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給陜北公學學員講課(新華網)】
毛澤東與陜北公學
王瀛 王學軍 周石 王丹
2022年4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調研時指出:“‘為誰培養人、培養什么人、怎樣培養人’始終是教育的根本問題。”
學好這一重要講話,還需從中國人民大學前身陜北公學,特別是從毛澤東指導陜北公學辦學說起。
首任陜北公學校長成仿吾說:“毛主席經常到陜北公學來,陜公的教員和干部見到毛主席就說:‘教員,給我們講講形勢吧!’”陜北公學師生尊稱毛澤東為“教員”,是因他早已明確“我最適宜于教書”。
因他早已思考黨辦教育應“為誰培養人?”他說:“共產黨人非取政權,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權?”其含義已告訴當年的陜北公學和今天的中國人民大學:“黨辦的大學讓黨放心,人民的大學不負人民。”
因他在陜北公學辦學實踐中,始終堅持以培養抗戰先鋒隊為目標,科學地解決了“培養什么人”和“怎樣培養人”的基本問題。
【陜北公學開學典禮(人民網)】
要有“各方面都應該去打先鋒的人”
指導陜北公學培養先鋒隊的思想基礎,源自毛澤東早期的教育理想和實踐基礎。
1920年2月,毛澤東提出,要有“各方面都應該去打先鋒的人”。同年12月1日,毛澤東又指出:“我以為先要組織共產黨,因為它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
1921年8月毛澤東等創辦湖南自修大學,1933年8月毛澤東任蘇維埃大學校長,都以培養先鋒或先鋒隊為育人目標。1937年,毛澤東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提出:“我們黨的組織要向全國發展,要自覺地造就成萬數的干部,要有幾百個最好的群眾領袖。”
1937年8月,黨的洛川會議通過毛澤東起草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規定:“抗日的教育政策,必須‘改變教育的舊制度、舊課程,實施以抗日救國為目標的新制度、新課程’。”
會間,黨中央集體討論了陜北公學辦學問題。10月23日,毛澤東給陜北公學師生演講說:“今天我們陜北公學主要的任務是培養抗日先鋒隊的任務。……我們現在需要造就一大批為民族解放而斗爭到底的先鋒隊,要他們去領導群眾,組織群眾,來完成這歷史的任務。”
“有了陜北公學,中國就不會亡”
曾任陜北公學校長的李維漢說:“在辦學過程中,毛澤東對陜公的關懷是經常的、多方面的。”
辦學初期,陜北公學校長成仿吾寫信給毛澤東,“請求黨中央增派領導骨干和教員來。毛主席見信后大力支持,很快幫助我們解決了問題。”許多海內外名校的著名學者和參加過長征的軍事專家迅即應邀到校。
1937年9月10日,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會“就教材和教學法等問題發表意見,強調教學要理論聯系實際,……教學法要研究,舊的考試方法要改變”。
1938年11月30日,毛澤東在書記處會議上提議:“關于抗大、陜公、黨校等各學校教育工作應進行一次專門討論,規定教育行政、教材、教員、經費各方面的統一方針。”1939年3月4日,毛澤東出席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陜北公學和職工學校的教育方針”。
【陜北公學教材(人民網)】
辦學伊始,陜北公學缺少住房。毛澤東要求抗大讓出部分校舍給陜北公學,并指示抗大:“自己動手打窯洞。”自1937年10月22日起,抗大歷時兩周挖窯洞175孔,彌補了自身住房缺口。
陜北公學二期新生入學后,毛澤東作演講并動員師生一起拿工具挖窯洞。不久,400多孔窯洞出現在延安清涼山南麓山坡上。通過這種方式,毛澤東幫助陜北公學解決了住房,培育了陜北公學自力更生的精神。
毛澤東親自推動解決陜北公學辦學面臨的生活困難。
李維漢回憶,1938年3月10日,毛澤東在《援助陜公》的小冊子上題詞:“陜北公學是屬于中華民族的,因為他為著抗日救亡而設,因為他收納了全國乃至海外華僑的優秀兒女。維持這個學校的責任我認為也應是全國乃至海外華僑一切愛國人士的,因為這個學校并無任何公私財政基礎,教員學生們都只吃小米飯,而且不能經常吃。”
許多海內外華人看到手冊,都主動援手陜北公學。在毛澤東的帶動下,陜北公學積極克服困難,提出“有錢出錢”“有力的出力”“有知識出知識”“節省經費”等具體口號。陜北公學師生逐步戰勝了困難。
很快,陜北公學“已經在事實上成了中國青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向往之’的一個學校”。
陜北公學的師生都記得,毛澤東多次激勵他們說:“有了陜北公學,中國就不會亡。” “陜公代表著全中國的統一戰線,是中國進步的一幅縮圖。”
“科學的態度是‘實事求是’”
毛澤東指導陜北公學辦學極富創造性。他為師生傳經送典,與師生教學相長,促使陜北公學形成科學的精神傳承。《解放日報》報道:“陜公四年來,訓練了一萬三千多抗戰的優秀干部。”
為師生傳經送典。成仿吾回憶:“毛主席第一次來講哲學課時,一開頭就說‘今天跟你們講一個翻天覆地的大問題’。”“這個講稿后來整理出來,就是我們所熟知的《實踐論》和《矛盾論》兩篇文章。”
為陜北公學辦學,毛澤東要求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員都到陜北公學講課。毛澤東自1937年10月19日至1939年7月9日,先后到陜北公學專題演講至少10次,為陜北公學題詞至少6次。
1937年10月19日,在陜北公學紀念魯迅逝世一周年大會上作演講;10月23日,為陜北公學首次開學典禮題詞;11月1日,在陜北公學首次開學典禮上講話,同時為陜北公學開學紀念特刊題詞;1938年1月13日,到陜北公學為師生講話;1月30日,為陜北公學第一期第3、4、5學員隊畢業題詞;2月22日,為陜北公學第6、7、8、9、10隊學員畢業題詞;3月3日,為陜北公學第6、7、8、9、10隊畢業學員贈言;后又為陜北公學畢業證書題詞;10日,為援助陜北公學題詞;29日,為陜北公學第11、12隊學員演講;4月1日,在陜北公學第二期開學典禮上講話;5日,為陜北公學師生演講;5月7日,對陜北公學第二期畢業學員講話;6月27日,為陜北公學師生演講;1939 年7月9日,對開赴抗日敵后戰場的陜北公學師生講話。
【毛澤東在陜公第二期開學典禮上作報告】
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對陜北公學的辦學指導,養成了師生期待毛澤東講課的氛圍。
1938年5月30日起,陜北公學成立分校,主力分赴旬邑。因師生渴望聽到中央聲音,分校指定李凡夫教授專門往返延安聆聽和傳達黨中央和毛澤東的報告精神。
1938年9—11月,黨在延安召開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李維漢參會返校后,及時傳達毛澤東《論新階段》報告中關于“必須改訂學制,廢除不急需與不必要的課程”“以教授戰爭所必需之課程及發揚學生的積極性”“盡快培養大批的抗日干部”等精神。
正因如此,當黨中央號召在敵后組建晉察冀和晉東南兩地抗大分校以及赴晉察冀創辦新校時,旬邑的陜北公學師生都能踴躍報名。
與師生教學相長。毛澤東講課最善運用“(1)啟發式(廢止注入式);(2)由近及遠;(3)由淺入深;(4)說話通俗化(新名詞要釋俗);(5)說話要明白;(6)說話要有趣味;(7)以姿勢助說話;(8)后次復習前次的概念;(9)要提綱;(10)干部班要用討論式”等教學方法。
有此傳承,陜北公學課內“有各種集會——小組會,討論會、談話會、晚會等,來研究各種問題,檢討自己的學習與生活”。
課外,有毛澤東支持開展的各種學術活動。據《新中華報》報道,陜北公學學生發起成立“邊區國防教育會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邀請毛澤東同志等出席指導”,毛澤東到會并講話。
百忙中,毛澤東常與師生書信研討問題。1937年10月,毛澤東致信陜北公學教師艾思奇談“關于差別和矛盾”問題。
1939年底,毛澤東又致信陜北公學董事會成員吳玉章:“寫了一篇理論性的東西,……送上請賜閱正,指示為感!”毛澤東與陜北公學的教學相長,使陜北公學具備了“自動多于被動,討論多于上課”的環境。
在毛澤東的關懷指導下,陜北公學的領導和專家成仿吾、何干之、邵式平、李維漢等先后總結出《半年來的陜北公學》《陜公與抗戰》《陜北公學的新階段》《陜北公學實施國防教育的經驗與教訓》《陜北公學分校的成就》《陜北公學一年來教學的點滴經驗》《戰時干部學校教育——根據陜北公學教育經驗的總結》等經驗。
這些經驗不僅服務于延安30多所學校的成功辦學,更為新中國的高校建設提供了科學指導。
形成科學的精神傳承。陜北公學辦學離不開毛澤東教育思想的指導。辦學四年期間,依靠“黨的建設”根本和“實事求是的態度”,形成了“忠誠、團結、緊張、活潑”的辦校校風;“堅定不移的政治方向”和“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理論與實際相聯系”“教學內容少而精”“教與學一致”等教學原則;養成了“對自己,‘學而不厭’,對人家,‘誨人不倦’”的辦學學風以及“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品格等。
【毛澤東為陜北公學畢業證書的題詞】
陜北公學師生銘記:“真理只有一個,而究竟誰發現了真理,不依靠主觀的夸張,而依靠客觀的實踐。只有千百萬人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尺度。”
1941年,陜北公學、中國女子大學、澤東青年干部學校三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學,“使成正規大學”。1944年5月24日,毛澤東在延安大學講話時指出:“這個學校,過去有些部分是分開辦的,現在合起來了。”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成立100周年大會上重溫毛澤東于85年前為陜北公學的題詞:“要造就一大批人,這些人是革命的先鋒隊”,并強調:“今天,黨和人民同樣需要一大批這樣的先鋒分子。”
2022年4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調研時強調:“要加強校史資料的挖掘、整理和研究,講好中國共產黨的故事,講好黨創辦人民大學的故事,激勵廣大師生繼承優良傳統,賡續紅色血脈。”
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這一重要講話精神,中國人民大學首先應講好陜北公學的故事,傳承好“為黨育人、為國育才”的初心使命,努力培養黨和人民需要的一批批“復興棟梁、強國先鋒”!
(作者:王瀛,北京理工大學管理與經濟學院副研究員;王學軍,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會員、中國人民大學關心下一代委員會委員;周石,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王丹,中國人民大學校史館館長。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前線理論圈”,原刊于《前線》雜志2022年第9期,修訂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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