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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讀毛選】謝茂松：毛澤東在延安整風運動的三篇經典著作，解決了什么問題？

點擊：  作者：謝茂松    來源：觀察者網  發布時間:2023-12-25 10:45:16

 

圖自黨史學習教育官網

 

【編者按：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黨中央高層找到了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思想，也在組織上確立毛澤東同志在黨內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但是要將毛澤東同志個人的正確思想轉化為全黨全軍普遍接受認同的、引領中國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毛澤東思想”，還有很長一段路。

 

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同志于百忙中在窯洞寫就并發表一系列重要文章，在這一過程中起了關鍵作用，其中的《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為人民服務》、《組織起來》等，對全黨全軍同志而言，不啻是煥然一新的一次偉大的認知革命，也是中國人思想史上由古代、近代邁入現代的標志性篇章。

 

時近毛澤東同志誕辰130周年紀念日，觀察者網邀請著名學者謝茂松同志重讀毛澤東同志延安時期這幾篇光輝著作，細細品味，含英咀華，有利于提升我們在新時代面對種種困難挑戰時的思考力及戰勝敵對勢力的信心和勇氣，并一起深情緬懷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span lang="EN-US">

 

毛澤東關于延安整風運動的三篇經典著作

 

1941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發表《改造我們的學習》時，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雖然已有近20年的歷史，但王明的教條主義挾共產國際之威，在黨內還在流行。王明的教條主義使得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嚴重脫節，馬克思主義理論沒有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中國革命豐富的實踐本身沒有得到理論的提升。

 

雖然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政治、組織、軍事上的領導地位，但黨內由于受教條主義的影響，對于在艱苦卓絕的中國革命實踐中產生的指導中國革命的毛澤東思想，還認識不足，沒有大張旗鼓地明確提倡。以當時的《解放日報》為例，毛澤東的《整頓黨的作風》和《反對黨八股》的相關消息，分別發表在第三版的右下方和左下角，而毛澤東的講話內容在版面中只有300字。

 

1937年之后，中國共產黨的黨員中在1937年以前入黨的只剩下數萬人，而在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之后到20世紀40年代初，黨員已迅速發展壯大到近百萬人，但新黨員有各種成分，新黨員思想的純潔性教育問題變得突出，還有新老干部、外來干部與本地干部之間的團結問題也同樣變得突出。

 

此外，1941年1月發生了皖南事變。早在1939年，國民黨就開始對陜甘寧邊區加以封鎖，到1942年更是加強封鎖。日軍則在1941—1942年對華北根據地實行“三光”政策。這些成為黨所面臨的巨大困難。1942年4月20日，毛澤東在中央學習組作《關于整頓三風》的報告，指出：“今年明年，是最困難的兩年，所以要加強我們內部的教育。”“為了迎接光明，要加強我們的教育，要做思想的準備。”加強黨內教育、整頓作風的工作，在毛澤東看來也是“鞏固內部”的工作，這一認識是非常深刻的。

 

中國共產黨歷史上遇到幾次重大困難、危機，每次都能通過調整、改變而轉危為安，并迎來下一階段的發展、壯大。如1927年國民黨發動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后，中國共產黨找到了農村包圍城市、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道路。1934年反“圍剿”失敗后，紅軍進行長征，在湘江血戰之后四渡赤水，最后到達陜北，進而在西安事變之后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延安整風，是中國共產黨面對巨大的困難與挑戰，再次激發出其內部的強大生命力，創造性地找到全黨通過教育、學習來整頓、改變黨的作風的道路。毛澤東提出，作風的整頓、改變包括“學風、黨風、文風”，都“要搞徹底”，“來一個徹底的思想轉變”，每個干部都“要以身作則”，“要反復研究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歷史、自己現在的工作，好好地反省一下，要做模范”。

 

 

整風運動期間，晉察冀軍區直屬部隊參加整風學習。

 

延安整風運動徹底改變了干部隊伍的作風，鍛煉了黨性，帶來黨內政治生活的極大提升。全黨通過思想、路線的高度統一而形成了組織上空前的團結，為抗戰以及解放戰爭的勝利做好了思想與組織的準備。由于王明的教條主義的徹底清除，指導中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毛澤東思想在黨內的指導地位得到確立，毛澤東作為全黨政治領袖與毛澤東思想指導地位達到了應有的統一。延安整風的干部教育學習的成功經驗成為黨的優良傳統，成為黨的成功的路徑依賴。

 

改造我們的學習（節選）

 

為了反復地說明這個意思，我想將兩種互相對立的態度對照地講一下。

 

第一種：主觀主義的態度。

 

在這種態度下，就是對周圍環境不作系統的周密的研究，單憑主觀熱情去工作，對于中國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這種態度下，就是割斷歷史，只懂得希臘，不懂得中國，對于中國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團。在這種態度下，就是抽象地無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不是為了要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策略問題而到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那里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而是為了單純地學理論而去學理論。不是有的放矢，而是無的放矢。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教導我們說：應當從客觀存在著的實際事物出發，從其中引出規律，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為此目的，就要像馬克思所說的詳細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學的分析和綜合的研究。我們的許多人卻是相反，不去這樣做。其中許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們對于研究今天的中國和昨天的中國一概無興趣，只把興趣放在脫離實際的空洞的“理論”研究上。許多人是做實際工作的，他們也不注意客觀情況的研究，往往單憑熱情，把感想當政策。這兩種人都憑主觀，忽視客觀實際事物的存在?；蜃髦v演，則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則夸夸其談的一大篇。無實事求是之意，有嘩眾取寵之心。華而不實，脆而不堅。自以為是，老子天下第一，“欽差大臣”滿天飛。這就是我們隊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風。這種作風，拿了律己，則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則害了別人；拿了指導革命，則害了革命?？傊?，這種反科學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方法，是共產黨的大敵，是工人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民族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大敵當前，我們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觀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才會抬頭，黨性才會鞏固，革命才會勝利。我們應當說，沒有科學的態度，即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統一的態度，就叫做沒有黨性，或叫做黨性不完全。

 

有一副對子，是替這種人畫像的。那對子說：

 

墻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

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

 

對于沒有科學態度的人，對于只知背誦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詞句的人，對于徒有虛名并無實學的人，你們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診治自己的毛病的話，我勸他把這副對子記下來；或者再勇敢一點，把它貼在自己房子里的墻壁上。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科學，科學是老老實實的學問，任何一點調皮都是不行的。我們還是老實一點吧！

 

第二種：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在這種態度下，就是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對周圍環境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和研究。不是單憑熱情去工作，而是如同斯大林所說的那樣：把革命氣概和實際精神結合起來。在這種態度下，就是不要割斷歷史。不單是懂得希臘就行了，還要懂得中國；不但要懂得外國革命史，還要懂得中國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國的今天，還要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在這種態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要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際運動結合起來，是為著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而去從它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的。這種態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態度。“的”就是中國革命，“矢”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所以要找這根“矢”，就是為了要射中國革命和東方革命這個“的”的。這種態度，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而要這樣做，就須不憑主觀想象，不憑一時的熱情，不憑死的書本，而憑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地占有材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從這些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這種結論，不是甲乙丙丁的現象羅列，也不是夸夸其談的濫調文章，而是科學的結論。這種態度，有實事求是之意，無嘩眾取寵之心。這種態度，就是黨性的表現，就是理論和實際統一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作風。這是一個共產黨員起碼應該具備的態度。如果有了這種態度，那就既不是“頭重腳輕根底淺”，也不是“嘴尖皮厚腹中空”了。

 

《改造我們的學習》：中國革命所具有的理論意義

 

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上所作報告《改造我們的學習》，從學習入手，成為黨的傳統、慣例，成為后來成功的歷史路徑依賴。

 

毛澤東指出當時黨內存在三個方面的缺點：“不注重研究現狀，不注重研究歷史，不注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應用。”這三個缺點是“極壞的作風”。

 

其一就研究現狀而言，像我黨這樣一個大政黨，對于周圍環境，即國內和國際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各方面,還沒做過系統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調查研究客觀實際狀況的濃厚空氣，而是“瞎子摸魚”，滿足于一知半解，“單憑主觀熱情去工作，對于中國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

 

其二就研究歷史而言，不論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還是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史，近百年的還是古代的中國史，在許多黨員的心目中是漆黑一團。很多人是言必稱希臘，卻忘記了自己的祖宗，割斷歷史，不懂得中國。所以，認真地研究歷史的空氣與認真地研究現狀的空氣都是不濃厚的。

 

其三就馬克思主義的學習而言，只是為了單純的學習，抽象而無目的，不會用來具體研究中國的現狀和中國的歷史，不會具體分析中國革命問題和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結果造成理論和實際分離。“教政治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策略”，“經濟學教授不能解釋邊幣和法幣”，這樣在學生中所造成的一種反常心理就是“對中國問題反而無興趣，對黨的指示反而不重視，他們一心向往的，就是從先生那里學來的據說是萬古不變的教條”。毛澤東當年對于政治學、經濟學教授的書本政治學、書本經濟學問題的批評放在今天依然有效。

 

毛澤東將以上三種缺點歸之為主觀主義的態度，認為與主觀主義相反的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就是不要割斷歷史。不單是懂得希臘就行了，還要懂得中國；不但要懂得外國革命史，還要懂得中國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國的今天，還要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在這種態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要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際運動結合起來，是為著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而去從它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的。這種態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態度。‘的’就是中國革命，‘矢’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這種態度，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

 

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的最后一部分提出，“向全黨提出系統地周密地研究周圍環境的任務”，對敵、我、友三方的經濟、財政、政治、軍事、文化、黨務各方面的動態進行詳細的調查和研究，然后引出應有的和必要的結論。為此，要引導同志們的眼光向著這種實際事物的調查和研究，要使同志們懂得共產黨領導機關的基本任務，就在于“了解情況和掌握政策兩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謂認識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謂改造世界”。

 

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的最后，平實而又充滿自信地說：“我們走過了許多彎路。但是錯誤常常是正確的先導。在如此生動豐富的中國革命環境和世界革命環境中，我們在學習問題上的這一改造，我相信一定會有好的結果。”

 

整頓黨的作風（節選）

 

這就是說，我們的學風還有些不正的地方，我們的黨風還有些不正的地方，我們的文風也有些不正的地方。所謂學風有些不正，就是說有主觀主義的毛病。所謂黨風有些不正，就是說有宗派主義的毛病。所謂文風有些不正，就是說有黨八股的毛病。這些作風不正，并不像冬天刮的北風那樣，滿天都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現在已不是占統治地位的作風了，這不過是一股逆風，一股歪風，是從防空洞里跑出來的。但是我們黨內還有這樣的一種風，是不好的。我們要把產生這種歪風的洞塞死。我們全黨都要來做這個塞洞工作，我們黨校也要做這個工作。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這三股歪風，有它們的歷史根源，現在雖然不是占全黨統治地位的東西，但是它們還在經常作怪，還在襲擊我們，因此，有加以抵制之必要，有加以研究分析說明之必要。

 

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這就是我們的任務。

 

我們要完成打倒敵人的任務，必須完成這個整頓黨內作風的任務。學風和文風也都是黨的作風，都是黨風。只要我們黨的作風完全正派了，全國人民就會跟我們學。黨外有這種不良風氣的人，只要他們是善良的，就會跟我們學，改正他們的錯誤，這樣就會影響全民族。只要我們共產黨的隊伍是整齊的，步調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強大的敵人都是能被我們打倒的。

 

《整頓黨的作風》：反對宗派主義，黨的利益高于個人和局部的利益

 

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黨校開學典禮的演說《整頓黨的作風》，是延安整風運動的第二篇基本文件。文中明確，“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在學風、黨風、文風這三者的關系中，學風和文風是針對黨內而言的，也都是黨的作風，即三者都是黨風。整頓黨風的意義在于“只要我們黨的作風完全正派了，全國人民就會跟我們學”，這就是《論語》所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同志在延安中共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作了《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這是黨校大禮堂舊址。

 

基于學風也是黨風，《整頓黨的作風》在《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基礎上，對于主觀主義這一不正派的學風又做了進一步的批判?！墩D黨的作風》指出學風問題是“第一個重要的問題”。毛澤東提出問題：“我們首先要問，我們黨的理論水平究竟是高還是低呢？”“確實，我們的理論水平是比較過去高了一些。但是按照中國革命運動的豐富內容來說，理論戰線就非常之不相稱，二者比較起來，理論方面就顯得非常之落后。”毛澤東進一步指出我們還沒有把豐富的實際提高到應有的理論高度的問題：“一般地說來，我們的理論還不能夠和革命實踐相平行，更不去說理論應該跑到實踐的前面去。我們還沒有把豐富的實際提高到應有的理論程度。我們還沒有對革命實踐的一切問題，或重大問題，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論的階段。”我們身為中國共產黨員，不能對于中國問題熟視無睹，不能只記誦馬克思主義書本上的個別結論。

 

毛澤東強調知識的重要性，說：“要把革命事業做好，沒有比較完全的知識是不行的。”我們看到兩種不完全的知識，一種是現成書本上的知識，一種是從事實際工作的同志經驗性的知識，也是偏于感性和局部的知識。這兩種不完全的知識對應我們黨內主觀主義的兩種形式，前者對應教條主義，后者對應經驗主義。兩種知識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結合，才能產生比較完全的知識。毛澤東認為在這兩種主觀主義中，黨內的教條主義更為危險，“我們如果把教條主義克服了，就可以使有經驗的同志得著良好的先生，使他們的經驗上升成為理論，而避免經驗主義的錯誤”。

 

毛澤東還指出有許多同志天天念“理論和實際聯系”，實際上在行動上并不去聯系。聯系是要“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毛澤東形象、風趣地批評有些同志僅僅把箭拿在手里搓來搓去，連聲贊嘆“好箭！好箭！”，卻老是不愿意射出去。這樣的人就是“古董鑒賞家”，幾乎和革命不發生關系。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箭”，必須去射中國革命之“的”。“這個問題不講明白，我們黨的理論水平永遠不會提高，中國革命也永遠不會勝利。”

 

講完了反對主觀主義尤其要攻破教條主義以整頓全黨的學風的問題之后，毛澤東接著在《整頓黨的作風》中講宗派主義的問題。宗派主義首先就是鬧獨立性，只見局部利益，不見全體利益，忘記了下級服從上級、局部服從全體、全黨服從中央。預防宗派主義，要提倡顧全大局，每一個黨員，每一個局部工作，每一項言論或行動，都必須以全黨利益為出發點。

 

毛澤東分析，鬧“獨立性的人，常常跟他們的個人第一主義分不開，他們在個人和黨的關系問題上，往往是不正確的”。這種人鬧名譽，鬧地位，鬧出風頭。“為了這些，就要拉攏一些人，排擠一些人”，毛澤東批評“這種人的吃虧在于不老實”。他強調“我們一定要建設一個集中的統一的黨，一切無原則的派別斗爭，都要清除干凈。要使我們全黨的步調整齊一致，為一個共同目標而奮斗，我們一定要反對個人主義和宗派主義”。

 

反對宗派主義傾向，還包括外來干部和本地干部必須團結。“因為許多抗日根據地是八路軍、新四軍到后才創立的，許多地方工作是外來干部去后才發展的，外來干部和本地干部的關系，必須加以很好的注意。”只有外來干部和本地干部完全團結一致，只有本地干部大批地成長了，并提拔起來了，根據地才能鞏固，我黨在根據地內才能生根。外來干部和本地干部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必須互相取長補短，才能有進步。反對宗派主義傾向，還包括處理好老干部和新干部的關系、軍隊干部和地方干部的關系、軍隊和軍隊的關系、地方和地方的關系、這一工作部門和那一工作部門的關系，這些都屬于黨內的相互關系，都要防止宗派主義傾向，“以黨的利益高于個人和局部的利益為出發點，使黨達到完全團結統一的地步”。在黨外關系上，也要消滅宗派主義傾向。

 

 

整風運動中，1942年春毛澤東在軍事高級干部會議上作報告。資料圖/光明日報

 

毛澤東指出“一切宗派主義思想都是主觀主義的”，反對宗派主義和反對主觀主義的斗爭，應該同時并進。他指出：“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有兩條宗旨是必須注意的：第一是‘懲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懲前毖后”是指“對以前的錯誤一定要揭發，不講情面，要以科學的態度來分析批判過去的壞東西，以便使后來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治病救人”是指“我們揭發錯誤、批判缺點的目的，好像醫生治病一樣，完全是為了救人，而不是為了把人整死”。“任何犯錯誤的人，只要他不諱疾忌醫，不固執錯誤，以至于達到不可救藥的地步，而是老老實實，真正愿意醫治，愿意改正，我們就要歡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變為一個好同志。”毛澤東強調：“對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決不能采用魯莽的態度。”

 

1942年4月2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指出，“思想斗爭的火力”，“應對著新老干部雙方的毛病，使新老干部相互批評之后，更進一步地相互了解與團結。態度一定要好，態度不好，就會引起人家不滿意。不要暗箭，不要冷嘲，熱罵還好，冷嘲就不好，因為它會搞得疑神疑鬼。這種空氣不要在共產黨里面增長，它不利于大家，它使黨不團結，使黨分裂。不要暗箭，應該是采取積極的態度上下夾攻”。毛澤東提出要“用嚴正態度開展正確的批評，糾正無的放矢與無原則的攻擊毀謗的態度”。

 

反對黨八股（節選）

 

黨八股這個形式，不但不便于表現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獲得發展，必須拋棄黨八股，采取生動活潑新鮮有力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風。這種文風，早已存在，但尚未充實，尚未得到普遍的發展。我們破壞了洋八股和黨八股之后，新的文風就可以獲得充實，獲得普遍的發展，黨的革命事業，也就可以向前推進了。

 

不但文章里演說里有黨八股，開會也有的。“一開會，二報告，三討論，四結論，五散會”。假使每處每回無大無小都要按照這個死板的程序，不也就是黨八股嗎？在會場上做起“報告”來，則常常就是“一國際，二國內，三邊區，四本部”，會是常常從早上開到晚上，沒有話講的人也要講一頓，不講好像對人不起?？傊?，不看實際情形，死守著呆板的舊形式、舊習慣，這種現象，不是也應該加以改革嗎？

 

現在許多人在提倡民族化、科學化、大眾化了，這很好。但是“化”者，徹頭徹尾徹里徹外之謂也；有些人則連“少許”還沒有實行，卻在那里提倡“化”呢！所以我勸這些同志先辦“少許”，再去辦“化”，不然，仍舊脫離不了教條主義和黨八股，這叫做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沒有結果的。例如那些口講大眾化而實是小眾化的人，就很要當心，如果有一天大眾中間有一個什么人在路上碰到他，對他說：“先生，請你化一下給我看。”就會將起軍的。如果是不但口頭上提倡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實行大眾化的人，那就要實地跟老百姓去學，否則仍然“化”不了的。有些天天喊大眾化的人，連三句老百姓的話都講不來，可見他就沒有下過決心跟老百姓學，實在他的意思仍是小眾化。

 

《反對黨八股》：文風較之于學風、黨風所具有的精微性

 

1942年2月8日，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上的講話《反對黨八股》是延安整風運動的第三篇基本文件。毛澤東將黨八股看成是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宣傳工具和表現形式，并形象地將黨八股譬喻為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可以躲起來的藏身之地。“如果我們連黨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對于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最后地‘將一軍’，弄得這兩個怪物原形畢露，‘老鼠過街，人人喊打’，這兩個怪物也就容易消滅了。”這是更為形象的譬喻。形象的譬喻背后，是毛澤東對于黨八股的文風較之于學風、黨風所具有的精微性的洞悉。

 

 

圖自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毛澤東分析了黨八股的八大罪狀，說第一條罪狀是“空話連篇，言之無物”，第三條罪狀是“無的放矢，不看對象”，第四條罪狀是“語言無味，像個癟三”，等等。在分析第四條罪狀時，毛澤東講到了宣傳，認為不只新聞記者是宣傳家，“我們的一切工作干部也都是宣傳家。比如軍事指揮員，他們并不對外發宣言，但是他們要和士兵講話，要和人民接洽，這不是宣傳是什么？一個人只要他對別人講話，他就是在做宣傳工作”。這是毛澤東對于宣傳工作的本質的最為深刻、透徹的認識。

 

黨八股的第五條罪狀是“甲乙丙丁，開中藥鋪”，滿足于形式主義、現象羅列的低級、庸俗的概念游戲。毛澤東批評這是“使人不用腦筋想問題”。進而，他自問自答：“什么叫問題？問題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沒有解決的矛盾，哪里就有問題。”

 

毛澤東進而深刻揭示了如何觀察問題、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再到對問題加以分析、綜合，從而揭示出事物的內部聯系，最終解決問題的整個過程：“既有問題，你總得贊成一方面，反對另一方面，你就得把問題提出來。提出問題，首先就要對于問題即矛盾的兩個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調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質是什么，這就是發現問題的過程。大略的調查和研究可以發現問題，提出問題，但是還不能解決問題。要解決問題，還須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工作和研究工作，這就是分析的過程。提出問題也要用分析，不然，對著模糊雜亂的一大堆事物的現象，你就不能知道問題即矛盾的所在。這里所講的分析過程，是指系統的周密的分析過程。常常問題是提出了，但還不能解決，就是因為還沒有暴露事物的內部聯系，就是因為還沒有經過這種系統的周密的分析過程，因而問題的面貌還不明晰，還不能做綜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決問題。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說，如果是重要的帶指導性質的，總得要提出一個什么問題，接著加以分析，然后綜合起來，指明問題的性質，給以解決的辦法，這樣，就不是形式主義的方法所能濟事。”

 

 

延安文藝座談會代表合影 吳印咸/攝 該影像原作現由湖南謝子龍影像藝術館收藏

 

新時代與延安整風的精神對標

 

1942年4月21日毛澤東在復電周恩來時說：“抓緊黨內教育，以整頓學風黨風文風為中心，認真進行改造作風鞏固內部的工作，這無論是為著應付目前困難與迎接將來光明都是必要的。”新時代與延安整風有著深刻的精神繼承。

 

延安整風之前，黨內受教條主義的影響，對于在艱苦卓絕的中國革命實踐中產生的毛澤東思想及其對全黨的指導意義還認識不足，沒有大張旗鼓地明確提倡。延安整風之后，黨內的教條主義得到徹底清除，思想得到大解放，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理論成果的毛澤東思想，在黨內的指導地位得到最終確立。

 

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強調中國革命所具有的理論意義，既批評當時黨內存在的“不注重研究現狀，不注重研究歷史，不注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應用”的“極壞的作風”，又展望“在如此生動豐富的中國革命環境和世界革命環境中，我們在學習問題上的這一改造，我相信一定會有好的結果”。新時代對標延安整風精神，是要把新時代放在歷史的縱深中，以及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斗爭中來考察，后者尤其體現在2018年以來的中美貿易戰以及2020年以來的抗疫等兩次大的斗爭所取得的成績背后是領導人的定力、戰略思維與思想上。

 

經過改革開放的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不是主觀臆想出來的，而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推進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的基礎上，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進行艱辛理論探索的成果，是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創新創造的智慧結晶，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歷史是人民書寫的，一切成就歸功于人民”。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7年1月5日的重要講話中，凸顯了“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這就如同當年延安整風時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斗爭所具有的歷史特點。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強調研究歷史，強調當時身處“生動豐富的中國革命環境和世界革命環境中”；習近平以歷史的縱深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已有的中國歷史往上節節貫通，他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40年的偉大實踐中得來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近70年的持續探索中得來的，是在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偉大社會革命97年的實踐中得來的，是在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歷史進程中得來的，是從中華文明5000多年的傳承發展中得來的，是黨和人民歷經千辛萬苦、付出各種代價取得的寶貴成果。

 

延安整風反對宗派主義，強調下級服從上級、局部服從全體、全黨服從中央，強調顧全大局，全黨的步調整齊一致，新時代的“兩個維護”“四個意識”與延安整風的精神是一以貫之的。

 

延安整風反對黨八股，反對形式主義、主觀主義、官僚主義，新時代的反“四風”，尤其是反對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無疑與延安整風的精神也是一以貫之的。

 

作者：謝茂松 中國科學院國創會中國文明和中國道路研究中心主任，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資深研究員；來源：觀察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