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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憲雷：毛澤東從傳統文化中汲取推進理論創新的智慧論析——以對慧能和《六祖壇經》評點為例

點擊：1878  作者：樊憲雷    來源：理論中國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4-01-27 11:02:24

 

 《六祖壇經》網絡圖

 

“堅持理論創新”，是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積累的十條最寶貴的歷史經驗之一，是我們黨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開拓中完成中國其他各種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艱巨任務的根本。如何推動理論創新？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提出了“兩個結合”“六個必須堅持”的要求，為我們在新時代更好推動理論創新提供了世界觀、方法論。2023年6月30日，習近平在二十屆中央政治局關于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第六次集體學習中進一步強調，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決不能拋棄馬克思主義這個魂脈，決不能拋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個根脈，指出堅守好這個魂和根，是理論創新的基礎和前提，闡明了將理論創新植根本國、本民族歷史文化沃土中的極端重要性。我們黨百余年發展歷程也是一部理論創新的歷史。這部理論創新史，既與我們黨的實踐探索有關，也與我們黨對文化傳統的梳理、考察特別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甄別借鑒、消化吸收、繼承發展有關。這方面，毛澤東為我們作出了表率。本文以毛澤東對慧能及《六祖壇經》的評點為例加以考察，來管窺毛澤東是如何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經驗智慧來推動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的。

 

《六祖壇經》是中國僧人撰寫的著述中唯一被稱為“經”的一部佛教典籍，在佛教史特別是中國佛教發展史上影響深遠。這部佛經主要記載了六祖慧能一生得法傳法的事跡及啟導門徒的言教，文字通俗易懂，很受毛澤東喜愛。據林克回憶：毛澤東很欣賞禪宗六祖慧能，《六祖壇經》一書，他經常帶在身邊。他多次給我講六祖慧能的身世和學說，更為贊賞他對佛教的改革和創新精神。逄先知也說：“對于禪宗學說，特別是它的第六世唐朝高僧慧能的思想，毛澤東更注意一些。”這一點從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在工作中特別是在一些會議上屢屢提到慧能這個人物也能看出來。1957年10月9日，在黨的八屆三中全會的講話提綱中，毛澤東以古今中外的一些著名人物如蕭楚女、齊白石、高爾基、玄奘、慧能、梁鴻、富蘭克林等為例，來說明人的腦力能夠有很大的發展。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會議的講話提綱中談到創立學派問題時，毛澤東列舉了我國歷史上的一些著名人物，其中也包括慧能。

 

作為革命家、理論家的毛澤東，從來不是為讀書而讀書的。他善于從古書中讀出經驗和智慧，進而以古鑒今、古為今用。有論者指出：“毛澤東閱讀中國古書是同現實生活相聯系，為現實斗爭服務的。他同那些信而好古，鉆到故紙堆里出不來的人，大相徑庭；同那些言必稱希臘，對于自己國家的歷史一點也不懂或者懂得甚少的人，也完全不同。”比如他從《老子》中讀出了“辯證法”；從《水滸傳》中讀出了“統一戰線”；從《紅樓夢》中讀出了“反封建”；從《徐霞客游記》《水經注》中讀出了“調查研究”；等等。

 

同樣，毛澤東肯定并稱贊慧能及《六祖壇經》，主要用意也在于借鑒他的做法和經驗，將之運用于中國的革命、建設實踐?；勰芡苿臃鸾谈母锖汀读鎵洝穼Ψ鸾痰闹袊?，對中國革命和建設最重要的啟發，莫過于推動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發展。正如林克所講：慧能這種勇于變革，把外來的宗教中國化，使之符合中國國情的特點，“與毛澤東追求變革，把馬克思主義原理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并使之中國化、民族化的思想，似不無相通之處”。筆者認為，這種相通之處體現在中國化、大眾化和人民性這三方面。

 

一、要寫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

 

作為一種外來宗教，佛教要在中國生根發芽必須適應中國土壤。自東漢傳入中國后，經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發展，佛教到隋唐時期進入繁榮期。但在禪宗之前，佛教主要流傳于王公貴族和士大夫之間，很難進入尋常百姓家。這主要是因為佛教典籍艱深難懂，普通民眾非借助于佛教僧人講解難以理解接受。直到慧能以后，情況才明顯改變。在佛教發展史上，有“六祖革命”的說法?；勰芙Y合中國實際和儒家文化，對傳統佛教觀念及其修行方法做了一系列根本性變革，主要是把“真如佛”變為“心性佛”、把“佛度師度”變為“自性自度”、把“修禪靜坐“變為“道由心悟”、把“經教”變為“不立文字”、把“出世間求解脫”變為“即世間求解脫”，從而使中國佛教表現出明顯的入世性、儒學化與心性化等特征，極大推進了佛教中國化。也就是說，通過慧能的改造變革，艱深難懂的佛教典籍變為像《六祖壇經》這樣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作品，戒律森嚴的修行儀軌變為頓悟等簡便修行方式，適應了時代發展的需要和中國實際。

 

“唐代中國佛教的變化，從社會史的觀點看，其最重要的一點便是從出世轉向入世?；勰芩鶆摿⒌男露U宗在這一發展上尤其具有突破性或革命性成就。有人稱他為中國的馬丁·路德是不無理由的。”針對慧能在《六祖壇經》中所講的“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寺不修，如西方心惡之人；在家若修，如東方人修善。但愿自家修清凈，即是西方”，這“在當時佛教界真是驚天動地的一聲獅子吼。佛教精神從出世轉向入世便在這句話中正式透顯了出來。后來的禪師們翻來覆去講的也都離不開這個意思”。

 

 

南華禪寺是中國佛教著名古剎之一，六祖慧能禪師弘揚“禪宗”的道場，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圖為南華禪寺全貌  梁斌 攝

 

正是因為慧能在佛教中國化進程中的革命性作用，毛澤東指出：“慧能主張佛性人人皆有，創頓悟成佛說，一方面使繁瑣的佛教簡易化；一方面使印度傳入的佛教中國化。因此，他被視為禪宗的真正創始人，亦是真正的中國佛教的始祖。”這番話充分肯定了慧能這方面的貢獻。

 

毛澤東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方面一直走在時代前列。1938年10月，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的講話中提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概念，強調“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待解決的問題”。

 

為什么要強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主要在于馬克思主義是行動的指南、武器，而不是教條。馬克思主義揭示的真理具有普遍性，同時又不能把馬克思主義書本上的某些個別字句看作現成的靈丹圣藥。革命和建設具有實踐性，各國革命和建設實踐都有基于自己文化、實際等形成的獨特性，且實踐又總是發展變化的，這就要求理論和實際必須結合起來。

 

土地革命時期，我們黨深受教條主義、本本主義之害，毛澤東是深有體會的。他有關中國革命的正確策略、方針，被譏諷為“山溝溝里的馬克思主義”?？梢哉f，毛澤東對教條主義深惡痛絕。1930年，他就寫了《反對本本主義》，堅決反對那種“以為上了書就是對的”心理，強調要結合中國實際情況制定黨的策略路線。1942年，他在《整頓黨的作風》中又強調，我們需要的理論家要“能夠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正確地解釋歷史中和革命中所發生的實際問題，能夠在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種種問題上給予科學的解釋，給予理論的說明”，亦即那些既深刻理解馬克思主義原理，又“應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學地分析中國的實際問題，找出它的發展規律”的理論家。

 

因此，毛澤東反復強調進行理論創新必須到斗爭中去、到群眾中去、到實踐中去，要做調查研究。他說：“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他還結合自己的經驗指出：“我們在第二次國內戰爭末期和抗戰初期寫了《實踐論》、《矛盾論》，這些都是適應于當時的需要而不能不寫的。”1958年，他在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批語中又特意說，把書中的“‘我國’（指蘇聯）兩字改為‘中國’來讀，就十分有味道”。

 

新時代，面對新的問題、適應新的需要，必須寫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論?！吨泄仓醒腙P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將“堅持理論創新”作為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的一條重要歷史經驗，強調“馬克思主義理論不是教條而是行動指南，必須隨著實踐發展而發展，必須中國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

 

二、要寫出大眾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

 

根據《六祖壇經》記載，慧能父親早亡，“老母孤遺，移來南海，艱辛貧乏，于市賣柴”。后來向五祖弘忍學佛法時，弘忍也稱其“獦獠”，意即慧能出身邊遠地區，尚未開化、沒有知識。那則著名偈語“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據傳也是慧能口誦后由一位姓張的“江州別架”代寫。得到弘忍傳法衣缽后，慧能又“避難獵人隊中，凡經一十五載。時與獵人隨宜說法”?？梢姡勰艹錾碡氋v，是勞動人民一員。對此，1958年北戴河會議期間，毛澤東在主持召開各協作區主任會議上就理想和主觀能動性問題談道：《六祖壇經》記載，慧能和尚，不識字，很有學問。在廣東傳經，主張一切皆空，是徹底的唯心論，但他突出了主觀能動性，在中國哲學史上是一個躍進。

 

慧能不識字，由他口述或根據他的思想言論整理的《六祖壇經》的一大特點便是通俗易懂。《六祖壇經》把深奧難解的佛理變為簡潔明快的話語，其中口語、方言的應用，深入淺出、易懂易記，并借助擔水劈柴、吃飯睡覺之類的方法，使之流傳于社會各階層。思想語言的大眾化和見性成佛的普遍性，使《六祖壇經》推動并實現了中國禪學的大眾化，成為面向大眾的通俗佛教理論。

 

創立理論的目的是傳播思想、用于實踐，前提是能讓人樂于讀并能讀得懂。通俗化對佛教理論流傳的積極作用不可估量，湯用彤在談隋唐佛學特點的時候指出，理論是否簡明易懂影響著佛教教義傳播：“北統傳下來的華嚴、天臺，是中國佛學的表現；法相宗是印度的理論，其學說繁復，含義精密，為普通人所不易明了。南方的禪宗，則簡易直截，明心見性，重在覺悟，普通人都可以欣賞而加以模擬。所以天臺、華嚴那種中國化的佛教行不通，而來自印度的法相宗也行不通，只有禪宗可以流行下去。禪宗不僅合于中國的理論，而且合乎中國的習慣。當初禪宗本須坐禪，到后來連坐禪也免去了。由此也可見凡是印度性質多了，佛教終必衰落，而中國性質多的佛教漸趨興盛。”從一定意義上說，后來佛教特別是禪宗廣為流布，理論通俗化是重要因素，甚至有著決定性影響。

 

毛澤東向來重視馬克思主義大眾化。1959年5月30日，他在機械工業部呈遞的一份文件上批示：“凡是使人看不懂，看了之后覺得頭痛，沒有邏輯（內部聯系），沒有論證，因而沒有說服力的文件，以后千萬不要拿出來。”毛澤東之所以對“使人看不懂”的文件這么反感，是因為他一直提倡優良文風和重視理論大眾化。

 

延安時期，毛澤東將學風、黨風、文風放在一起加以整頓，認為“要使革命精神獲得發展，必須拋棄黨八股，采取生動活潑新鮮有力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風”。黨八股是優良文風的對立面，毛澤東認為它面目可憎，像個“癟三”“害人不淺”，非打倒不可，并詳細列舉了“八大罪狀”。反對黨八股，目的是提倡優良文風，“大眾化”就是這種優良文風的表現之一。

 

關于大眾化，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許多同志愛說‘大眾化’，但是什么叫做大眾化呢？就是我們的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農兵大眾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應當認真學習群眾的語言。如果連群眾的語言都有許多不懂，還講什么文藝創造呢？”只有向群眾學習，了解、熟悉、掌握群眾的語言，才能使理論鮮活生動起來，理論也才能易于為群眾所接受。毛澤東說：“那些口講大眾化而實是小眾化的人，就很要當心，如果有一天大眾中間有一個什么人在路上碰到他，對他說：‘先生，請你化一下給我看。’就會將起軍的。如果是不但口頭上提倡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實行大眾化的人，那就要實地跟老百姓去學，否則仍然‘化’不了的。有些天天喊大眾化的人，連三句老百姓的話都講不來，可見他沒有下過決心跟老百姓學，實在他的意思仍是小眾化。”那些躲在小樓里面閉門造車的人，“‘生造’出來的東西太多了，總之是‘誰也不懂’。句法有長到四五十個字一句的，其中堆滿了‘誰也不懂的形容詞之類’”。這樣嚴重脫離人民群眾、脫離現實生活的理論，怎能有生命力？又怎能讓人愛讀呢？

 

對于大眾化的理論、文章、書籍報刊，毛澤東總是毫不吝嗇予以贊揚。他稱贊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是“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價值的”。他稱贊李達的《〈實踐論〉解說》“極好”“對于用通俗的言語宣傳唯物論有很大的作用”，并指出“關于辯證唯物論的通俗宣傳，過去做得太少，而這是廣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學生的迫切需要”。他也總是鼓勵大家用大眾化理論開展宣傳工作。1931年，毛澤東在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寫的關于在紅色區域普遍地舉辦《時事簡報》的通令和怎樣辦《時事簡報》的小冊子中，就語言問題強調：“地方的《時事簡報》要完全用本地的土話。從別處報紙抄下來的那些文字不通俗的新聞，要把原文完全改變。紅軍的《時事簡報》，不會寫本地的土話，也要用十分淺白的普通話。”在《反對黨八股》一文中，毛澤東強調：“共產黨員如果真想做宣傳，就要看對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說、談話、寫字是給什么人看、給什么人聽的，否則就等于下決心不要人看，不要人聽。許多人常常以為自己寫的講的人家都看得很懂，聽得很懂，其實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因為他寫的和講的是黨八股，人家哪里會懂呢？”他還引述季米特洛夫的話說：當寫東西或講話的時候，始終要想到使每個普通工人都懂得，都相信你的號召，都決心跟著你走，要想到你究竟為什么人寫東西，向什么人講話，并強調要把它“當作定律”。

 

1957年3月10日，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期間，毛澤東就新聞工作中的若干問題特意召集新聞出版界部分代表開了一次座談會，其中關于如何寫文章他強調：“文章寫得通俗、親切，由小講到大，由近講到遠，引人入勝，這就很好。”毛澤東不僅要求別人，他自己也是這么做的。讀毛澤東自己的著作，人們從來不會感到艱深晦澀，更不會讀不懂。

 

三、要寫出人民需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

 

《六祖壇經》的廣泛傳播與其內含的人民性密不可分。1959年10月22日，毛澤東在同西藏班禪大師談話時說：“我不大懂佛經，但覺佛經也是有區別的。有上層人的佛經，也有勞動人民的佛經。如唐代六祖（慧能）的佛經《六祖壇經》就是勞動人民的。”

 

怎么理解毛澤東所講的《六祖壇經》的人民性呢？毛澤東向來強調唯物史觀和人民創造歷史。延安時期在和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的談話中，毛澤東回憶起自己小時候讀《水滸》《西游記》《三國演義》等舊小說的感受時曾指出：“有一天我忽然想到，這些小說有一件事很特別，就是里面沒有種田的農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將、文官、書生，從來沒有一個農民做主人公。”

 

就中國佛教來說，最初在西漢傳入中國就是由皇帝下令，并派使臣專門去印度迎請的。因此，佛法在中國早期傳播是自上而下的，主要走的是“上層路線”。南朝梁武帝蕭衍就是著名的崇信佛教的皇帝，為了傳播佛法他經常親自登臺講經，并修建了眾多寺院。唐朝詩人杜牧的詩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描述的就是這樣的場景?；勰荛L期與底層百姓一起生活，能觀察體會到百姓所想所需。他所實施的佛教革命，將繁瑣的佛教教義、儀軌簡易化，強調“頓悟成佛”，一掃傳統佛教的繁瑣哲學，創造了中國普通百姓所能接受的佛教理論，把中國佛教由形式佛教引導至實質佛教，使佛教和佛經趨于平民化。《六祖壇經》因其關注社會最底層弱勢群體的命運，回應他們的心靈需求，所以能夠被廣大下層群眾接受。

 

另外，慧能及《六祖壇經》注重入世，肯定日常生活，也滿足了底層人民的需要?！读鎵洝窂娬{“在世間求解脫”的主張引發了傳統佛教的人間化、生活化，并將世間法和佛法相結合、相統一，契合了“人間佛教”的理念。比如在《壇經·護法品第九》中，慧能指出一味坐禪修行的弊病，認為“道由心悟，豈在坐也”，強調獲得佛法的真正途徑在于自行體悟，表明即世間求解脫、不離生死證涅槃的思想主旨，提倡解脫不離世間，從而昭示世人立足當下，肯定人生?？梢哉f，佛教經過慧能的變革，逐漸朝著既入世又出世的道路發展，使佛教充分生活化、普及化。這也是人民性的一種表現。

 

馬克思主義是人民的理論，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場探求人類自由解放的道路，以科學的理論為最終建立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社會指明了方向，人民性是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屬性。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觀點。毛澤東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他甚至說：“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在革命中，毛澤東深深體會到，“依靠民眾則一切困難能夠克服，任何強敵能夠戰勝，離開民眾則將一事無成”。

 

由此，毛澤東得出結論，“共產黨基本的一條，就是直接依靠廣大革命人民群眾”。這就要求我們的理論、政策必須是為人民群眾服務的，是人民群眾所需要的。毛澤東說：“我們的責任，是向人民負責。每句話，每個行動，每項政策，都要適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錯誤，定要改正，這就叫向人民負責。”

 

在工作中，毛澤東也是這么要求的。比如，1931年他就《時事簡報》的內容強調：“《時事簡報》的新聞，特別是本地的和近地的新聞，一定要是與群眾生活緊密地關聯著的。如牛瘟、禾死、米荒、鹽缺、靖衛團、赤衛隊、AB團造謠、共產黨開會等等，都是與群眾生活密切關聯的，群眾一定喜歡看。凡屬不關緊急的事不要登載。”抗日戰爭時期，他告誡全黨：“不要把‘農民’這兩個字忘記了；這兩個字忘記了，就是讀一百萬冊馬克思主義的書也是沒有用處的，因為你沒有力量。”脫離人民群眾的理論，必然要被人民群眾所拋棄；唯有人民至上的理論，才能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

 

在實踐中推動理論創新，如何堅守人民性呢？首先，要堅持黨的理論創新是為了人民。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將“為什么人”的問題作為首要問題提出，指出：“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在文藝創作以及理論創新中，如果這一根本問題不解決，其他許多問題也就不易解決。要解決這一根本問題，就必須立足于人民群眾之中，深入人民群眾生活，了解人民群眾所需所想。

 

其次，要善于總結人民群眾在實踐中創造的經驗智慧。毛澤東指出：“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自己頭腦里固有的嗎？不是。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因此，推動理論創新決不能坐在房子里空想，必須到實踐中去，總結人民群眾在實踐中產生的新鮮經驗。理論工作者的任務，就是把人民群眾的經驗智慧經過分析、歸納、總結，上升到理論的高度，再用它去指導人民群眾。這就是毛澤東所說的，“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1964年3月，毛澤東在談到《毛澤東選集》時說：“《毛選》什么是我的！這是血的著作”“《毛選》里的這些東西，是群眾教給我們的，是付出了流血犧牲的代價的。”這些話，生動說明了理論創新與人民群眾社會實踐的密切關系。

 

最后，推動理論創新要造福于人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我們黨的根本宗旨，進行理論創新的目的就是實現和發展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一切脫離人民的理論都是蒼白無力的。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是毛澤東推動理論創新的出發點和立足點。他強調，要關心群眾的痛癢，解決群眾的生產生活問題，“鹽的問題，米的問題，房子的問題，衣的問題，生小孩子的問題，解決群眾的一切問題”。這樣的理論才能回應人民群眾的關切，才有理論應該具備的溫度。

 

作者：樊憲雷，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對外合作交流局綜合處處長、編審。原載于《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2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