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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石：毛主席與人民心連心

點擊：作者：水石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3-12-29 07:35:40

2023年12月25日，北京隆冬時節，冰雪還沒有融化，但軍休所活動室里溫暖如春。戎馬一生的退休老軍人聚聚一堂，召開紀念毛主席誕辰130周年詩文書畫會。這些年過古稀的老同志潑墨揮毫，朗誦詩歌，暢談感想，贊頌毛主席為中國人民立下的豐功偉績和崇高精神風范，抒發對毛主席的無限崇敬、愛戴、懷念之情。

許老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么每到12月26日毛主席誕辰前后，神州大地涌動紀念毛主席的熱潮，廣大人民群眾以各種方式，緬懷這位中國人民的領袖，世界歷史的偉人。

王老、張老、吳老、朱老等老同志們你一言我一語，講歷史，談經歷，說感悟，得出一個共同的答案：毛主席和人民心連心。

大家講了許多新中國成立后，毛主席關愛人民，為人民謀幸福的事情。

一定要使他們設法就業

毛主席認為，人民政府為人民服務就要從解決人民群眾的實際問題著手，為老百姓謀取具體的利益。早在1934年1月，時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澤東，在江西瑞金召開的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專門講了“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問題。他明確指出：“我們對于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問題，群眾的生活問題，就一點也不能疏忽，一點也不能看輕。”他進一步說明要注意的群眾切身利益問題：“解決群眾的穿衣問題，吃飯問題，住房問題，柴米油鹽問題，疾病衛生問題，婚姻問題。總之，一切群眾的實際問題，都是我們應當注意的問題。”新中國成立后，他高度重視解決人民群眾的基本生活問題。

“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就業問題，是民生中的一件大事，事關人民幸福、社會穩定。以毛主席為代表的中共領導人十分關心民眾的就業問題，在1954年毛主席親自主持制定的新中國第一部《憲法》中，就明確規定：“勞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切有勞動能力的公民的光榮的事情。”在毛主席的關心下，從1950年開始，全國各地就相繼成立了失業工人救濟委員會，有計劃、有步驟地全面開展失業登記和失業救濟工作，通過政府介紹就業、轉業訓練、以工代賑生產自救、自謀職業和回鄉生產等多種措施解決就業問題。在日理萬機的工作中，毛主席多次對群眾反映的就業問題作出批示，并督促解決問題。

1963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編印的《群眾反映》第84期上登載了《上海有很多人迫切要求給予生活出路》一文。該文說，近年來，上海地區要求解決工作、生活問題的來信有顯著增加。從目前趨勢看，來信還在逐步增加。來信的人，以被精減的職工為最多，其次是未能升學就業的社會青年，再次是其他各類無業人員。精減職工中，大致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已經回鄉的老、弱、病、殘職工，他們一般小孩比較多，本人勞力不強，農事不熟，工分掙得少，往往入不敷出；另一種是家在上海市區，被精減后斷了生計，現在只好“坐吃山空”。一些未能升學的社會青年，或者是家里人口多，收入少，或者是父母雙亡，本人無依無靠，他們都要求就業。從來信看，有一部分人情緒極為不滿，也有些人要求去香港謀職，或者寫信給蘇聯大使館，要求接受他們去蘇工作或學習，還有些人搞投機倒把等，少數人甚至參加或組織了反動團體。

12月13日，毛主席看了這期《群眾反映》后，立即將此件批轉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華東局第一書記、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兼上海市市長柯慶施和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陳丕顯，并在首頁寫下批語：

柯老、丕顯同志：

此件請閱。此事必須解決。一定要使他們設法就業。即使暫時不能就業，也要支出一筆救濟費把他們養起來，以待逐暫（漸）設法就業。上海共有失業者多少？是否有幾十萬？請查告。你們對此問題的解決意見如何，請考慮見告。

毛澤東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隨后，他又將這期《群眾反映》和自己的批語批轉給劉少奇、鄧小平和彭真。

劉、鄧、彭真同志：

我在《群眾反映》第84［期］上寫了幾句話給上海柯、陳二同志，送上請閱。如以為不妥，請退回修改。如以為可用，請交尚昆加封寄去。此是一件大事，值得注意。

毛澤東
十二月十三日

在毛主席的督促下，不僅上海的這些問題得到解決，而且推動了就業政策在全國的落實，穩定了當時的社會秩序，鞏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權，樹立了黨在人民群眾中的良好形象，促進了經濟的發展。

窮棒子社是整個國家的形象

新中國成立之后，全國各地都開始進行土地改革，農民分到了自己的土地，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千年愿望，擺脫了地主的壓迫，成為自己的主人。可是，由于各人各家的情況不同，個人身體好能力強的勤勞致富快，反之就跟不上腳步，特別是一些年老體弱，“五保戶”再次成為了貧農。一遇到干旱、水災等大家都無力拯救，漸漸陷入絕境，即便有了土地也沒辦法耕種，許多戶人家都吃不上飯。

河北省唐山市遵化縣西鋪村就出現這些情況。一個叫王國藩的農民感到，靠個人和一家一戶單干，大多數人會返貧，只有組織起來才能共同致富。王國藩決定把村里貧窮的人家聯合起來，建立合作社，鄉親們稱“窮棒子”合作社。成立合作社首先需要基金，但是本來就是貧困戶的村民，根本拿不出錢，于是王國藩帶領合作社里的十幾名青壯年砍柴賣柴，賣了了幾百塊錢，用來購買合作社所需要的生產工具，合作社開始了正式運作。

第二年，王國藩創立的合作社實現了大豐收，合作社每一戶都分到了接近二百元的現金以及七百多公斤的糧食，真正擺脫了貧困生活。此后合作社漸漸壯大，很多村民都加入其中，“窮棒子”合作社聲名遠揚，王國藩沒有沉浸在褒獎聲音之中，他抓住機會大力發展其他作坊，實現全面發展。王國藩的事跡經媒體報道后，聞名全國，很多人紛紛去參觀學習。

毛主席知道后十分感動，他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按語中，對王國藩合作社專門有論述。按語說：“遵化縣的合作化運動中，有一個王國藩合作社，二十三戶貧農只有三條驢腿，被人稱為‘窮棒子社’。他們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時間內，從‘山上取來’了大批的生產資料，使得有些參觀的人感動得下淚。我看這就是我們整個國家的形象”。在毛主席的倡導下，全國農村掀起了成立合作社的高潮，億萬農民走上共同致富路。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1950年夏季，安徽、河南交界連降大雨，淮河流域又發生了數十年未有的特大洪災。淮河全流域受災面積達4687萬畝，災民約1300多萬，倒塌房屋89萬余間。在安徽主持工作的曾希圣幾乎每天都給中央發來四個A的特急電報，報告災情。其中有一份報告寫道：“由于水勢兇猛，來不及逃走，或攀登樹上，失足墜水（有在樹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統計四百八十九人。”

毛主席看了這個電報心情沉重，他在“被毒蛇咬死者”和“統計四百八十九人”兩處，都畫了橫線。7月20日、8月5日、8月31日和9月21日，毛主席就災情寫了四封批示信給周恩來，請周恩來總理具體部署落實根治淮河的辦法。在7月20日的批語中寫道：

“除目前防救外，須考慮根治辦法，現在開始準備，秋起即組織大規模導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導淮，免去明年水患。請邀集有關人員討論（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導淮兩問題。如何，請酌辦。”

第二天，周恩來打電話給曾希圣，傳達了毛主席批語的內容，請他考慮根治淮河的辦法。同時告之，政務院正準備組織水利專家，研究和制定大規模導淮工程的計劃，以便盡快實施這項工程。接著，周恩來又召集時任水利部部長的傅作義和相關部門的負責同志，商討導淮工程問題。

就在治淮計劃緊張部署之際，8月5日，毛主席在另一份匯報淮北災情的報告里寫下批語：

“請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導淮計劃，送我一閱。此計劃八月份務須作好，由政務院通過，秋初即開始動工。如何，望酌辦。”

根據指示，周恩來迅速再召集有關人員召開緊急會議，研究貫徹和落實問題。到8月中旬，一個治理淮河的計劃草案終于形成了。隨后，毛澤東將這個計劃草案急送與治淮工程有密切關系和淮河泛濫區域里的黨組織，征求他們的意見。

8月31日，毛澤東閱讀了中共蘇北區委對治淮的意見的電報。毛主席認為他們的意見提得好，當即在報告上寫下批語：

“此電第三項有關改變蘇北工作計劃問題，請加注意。導淮必蘇、皖、豫三省同時動手，三省黨委的工作計劃，均須以此為中心，并早日告訴他們。”

在周恩來親自指導與參加下，水利部治淮會議于8月25日至9月12日召開。會議提出，一定高度重視、堅決落實毛主席關于治理淮河的批示。會后，中央向安徽、江蘇、河南三省傳達了治淮決定，要求省委迅速將決定傳達到縣和農村的黨支部。

黨中央決定花費大力氣治淮的消息在三省干群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9月16日，曾希圣在寫給華東局和黨中央的報告中說：“安徽省民眾特別是皖北地區的災民，積極擁護中央關于治淮的決定，各項治淮的準備工作，正抓緊進行之中，爭取早日勘測，早日開工。”他還提出，為了保證順利治淮，中央要向安徽、江蘇、河南三省治淮工地緊急調運糧食。

曾希圣的報告很快送到毛主席的案邊。9月21日，為督促治淮工程早日開工，毛主席寫批示給周恩來：“現已九月底，治淮開工期不宜久延，請督促早日勘測，早日做好計劃，早日開工。”

10月14日，政務院正式頒布由周恩來主持制定的《關于治理淮河的決定》，對治淮方針、1951年治淮工作方案和相關人力、物力、財力的保障措施都作出了具體規定。

1950年11月底，治理淮河第一期工程正式拉開帷幕。由于缺少大型機械設備，中央和豫皖蘇三省前后動員了幾百萬民工投入到治淮工地上去。

1951年5月，以邵力子為團長的中央治淮視察團赴治淮工地視察。行前，毛主席會見了邵力子，叮囑他在視察中需要了解的情況和問題。而后，他親筆題詞：“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并吩咐工作人員把這個題詞制成四面錦旗，分別送給治淮前線的治淮委員會和三個治淮指揮部。

受毛主席題詞的鼓舞，大批干部、工人、農民、解放軍戰士和剛剛畢業的大學生從全國各地奔赴治淮前線，投身到這項新中國第一個全流域、多目標的水利工程上來。到1957年冬，治淮工程基本完成，國家共投入資金12.4億元，共治理大小河道175條，修建水庫9座，湖泊洼地蓄洪11處等，培修淮河主要地方和運河堤防共4600多公里，極大提高防洪泄洪能力。淮河作為新中國第一條全面系統治理的大河，從1951年編制第一部治淮規劃，至今已開展五輪流域綜合規劃工作，形成較為完善的流域規劃體系。如今，淮河流域以不足全國3%的水資源總量，承載大約1/10的人口和耕地，生產1/6的糧食，一半以上的小麥產自這片肥沃的土地，滋養著廣大人民。

毛主席還多次視察了黃河、長江等大江大河，就修水利，治水害作出指示。人民政府根據毛主席的指示，依靠人民群眾根治了長江、黃河、淮河等大江大河的水患，修建了佛子嶺、青銅峽、三門峽、十三陵等86000個大小水庫，消除了水患，促進了經濟發展。

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

舊中國廣大人民群眾醫療得不到保障，特別在農村，缺醫少藥。農民生病也治不起，只是挺著，小病能挺過去，得了大病，只能等死。毛主席非常關乎人民群眾健康，在他的心中始終占據十分重要的位置。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政府根據毛主席的指示，采取多種措施發展衛生事業，重視解決農村廣大農民的醫療衛生問題。

1953年，時任民盟中央副主席的沈鈞儒到嘉興視察，了解到農村吸血蟲病的嚴重情況時，寫信向主席反映。毛主席親復：

血吸蟲病危害甚大，必須著重防治，大函及附件已交習仲勛同志負責處理。

1955年11月，中央防治血吸蟲病領導小組成立，并在疫區逐級建立了省、市、縣、村各級防治機構，制定了四年奮戰，兩年掃尾，七年消滅血吸蟲的規劃。

1958年6月30日，當主席得知江西省余姚縣消滅了血吸蟲時，竟夜不能寐，揮筆寫下《七律·送瘟神》二首：

（一）

綠水青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蟲何！
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萬里，巡天遙看一千河。
牛郎欲問瘟神事，一樣悲歡逐逝波。

（二）

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
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
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
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

詩詞發表后，全國防治血吸蟲病工作推向高潮，促進了全國醫療衛生事業的進步。

1959年，性病在全國范圍內基本被消滅；鼠疫得到控制；霍亂基本絕跡；60年代初，天花在我國滅絕，比在世界范圍內滅絕整整早了十多年；結核病的死亡率從建國初期的250/10萬下降到40/10萬；同時脊髓灰質炎、麻疹、乙腦、白喉、破傷風、百日咳等傳染病的發病率都明顯下降。

但是，歷史遺留醫療問題很多，人民政府很難一朝一夕解決，在發展中還存在許多問題。如，從醫療保健制度的覆蓋范圍上看，農村與城市極不平衡。從醫療衛生資源的分布和投入上比較，農村與城市相差甚遠，農村相對落后和貧困。

毛主席對此很不滿意。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同身邊醫務人員談話說：

告訴衛生部：衛生部的工作，只給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務，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還是老爺。而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農村，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老爺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醫學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著讀那么多年。華佗讀的是幾年制？明朝李時珍讀的是幾年制？醫學教育用不著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畢業生學三年就夠了，主要是在實踐中提高。這樣的醫生放到農村去，就算本事不大，總比騙人的醫生和巫醫要好，而且農村也養得起。書讀得越多越蠢。現在醫院那套檢查治療方法，根本不適合農村。那種做法脫離群眾，中國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農村，不在農村服務，還叫什么為人民服務。工作中，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所謂尖端，高、難、深的疾病研究上，對一些多發病、常見病、普遍存在的病，如何預防，如何改進治療，不管，沒人注意，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的問題不是不要，只是應該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應該放在農村，重點在農村。……今后城市的醫院應該只留下畢業一兩年的醫生，本事不大的醫生，其余的都到農村去，把好的都放在農村。……（《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505-506頁）

毛主席和醫務人員的這番談話，經過整理就是后來著名的“六二六指示”。其主要精神是：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為五億多農民服務，解決農民看病難的問題；改革醫學教育，降低入學門檻，縮短學制，培養適合農村需要的醫生；簡化檢查治療方法，發展中西醫結合，提高農村醫療水平和效率；結合社會主義建設和革命運動，開展衛生科研工作，重視農村常見病、多發病、普遍存在的病的預防和治療；與群眾實踐相聯系，發揮基層衛生組織和群眾自我保健的作用，提高群眾的健康意識和水平。

從毛主席同醫務人員的談話內容可以看到，他所以不滿意，根本原因在于醫療條件的“兩極分化”。毛主席是不能容忍少數人享受而多數人受苦的情況在新中國出現的，為此，他批衛生部為“城市老爺衛生部”，并說“書讀得越多越蠢”，很明顯，這些話都是帶著情緒的，也可以說，這種醫療條件“兩極分化”的情況讓毛主席憤怒了。

在毛主席看來，醫療事業應該面向大眾，而要面向大眾，就不能不優先農村，因為農村人口占了百分之八十五，這就是毛主席始終站在大多數人一邊。“六·二六指示”雖然影響了“老爺們”的切身利益，也一定程度上得罪了百分之十五的城市人口，但為了百分之八十五的農村人口，毛主席坦坦蕩蕩，以至于他不惜說出“不在農村服務，還叫什么為人民服務”這種“狠話”。

1968年9 月 14 日，毛主席細閱讀了當天《人民日報》上發表的反映上海川沙縣王桂珍、黃鈺祥赤腳醫生扎根農村為農民治病的事跡后，在《人民日報》上批示：“赤腳醫生就是好。” 1968年底，毛主席批發了湖北省長陽縣樂園人民公社舉辦合作醫療的經驗，稱贊“合作醫療好”。

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和后來的一些批示，對我國的醫療衛生事業產生了重要意義和深遠的影響。推動了新中國醫療衛生事業的一次重大調整和改革；促進了農村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推動了醫學教育的改革和創新；拓展了衛生科研的領域和方向。一方面促使衛生部逐步將人力、物力和財力的重點放到農村；另一方面指示極大鼓舞了廣大醫務工作者投身農村建設的熱情，激發了農村群眾徹底改變疾病叢生的落后面貌的決心。農村醫療衛生工作出現了飛躍發展。以全國醫療衛生機構病床的分布為例，1965年農村只占40%，短短十年后，到1975年，這個比重已提高到60%。全國衛生經費65%以上用于農村。對農村巡回醫療和合作醫療的有力推動，為改變農村醫療衛生面貌奠定了基礎。到1975年底，全國有赤腳醫生150多萬，生產隊的衛生員、接生員390多萬。全國城市和解放軍醫務人員先后有110多萬人次下農村巡回醫療，有十幾萬城市醫務人員在農村安家落戶。高等醫藥院校畢業生70%以上分配到農村。“赤腳醫生”和“合作醫療”制度，被世界衛生組織和世界銀行譽為“以最少的投入獲得了最大的健康收益”的“中國模式”。在毛主席去世之前，全國5萬多個農村人民公社，基本都建立起了衛生院，讓農村廣大群眾的醫療衛生條件得到了史無前例的改善。而這，只是毛主席給民眾帶來的數不勝數的福祉中的一項。

必須重視人民的通信

毛主席十分重視群眾來信，將其視為了解基層情況、密切聯系群眾的一個重要渠道。他認為，從群眾來信中可以了解百姓的生活和工作情況，知道黨和政府各級機關的工作情況，檢驗黨的各項方針政策的施行效果。

新中國成立后，為了及時了解群眾的呼聲，解決黨和政府各級干部脫離人民群眾，做官老爺的問題，毛主席在不同場合多次強調要重視群眾來信。新中國成立初期，他幾乎對每一封來信都親自閱示處理。后來，由于來信太多，才由田家英等秘書先行篩選一部分后再送他處理。在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就收錄了數量眾多的毛澤東對群眾來信的批語。

1950年5月上旬，北京市委收到了清華大學張景鑫轉來原該校學生鮑潔如寫的一封信。鮑潔如參加過南下工作團在中共浙江省寧波地委的工作。信中反映了該地區農村工作中的一些違法亂紀情況。北京市委隨即把這封信轉呈毛澤東。5月11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名義寫下批語：

華東局，并轉浙江省委，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并轉各省委、區黨委、地委：

接北京市委送來浙江工作同志張景鑫（鮑潔如）一信，特轉給你們。這種違反政策及命令主義的工作作風，是不能忍耐的，必須實事求是，徹底檢查，切實糾正，并以結果報告中央。各省各縣有同樣情形的，必須檢查糾正，并厲行整黨整干，徹底糾偏。

中央五月十一日

1952年3月25日，上海市勞動局干部蔣立致信毛主席就私營企業中工人監督生產問題提出了建議。毛主席認為建議提得非常好，于4月3日寫下批語：

這是上海勞動局一個同志關于工人監督生產問題的意見。請尚昆同志印發在京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全總黨組、中財委及其所屬各部門黨組，并從陸地寄送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區黨委，作為研究這一問題的參考材料。

毛澤東四月三日

1958年9月5日，毛主席收到一封匿名信，反映安徽省靈璧縣有些鄉謊報畝產，多報種植面積以致于發生餓死人的災情的問題。10月2日，毛主席將這封信批轉給安徽省第一書記曾希圣，同時寫下批語：

曾希圣同志：

是否屬實，請派人去那里查一下，酌量處理。

毛澤東十月二日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安徽省委派出檢查組進行了調查，并于12月23日報告毛澤東，說信中反映的問題基本屬實，對此省委作了自我檢查，并采取措施，進行處理。

1962年2月12日，上海市普通工人金祥根給毛澤東寫信反映物價上漲，多年積蓄的錢一天天地貶值的問題。為此，他提出了兩條建議：一、政府盡最大努力穩住物價，使人民對幣值有充分的信心。二、每月公布物價總指數，存款采取保本保值的辦法。3月4日，毛澤東將信批轉給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財經小組副組長、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同時寫下批語：

先念同志：

請你找幾個內行同志在一起，研究一下，看這個文內所提兩項辦法是否可能做到，怎樣做到，何時做到。如有結果，請告我。

毛澤東三月四日

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縣城郊公社下林小學教員李慶霖致信毛主席，反映正在插隊的孩子生活上遇到的困難。信中說，當國家對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口糧供應和生活費停發后，孩子勞動分得的口糧年年不夠吃，每年都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靠回家吃黑市糧過日子，加上又沒有一分錢的勞動收入，因此生活很困難，請求國家能盡快給予應有的合理解決。信中還反映了在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招工、招生、招干工作中存在的拉關系、走后門等情況。1973年4月25日，毛主席給李慶霖復了一封信，并寄出300元錢。之后，毛主席要求各省（市、自治區）、各大軍區在開黨委擴大會議時認真研究這個問題。1973年六七月間，國務院召開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擬定《關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若干問題的試行規定草案》，要求認真改進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

1975年8月5日，著名粵劇表演藝術家紅線女給毛主席寫信說：“最近我到延安、大寨、紅旗渠參觀學習，發現那里的食鹽賣得太貴了。太原食鹽是1角1分1斤，林縣賣1角3分，昔陽縣皋落大隊賣1角6分，其他有的地方還賣到了1角8分。山區的鹽比城市貴那么多，我覺得這是對待山區，特別是老解放區的態度問題。像食鹽、布匹這類人人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必須照主席歷來關心群眾生活的教導去辦。因此，僻野山區的鹽價就是要比城市低廉才對。”8月13日，毛澤東指示將該信“印發政治局在京各同志，并議一下”。后來，這封來信和毛澤東的批語，作為中共中央1975年9月23日至10月21日召開的農村工作座談會會議文件印發。有關部門采取措施，解決了問題。

毛主席不但自己重視群眾來信，還要求各級黨和政府機關認真對待這件事情。1951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給毛澤東寫了一份報告，反映某些領導同志對人民來信來訪不夠重視的情況。16日，毛澤東在這個報告上寫下批語：“必須重視人民的通信，要給人民來信以恰當的處理，滿足群眾的正當要求。要把這件事看成是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加強和人民聯系的一種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輕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義的態度。如果人民來信很多，本人處理困難，應設立適當人數的專門機關或專門的人，處理這些信件。如果來信不多，本人或秘書能夠處理，則不要另設專人。”

為人民群眾撐腰

在處理日常事務中，毛澤東堅定站在人民一邊，為群眾撐腰。建國后，有些干部工作不細，作風不實，損害了群眾利益，受到毛澤東嚴厲批評。

1956年11月，毛主席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中指出：

早幾年，在河南省一個地方要修飛機場，事先不給農民安排好，沒有說清道理，就強迫人家搬家。那個莊的農民說，你拿根長棍子去撥樹上雀兒的巢，把它搞下來，雀兒也要叫幾聲。鄧小平你也有一個巢，我把你的巢搞爛了，你要不要叫幾聲？于是乎那個地方的群眾布置了三道防線：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婦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壯年。到那里去測量的人都被趕走了，結果農民還是勝利了。后來，向農民好好說清楚，給他們作了安排，他們的家還是搬了，飛機場還是修了。這樣的事情不少。現在,有這樣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了。這樣的人，群眾反對他，打石頭，打鋤頭，我看是該當，我最歡迎。而且有些時候，只有打才能解決問題。

共產黨是要得到教訓的。學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樣的事情，同志們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學生要到北京請愿，一個列車上的學生在四川省廣元車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個列車上的學生到了洛陽，沒有能到北京來。我的意見，周總理的意見，是應當放到北京來，到有關部門去拜訪。要允許工人罷工，允許群眾示威。游行示威在憲法上是有根據的。以后修改憲法，我主張加一個罷工自由，要允許工人罷工。這樣,有利于解決國家、廠長同群眾的矛盾。

無非是矛盾。世界充滿著矛盾。民主革命解決了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這一套矛盾。現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資本主義和小生產的矛盾也基本上解決了，別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來了，新的矛盾又發生了。縣委以上的干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里。如果不搞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斗，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版，第313-329頁。）

為糾正農村工作中的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等錯誤傾向，1959年，4月29日，毛主席給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寫了一封長信，專門講了關于農業的包產問題、密植問題，節約糧食問題、播種面積要多的問題、機械化問題。講真話問題等六個方面的問題。他指出：

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對各項增產措施，對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于人民事業有利，于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愿”，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干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33頁。）

針對有些地方刮“共產風”，損害群眾利益的問題，毛主席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