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圖為會議間隙，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云等在一起
善于總結經驗，從中得出規律性認識，形成科學理論，進而映照現實、指導實踐，遠觀未來、把握大勢，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毛澤東十分重視從實踐中學習，重視從戰爭中學、從歷史中學、從錯誤中學、從人民群眾的智慧中學，把總結經驗作為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他曾把方法形象地比喻為橋或船，說：“我們不但要提出任務，而且要解決完成任務的方法問題。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橋或沒有船就不能過，不解決橋或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決方法問題，任務也只能是瞎說一頓。”這就非常生動且深刻地說明了方法的極端重要性。毛澤東把總結經驗的重要性提升到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高度，深刻指出：“人類的歷史，就是一個不斷地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發展的歷史……因此人類總得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毛澤東重視總結經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我們黨寶貴的精神財富。
1942年4月20日，毛澤東在中央學習組作關于整頓三風的報告時談道：“什么事都需要經驗，什么好的政策都是經驗之總結。”12月，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上，毛澤東對延安南區合作社的創造性經驗進行了高度評價和總結，將其概括為四個方面的經驗加以推廣，對于推進邊區合作社事業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1947年11月，石家莊解放。在隨后進行的管理城市實踐中，我們黨對如何做好城市工作進行了積極探索，積累了寶貴經驗。1948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在給中央的電報中，深入總結了石家莊城市工作的經驗和教訓。毛澤東對這份電報反映的內容高度重視。2月25日，他專門為中央起草了《關于注意總結城市工作經驗的指示》。《指示》針對當時存在的不注意總結工作經驗的現象指出，石家莊的城市工作經驗應當引起各地討論和注意，總結城市工作經驗對于黨的事業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他指出，“多年以來我們占領了很多城市，有了豐富的經驗。但是沒有總結，讓這些經驗埋沒，讓各種錯誤的方針及方法反復重犯，讓良好的經驗限于一地無法為全黨取法”，這種現象必須盡快克服，以便為做好現在和以后的城市工作打下基礎、提供借鑒。毛澤東強調，總結經驗這項工作，“必須引起全黨注意”。 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面對“大躍進”以后出現的許多意料之外的困難和問題，毛澤東把總結經驗擺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在1959年11月底的杭州會議上，毛澤東就開始試圖對新中國成立后的10年經驗進行總結。他說：我們革命，開始不知如何革法，想革而已，花了二十幾年的時間，才得到比較完整的民主革命的經驗，善于不斷總結經驗是重要的。1962年1月，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在抗日戰爭前夜和抗日戰爭時期，我寫了一些論文，例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共產黨人〉發刊詞》，替中央起草過一些關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經驗的總結。那些論文和文件，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產生，在以前不可能，因為沒有經過大風大浪，沒有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比較，還沒有充分的經驗，還不能充分認識中國革命的規律。” 毛澤東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歷程中，每走過一個歷史階段或每到重要關頭，都要總結經驗，為的是開創新局面，更好地指導推進工作。他深刻指出：“總結經驗，我們的經驗是很豐富的，但是不能夠羅列很多事情，而是要抓住重點，加以總結。這樣總結，會給我們全黨一個推動力，使我們的工作比過去做得更好些。”
1937年春，毛澤東、朱德等同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部分人員合影毛澤東是舉世公認的戰爭藝術大師。英國學者邁克爾·艾略特·巴特曼評價說，“毛澤東是掌握打開這個時代軍事奧秘之鎖全套鑰匙的一個時代人物”，“是政治軍事天才人物”。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曾多次談起過自己的軍事經歷。他說，自己是個當小學教員的人，搞過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根本沒有準備打仗，也沒進過什么軍事學校。是因為敵人要抓、要殺而被迫上山打仗的。開始時自己并不會打仗，于是向蔣介石學，向敵人學，從沒有打仗的決心到有了打仗的決心，從不會打仗到學會打仗。他還表示，自己從不會打仗到學會打仗，用了10年的工夫。毛澤東從一個布衣長衫的教書先生成長為叱咤風云的杰出軍事家，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他善于從戰爭中學習戰爭，在戰爭實踐中鍛煉增長軍事指揮才能。1927年秋，毛澤東率領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的部隊上了井岡山，開創出中國第一塊革命根據地。隨即面臨著如何開展武裝斗爭、鞏固和發展根據地的問題。毛澤東采取的主要辦法就是總結經驗，“從戰爭中學習戰爭”。 當年11月，工農革命軍占領茶陵城。12月，敵人又反撲。工農革命軍雖然拼力扼守，終因寡不敵眾，被迫撤出戰斗，損失慘重。戰后，部隊士氣低落，有人甚至悲觀動搖。毛澤東則深刻總結這次失敗的經驗教訓，意識到：以弱小的兵力打守城的消耗戰是不明智的，是得不償失的。這時，毛澤東想起了井岡山“山大王”朱聾子的故事。反動官府千方百計要捉拿朱聾子，可是捉了幾十年也捉不住。原來朱聾子就是充分利用井岡山地勢險要、樹密林深的條件來對付官兵的。只要官兵一進山，他就跟官兵滿山兜圈子，官兵對他毫無辦法。因此，朱聾子常說：“不要會打仗，只要會打圈。”毛澤東從朱聾子的故事中得到很大啟發，琢磨出了打仗的新思路。他對工農革命軍干部和戰士說：“打圈是個好經驗，不過朱聾子打圈只為保存自己，不是為了消滅敵人、擴大根據地。我們改他一句：既要會打圈，又要會打仗。打圈是為避實擊虛，強敵來了，先領他轉幾個圈子，等他暈頭轉向暴露弱點以后，就抓準狠打。”1928年4月井岡山會師后，毛澤東和朱德利用游擊戰術成功打破敵人的“進剿”。這年5月，他們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概括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游擊戰術十六字訣。后來，毛澤東還依據解放軍自身實際情況對作戰經驗作出系統概括，形成“十大軍事原則”，指導中國革命戰爭取得了偉大勝利。1964年，毛澤東和周培源、于光遠一起回憶往事時就提到了這“十六字訣”的來歷。他說他從來沒有想到自己會去搞軍事，去打仗，后來自己真的帶起部隊打起仗來，上了井岡山，在井岡山打了幾次小勝仗，接著又打了幾次大勝仗，于是，經過對多次作戰經驗的總結，提出了“十六字訣”。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人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積累了革命戰爭的寶貴經驗，也留下了許多深刻教訓。總結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經驗教訓，毛澤東初步形成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紅軍到達陜北后，毛澤東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著作、《孫子兵法》等中國古代軍事著作、《戰爭論》等西方軍事學著作，撰寫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等軍事著作，總結黨領導革命戰爭特別是紅軍反“圍剿”戰爭的經驗教訓，對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進行系統分析總結。全國性抗日戰爭爆發后，中國人民和軍隊進行了頑強抵抗，毛澤東及時根據形勢發展對戰爭的經驗教訓進行總結提升。他在《論持久戰》中就強調是以“抗戰十個月的經驗”為基礎來分析問題的。“從戰爭中學習戰爭”從而獲得勝利，是毛澤東總結經驗的突出體現。毛澤東在撰寫《論持久戰》的時候，不僅閱讀和參考了一些中外軍事著作，還系統總結了中外戰史上以弱抗強的經驗。毛澤東以極大的精力鉆研古今中外的軍事著作，曾多次致電在西安的葉劍英、劉鼎等，要求購買有關戰略和大兵團戰役方面的書。新中國成立后，他對這一段的研究生活有過這樣的回憶：“后來到陜北，我看了八本書，看了《孫子兵法》，克勞塞維茨的書看了，日本人寫的軍事操典也看了，還看了蘇聯人寫的論戰略、幾種兵種配合作戰的書等。那時看這些，是為了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是為了總結革命戰爭的經驗。”在先秦時期的許多重大戰役中，毛澤東重視從齊魯長勺之戰、晉楚城濮之戰、齊國圍魏救趙之戰中汲取智慧。他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結合齊魯長勺之戰指出，魯國能夠以弱勝強，就在于“采取了‘敵疲我打’的方針”。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提出，以弱戰強時，不能搞拼命主義，要誘敵深入，在敵人疲勞和不意時打擊敵人。他在《論持久戰》中列舉了晉楚城濮之戰，證明主觀指導正確，以退為進，是能以弱勝強的。對圍魏救趙之戰，毛澤東一直重視將其原則運用到敵強我弱形勢下的作戰中。他在《論持久戰》中介紹的“聲東擊西”“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的戰法，則是對圍魏救趙戰法的活學活用。 1965年7月27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從海外歸來的原國民黨政府代“總統”李宗仁和夫人時，向李宗仁的機要秘書程思遠發問：“你知道我是靠什么吃飯嗎？”程一時茫然不知所措。毛澤東接著意味深長地說：“我是靠總結經驗吃飯的。以前我們人民解放軍打仗，在每個戰役后，總來一次總結經驗，發揚優點，克服缺點，然后輕裝上陣，乘勝前進，從勝利走向勝利，終于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毛澤東認為，除了學習前人的戰爭經驗和軍事理論，“從戰爭中學習戰爭——這是我們的主要方法”。毛澤東就是這樣走過來的。這是一條善于總結戰爭經驗的具有鮮明實踐特色的軍事家的成長之路。
1937年5月9日，毛澤東在延安與參加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的部分同志合影“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中華民族素有治史學史、以史資政、以史育人的優良傳統。毛澤東從青年時代起，就十分重視對歷史的學習與研究。早在1920年12月，他在致蔡和森等人的書信中，分析袁世凱稱帝、段祺瑞執政之所以失敗時，就提出“均系不讀歷史之故”，沒有“汲取王莽、曹操、司馬懿、拿破侖、梅特涅之徒”的教訓，乃世間“最愚者”。他勸大家多讀歷史，并且認為“讀歷史是智慧的事”。毛澤東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后，更加自覺地運用歷史知識、借鑒歷史經驗來為黨的事業服務。 重視歷史，總結歷史，借鑒歷史的經驗智慧，是黨的品格特征之一。毛澤東強調：“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歷史。”毛澤東大多數著作都是在總結古今中外歷史經驗，特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寫成的。如《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等，都是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的光輝文獻和不朽著作。他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一文中，更加明確地提出：“現在大家在研究黨的歷史，這個研究是必需的。如果不把黨的歷史搞清楚，不把黨的歷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辦得更好。”“這對研究今天的路線政策，加強黨內教育，推進各方面工作，都是必要的。”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過程中，毛澤東通過對歷史的比照與分析，提出開辟、鞏固和發展革命根據地的思想。1927年，湘贛邊界秋收起義部隊攻打長沙受挫，毛澤東率領保存下來的部隊走上井岡山，創建了第一塊農村革命根據地。譚震林回憶說：“秋收起義后，毛澤東在文家市召集受到挫折的部隊，堅決制止了再次攻打長沙的主張，率領隊伍向井岡山進軍。毛澤東曾總結歷史上農民起義失敗的教訓，對大家說：李自成為什么失敗了？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沒有鞏固的根據地。”1929年12月，毛澤東反復提出要克服紅軍中普遍存在的“流寇主義”思想。他在為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起草的決議中正式提出：“歷史上黃巢、李闖式的流寇主義，已為今日的環境所不許可。”鑒于沉痛的歷史教訓，毛澤東強調黨領導的革命武裝必須首先樹立“建立根據地”的思想觀念。由此，中國共產黨在湖南、江西兩省邊界國民黨統治最薄弱的羅霄山脈中段創建了中國革命的第一塊根據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后，毛澤東再次把“建立根據地”作為抗日戰爭中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加以強調。抗日根據地的建立、鞏固和發展，為中國人民浴血抗戰提供了牢固的后方基地保障，形成了重要的力量依托，保證了抗日戰爭的勝利。 毛澤東在全黨倡導大興學習、研究歷史之風，率先垂范研究歷史。1937年1月，毛澤東初至延安即致信李克農“請購整個中國歷史演義兩部（包括各朝史的演義）”。1939年12月，毛澤東親自動手與幾位歷史學家合作完成《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作為黨內廣大干部的必修教材。延安時期，第一次對中共黨史進行了集中研究和系統總結。1941年春，中央組織黨的高級干部開始總結黨的歷史經驗。1943年10月以后，毛澤東等分別作了一系列關于如何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的報告。1944年5月，中央書記處決定由任弼時負責組織歷史決議的起草工作。毛澤東等用了近一年的時間，反復組織干部對決議草案進行討論、研究、修改，前后易稿14次，終于在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通過《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黨對自己24年的發展和奮斗史作出了全面、客觀、公正的分析與評價，為中國革命的徹底勝利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在全國性抗日戰爭剛剛轉入戰略相持階段后，毛澤東就向全黨發出號召：一切有相當研究能力的共產黨員，“都要研究我們民族的歷史”。1944年3月，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面世，引發毛澤東的高度關注，他把該文作為延安整風運動的重要文件。同年11月，他又特意致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 這一時期，出版了很多史學著作。如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是根據毛澤東的提議編寫的一部“供干部學習的通俗中國歷史讀本”，毛澤東給予高度評價，認為我們黨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們共產黨對于自國家幾千年的歷史，不僅有我們的看法，而且寫出了一部系統的完整的中國通史。這表明中國共產黨對于自己國家幾千年的歷史有了發言權，也拿出科學的著作了。還有許多重要史學著作如郭沫若的《十批判書》、侯外廬的《中國古典社會史論》、翦伯贊的《中國史綱》等，都是在這段時間開始寫作或完成的。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曾向秘書胡喬木提出寫一篇“紀念七一的論文”，以向黨內外、國內外講清楚黨即將面臨的各種問題和已經取得的歷史經驗。胡喬木將文章提交后，毛澤東并未采用，而是自己親筆撰寫了《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在這篇雄文中，毛澤東系統回顧了中國近代革命史和我們黨的奮斗史，明確指出：“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不僅向世人闡釋了我們黨及其領導下新中國的前進方向，而且向各方展現出我們黨高度的歷史自信和政治智慧。新中國成立后，如何完成社會主義革命，怎樣領導國家建設，是擺在全黨面前的一個全新而艱巨的任務。從“以俄為師”到“以俄為戒”，中共領導人嘗試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建設道路。毛澤東說：“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于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新中國成立后，社會主義革命能在短短五六年時間里取得決定性勝利，黨的執政地位也在不長的時間里得到鞏固和加強，充分說明借鑒先進歷史經驗之正確。 毛澤東倡導領導干部讀史懂史，以史為鑒，借史育人。關于毛澤東讀史與治國，著名歷史學家任繼愈曾評價說：“毛澤東是新中國的主要締造者，他又是一位熱愛歷史、熟悉歷史的領導人。他善于總結歷史，善于從讀史中得到解決現實問題的啟發。新中國成立后，各民族之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團結，中華民族也迅速擺脫貧困走向富強。中國革命和建設取得的巨大成就，是與毛澤東深刻理解中國歷史、善于運用歷史經驗來解決當前問題的才能分不開的。”1952年，毛澤東藏書中增加了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大字本，從這一年開始直到逝世，毛澤東用了相當長的時間讀這部書。毛澤東“自己愛讀《二十四史》，還鼓勵一些同志去讀這部史書，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去分析歷史的經驗教訓，作為工作的借鑒”。“1958年，毛主席再次提出全黨都要學一點歷史的號召。可見，毛主席把學習和研究歷史，放到了何等重要的戰略地位。”1961年6月12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深刻地指出：“我們搞了十一年社會主義，現在要總結經驗。我今天講的就是總結經驗。”“我們是歷史主義者，給大家講講歷史，只有講歷史才能說服人。”“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一個路線，一個觀點，要經常講，反復講。只給少數人講不行，要使廣大群眾都知道。”他常說：只有講歷史才能說服人，不講歷史就講不出道理。
毛澤東指出：規律存在于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不從歷史發展過程的分析下手，規律是說不清楚的，“研究問題應該從歷史的分析開始”。1956年9月，回顧歷史，他說：我們有了經驗，才能寫出一些文章。比如我的那些文章，不經過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是不可能寫出來的，因為我沒經驗。史沫特萊曾說：毛澤東以理論家聞名于世，而他的一套思想理論深深扎根于中國歷史和軍事經驗之中。 新中國成立之初，以胡喬木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以下簡稱《三十年》）為代表的一系列黨史研究作品在全社會產生了廣泛影響，成為中共黨史宣傳教育的重要依托。而《三十年》也正是在毛澤東的關心下寫作完成的。1951年3月，胡喬木曾致信毛澤東“近日宣傳部忙于準備開會，寫黨史提綱（七一用）和整黨讀本，很多應做的事都沒有做，希望多給指示”。胡喬木信中所提及的“黨史提綱”正是后來以他名義發表的《三十年》。事實上，在《三十年》的寫作過程中，胡喬木曾與毛澤東就一些黨史問題交換過意見，并留下了書信史料：1951年6月，胡喬木致信請毛澤東將《人民日報》排好的清樣“馬上看一下，在十二點前退回”。對于文中涉及陳獨秀的評價、中共一大代表人數問題及相關文字表述等問題，毛澤東一一作了批示與答復。這些記錄足見毛澤東對于黨史寫作編纂的關注，同時體現出他對當時歷史宣傳教育功能的高度重視。毛澤東特別強調歷史的育人功能，激勵領導干部改進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從1958年第一次鄭州會議到1959年廬山會議，毛澤東反復向各級領導干部講到三國時的曹操和郭嘉。陶魯笳回憶：“郭嘉是曹操的重要謀臣，毛主席說此人足智多謀，協助曹操南征北戰，策謀帷幄，出了許多好主意，值得我們學習。……1959年4月上海會議，毛主席更明確地向到會的高級干部推薦讀《三國志·魏書·郭嘉傳》，再次談到黨的領導干部工作方法上要注意多謀善斷，留有余地的問題。”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毛澤東同周小舟等談話時又講起曹操敗于赤壁思念郭嘉的事：“世上沒有先知先覺，沒有什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劉伯溫。無非是多謀善斷，留有余地。《三國志》里《郭嘉傳》值得一讀。”毛澤東多次談論這些歷史人物，就是希望黨內同志從歷史中汲取智慧，能出現一批郭嘉式的領導干部，提高領導水平。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毛澤東在1月30日全體大會上著重講了必須健全黨內民主集中制問題。為此，他講述了劉邦、項羽的故事。他說項羽“不愛聽別人的意見”，而劉邦“比較能夠采納各種不同的意見”，“劉邦同項羽打了好幾年仗，結果劉邦勝了，項羽敗了，不是偶然的”。毛澤東從歷史人物的成敗中總結歷史經驗，教育領導干部要切實踐行黨的民主集中制。
1957年11月，郭沫若（前左一）、鄧小平等隨毛澤東赴蘇參加十月革命40周年慶祝活動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是人總會犯錯誤，共產黨人也不例外。毛澤東說：“任何政黨，任何個人，錯誤總是難免的。”在《實踐論》中，毛澤東指出：“人們經過失敗之后，也就從失敗取得教訓，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適合于外界的規律性，人們就能變失敗為勝利，所謂‘失敗者成功之母’，‘吃一塹長一智’，就是這個道理。”他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指出：“我們走過了許多彎路。但是錯誤常常是正確的先導。”毛澤東總結經驗，總是抓正反兩個方面，“從總結成功經驗與失敗教訓中明辨是非，堅持真理”。他認為：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只要是總結得正確，合乎歷史實際，而不加以任何歪曲，對于一切共產黨人，都是有益的。毛澤東回憶和總結黨的革命歷史時指出，中國共產黨“有許多寶貴的經驗”，正是“錯誤和挫折教訓了我們，使我們比較地聰明起來了，我們的事情就辦得好一些”。 1928年11月2日，毛澤東代表中共紅四軍前委給中央寫報告，全面總結了井岡山工農武裝割據的經驗。報告既講了湘贛邊界割據的成功經驗，也講到了4月和8月的兩次失敗，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和教訓，闡明了如何把黨的領導、武裝斗爭、土地革命和根據地建設連為一體來確保工農武裝割據的成功。1936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講演《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時，也是既總結中央革命根據地前三次反“圍剿”的成功經驗，又總結黨在革命戰爭問題上的“左”傾錯誤，尤其是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教訓。他說：我們應該尊重自己流血的經驗，尊重中國革命戰爭的經驗，沒有這一種長時間的經驗，要了解和把握整個戰爭的規律是困難的。“沒有失敗教不會黨員。”毛澤東指出，凡是歷史上跌了跤的事，不要害怕正視，當作經驗是很好的。錯誤即壞的經驗有很大的教育意義，更值得注意和研究，是“寶貴財產”，可以獲得鍛煉、少走彎路，讓我們產生抵抗力和免疫性。他說，“錯誤已經犯過了，只仇恨是不行的，應該以科學的態度客觀地對待錯誤，取得經驗”，“從痛苦的經驗中，我們才制定出比較符合客觀情況的路線和政策”，“所以犯了錯誤不可怕，要把錯誤抓到手里，變作經驗，當作武器”。犯錯誤是難免的，重要的是老老實實承認自己的錯誤，誠懇地接受批評，并勇于改正錯誤。毛澤東指出：“錯而能改，出以真誠老實，就能逐步地見信于人、變為一個好同志。”毛澤東以身作則，帶頭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1941年6月，陜甘寧邊區召開各縣縣長聯席會議，開會時下大雨，延川縣代縣長李彩云不幸被雷擊身亡。噩耗傳來，群眾議論紛紛。同一天，有個農民飼養的一頭驢也被雷電擊死。他逢人就說：“老天爺不開眼，為什么不劈死毛澤東？”保衛人員聽了這話，詢問情況后，準備把這個人抓起來，被毛澤東制止。不久，在清澗縣農村又發生了一起類似事件，一名農婦的丈夫在山上耕地時不幸被雷擊身亡，農婦悲痛中也說了類似的話。中央社會調查部聞訊后，把她拘押到延安，保衛部門建議判處死刑，毛澤東得知后不同意。他認為，這個婦女這么說，肯定是有原因的，后仔細一了解，是公糧征多了。1938年征糧1萬擔，1939年征糧5萬擔，1940年征糧9萬擔，1941年要征20萬擔，農民確實負擔重。負擔重，老百姓生活不好，自然會有怨言。如果照這樣下去，再不解決問題，共產黨很難在這個地方統治下去，會失掉民心，甚至垮臺。毛澤東想了一個辦法，就是開展大生產運動。后來，毛澤東回憶說：“犯錯誤，都是難免的，我們都有。”“我們剛到陜北時，征糧多了，老百姓不滿意。有個縣委書記（代縣長），打雷時觸電死了。有人講‘雷公為什么不打毛澤東’。當時有的同志主張把她當‘反革命’抓起來。我不贊成，群眾對我有意見，說明我關心群眾的疾苦不夠啊！我當時幾夜睡不好覺反復想這個問題，以后提出‘自己動手，豐衣足食’，開展了大生產運動，減輕了人民的負擔，也改善了黨和人民的關系。” 百團大戰剛剛勝利時，中共中央十分肯定，毛澤東還要求彭德懷有機會再多組織幾次。但在1941年、1942年日軍大“掃蕩”導致八路軍極端困難后，彭德懷卻一度受到毛澤東等人的批評，被指責為過早暴露了自己的真實實力以及為了片面取得政治影響甚至矯枉過正等等。對此，彭德懷覺得十分委屈。于是，他決定和毛澤東交流一下意見。一天晚上，彭德懷找到毛澤東，說明來意后，毛澤東非常誠懇地對彭德懷說：“百團大戰是無可非議的。從組織手續上講，你戰前對軍委有報告，當時軍委和我個人也是同意了的。如果講缺點的話，那就是軍委回電未到，你就提前動作了，但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嘛……若說有錯，首先錯誤在我，我不但同意了，給你發了電報，還向你提出這樣的大戰役是否可以多搞幾次。”聽了毛澤東的這番話，彭德懷的怨氣頓時就消失了。他激動地對毛澤東說：“同志間的理解、信任勝過最高獎賞，有主席今晚這番話，就是現在叫我去死，也是死而無憾了!” 從1942年春到1945年4月，中共中央在全黨范圍內開展了一次大規模的整風運動，史稱“延安整風運動”。然而，在整風運動后期，由于錯誤估計形勢、擴大敵情，特別是由于康生在“搶救失足者”運動中大搞逼、供、信，結果造成了許多冤假錯案。毛澤東及時糾正了這種過火行為，強調不能搞逼、供、信，規定“一個不殺，大部不抓”。他還主動承擔責任，并在陜甘寧邊區行政學院、中央黨校、黨的七大以及其他一些場合，多次向受到傷害的同志“脫帽，敬禮，賠不是”，進行自我批評。有一次在中央黨校禮堂開會時，毛澤東就說：“這次大家都洗了澡，就是水熱了一點兒。”“今天，我就是特意來向大家檢討錯誤的，向大家賠個不是，向大家賠個禮。”說到這里，毛澤東還恭恭敬敬地把手舉在帽檐下，向被整錯了的同志賠禮道歉。他還詼諧地說：“我向你們賠禮，你們也該還我一個禮吧？你們不還禮，我這手就放不下來了。”許多受到冤屈的同志，最初的怨氣雖然很大，但是由于毛澤東這樣主動承擔錯誤，并多次誠懇道歉，不僅怨氣消了，還很感動，對過去的事釋懷了，心情重新舒暢了，而且還增進了同志間的感情，增進了團結。1960年6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期間，毛澤東面對比較嚴峻的國內經濟形勢，寫了《十年總結》一文。他在這篇文章中以及在大會上的口頭講話中，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十年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作了初步總結和分析，反映了從歷史中尋找出路、走出困局的基本思路和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開創新局面的不懈努力。在《十年總結》中，毛澤東不僅承認失誤，提出亡羊補牢的措施，而且帶頭自我檢討，承擔責任。他說：“我本人也有過許多錯誤。有些是和當事人一同犯了的。”那么，如何看待過去所犯的錯誤呢？毛澤東說：“看來錯誤不可能不犯。如列寧所說，不犯錯誤的人從來沒有。”他認為正確對待錯誤的態度是吸取教訓，改正錯誤：“鄭重的黨在于重視錯誤，找出錯誤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錯誤的主觀和客觀的原因，公開改正。”他進一步闡述：“我黨的總路線是正確的，實際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錯誤大概也是難以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錯誤、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謂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 1962年，中央召開七千人大會，總結“大躍進”的經驗教訓，統一全黨思想。毛澤東在大會上帶頭作了批評和自我批評：“有了錯誤，一定要作自我批評，要讓人家講話，讓人批評……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這次會議充分發揚了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風，總結了經驗，給全黨以鼓舞，增強了全黨團結奮斗、戰勝困難的信心。
毛澤東非常注重向人民群眾學習，并從學習中總結經驗。他把這種工作態度和優良作風形象地稱作“甘當小學生”。“人民”二字，是毛澤東一生中使用頻率很高的一個詞，在毛澤東的心目中是神圣的、至高無上的。他說：“我們是人民民主專政，各級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級政權機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軍隊叫人民解放軍。”中外歷史上，曾對無數的帝王、元首喊過“萬歲”，唯有毛澤東第一次喊出了“人民萬歲”的最強音。他還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口號“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認為“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毛澤東這句名言闡明人民群眾不僅是黨的力量的源泉，也是黨的智慧的源泉。毛澤東認為只有在人民群眾中“甘當小學生”，不斷總結經驗，才能學到群眾的知識和智慧。他說：“和全黨同志一起向群眾學習，繼續當一個小學生，這就是我的志愿。”人民群眾是“諸葛亮”，“中國人民中間，實在有成千成萬的‘諸葛亮’，每個鄉村，每個市鎮，都有那里的‘諸葛亮’。我們應當走到群眾中間去，向群眾學習”。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澤東回到湖南考察農民運動，以駁斥當時黨內外對農民運動的責難。他廣泛地接觸和訪問群眾，實地考察了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的農民運動情況，召集農民和農民運動干部，虛心向人民群眾請教，召開各種類型的調查會，獲得了大量第一手資料。通過調研，他深切地感到“許多農民運動的道理，和在漢口、長沙從紳士階級那里聽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農民運動“好得很”，撰寫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篇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文獻。 1930年，毛澤東在尋烏調查，走訪請教當地商販，獲益良多。“多謝兩位先生（郭友梅和范大明）的指點，使我像小學生發蒙一樣開始懂得一點城市商業情況”。1941年，毛澤東寫了《〈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在這篇文章中，他指出：“這些干部、農民、秀才、獄吏、商人和錢糧師爺，就是我的可敬愛的先生，我給他們當學生是必須恭謹勤勞和采取同志態度的，否則他們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盡……因此，沒有滿腔的熱情，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在這里，毛澤東連續用了四個“沒有”的排比句式，表明了“甘當小學生”的學習態度和方法。毛澤東在延安時常講，“有時對于一件事情，感覺到毫無主意，感覺到沉悶，但一同實際接觸，一同群眾與下層干部接觸之后，主意就出來了，人也感覺得輕松了”。1944年7月，毛澤東對英國記者斯坦因說：“我也是一個小學生，一個群眾的小學生，如果我們要取得戰爭的勝利與和平的話，則群眾的觀念和經驗，必須成為我們政策的基礎，因為老百姓可以教導我們很多東西。”對于文藝，毛澤東曾謙虛地說自己是“小學生”和“門外漢”。在毛澤東看來，“人民群眾”的范圍十分廣泛，既包括干部、農民、秀才、獄吏、商人和錢糧師爺，還包括工人、科技文化工作者，等等。毛澤東曾形象地說，群眾工作要想做得好，“欲窮千里目”，那就要先下樓去了解情況，然后再“更上一層樓”。這樣才能站得高，看得遠。如果既不愿下樓，又不愿上樓，怎能欲窮千里目呢？天下沒有那種便宜事的。總結人民群眾的經驗，應該有張良求師的精神，要有雖百折而不變的初衷。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多次講要向群眾學習。他說：“要講務農不如吳滿有，要講做工不如趙占魁，要講當兵不如張治國。幾萬萬樣事情我們只能做一兩樣，那是有限度的，我們不知道的、不會做的東西多得很。”他又說：“老百姓的許多東西我們要學，我們的知識很差，首先我的知識很差。運鹽怎么運，我不太了解，合作社怎樣辦，我不太了解，我沒辦過合作社。因此向我們提出了一個任務，就是要學習。”他還向大會代表介紹了自己的做法：“我這個人凡事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問同志們，問老百姓。打仗也是這樣。” 1956年2月14日至4月24日，毛澤東聽取了國務院35個部門的工作匯報，最終形成《論十大關系》的講話。1961年1月，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這個會開完，我想去一個地方，做點調查研究工作。”在具體方法上，毛澤東提出要“下廠下鄉”，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到基層“去蹲點”，找經驗和辦法。1964年3月，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說：“《毛選》，什么是我的？這是血的著作。《毛選》里的這些東西，是群眾教給我們的，是付出了流血犧牲的代價的。”毛澤東卓越的智慧、非凡的戰略才能從哪里來？新中國成立后，原國民黨將領鄭洞國曾向毛澤東提出過這個問題。毛澤東的回答是“拜人民為師，這就靈了”。1964年8月29日，毛澤東會見尼泊爾教育代表團時，外賓問：“您這樣偉大的秘密是什么？”毛澤東說：我沒有什么偉大，就是從人民群眾那里學得知識，制定政策，然后再教育人民群眾。所以要當先生，就得先當學生。早在1944年7月，毛澤東就指出：“老百姓可以教導我們很多東西。我們的任務便是傾聽他們的意見，學習他們的經驗，洞悉他們的愿望和批評，把他們所要的東西的總體規定下來，并把它作為政策交給他們。”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高度重視從群眾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不斷總結經驗，從而制定了一系列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
（來源：本文原載《黨史博覽》2025年第2期，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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