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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加強黨的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線建設問題，是因為在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大討論之后，黨內沒有再就思想方法、思想路線方面開展過重大的思想建黨活動。長期以來，黨的思想建設放松了。許多干部在工作中缺乏對客觀規律、對人民群眾和基層實踐的敬畏，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理論武器的自覺性降低了，一些違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發展起來，有的十分嚴重。在全面從嚴治黨的基礎上在思想上建設好黨已十分緊迫。

　　許多干部以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只要根據中央領導講話、上級文件、法律法規制度和以往的經驗努力工作就可以了。他們不懂得小到一個單位的工作，大到治國理政、改革開放發展，都是認識客觀世界和改造客觀世界的過程，都離不開正確的思想方法。這些年來，我們對于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對于以實踐為基礎的認識論、對于事物之間的普遍聯系和對立統一規律、對于“實事求是”原則講得少了。許多同志對什么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對延安時期我們黨所確立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一知半解。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大力整治了腐敗問題、治理了作風問題，加強了黨的紀律、黨內政治生活和黨內監督，但思想建黨的問題沒有解決，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線建設的短板突出了，嚴重地阻礙著黨帶領全國人民去實現所確定的戰略目標。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按照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發展生產力的指導思想，以“三個有利于”為主要準則，我們進行了改革開放，使我國的生產力、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取得了巨大的發展。但同時，黨內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線方面的種種問題也發展起來：

　　1、認為只有生產力的發展才決定社會主義的本質，在注重生產力發展的同時，忽視了生產力的發展總是與生產關系、上層建筑、意識形態處于矛盾運動之中，沒能從把握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矛盾運動的高度，堅持好黨在社會主義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局部地區所出現的政治生態惡化、一些地方和部門出現的塌陷式腐敗和干群關系緊張、意識形態領域一些陣地失守、一些企業勞資關系緊張、農村的改革強調了“分”而弱化了“統”等，都與在思想方法上的形而上學片面性有關。

　　2、在重發展、追求政績的驅動下，以搞土地的大開發、大項目、大工程、大跨越為內容的發展思路流行起來。這種思路重資本、土地、技術的投入，不重人的因素，把工人農民只看做生產要素和民生政策照顧的對象，背離了我們黨關于相信人民群眾、組織人民群眾、依靠人民群眾，把人民群眾作為為主體來建設社會主義的指導思想。市場化的改革不僅對黨內形成了巨大的腐蝕，而且造就了片面重權利、重利益的改革思維范式，把產權改革看做提高效率的萬靈妙丹、社會矛盾只用利益擺平、積極性只要用錢就可以調動，結果造成利益掛帥，為了個人利益可以犧牲公共利益、國家利益，為了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可以犧牲長遠和全局利益，甚至在一部分黨員干部中形成團團伙伙、大搞以權謀私。

　　3、我國有著兩千多年官僚體制傳統，現實是以科層制為基礎的行政體制，“官本位”、“長官意志”的社會基礎根深蒂固，官僚主義、只唯上，不唯實的作風極易發展起來，在工作中自上而下的貫徹排斥了自下而上的從實踐中來、從群眾中來、從基層中來，主觀主義泛濫起來。許多領導干部不深入基層調查研究，習慣于作指示、下命令，以動員大會作為部署，以檢查督查考核來推進，以向下要數據材料作為對進展的了解。會議、檢查、材料匯報成了主要工作方式。造成中下層領導干部的大部分工作時間被會議、督察檢查、迎來送往所填滿，無法深入基層接觸群眾，更談不上與群眾同呼吸、共命運。

　　4、在部門化和屬地化管理的體制下，干部被束縛在部門利益、地方利益的格局里，割斷事物間的、矛盾發展過程中的聯系孤立地看問題、做決策的形而上學思維發展起來。比如，農業的改革只講“分”不講“統”，集體經濟實際被虛置，農村基層治理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失去集體經濟的經濟基礎；在農村基層，民政部強調基層群眾自治，組織部強調基層黨組織建設，農業部強調承包地確權和集體經濟產權制度改革，形不成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政策合力；農業部門只管對農民發放補貼，不管農民是否清楚拿的是什么補貼、補貼是否有效、拿補貼的人是否種地；要求執行八項規定不與實際情況、工作效果的改善相聯系，嚴格財務制度變成一套過細太死的規定，造成基層有事辦不了，有錢無法花，連預算內的應急經費也因規定太死而無法使用；遇到執法管理權模糊的問題各部門相互推諉，都不愿跨前一步，以至于小事變大成頑癥。

　　5、新的“本本主義”發展起來。遇到問題總是“有文件嗎？”“有依據嗎？”不愿意研究具體的情況。許多干部只講貫徹執行上級決定和法律制度規定不走樣，不講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這個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自己不深入基層，對來自基層的意見不傾聽、不重視，在工作上不給基層留任何因地制宜的余地；只要求對上負責，不講我們工作的最高準則是對人民負責。結果許多工作完全變成形式主義。依法治國、依規辦事常常變成“以名求實”、“削足適履”。

　　6、各項工作的推進依賴于指標量化分解落實到基層、層層檢查、與獎懲掛鉤的分項考核，上級習慣于開會布置檢查考核、向下要統計數據總結材料，甚至同樣材料多個部門重復要，造成基層疲于應付。2016年湖南的一個行政村要上報各種材料竟達400余份。基層為應付不得不做表面文章，對海量的上報材料只能拍腦袋，甚至虛報統計數據。

　　7、對工作急于求成，只問結果，不問過程、方法和代價。使用干部只看政績和上級交辦任務的完成情況，不考察他的全部工作。這種環境造就了一批工作上的“猛將”，但助長起只唯上，不唯實，主觀主義、機會主義、實用主義的思想方法，以及不折手段謀取政績的作風。

　　8、在工作中不是勇于面對困難、突破難點，而是熱衷于抓亮點，顯政績，擺成績，集中資源搞花瓶式樣板，專供領導看和媒體宣傳，對難題能拖則拖，留給下一屆去面對。

　　9、好大喜功，掩飾問題，回避教訓。對自己主管的工作只講過五關斬六將，不講也走過麥城，對問題總是掩飾，對總結經驗教訓諱疾忌醫，對自我批評敷衍，有嘩眾取寵鉆營之意，無實事求是對黨和人民負責之心。

　　10、把改革看作不講具體條件的靈丹妙藥，到處生搬硬套。對近40年的改革開放發展只講偉大成就，不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只講改革開放是中國繁榮富強的必由之路，不講改革開放作為偉大的探索，不可避免地也走彎路、付代價，需要認真總結歷史經驗。結果造成黨內主觀主義、形而上學等思想方法、文過飾非的作風泛濫起來。

　　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反對了包括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在內的“四風”，但并沒有提到黨的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線建設的高度來認識，沒有抓住抓牢思想建黨這個中心環節。結果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又很快反彈，一些地區、部門已不亞于反對“四風”之前。

　　思想方法思想路線上的這些問題，必然造成在貫徹習近平同志治國理政思想、中央的各項決定、各級黨政部門的決策時走樣，嚴重挫傷廣大基層干部的積極性，削弱黨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損害黨和人民的血肉聯系，也塑造出一大批習非為是的干部，必然影響到黨的政治路線、組織路線、群眾路線的貫徹，影響到社會穩定和政權穩固。全面從嚴治黨以來，黨內對腐敗會亡黨亡國有了深刻的認識，但對主觀主義、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和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作風也會葬送黨和人民的事業，許多同志還缺乏足夠的、清醒的認識。

　　在黨的歷史上，毛澤東同志提出的“實事求是”，陳云同志的“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和“反復、交換、比較”，都是思想方法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結晶。這些理論成果只有通過思想建黨才能武裝全黨，使我們黨戰無不勝。以反對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的延安整風，確保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討論，為黨的工作中心轉移和改革開放開辟了道路。

　　這證明了毛澤東同志所說的：“掌握思想教育，是團結全黨進行偉大政治斗爭的中心環節。如果這個任務不解決，黨的一切政治任務是不能完成的。”

　　能否在深化全面從嚴治黨的過程中加強黨的思想方法、思想路線建設，決定著全面從嚴治黨的成果能否鞏固、四個全面的戰略部署能否扎實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能否實現的關鍵之一。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政治局分別于2013年12月13日、2015年1月13日集體學習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

　　習近平同志在學習會上指出：“馬克思主義哲學深刻揭示了客觀世界特別是人類社會發展一般規律，在當今時代依然有著強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導我們共產黨人前進的強大思想武器。我們黨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視在思想上建黨，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條就是堅持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教育和武裝全黨。學哲學、用哲學，是我們黨的一個好傳統。”

　　建議黨的十九大提出思想建黨的任務，把黨的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線建設列為黨的建設重要內容，落實好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教育和武裝全黨的任務，用思想建黨推動黨的各項工作。

　　（【原創】來源：昆侖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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