966年11月8日，毛澤東會見越南勞動黨中央代表團，由衷稱道：

把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當然還是民主革命的性質。過去法國的拿破侖政府就曾經做過。為什么拿破侖的軍隊能夠打遍歐洲呢？就是有農民的支持。

二則拿破侖重視新式裝備。1964年2月9日，他會見新西蘭共產黨總書記維克托·威爾科克斯夫婦，侃侃而談：

能打八百公尺的步槍，只有幾百年的歷史。拿破侖的軍隊就是使用這種步槍的。恩格斯說，因為有了步槍這種武器，法國軍隊的組織就改變了，戰斗力大大加強了。拿破侖之所以能橫行歐洲，在軍器上的原因，就是這個。

三則拿破侖重視軍紀。1968年6月21日，毛澤東會見坦桑尼亞總統朱利葉斯·尼雷爾，感慨系之：

拿破侖領導軍隊時，不許打人罵人。

四則拿破侖主觀指導能力超強。1938年5月，他在《論持久戰》中闡述過：

主觀指導的正確與否，影響到優勢劣勢和主動被動的變化，觀于強大之軍打敗仗、弱小之軍打勝仗的歷史事實而益信。中外歷史上這類事情是多得很的。……外國如拿破侖的多數戰役，十月革命后的蘇聯內戰，都是以少擊眾，以劣勢對優勢而獲勝。都是先以自己局部的優勢和主動，向著敵人局部的劣勢和被動，一戰而勝，再及其余，各個擊破，全局因而轉成了優勢，轉成了主動。

關于拿破侖戰爭轉折點，毛澤東一針見血：

拿破侖的政治生命，終結于滑鐵盧，而其決定點，則是在莫斯科的失敗。（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折點》，延安《解放日報》社論，1942年10月12日）

拿破侖之所以失敗于莫斯科，毛澤東認為首先錯在勞師襲遠。1970年10月14日，他會見法國前總理莫里斯·德姆維爾，不無感慨：

冬天不能度過俄國的嚴寒啊，也沒有糧食，主要沒有群眾擁護，俄國人民不合作。

此外，毛澤東認為拿破侖還敗在兩線作戰。1968年6月21日，他會見坦桑尼亞總統朱利葉斯·尼雷爾，條分縷析：

他吃虧就吃在侵略的地方太大了，樹立了太多的敵人。幾乎所有的歐洲國家都同他作戰。法國當時的人口是2800萬，這是講法國本土。當時德國、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意大利，都被他占領了。后來他還占領了西班牙和葡萄牙。這以前還占領過埃及和敘利亞。他占領得太多了，樹敵太多。

1970年5月1日，毛澤東會見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總結了上述判斷：

他（拿破侖）犯了兩個錯誤，攻打西班牙和葡萄牙吃了虧，西班牙家家戶戶打游擊，然后是打俄國。他和英國是死對頭，也不講一點妥協……得罪的人太多了。拿破侖后來的政策是不好的。

同年10月14日，毛澤東會見法國前總理莫里斯·德姆維爾，重申上述觀點：

（拿破侖）這個時候力量就不足了。他的失策是不應當進攻俄國和西班牙。西班牙用游擊戰爭牽制了法國二十萬還是四十萬軍隊。

1972年7月10日，毛澤東會見法國外長莫里斯·舒曼，一度認為拿破侖其錯有三：

后頭拿破侖占領了差不多整個歐洲。此人后頭犯了錯誤，政策也是不大對了。第一是不該去占那個西班牙，第二是不該去打俄國。又是冬天，你不能過冬。入冬為什么不可以呢？俄國人燒房子，就沒房子住。打莫斯科不打彼得堡，一下子把沙皇抓住……拿破侖還犯了一個錯誤，他的海軍比英國弱，跟英國打了一仗，就被消滅了。

在和莫里斯·舒曼討論拿破侖失敗教訓時，聯系到蘇聯正對中國蠢蠢欲動，他認為即使和沙俄難免一戰，也應該誘敵深入：

你讓人家來，好打，你去打人家，就是不好打。現在我是事后諸葛亮。我那個時候還沒有出生，又沒有當他（拿破侖）的參謀長。我是打過仗的，我不是搞文的，是搞武的啊，打了二十幾年仗。

不過，他最終認為拿破侖主要錯誤還是兩個。1973年6月22日，他會見馬里國家元首穆薩·特拉奧雷，重申：

拿破侖晚年的政策不那么高明。一個不該占領西班牙，引起廣大的農民游擊戰爭反對他。二不該去打俄國。不曉得為什么，不論拿破侖也好，希特勒也好，到了俄國就不行了。

在這次談話中，他還誠懇又謙虛地表示：

你不要說我是天才，你說拿破侖好了。這樣好一點啊，那個人相當聰明。

拿破侖曾經不可一世，仍然慘敗于堅持后發制人的沙俄，這自然給毛澤東思考抗日戰爭的戰略戰術以極大啟示。

1938年5月，為論證抗日戰爭是一場持久戰，不應輕易尋求戰略決戰，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大聲疾呼：

不決戰就須放棄土地，這是沒有疑問的，在無可避免的情況下（也僅僅是在這種情況下），只好勇敢地放棄。情況到了這種時候，絲毫也不應留戀，這是以土地換時間的正確的政策。歷史上，俄國以避免決戰，執行了勇敢的退卻，戰勝了威震一時的拿破侖。中國現在也應這樣干。

這年10月，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作《論新階段》報告中，毛澤東縱情發揮：

歷史上的戰爭有一個階段就完結的，例如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戰爭，只有日軍進攻，俄軍敗退，就結束了。又如意阿戰爭，也只有意大利進攻，阿比西尼亞失敗，就告結束。中國一九二六年開始的反對北洋軍閥的戰爭，也是一樣。這是一種情形，這是由于一方面雙方強弱不同，又一方面雙方指導能力優劣不敵而造成的，這是第一類戰爭。第二類戰爭，以兩個階段宣告完結。例如法俄戰爭，拿破侖從進攻到退卻，俄國從退卻到反攻，雙方都有兩個階段。中國古代有名的吳魏赤壁之役，秦晉淝水之役，也是這樣。雖則兩軍強弱不同，但弱者善于利用其他優良條件，給以正確指導，故于退卻之后，接著反攻，戰勝敵人。但是還有第三類戰爭，例如外國的七年戰爭，八年戰爭，三十年戰爭，百年戰爭，乃至二十年前四年的歐洲大戰（特別表現于西戰場），都有三個階段。甲方進攻，乙方退卻，為第一階段。雙方相持不決，為時甚長，為第二階段。乙方反攻，甲方退卻，為第三階段。中國歷史上也有許多這類的戰爭。這類戰爭的特點，在于有一個較長的或很長的相持階段，這也是由于特定的歷史條件與戰爭指導集團的特性而造成的。

對于法俄戰爭（拿破侖征俄），毛澤東認為沙俄戰略指導有過人之處：作為弱勢一方，“善于利用其他優良條件，給以正確指導，故于退卻之后，接著反攻，戰勝敵人。”自然，對于中日戰爭，中國應該借鑒沙俄戰略經驗。1938年7月，延安印行了一本署名“毛澤東等著”的《抗日游擊戰爭的一般問題》。在這本書中，專門用俄軍打敗拿破侖的戰例，闡述了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開展游擊戰的重要性：

1812年9月，法國拿破侖以氣吞全歐之勢，率領十萬步騎炮的大軍侵入俄國。當時在俄國弱而無備的正規軍實行集中之前，主要的是用堅壁清野與哥薩克騎兵及一部分農民自衛的游擊隊，節節妨礙法軍的前進。在鮑諾丁之役，俄軍戰無結果之后，斷然放棄莫斯科，重整兵力，而以各五百人的九個游擊支隊，加上廣大的農民自衛游擊隊，不斷擾亂，疲憊與打擊法軍，使其再不能進展。10月，法軍因凍餓受困不得不實行退兵之時，沿途的游擊隊大大地起來，配合正規軍的戰略反攻，截擊和追擊敵人，打敗法軍，使雄絕一時的拿破侖大軍幾于全軍覆滅。游擊隊俘獲不少的官兵，繳來不少的槍炮。俄軍的這一全勝戰，雖然有它當時制勝的各種條件，主要的還是依靠俄國的正規軍，然而游擊戰的作用是極其偉大的。

總而言之，從拿破侖戰爭中，毛澤東學到了戰略指導，也領悟了統帥之道。

毛澤東極其重視拿破侖軍政生涯的經驗教訓，讀過不同版本的《拿破侖傳》。

1970年10月14日，毛澤東對法國前總理莫里斯·德姆維爾“抱怨”：

“不曉得有多少拿破侖的傳記，有法國人的，有俄國人的，有英國人的，就是沒有中國人寫的。”

既然沒有中國人寫的，一旦有關于拿破侖的新書出來，他立即叫人翻譯出來欣賞。作家蕭乾夫人文潔若回憶：

毛主席晚年想看一本《拿破侖論》的書，此書無中譯本，爭著找人從英文翻譯。有關部門便找到了蕭乾，把他從干校調回北京，幾個人夜以繼日地趕譯，大致一周的時間就出了大字本，送給毛主席閱讀。

（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黨史博采”，修訂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