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捷：毛澤東對極大提升中華民族思維能力的歷史性貢獻

點擊：作者：李捷來源：昆侖策網發布時間:2023-12-18 09:35:44

【摘要】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科學思維方法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思維有機結合起來，使后者得到極大提升，使之轉化為當代中國人想問題、辦事情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使曾經一盤散沙的中國人達到思想統一、目標統一、行動統一。毛澤東在提升中華民族思維能力方面的歷史貢獻主要體現在五方面：倡導實事求是思維，克服教條化思維；倡導辯證思維，克服形而上學思維；倡導系統思維，克服碎片化思維；倡導歷史思維，克服平面化思維；倡導發展變化思維，克服靜止僵化思維。由此，毛澤東在有生之年初步實現了“讓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里解放出來，變為群眾手里的尖銳武器”的愿望。

民族的理論，代表著這個民族所能達到的時代高度，而使一個民族能否不斷產生理論的思維能力與思維方式，則決定著這個民族能否持續不斷地擁有未來、創造輝煌。極大提升民族思維能力，是時代的要求，也是民族永續發展的要求。民族思維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民族的影響力和創新力，決定著民族的發展和命運。作為要實現偉大復興的中華民族，更不能缺少民族思維能力的極大提升。在這方面作出無以倫比的歷史貢獻的，唯有毛澤東。

本來，在中國古代，中華民族一直有著獨具特色的民族思維能力。這使中華文明以富于創造力和思想活力著稱于世，也是中華文明歷經5000余年始終持續發展而從未中斷的因素之一。然而，自近代以來，在先進西方文明強力沖擊下，中華民族思維能力整體下降，僵化守舊的思維與全盤西化的思維同時存在，難以根本解決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的問題，難以根本解決中華民族向何處去、中華文明向何處去的問題。這種情況，只有到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才發生根本改變。

毛澤東在這方面的最大貢獻，概括地說，便是同時汲取馬克思主義科學思維精髓與中華民族辯證思維、人本思維、歷史思維精華，將兩者有機融為一體，又使后者得到極大提升，使之轉化為至今仍然深刻影響著當代中華民族的思維習慣和思維能力，使之轉化為當代中國人看問題、分析問題的基本立場、觀點、方法，使曾經一盤散沙的中國人實現了思想統一、行動統一、目標統一。

具體來說，毛澤東在極大提升中華民族思維能力方面作出的歷史貢獻，主要體現在五方面。

一、大力倡導實事求是思維，克服教條化思維

實事求是思維與教條化思維的分歧在于，我們認識客觀事物，究竟應當從理論出發，還是從實際出發。毛澤東明確指出：“我們討論問題，應當從實際出發，不是從定義出發。如果我們按照教科書，找到什么是文學、什么是藝術的定義，然后按照它們來規定今天文藝運動的方針，來評判今天所發生的各種見解和爭論，這種方法是不正確的。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叫我們看問題不要從抽象的定義出發，而要從客觀存在的事實出發，從分析這些事實中找出方針、政策、辦法來。”這番話是對文藝工作講的，但對其他工作同樣適用。

一切從實際出發，就要從矛盾特殊性入手。這也是毛澤東在《矛盾論》中解決的。首先，毛澤東從科學研究的領域區分來說明認識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性。他指出：“科學研究的區分，就是根據科學對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對于某一現象的領域所特有的某一種矛盾的研究，就構成某一門科學的對象。”“固然，如果不認識矛盾的普遍性，就無從發現事物運動發展的普遍的原因或普遍的根據；但是，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無從確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質，就無從發現事物運動發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據，也就無從辨別事物，無從區分科學研究的領域。”其次，毛澤東從人類認識運動的先后秩序來說明認識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性。他指出：“就人類認識運動的秩序說來，總是由認識個別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擴大到認識一般的事物。人們總是首先認識了許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質，然后才有可能更進一步地進行概括工作，認識諸種事物的共同的本質。當著人們已經認識了這種共同的本質以后，就以這種共同的認識為指導，繼續地向著尚未研究過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過的各種具體的事物進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質，這樣才可以補充、豐富和發展這種共同的本質的認識，而使這種共同的本質的認識不致變成枯槁的和僵死的東西。”

在此基礎上，毛澤東批評了教條主義：“我們的教條主義者在這個問題上的錯誤，就是，一方面，不懂得必須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認識各別事物的特殊的本質，才有可能充分地認識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認識諸種事物的共同的本質；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們認識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質以后，還必須繼續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過的或者新冒出來的具體的事物。我們的教條主義者是懶漢，他們拒絕對于具體事物做任何艱苦的研究工作，他們把一般真理看成是憑空出現的東西，把它變成為人們所不能夠捉摸的純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認了并且顛倒了這個人類認識真理的正常秩序。他們也不懂得人類認識的兩個過程的互相聯結——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們完全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他還進一步指出：“他們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他們也不了解研究當前具體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對于我們指導革命實踐的發展有何等重要的意義。”

從上述意義上說，《矛盾論》關于矛盾普遍性與特殊性關系的理論闡述，為毛澤東后來在1938年10月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命題，奠定了哲學基礎和理論依據。

一切從實際出發，從矛盾特殊性入手，就需要深入調查研究，向處在實踐一線的人民群眾學習。毛澤東在《實踐論》里，首先，在認識的來源上，強調人的認識主要依賴物質生產活動，“這是人的認識發展的基本來源”；其次，在認識的發展上指出，“人類社會的生產活動，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級向高級發展，因此，人們的認識，不論對于自然界方面，對于社會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級向高級發展，即由淺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再次，在認識的真理性標準上，“判定認識或理論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觀上社會實踐的結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最后，關于知行統一觀，提出“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

如何達到知行統一呢？這是中國古代哲學反復討論的話題。毛澤東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總結提出了調查研究的一整套方法，在他的革命歷程中留下了大量調查研究經典文獻。其最早的方法論總結，當推《反對本本主義》。他提出一個振聾發聵的口號——“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后來又補充了“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毛澤東身體力行，形成了一大批農村調查報告，在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奠基性作用，開創了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調查研究工作的優良學風。1941年，這些在當時所能找到的農村調查報告在延安結集出版，書名為《農村調查》。毛澤東在序言中說：“對于只懂得理論不懂得實際情況的人，這種調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則他們就不能將理論和實際相聯系。‘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句話，雖然曾經被人譏為‘狹隘經驗論’的，我卻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堅持沒有調查是不可能有發言權的。”

后來，毛澤東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里，還把調查研究同馬克思主義認識論、中國共產黨的群眾路線結合起來，指出：“概念的形成過程，判斷的形成過程，推理的過程，就是調查和研究的過程，就是思維的過程。人腦是能夠反映客觀世界的，但是要反映得正確很不容易。要經過反復的考察，才能反映得比較正確，比較接近客觀實際。”“概念、判斷的形成過程，推理的過程，就是‘從群眾中來’的過程；把自己的觀點和思想傳達給別人的過程，就是‘到群眾中去’的過程。”他強調：“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見、計劃、辦法，只能是客觀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來自人民群眾的實踐中，或者自己的科學實驗中，他的頭腦只能作為一個加工工廠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則是一點用處也沒有的。人腦制成的這種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確不正確，還得交由人民群眾去考驗。”

解決上述問題之后，毛澤東于1941年5月19日所做的《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中，正式提出有的放矢（即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和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關于有的放矢，他指出：“這種態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態度。‘的’就是中國革命，‘矢’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所以要找這根‘矢’，就是為了要射中國革命和東方革命這個‘的’的。”關于實事求是，他指出：“這種態度，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后來，實事求是被確立為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路線，成為中國共產黨始終如一遵循的根本思維方法。每當中國共產黨面臨歷史與時代的重大轉變時刻，實事求是都會激發起巨大的思想解放浪潮，推動著中國共產黨不斷與時俱進，屹立于時代變化的潮頭并引領著歷史發展。

二、大力倡導辯證思維，克服形而上學思維

對于辯證思維與形而上學思維的分歧，毛澤東在1937年8月的《矛盾論》中有過深入分析。

關于形而上學思維，毛澤東指出：“所謂形而上學的或庸俗進化論的宇宙觀，就是用孤立的、靜止的和片面的觀點去看世界。這種宇宙觀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態和種類，都看成是永遠彼此孤立和永遠不變化的。”“說到社會發展的原因，他們就用社會外部的地理、氣候等條件去說明。”

關于辯證思維，毛澤東指出：“這個辯證法的宇宙觀，主要地就是教導人們要善于去觀察和分析各種事物的矛盾的運動，并根據這種分析，指出解決矛盾的方法。”

唯物辯證法有三大法則，即對立統一規律、量變質變規律、否定之否定規律。毛澤東認為：“事物的矛盾法則，即對立統一的法則，是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的法則。”對立統一法則，“是自然和社會的根本法則，因而也是思維的根本法則”。　

毛澤東將對立統一規律運用于指導人的思維方式，強調對事物進行“一分為二”的分析，對事物變化進行內因與外因的分析。毛澤東指出：“世界上沒有不能分析的事物，只是：一、情況不同；二、性質不同。許多基本范疇，特別是對立統一的法則，對各種事物都是適用的。這樣來研究問題、看問題，就有了一貫的完整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他還說：“我們分析一個事物，首先加以分解，分成兩個方面，找出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不正確的，哪些是應該發揚的，哪些是應該丟掉的，這就是批評。對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歷史加以分析，這是自我批評；對別人進行分析，就是批評別人。”這種方法運用于全黨，就是“中國共產黨經過多年的實踐，學會了把自己做的事情加以分析，并且要從團結全黨出發。從團結全黨出發是第一，加以分析批評是第二，然后再來一個團結。團結、批評、團結，這就是我們的方法，這就是辯證法”。他還強調：“一個共產黨人必須具備對于成績與缺點、真理與錯誤這個兩分法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思想。”

將這種方法運用于看待事物，就是要把握事物具有的兩重性。“對任何事情都要分析，弄清什么是正確的，什么是不正確的，因為事情都有好的光明的一面和不好的黑暗的一面。”毛澤東還指出：“兩重性，任何事物都有，而且永遠有，當然總是以不同的具體的形式表現出來，性質也各不相同。例如，保守和進步，穩定和變革，都是對立的統一，這也是兩重性。生物的代代相傳，就有而且必須有保守和進步的兩重性。”“保守的一面，也有積極作用，可以使不斷變革中的植物、動物，在一定時期內相對固定起來，或者說相對地穩定起來，所以稻子改良了還是稻子，兒子比父親粗壯聰明了還是人。但是如果只有保守和穩定，沒有進步和變革一方面，植物和動物就沒有進化，就永遠停頓下來，不能發展了。”

關于對事物變化進行內因與外因的分析，毛澤東指出：“唯物辯證法認為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事物內部的這種矛盾性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聯系和互相影響則是事物發展的第二位的原因。”“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不只是開創了俄國歷史的新紀元，而且開創了世界歷史的新紀元，影響到世界各國內部的變化，同樣地而且還特別深刻地影響到中國內部的變化，但是這種變化是通過了各國內部和中國內部自己的規律性而起的。”

進行上述分析，就要深入事物內部，對事物內部矛盾及其相互關系進行研究。對此，毛澤東也指明了科學的思維方法。這就是：處理好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系，抓住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處理好同一性與斗爭性的關系。

認識矛盾的普遍性主要在于兩點。“其一是說，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其二是說，每一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存在著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對此，毛澤東特別談及思想的發展，指出：“人的概念的每一差異，都應把它看作是客觀矛盾的反映。客觀矛盾反映入主觀的思想，組成了概念的矛盾運動，推動了思想的發展，不斷地解決了人們的思想問題。”“黨內不同思想的對立和斗爭是經常發生的，這是社會的階級矛盾和新舊事物的矛盾在黨內的反映。黨內如果沒有矛盾和解決矛盾的思想斗爭，黨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把這一規律運用于科學和思想文化建設，提出了著名的“雙百”方針。他指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藝術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展，科學上不同的學派可以自由爭論。利用行政力量，強制推行一種風格，一種學派，禁止另一種風格，另一種學派，我們認為會有害于藝術和科學的發展。藝術和科學中的是非問題，應當通過藝術界科學界的自由討論去解決，通過藝術和科學的實踐去解決，而不應當采取簡單的方法去解決。”毛澤東還進一步把矛盾普遍性提升至馬克思主義發展規律的高度來認識，強調：“馬克思主義必須在斗爭中才能發展，不但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將來也必然還是這樣。正確的東西總是在同錯誤的東西作斗爭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真的、善的、美的東西總是在同假的、惡的、丑的東西相比較而存在，相斗爭而發展的。當著某一種錯誤的東西被人類普遍地拋棄，某一種真理被人類普遍地接受的時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錯誤意見作斗爭。這種斗爭永遠不會完結。這是真理發展的規律，當然也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規律。”

關于矛盾特殊性在認識發展上的意義，這里不再贅述。

把握矛盾普遍性，對于造就中國共產黨保持憂患意識、不避艱險、迎難而上的政治品格具有關鍵作用。這是因為毛澤東運用對立統一規律，深刻揭示了事物發展的普遍規律，將矛盾看作是事物發展的內在動力，鑄就了從不回避矛盾的特殊品格。他指出：“矛盾是簡單的運動形式（例如機械性的運動）的基礎，更是復雜的運動形式的基礎。”“沒有矛盾和斗爭，就沒有世界，就沒有發展，就沒有生命，就沒有一切。”毛澤東在黨的七大所作結論中，敢于提出中國革命勝利可能面臨的17條困難，底氣就在于把辯證思維貫徹到底。

把握好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關系，有助于我們處理好共性與個性的關系。毛澤東在黨的七大的口頭政治報告中，談及共產黨員的個性與黨性時說：“黨性就是普遍性，個性就是特殊性。沒有一種普遍性不是建筑在特殊性的基礎上的。沒有特殊性哪里有普遍性？沒有黨員的個性，哪里有黨性？黨性是共同的性質、普遍的性質，全黨每一個人都有的性質。”在講到中華民族解放時，他又說：“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是摧殘個性的，使中國人民不能發展他們的聰明才智，他們的身體也不能發展，精神也不能發展，都受到了摧殘。”“中國如果沒有獨立就沒有個性，民族解放就是解放個性，政治上要這樣做，經濟上要這樣做，文化上也要這樣做。廣大群眾沒有清楚的、覺醒的、民主的、獨立的意識，是不會被尊敬的。”他認為，對黨內講共性（黨性），對人民講個性（解放），這兩者是不同的。

把握好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關系，就要注意對不同性質的矛盾用不同質的方法去解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用社會主義革命的方法去解決；人民大眾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決；殖民地和帝國主義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戰爭的方法去解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用農業集體化和農業機械化的方法去解決；共產黨內的矛盾，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去解決；社會和自然的矛盾，用發展生產力的方法去解決。”毛澤東強調指出：“馬克思主義的靈魂（本質），是具體地分析具體問題。”

對于抓住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毛澤東也有過精辟的論述。他指出：“在復雜的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種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發展規定或影響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任何過程如果有多數矛盾存在的話，其中必定有一種是主要的，起著領導的、決定的作用，其他則處于次要和服從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過程，如果是存在著兩個以上矛盾的復雜過程的話，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這是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社會告訴我們的方法。列寧和斯大林研究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時候，列寧和斯大林研究蘇聯經濟的時候，也告訴了這種方法。萬千的學問家和實行家，不懂得這種方法，結果如墮煙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決矛盾的方法。”除了抓主要矛盾，還要善于區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無論什么矛盾，矛盾的諸方面，其發展是不平衡的。有時候似乎勢均力敵，然而這只是暫時的和相對的情形，基本的形態則是不平衡。矛盾著的兩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謂矛盾起主導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變化，事物的性質也就隨著起變化。”矛盾的主要方面與次要方面的相互轉化，恰恰是由量變到質變的結果。在這里，對立統一規律同量變質變規律實現了高度統一。

把握矛盾運動規律，學會分析和把握主要矛盾和目的的主要方面，是為了正確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而不是在規律面前成為無所作為的奴隸。因此，在談到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爭性問題時，毛澤東特別強調兩點。一是矛盾著的各方面互為存在的條件；二是事物內部矛盾著的兩方面可以互相轉化。他指出：“同一性、統一性、一致性、互相滲透、互相貫通、互相依賴（或依存）、互相聯結或互相合作，這些不同的名詞都是一個意思，說的是如下兩種情形：第一、事物發展過程中的每一種矛盾的兩個方面，各以和它對立著的方面為自己存在的前提，雙方共處于一個統一體中；第二、矛盾著的雙方，依據一定的條件，各向著其相反的方面轉化。這些就是所謂同一性。”上述這兩種情況，對于中國革命的意義在于，“革命斗爭中的某些時候，困難條件超過順利條件，在這種時候，困難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順利是其次要方面。然而由于革命黨人的努力，能夠逐步地克服困難，開展順利的新局面，困難的局面讓位于順利的局面。”毛澤東把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爭性規律運用于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理論及其實踐，也就形成了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權，堅持又團結又斗爭、以斗爭求團結的政策，以達到最大限度地孤立敵人、最大限度地團結盟友的目的的統一戰線根本方針。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賦予辯證思維與形而上學的對立新的內涵。他指出：“客觀事物中矛盾著的諸方面的統一或同一性，本來不是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動的、有條件的、可變動的、暫時的、相對的東西，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條件向它們的反面轉化著。這種情況，反映在人們的思想里，就成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的宇宙觀。只有現在的和歷史上的反動的統治階級以及為他們服務的形而上學，不是把對立的事物當作生動的、有條件的、可變動的、互相轉化的東西去看，而是當作死的、凝固的東西去看，并且把這種錯誤的看法到處宣傳，迷惑人民群眾，以達其繼續統治的目的。共產黨人的任務就在于揭露反動派和形而上學的錯誤思想，宣傳事物的本來的辯證法，促成事物的轉化，達到革命的目的。”

三、大力倡導系統思維，克服碎片化思維

思維與碎片化思維的分歧，在于認識和把握事物，是著重于它的整體與聯系，還是著重于它的局部和細節。毛澤東認為：“所謂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問題。例如：只了解中國一方、不了解日本一方，只了解共產黨一方、不了解國民黨一方，只了解無產階級一方、不了解資產階級一方，只了解農民一方、不了解地主一方，只了解順利情形一方、不了解困難情形一方，只了解過去一方、不了解將來一方，只了解個體一方、不了解總體一方，只了解缺點一方、不了解成績一方，只了解原告一方、不了解被告一方，只了解革命的秘密工作一方、不了解革命的公開工作一方，如此等等。一句話，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點。這就叫做片面地看問題。或者叫做只看見局部，不看見全體，只看見樹木，不看見森林。”

事實上，關于矛盾著的對立面又相互依存、相互轉化的思想，已經蘊含著系統思維。“戰爭中的攻守，進退，勝敗，都是矛盾著的現象。失去一方，他方就不存在。雙方斗爭而又聯結，組成了戰爭的總體，推動了戰爭的發展，解決了戰爭的問題。”毛澤東的軍事辯證法思想，就是建立在系統思維基礎上的，是成功運用系統思維的典范。

毛澤東揭示出人類的認識包含著兩個認識過程，即由特殊到一般，由一般到特殊。“人類的認識總是這樣循環往復地進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環（只要是嚴格地按照科學的方法）都可能使人類的認識提高一步，使人類的認識不斷地深化。”從系統思維角度看，這也是對人類認知系統的整體研究與描述。

毛澤東對系統思維的闡釋，見之于他對辯證思維特別是矛盾學說的闡釋之中。歸納起來，主要包含以下內容。

一是關于對大系統中每一個物質運動形式的矛盾及其本質的把握。毛澤東強調：“我們的研究工作必須著重這一點，而且必須從這一點開始。”他指出：“不但要研究每一個大系統的物質運動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規定的本質，而且要研究每一個物質運動形式在其發展長途中的每一個過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質。一切運動形式的每一個實在的非臆造的發展過程內，都是不同質的。”

毛澤東以舊民主主義革命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變為例，進一步說明如何“研究每一個物質運動形式在其發展長途中的每一個過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質”。他指出：“拿從辛亥革命開始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的情形來看，也有了若干特殊階段。特別是在資產階級領導時期的革命和在無產階級領導時期的革命，區別為兩個很大不同的歷史階段。這就是：由于無產階級的領導，根本地改變了革命的面貌，引出了階級關系的新調度，農民革命的大發動，反帝國主義和反封建主義的革命徹底性，由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性，等等。所有這些，都是在資產階級領導革命時期不可能出現的。”雖然整個過程中根本矛盾的性質以及過程本身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性質（其反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并沒有變化，但是，從辛亥革命到全民族抗日戰爭這20多年間經過了幾個發展階段。“在這些階段中，包含著有些矛盾激化了（例如土地革命戰爭和日本侵入東北四省），有些矛盾部分地或暫時地解決了（例如北洋軍閥的被消滅，我們沒收了地主的土地），有些矛盾重新發生了（例如新軍閥之間的斗爭，南方各革命根據地喪失后地主又重新收回土地）等等特殊的情形。”

對上述過程，毛澤東進一步上升到理論高度，用量變質變規律做了說明。他指出：“事物發展過程的根本矛盾及為此根本矛盾所規定的過程的本質，非到過程完結之日，是不會消滅的；但是事物發展的長過程中的各個發展的階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區別。這是因為事物發展過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質和過程的本質雖然沒有變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長過程中的各個發展階段上采取了逐漸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規定或影響的許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暫時地或局部地解決了，或者緩和了，又有些是發生了，因此，過程就顯出階段性來。如果人們不去注意事物發展過程中的階段性，人們就不能適當地處理事物的矛盾。”這就使矛盾學說關于事物發展具有長周期性與階段性統一的觀點，進一步成為一種系統思維。

二是關于對大系統的物質運動形式的矛盾及其本質的把握。“一個大的事物，在其發展過程中，包含著許多的矛盾。”毛澤東強調，既要研究矛盾之間的相互聯系，又要深入研究矛盾的各個方面。“我們從事中國革命的人，不但要在各個矛盾的總體上，即矛盾的相互聯結上，了解其特殊性，而且只有從矛盾的各個方面著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總體。”

毛澤東仍然以中國革命為例來說明上述分析方法，他指出：“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有中國社會各被壓迫階級和帝國主義的矛盾，有人民大眾和封建制度的矛盾，有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有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有各個反動的統治集團之間的矛盾等等，情形是非常復雜的。這些矛盾，不但各各有其特殊性，不能一律看待，而且每一矛盾的兩方面，又各各有其特點，也是不能一律看待的。”

至于如何分析矛盾的各個方面，他指出：“所謂了解矛盾的各個方面，就是了解它們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種具體形式和對方發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關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種具體的方法和對方作斗爭。”

毛澤東還指出了上述兩種研究和把握之間的聯系：“為要暴露事物發展過程中的矛盾在其總體上、在其相互聯結上的特殊性，就是說暴露事物發展過程的本質，就必須暴露過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否則暴露過程的本質成為不可能，這也是我們作研究工作時必須十分注意的。”

三是關于對舊矛盾完結、新矛盾發生的矛盾發展史的把握。毛澤東指出：“新過程的發生是什么呢？這是舊的統一和組成此統一的對立成分讓位于新的統一和組成此統一的對立成分，于是新過程就代替舊過程而發生。舊過程完結了，新過程發生了。新過程又包含著新矛盾，開始它自己的矛盾發展史。”

毛澤東把人類社會發展史和自然界發展史看作舊矛盾不斷解決、新矛盾不斷發生的歷史。他在1964年12月審閱周恩來在第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稿時加的一段文字中，進一步闡發了人類不斷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發展的觀點，指出：“人類的歷史，就是一個不斷地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發展的歷史。這個歷史永遠不會完結。在有階級存在的社會內，階級斗爭不會完結。在無階級存在的社會內，新與舊、正確與錯誤之間的斗爭永遠不會完結。在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范圍內，人類總是不斷發展的，自然界也總是不斷發展的，永遠不會停止在一個水平上。因此，人類總得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停止的論點，悲觀的論點，無所作為和驕傲自滿的論點，都是錯誤的。其所以是錯誤，因為這些論點，不符合大約一百萬年以來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事實，也不符合迄今為止我們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體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種自然科學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歷史事實。”

這種囊括過去、當下與未來的大系統觀，實際上體現了一種視野極其寬廣弘大的歷史思維。

四、大力倡導歷史思維，克服平面化思維

歷史思維與平面化思維的分歧，在于面對現實中遇到的事物與問題，究竟是用一種由今溯古或由古及今的歷史思維來思考，還是僅用以今論今的平面化思維來思考。1938年10月，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命題時，曾向全黨提出“三位一體”的研究任務：一是研究理論，二是研究歷史，三是研究中國革命的特點、規律和趨勢。他說：“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于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在闡釋如何研究歷史時，毛澤東指出：“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于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這實際上表達了毛澤東所倡導的歷史思維。

在毛澤東看來，歷史思維是推動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相結合重要方法。他指出：“在這種態度下，就是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對周圍環境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和研究。”“在這種態度下，就是不要割斷歷史。不單是懂得希臘就行了，還要懂得中國；不但要懂得外國革命史，還要懂得中國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國的今天，還要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在這種態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要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際運動結合起來，是為著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而去從它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的。”他把這種態度歸結為“有的放矢的態度”，號召全黨“對于近百年的中國史，應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無組織的狀態。應先作經濟史、政治史、軍事史、文化史幾個部門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綜合的研究”。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毛澤東把好的歷史教材看作歷史經驗與理論的科學總結。他說：“《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是一百年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的綜合和總結，是理論和實際結合的典型”，因為從中可以了解列寧等“是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蘇聯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又從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就可以知道我們在中國是應該如何地工作了”。

如何研究中國共產黨自己的歷史，毛澤東也做了思考和總結，提出了著名的“古今中外法”。他指出：“所謂‘古今’就是歷史的發展，所謂‘中外’就是中國和外國，就是己方和彼方。”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問題發生的一定的時間和一定的空間，把問題當作一定歷史條件下的歷史過程去研究”。

毛澤東高度重視從歷史中提出和總結規律，是同他對規律的認識分不開的。他認為：“規律自身不能說明自身。規律存在于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應當從歷史發展過程的分析中來發現和證明規律。不從歷史發展過程的分析下手，規律是說不清楚的。”

不同于一般的歷史研究，歷史思維的站立點是現實和當下，通過反思歷史、總結歷史經驗，達到以史鑒今、弄清大是大非、統一思想的目的。毛澤東指出：“如果不把黨的歷史搞清楚，不把黨在歷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辦得更好。這當然不是說要把歷史上每一件事統統搞清楚了才可以辦事，而是要把黨的路線政策的歷史發展搞清楚。”“我們要研究哪些是過去的成功和勝利，哪些是失敗，前車之覆，后車之鑒。”“路是一步一步走過來的，雖然在走每一步的時候也曾考慮過昨天是怎樣走的，明天應該怎樣走，但是整個黨的歷史卻沒有哪個人去考慮過。”因此，“我們是用整個黨的發展過程做我們研究的對象，進行客觀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個別細節，而是研究路線和政策。我們要用這樣的研究來使我們對今天的路線和政策有更好的認識，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進步”。

正因為歷史思維有明確的目的性，毛澤東才特別強調要以中國為中心。毛澤東指出：“研究中共黨史，應該以中國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國身上。”“我們研究中國就要拿中國做中心，要坐在中國的身上研究世界的東西。我們有些同志有一個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國為中心，作留聲機，機械地生吞活剝地把外國的東西搬到中國來，不研究中國的特點。不研究中國的特點，而去搬外國的東西，就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我們要把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國來，在中國創造出一些新的東西。只有一般的理論，不用于中國的實際，打不得敵人。但如果把理論用到實際上去，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方法來解決中國問題，創造些新的東西，這樣就用得了。”

總之，毛澤東倡導的歷史思維不同于一般歷史研究中的歷史思維，而是一種以中國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將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有效方法。

五、大力倡導發展變化思維，克服靜止僵化思維

發展變化思維與靜止僵化思維的分歧，在于認為事物以及人的思想在不斷發展變化還是始終處于靜止狀態。毛澤東指出：“矛盾不斷出現，又不斷解決，就是事物發展的辯證規律。”“只有量變沒有質變，那就違背了辯證法。世界上沒有什么東西不是經過發生、發展和消滅的。”“事物（經濟、政治、思想、文化、軍事、黨務等等）總是作為過程而向前發展的。而任何一個過程，都是由矛盾著的兩個側面互相聯系又互相斗爭而得到發展的。這應當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普通常識。”“一切皆在變化中，不應該用頑固的形式主義的觀點，而應該用活潑的辯證法的觀點，去注意一切變化。”

“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就是毛澤東依據發展變化思維提出的。他指出：“看起來，反動派的樣子是可怕的，但是實際上并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于反動派，而是屬于人民。”

由此出發，毛澤東又提出要辯證地處理短期與長期、戰術與戰略的問題。他指出：“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無不具有兩重性（即對立統一規律）一樣，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也有兩重性，它們是真老虎又是紙老虎。”從短期看，從戰術上看，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是真老虎；從長期看，從戰略上看，它們又是紙老虎。“所以，從本質上看，從長期上看，從戰略上看，必須如實地把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看成紙老虎。從這點上，建立我們的戰略思想。另一方面，它們又是活的鐵的真的老虎，它們會吃人的。從這點上，建立我們的策略思想和戰術思想。”

毛澤東將上述論點引申到社會主義建設上，提出了戰略上藐視困難、戰術上重視困難、以科學精神戰勝困難的思想。他說：“大多的人類，首先是無產階級，首先是共產黨人，除掉怕死鬼以及機會主義的先生們以外，總是將藐視一切，樂觀主義，放在他們心目中的首位的。然后才是重視事物，重視每件工作，重視科學研究，分析事物的每一個矛盾側面，鉆進去，逐步地認識自然運動的法則和社會運動的法則。然后就有可能掌握這些法則，比較自由地運用這些法則，一個一個地解決人們面臨的問題，處理矛盾，完成任務。”

毛澤東倡導的發展變化思維，同樣強調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他指出：“在一個長過程中，在進入最后的質變以前，一定經過不斷的量變和許多的部分質變。這里有個主觀能動性的問題。如果我們在工作中，不促進大量的量變，不促進許多的部分質變，最后的質變就不能來到。”在談到“長過程”發展階段時，毛澤東使用了“邊”的概念。這個“邊”即是上階段與下階段的界限。他說：“一切事物總是有‘邊’的。事物的發展是一個階段接著一個階段不斷地進行的，每一個階段也是有‘邊’的。不承認‘邊’，就是否認質變或部分質變。

以上，本文從五方面闡述了毛澤東在極大提升中華民族思維能力方面作出的歷史貢獻。毛澤東曾發出這樣的號召：“為了做好我們的工作，各級黨委應當大大提倡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使之群眾化，為廣大干部和人民群眾所掌握，讓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里解放出來，變為群眾手里的尖銳武器。”他在有生之年的確做到了。

如今，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上，更加需要極大提升中華民族思維能力。事實證明，習近平是毛澤東事業、毛澤東思想的最好繼承者，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貫穿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很好繼承和發展了上述傳統。我們要認真學習，努力踐行，使我們的思維能力和認知水平有大的提升。

（作者系中國史學會會長、研究員，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卓越訪問教授；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毛鄧理論研究”，原刊于《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23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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