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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村改革的方向需要調整

　　堅持土地的集體所有制，在家庭承包制基礎上，建立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是我國明確規定的農村改革方向。近40年來，農村的改革實際是以“分”為導向，以實行家庭承包制為主線，除了極少數仍堅持集體統一經營的鄉村和少部分仍保留集體土地、資源的村之外，以集體資源為基礎、以組織農民為特征的“統”的機制已基本失去了現實的基礎。結果，“統分結合”只停留在黨的文件和憲法上，并沒有被真正貫徹，小農經濟再次成為我國農村最基本的生產組織形式。

　　農村家庭承包制曾對促進農村生產力發展、保障工業化和城市化發揮過巨大的歷史作用，但走到今天，其局限性也顯現出來：它瓦解了原來農村以集體所有制為基礎的合作化體制，也瓦解了農村發展的內生動力，阻礙著農村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對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發展村民自治、移風易俗、落實基層治理等諸方面都產生了消極的影響。

　　從進一步發展農村生產力、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城鄉協調發展實現一體化、實現共同富裕等目標來看，我國農村改革又到了一個轉折關頭：在家庭承包制的基礎上，以加強“統”為指向，以基層黨組織為核心把農民重新組織起來，把分散到家庭生產資料聯合起來，改變現有的生產組織形式，真正做到“統分結合”。正如鄧小平在1990年指出的：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這又是一個很大的前進。現在，實現第二次飛躍的需要和條件正在成熟，這是深化農村改革的基本出發點。 

　　農村體制改革的主要矛盾已發生變化

　　當年，集體經濟的“大一統”束縛了農民的積極性和自主就業，阻礙了生產力發展，是農村體制改革中的主要矛盾，實行家庭承包制的改革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但在整個農村改革的指導思想中，突出強調了家庭承包制有利于調動農民積極性和發展農業生產的一面，沒有重視小農經濟的生產組織形式與農業現代化、農村建設和農民共同富裕這一社會主義現代化要求相矛盾的一面，沒有強調農村的合作化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必由之路。現在，這種改革路徑的局限性已充分表現出來。一個重要原因，是農村體制改革中的主要矛盾已發生變化：

　　我國農村體制改革的主要矛盾，已從改革之前“統”得過死、“分”得不足，變成了目前的“分”得過度、“統”不起來。農村改革的目標從原來主要是解放和發展農業生產力、增加農民收入，進一步演變為解放和發展農村生產力，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實現城鄉協調發展，走向共同富裕。更多強調“分”而忽視“統”的農村改革，不能適應改革所要達到的目標，這突出地表現為以下各種問題：

　　一家一戶的分戶經營，使原有的水利設施難以維護，而且容易遭到毀壞，新農田基礎設施建設因牽涉到用地問題亦難以進行。搞承包制時因土地好壞抓鬮分地，造成耕地碎片化。目前，我國農民戶均耕地約7.5畝，平均分為5.7塊，阻礙了機械化耕作、規模化經營和統一科學種植。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難以抵御自然和市場的風險，也難以拓展生產門路。

　　對承包地長期采取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做法，這造成人地不均，剝奪了部分農民承包集體土地的權利，也影響了村民參加村內各項建設的積極性，有的地方甚至引發群體性事件。

　　以土地流轉為基礎而形成的種田大戶、家庭農莊、土地托管，以及資本下鄉，實現了農業的規模化生產，但并不承擔“統”的功能。政策鼓勵的農民專業生產合作社也不是涵蓋全體村民的合作化機制，而是以追求效益為導向，按照市場邏輯進行的農戶聯合，它排斥地少、勞力弱的困難群眾，既不能解決農村的分化問題，更不承擔農村建設的責任。

　　土地承包長期不變，特別是量化確權之后，強化了農民對土地的私有觀念，導致“寧可拋荒，不可釋業（地產）”，拋荒現象較為普遍，山地、旱地更為嚴重，有的地方拋荒面積達到20%以上。根據《土地管理法》，發包方有權對拋荒兩年的耕地收回，但十五屆三中全會的決定規定，不得隨意收回承包地，之后《土地承包法》又強調了這一點。兩個不同的法律規定，使基層不敢處置拋荒地，土地的集體所有權實際上落空，土地拋荒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

　　在城市化、市場化、工業化、國際化、信息化浪潮中，城市成為發展極，第二、三產業引領國民經濟發展，而失去內在發展動力的農村無法與城市協調發展，越來越邊緣化。自發外出打工成為農民分享工業化、城市化機會的主要途徑，但這是以家庭的支離破碎為代價的。大量的留守老人、留守婦女、留守兒童，反映了家庭關系松弛，家庭的社會功能大為削弱，許多家庭瓦解。

　　實行“統分結合”的基本條件，是在家庭承包制的同時，村級組織仍具有實行“統”的基本條件和資源，這就要求以一定的集體經濟為基礎。對“分”的片面強調，導致集體所有的田地、山林、水面基本分完，發展集體經濟缺乏基本的條件。全國58萬個行政村，一半左右沒有集體經濟收入，30%的村集體經濟收入在10萬元以下，真正能依靠集體資源主動進行建設的村在比例上只是個位數。這種狀況造成“統”既缺乏體制保障，也缺乏集體經濟的支撐。

　　在農村改革的過程中，“統分結合”雖寫在文件上，但有名無實。“有分無統”造成從合作化開始組織起來的農民又分散化，使農村失去了發展的內在動力。整個農村的發展已從原來依靠國家和集體的“兩條腿走路”，變成現在主要靠國家投入這“一條腿”，農村中集體主義觀念、自力更生精神不復存在，農民的依賴思想發展起來，人民的主體性發生了蛻變。

　　在小農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基礎上，村級組織的弱化造成家族勢力復興、宗教勢力擴張、灰黑勢力抬頭，封建迷信、以大操大辦為特征的人情風蔓延。農民片面聲張個人的、眼前的利益，成為基層治理和農村建設中的突出問題。在這樣的條件下，以一人一票為特征的農村基層群眾自治制度難以發揮有效作用，反而衍生出各種問題。

　　“分而不統”的體制對進一步解放和發展農村生產力、與中央關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要求都不相適應，與走向共同富裕的目標南轅北轍。它也與中國共產黨一貫堅持的把農民組織起來走合作化道路、與鄧小平關于農業要實現兩次飛躍的思想、與習總書記在《擺脫貧困》一書中關于發展集體經濟重要性的論述、在《干在實處走在前列》一書中關于千方百計發展集體經濟的要求格格不入。農村改革到了需要認真總結經驗，進行重大調整的時候。 

　　以“統分結合”為目標，深化農村改革

　　《塘約道路》代表著那些“分”的路子走不下去、重新強化“統” 的村，是統分結合的新實踐。我所到過的貴州安順西秀區大壩村、山東泰安大陡山村、德州寧津縣陶莊村、湖南麻陽縣楠木橋村、懷化鶴城區大坪村，都是近年來在黨支部帶領下，通過強化“統”來改變面貌的例子。這類例子在全國各地都有，他們代表了這樣一種改革方向：在家庭承包制基礎上通過村民的土地承包權入股，建立村社合一的合作社，抱團發展，使農民和集體雙增收，也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開辟了道路。

　　這些村的實踐告訴我們：“統”就是在家庭承包制基礎上建立起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合作化生產方式；就是使農民圍繞著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組織起來；也是農民抱團發展，從農業走向第二、三產業的新方式。他們因強化“統”而激活了農村發展的內因，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解放了農村生產力，為農村建設重建起集體經濟的基礎。他們在“統”的過程中實現了農民回村發展，家庭重新團圓，也重塑了農民的“集體”觀念，激發起自力更生的思想，改變了農村落后的觀念與風氣。他們這種統分結合的新實踐，對實現鄧小平提出的第二次飛躍具有重要啟示。

　　多年來實行“分”的改革造成了一種新的思想僵化，好像只有“分”才是改革，強調“統”就是走回頭路。實際上，改革的初心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改革的靈魂是實事求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中遇到什么問題解決什么問題。因此，以前實行家庭承包制的“分”是改革，今天在家庭承包制基礎上加強“統”、實現“統分結合”也是改革，是改革的深化。它有利于激發農村內在的動力與活力，有利于解放和發展農村生產力，有利于促使農村與城市協調發展，有利于鞏固黨在農村的領導，有利于鞏固社會主義制度。

　　回過頭來看近40年的農村體制改革，我們黨對于實行家庭承包制的認識是明確的，改革的措施是堅決的；但是對于怎樣堅持和發揮好土地集體所有權，怎樣在家庭承包制基礎上發揮好集體經濟的優勢、發揮好“統”的功能、真正實現統分結合的問題，我們的認識和實踐都有待進一步深化。我們必須以實事求是為思想武器，以黨的基本路線為指南，對農村體制改革實踐中的深刻教訓進行系統總結，統一黨內思想認識，加快推進“統分結合”的改革，真正從根子上解決“三農”問題。

　　（作者系中信改革發展研究院資深研究員；來源：《經濟導刊》1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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