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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明 | 俞正聲點贊的"新時期的大寨"：塘約合作化新實踐有什么指導意義？

點擊：4411 作者：周建明來源：昆侖策網發布時間:2017-03-16 11:3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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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3月9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參加貴州代表團討論時說到：我是在《人民文學》雜志上看到《塘約道路》的，后來《人民日報》也發表了一篇。塘約做到這樣，關鍵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這是新時期的大寨。我看了那篇文章，留下深刻的印象。

　　俞正聲主席指出：塘約精神還是不簡單，還是要發揚。發現這種典型，然后鼓勵這種典型。

　　俞正聲點贊的“新時期的大寨”——塘約村，是在2014年災后走出一條組織起來、重新實現合作化的新路，破解了新“三農”問題的典型。上海社科院周建明研究員刊于《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的這篇文章，回答了塘約合作化新實踐給予今天中國農村改革發展的重要指導意義。

　　從塘約合作化新實踐看毛澤東合作化思想和鄧小平第二個飛躍思想的指導意義

　　【摘要】中國農村改革近40年來，農業取得了巨大的發展，農民收入也有了大幅度提高，但在工業化、市場化、城鎮化背景下新的“三農”問題日益凸顯。貴州省安順市塘約村在2014年災后走出一條組織起來、重新實現合作化的新路，破解了新“三農”問題。塘約合作化實踐的啟示是：在農村改革發展長期實行的確立農民對集體經濟的財產權利、調動農戶積極性的基礎上，需要進一步加大引導農民合作化的力度，實現鄧小平所說的“第二個飛躍”。在這一過程中，毛澤東關于農業合作化的思想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塘約道路》講述的是貴州省安順市平壩區樂平鎮塘約村2014年大災之后，在市委和區委的指引下，村黨支部帶領全體村民成立合作社，通過集中土地統一經營，奮發圖強，在兩年時間里不僅重建家園，而且人均收入達到8000元，建設了一個美麗鄉村。報告文學家王宏甲原取書名是《重建家園》，后來改名為《塘約道路》，應該是希望讀者從塘約村得到有關農業和農村發展道路的啟示。該書詳細描述了塘約村的變化過程，而且特別指出了指引塘約村變化的思想資源——毛澤東關于農業合作化的思想。這使得我們今天有必要再次從毛澤東關于農業合作化的思想、鄧小平理論，以及我國農村改革發展的大脈絡中，來探討解決“三農”問題和鄧小平關于農業要實現“第二個飛躍”的路徑。

　　一、重新學習毛澤東關于農業合作化的思想

　　毛澤東關于農業合作化思想的核心基礎是在黨的領導下把農民組織起來。這個思想的根據是中國是一個以小農經濟為基礎，有著幾千年封建傳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把農民組織起來既是組織革命大軍的需要，也是走向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這個思想成為決定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的主要依據之一，也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繼續發展。

　　20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經歷了農業合作化的高潮。1955年5月17日，中央召開華東、中南、華北地區15個省市委書記會議；7月31日，中央召開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10月11日，在黨的七屆六中全會閉幕會議上，毛澤東就農業合作化問題做了3次重要講話；又于當年9月親自動手編寫《怎樣辦農業生產合作社》一書，并對書中所選文章寫了19篇按語；當年12月，再對此書進行重編，對原選121篇材料刪去30篇，新選材料85篇，對9月所寫的按語加以修改，又親自撰寫序言和按語85篇，更名為《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這些著述反映了毛澤東關于農業合作化的主要思想。

　　農業合作化是一場深刻的生產關系的變革，是我國建立和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重大舉措。土改以后，廣大農民由于土地不足、生活貧苦，或者生活還不富裕，有一種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但“農村中的資本主義自發勢力一天一天地在發展……許多貧農，則因為生產資料不足，仍然處于貧困地位……這種情況如果讓它發展下去，農村中向兩極分化的現象必然一天一天地嚴重起來”。“全國大多數農民，為了擺脫貧困，改善生活，為了抵御災荒，只有聯合起來，向社會主義大道前進，才能達到目的。”搞社會主義，就是要教育農民走合作化道路，才能避免兩極分化現象的發展，才能使缺勞動力和仍有困難的農民也能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農業合作化的優勢，就是通過把農民組織起來，才能抵抗生產中的各種風險，因為“一切勞動農民，不論是哪個階層，除了組織起來集體生產，是無法抵抗災荒的”。只有合作化，才能夠幫助一切缺乏生產能力和有困難的農民，因此“一切合作社有責任幫助鰥寡孤獨缺乏勞動力的社員……和雖然有勞動力但生活上十分困難的社員，解決他們的困難”。合作化以后，“人民群眾有無限的創造力，他們可以組織起來，向一切可以發揮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門進軍，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替自己創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業”。因此，合作化開啟了這樣一條單個小農經濟無法做到的道路：通過把農民組織起來抵御各種風險，避免兩極分化，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不斷深化和調整產業結構，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不斷增加收入，為農民自己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福利。

　　農業合作化也是一場與社會主義工業化相適應的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的變革。只有農業合作化，才能大規模地使用農業機械、化學肥料、工業化的能源，實現農業機械化。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合作化這兩件事是結合在一起的。

　　農業合作化和社會主義工業化不只是在經濟上相互聯系、相互支持，也是在政治上鞏固工農聯盟的基礎。因此，“要鞏固工農聯盟，我們就得領導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使農民群眾共同富裕起來”。在這個意義上，農業合作化不僅是一條為廣大農民群眾開辟的社會主義道路，也成為黨執政、國家政權不斷穩固的經濟基礎。

　　毛澤東關于農業合作化運動思想中最核心的思想，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人民主體觀。毛澤東從河北遵化縣王國藩領導的23戶貧農、只有3條驢腿的“窮棒子社”的事跡中，看到了我們國家的形象，并從中引申出我們國家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道路。毛澤東指出：“社會的財富是工人、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自己創造的。只要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運，又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不是回避問題，而是用積極的態度去解決問題，任何人間的困難總是可以解決的。” 這個馬克思主義的人民主體觀揭示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動力，也揭示了黨的群眾路線中關于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的依據。在毛澤東看來，農業合作化與整個社會主義生產資料的改造和社會主義工業化一樣，并不是等待生產力等客觀條件完全具備、農民能完全接受的條件下才去進行，而是充分相信和依靠農村中具有社會主義積極性的貧苦農民，讓他們在了解整個國家命運的基礎上掌握自己的命運，使他們在黨的領導和馬克思主義路線的指引下去創造未來。在這個過程中，既要重視在財產權利與按勞分配基礎上的互利合作，又要看到合作化所激發的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精神，后者是用市場經濟、產權理論所無法解釋的。

　　毛澤東認為，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黨的領導特別重要，他特別選了多篇關于農村基層黨組織領導合作化的材料，如《湘潭縣清風鄉黨支部幫助貧苦社員解決困難》、《鳳岡縣崇新鄉是怎樣在黨支部領導下開展互助合作運動的》、《鄉、村干部有能力領導建社》等，并親自撰寫按語，強調了黨的基層組織在農村合作化過程中的核心領導作用。

　　塘約村的實踐表明，毛澤東關于農業合作化的思想，對于中國農村要實現的“第二個飛躍”，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二、重新學習鄧小平關于農業、農村“兩個飛躍”思想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對農村集體經濟進行了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基礎的改革，即把原來集體所有、集體統一支配的生產資料改為集體所有，但承包給農戶經營。這項改革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其成就有目共睹。但所遇到的問題也逐步凸顯，可以叫做新歷史條件下的“三農”問題：在市場化、工業化、城鎮化的大潮面前，以一家一戶為單位的經營模式不可避免地處于高風險和低收入的狀態。它表現為，農業占整個GDP的比重不斷降低，農民中的收入分化加劇，一部分農民處于相對貧困狀態，農村也在工業化、市場化和城鎮化過程中不斷被邊緣化和凋敝，成為“空心村”。農民的家庭支離破碎，留守兒童、留守婦女、留守老人十分普遍；農民的精神生活貧乏；宗族勢力興盛；大操大辦、歪風邪氣抬頭；宗教迷信蔓延等。這些新的“三農”問題不斷地提醒人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僅要解決好農業的持續穩定發展、糧食安全和食品安全、農民脫貧增收問題，還要解決好在工業化、市場化、城鎮化條件下農村的一體化發展問題，避免農村的空心化、邊緣化，避免成為環境與精神文明的洼地，使農村能夠成為農民安居樂業的家園，通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不斷地鞏固社會主義陣地，鞏固工農聯盟，鞏固黨在農村的領導。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所需要解決的一個歷史性任務。

　　鄧小平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在1990年指出：“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這又是一個很大的前進。”這里所說的“第二個飛躍”，應該包含了要解決好上述這個歷史性任務的內容。但如何實現這“第二個飛躍”需要我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中不斷探索，尋求突破。

　　其實，在全國并不缺少長期堅持集體經濟發展道路的典型。目前大約有7000到1萬個行政村，以及河北晉州市周家莊、西藏雙湖縣嘎措鄉2個鄉，依然堅持著集體統一經營、統一分配的模式。

　　從實踐來看，這些堅持集體經濟發展道路的鄉、村，不僅比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其他農村更早、更好地實現了共同富裕，而且鄉、村內的各項公共建設、環境整治、基層治理、精神文明建設和群眾性文化活動，都走在了整個農村的前列。不管是黨中央提出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還是美麗鄉村建設和城鄉一體化發展的目標，在這些鄉、村都實現了。但是，在整個“三農”工作的全局中，這些鄉、村還只是作為少數的例外，它們的經驗并沒有從“發展道路”的高度來加以總結，更沒有把它們與中國的整個農業、農村要實現鄧小平所說的“第二個飛躍”聯系起來。

　　然而，在現實的“三農”問題凸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農業和農村發展道路已經到了需要探索實現“第二個飛躍”的時候，塘約村的實踐為我們提供了如何實現“第二個飛躍”的重要啟示。

　　三、塘約合作化實踐的啟示

　　貴州省安順市平壩區樂平鎮塘約村原先是一個較為貧困的村。全村921戶、3300人，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時承包到戶的耕地1572.5畝，經承包地確權后實為4862畝。農民的農業收入有限，全村1400個勞動力，最多時有1100人外出打工。2014年受災之前，全村人均收入大約在4000元左右，村里還有部分貧困戶。2014年6月3日，塘約村遭受百年未遇的特大暴雨災害，許多房屋、田地被沖毀，道路被沖垮，村民們一下子變得一貧如洗。

　　大災中，安順市委書記周建琨來到塘約村，要求黨支部把村民重新組織起來，再闖出一條重建家園的新路來。周建琨的話不僅給塘約村的干部群眾樹立了戰勝自然災害的信心，更是把村黨支部的眼光引向了今后怎么發展、走什么路上來。塘約村的干部們體會到，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來，沒有人再捆住農民的手腳，農民的渾身勁都使出來了，勞動力大都外出打工，拼命掙錢，但這并沒有讓農民富起來，更談不上共同富裕，反倒使家庭變得支離破碎，留下一堆社會問題。農業收入下降和外出打工還導致30%的土地拋荒。一家一戶的農民無力抵御市場和自然的風險，一遇到天災人禍，很快就跌入貧困。塘約村負債的村民達到了30%。新“三農”問題使塘約村的干部們意識到，面臨的問題不只是災后重建，更重要的是發展道路問題。

　　6月5日，塘約村黨支部遵照市委書記周建琨的意見討論了一夜，結論是“單打獨斗沒有出路”。會議決定由黨支部牽頭成立合作社，把全村分散的人都組織起來，抱團救災、抱團發展，把全村的土地都集中起來，統一經營，調整農業的產業結構，利用村里既有的人才搞運輸業、建筑業。

　　這樣，塘約村結束了30多年來搞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又重新走上了組織起來的合作化道路。值得重視的是，無論是安順市委，還是塘約村黨支部，都不約而同地從毛澤東關于合作化的思想中來尋找農村發展的出路。安順市委還專門把毛澤東在1955年為《中國農業合作化的高潮》一書所寫的按語專門印成單行本，由市委帶頭組織干部學習。

　　塘約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實行的合作化，在本質上體現了把分散的農民組織起來的優勢和社會主義合作化的特征。

　　塘約村搞的合作化，目標明確指向共同富裕。我國自200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專業生產合作社法》實施以來，至2016年11月全國注冊的合作社已有177.4萬家，入社農戶占全國農戶的40%。但相當部分是“空殼社”，即有合作社之名，并無合作之實。塘約村所在安順市平壩區的210個合作社中，真正運行的有122個，“空殼社”88個，占41.9%。“空殼社”的情況在各地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而運行著的農民專業生產合作社，基本都是按照“強強聯合”模式，即以資源優勢互補為基礎組成的。這是市場經濟的規律使然，但也無法避免農民中的兩極分化進一步擴大。

　　塘約村黨支部決定搞的是包括全體村民在內的“強弱聯合”。塘約村的黨總支書記左文學指出：“強強聯合，可以使富的更富。強弱聯合，強的幫弱的，才能同步小康。”“強弱聯合”，就是毛澤東提倡的以共同富裕為目標的社會主義農業合作化道路，當年王國藩領導的“窮棒子合作社”就是典型。從市場經濟的角度來看，“強弱聯合”并無優勢，但這不是市場經濟邏輯的產物，而是社會主義道路的體現。它的優勢在于農村基層黨組織以共同富裕為目標，把人民群眾作為最寶貴的力量源泉，通過組織起來產生出集體化力量，以及所激發出來的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精神。這就是毛澤東關于農業合作化思想的核心。

　　塘約村所選擇的道路，也為實現鄧小平關于實現農業“第二個飛躍”的思想提供了啟發：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可以在一個歷史階段內調動農民的積極性，促進農業增產、農民增收，但無法解決在工業化、市場化、城鎮化條件下的“三農”問題。農民重新聯合起來走集體經濟的道路是解決“三農”問題的必由之路。這種聯合主要不是因農業生產力發展的要求，而是在工業化、市場化、城鎮化條件下，為避免農村不斷被邊緣化和農民自身的兩極分化，依靠集體的力量來追求共同富裕。新時期的“三農”問題并不能靠進一步的市場化和新型城鎮化、保護農民的財產權利、讓農民進城入戶來解決，而只有在黨的領導下，使農民掌握自己的命運，重新把農民組織起來走合作化道路。

　　塘約村的實踐表明，在工業化、市場化、城鎮化的巨大壓力下，農民中孕育著一種走合作化道路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在大災之后，在當地黨委的指引下，這種社會主義的積極性被充分激發了出來。塘約村搞的“社村合一”的合作社，覆蓋了所有村民，是由一批比較有能力的共產黨員，把包括最困難群眾在內的農民都組織起來，帶領大家一起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這也是毛澤東指出的農業合作化道路。

　　塘約村的實踐告訴我們，國家在“三農”領域所推行建立農民專業生產合作社、對承包地進行確權辦證的改革，在重走發展集體經濟的道路之后，這些政策發揮出巨大的積極作用。比如，塘約村不僅對承包地量化確權，而且對農民宅基地、承包的山林、集體土地所有權、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集體財產權、小水利工程產權都進行了確權。通過確權，搞清楚村里耕地面積不是當年承包給農戶的1572.5畝，實際上是4862畝。通過確權，塘約村糾正了村民建房侵占集體土地、種地侵占集體溝渠、開荒侵占集體荒山的現象。通過確權，塘約村實現了“一清七統”。“一清”是集體和個人產權分清了。“七統”是做到了全村土地統一規劃、產品統一種植銷售、資金統一使用管理、村財務統一核算、干部統一使用、美麗鄉村統一規劃建設、村民紅白喜事酒席全村統一辦理。這不僅為發揮集體經濟的優勢創造了條件，也運用集體的力量改變了農村遇事大操大辦的陋習，凈化了農村的風氣，大大減輕了農民的負擔。這些經驗表明，解決好農村發展道路是核心問題，發揮好確權的作用要以解決發展道路問題為前提。

　　塘約村選擇的重新走合作化的道路，極大地激發了村民的積極性。政府對災后重建提供了修路的物資，而村民們自帶干糧以義務工的方式爭先恐后地投勞，先后修好聯結全村10個自然村的道路，并用28天時間新修出一條直通樂平鎮的4公里柏油公路，為今后的發展創造了條件。村民在合作化過程中所迸發出來的積極性，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下難以想象的。難怪塘約村黨總支書記左文學說：“什么資源最好？人民的資源最好！”

　　塘約村的合作社很快發展成農業和運輸、建筑等多種經營并舉的集體經濟，到2015年村人均收入就達到8000元，村集體經濟收入達到200萬元，村民在合作社里都能就業，貧困戶很快脫了貧。塘約村黨總支帶領村民用兩年時間使村莊道路、村容村貌、村民的精神狀態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是一個在安順市委和地方黨委領導下，由塘約村黨組織帶領村民實現鄧小平所說的“第二個飛躍”的實踐，即村民通過重新組織起來，實現了農業發展、農民增收，建設起社會主義新農村。

　　2016年4月13日，安順市委以現場會議的方式，在塘約村召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會議暨山地農業現場觀摩會。7月28日，貴州省召開“全省發展村級集體經濟推進大會”，塘約村成為6個被觀摩的村之一。塘約村的經驗正在安順市、貴州省得到推廣。隨著王宏甲《塘約道路》一書的出版，塘約村的經驗也在全國引起廣泛的注意。

　　四、農業和農村改革發展的路徑需要新的探索

　　值得注意的是，塘約村的實踐在今天并不是孤立的。在當下“三農”問題日益突出的背景下，各地農村出現了一批通過走合作化道路來擺脫“三農”問題困境的案例。僅筆者走訪過的就有山東省泰安市大陡山村、湖南省懷化市麻陽縣板楠橋村、湖南省永州市新田縣東升農場、山東省德州市寧津縣陶店村。在全國各地還有一些這類案例的報道。這些在長期搞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又開始重新以村為單位搞合作化的案例在方式和程度上雖有差別，但共同點都是以基層黨組織為核心通過把生產資料重新集中起來統一經營，通過合作化來提高農民的抗風險能力和增強農村的發展活力。這些村雖然還只是少數，但與長期堅持集體經濟發展道路的鄉、村一起，反映了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過程中，已有部分鄉、村在為實現鄧小平所提出的“第二個飛躍”提供了經驗和路徑。

　　當今“三農”問題的凸顯和包括塘約村在內將農民重新組織起來的例子給我們的啟示是：我國長期實行的以確立農民對集體經濟的財產權利、以調動農戶積極性為主的農村改革發展路徑，發揮了積極作用，但農村的改革發展需要在此基礎上加大引導農民重新走合作化道路的力度，為實現鄧小平所說的“第二個飛躍”開辟道路。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的一個重大課題。而要實現這個轉換，毛澤東關于農業合作化的思想仍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值得認真學習。

　　（作者系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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