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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煙臺經驗——鄉村振興之路》前言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所作的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習總書記講：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

黨中央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決策，像浩蕩春風吹進了農村大地各個角落，八億農民歡欣鼓舞翹首期盼新的未來，千百萬農業戰線上的鄉村干部、農技人員滿懷信心摩拳擦掌準備大干一番。

鄉村振興從何入手呢？這是一個嚴重的現實問題。

近年來，隨著城鎮化進程加快，工業、建筑業、新型產業的迅猛發展，服務業大量的用工，城市像一臺巨大的抽水機把農村的資金、人才、勞力等資源源源不斷地吸走了，造成了農村發展相對滯后。如今，村里的青壯年幾乎全進城打工走了，留守在農村的多是老弱病殘的人，六七十歲的老人竟然成了種地的主力軍。當初土地承包到戶時，絕大多數生產隊采取的是見地分地的辦法，一家五口人分了十幾畝地，還分成五六塊，在這樣支離破碎的承包地塊上想實現農業現代化生產，簡直就是在麻袋片上繡花，底子太差，難上加難。人民公社大集體時期建起的水利設施有的也未能很好地利用，有的甚至破壞掉了。現在政府提倡土地實行流轉，但土地規模化流轉過程中也遇到了困難，有的城鄉資本想流轉土地，但他們往往看中的是大塊平整的水澆地，以便采取機械化作業，對旱地、零散地是不屑一顧的。在流轉過程中，一旦遇到不愿流轉的釘子戶就麻煩了。有的村民寧愿撂荒也不想流轉，有的想把耕地作為家族墓地來用。如果遇到這種釘子戶，想流轉土地的公司和種植大戶就沒有了辦法，找村協調，村管不了，因為承包地確權后，村集體連對村民承包地進行小調整、調換的權力也沒有了，他們對不愿流轉的釘子戶一點辦法都沒有，就是縣鄉政府也管不了，一旦遇到這樣的個別釘子戶，流轉土地的事只能被攪黃。同時，流轉土地普遍存在的問題是，有的山區旱地，轉包土地的人出價低，村民寧愿撂荒不愿轉租。而平坦的水澆地，多數地方農民要價又太高，往往以這塊土地平常年景的畝產量來定流轉費，畝產1千斤小麥，就得給農民1千斤小麥的折價款。地租之高，古今中外罕見，這就給土地轉包經營戶造成過重的生產成本，如此一來，他們生產下的農產品怎么能夠與國外農產品競爭呢？因此國家進口農產品成為了一種不可避免的選擇。轉包土地經營者一旦遇到了大的農業災情，或者市場價格產生波動震蕩，他們只好破產跑路。可以說，各地出現的轉包土地的公司、種地大戶撂荒跑路的現象，屢見不鮮。轉包土地經營者一旦跑路了，政府對他們的扶持資金就打水漂了，他們欠下銀行和政府財政資金也成了呆賬壞賬了，這就給當地政府留下一個爛攤子，農民也沒指望向他們要土地流轉費了，于是就上訪不斷，一地雞毛，無法收拾。如今糧價低，生產資料費又高，種地掙不了幾個錢，甚至賠錢，已經成為了一種普遍現象，這就造成了農村出現了大量撂荒地。在華北西北山區撂荒面積達到三成以上，撂荒地面積之大，范圍之廣，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內蒙古貧困地區，整村廢棄的村子已經占到全部村莊的三分之一了。人多地少本來是我國的基本國情，卻有這樣多的撂荒地，實在是說不過去。2017年，海關統計，人均進口糧達到了200斤，主要從美國進口大豆和玉米，一旦國外用糧食出口來制裁我們，那就成了大事了。怎樣解決撂荒地現象呢？村集體和地方政府至今束手無策。2000年，湖北省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上書朱镕基總理說，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如今這種長期困擾“三農”的現象，不但沒有得到遏制，有的地方反而越演越烈，黨中央只好抽調大批干部下農村，開展大規模的扶貧工作。

農村問題積重如山，如何破解？我們欣喜地看到：中共山東省煙臺市委組織部在2017年提出了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找到一條鄉村振興之路。

于濤2017年調任煙臺市委組織部部長，她在工作期間，先后走訪了300多個村。她發現農村存在幾大突出問題：集體窮、支部弱、群眾散、產業衰、合作社亂。2017年，煙臺市村集體收入5萬元以下的村有2100個，占村總數的32.6%。即使有集體經濟的村，絕大多數是靠資源吃飯，簡單發包租賃，增收渠道單一，發展后勁不足。那些集體經濟空殼村，黨的領導和基層治理也近于失控。有的村甚至連黨支部書記都選不出來。基層黨支部失去了凝聚力、影響力、感召力和權威性，而宗教甚至邪教隨之在基層中與我們爭奪群眾，有的村莊成為了一潭死水、或者歪風邪氣盛行的地方。農村中普遍存在村民集體意識淡化，精氣神萎靡的現象。農村發展存在嚴重活力不足的問題，村民在人均一二畝耕地上鬧不出一個啥名堂。雖然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大力提倡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連續17年中央一號文件都對農民專業合作社提出了明確要求，但一些合作社在發展過程中偏離了造福群眾、服務群眾的方向。比如，有的合作社被資本利用，成為了圈地牟利的工具；有的合作社采取的是村民強強聯合，排斥窮困戶加入，上級政府支農惠農資金往往落到了他們的手里，越發造成村民貧富差距的拉大。更多的合作社成為了沒有運轉的空殼，有的只是為了完成上級的任務而成立的，有的成立的目的就是為了套取政府的扶持資金。

于濤與市委組織部一班人廣泛調研后形成了共識，如果真正要提高農業生產力，改變農村的困境，推動土地流轉，實現規模化經營，實現農業現代化，必須發揮農村黨支部的領導作用，由黨支部來領辦合作社，走集體化、合作化的路子，系統性地解決“三農”問題，從而實現黨中央提出的鄉村振興的戰略目標。

有人質疑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是要回到人民公社的老路上去。于濤說，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帶領村民合作起來走共同富裕道路與人民公社集體化是一脈相承的，但又不是簡單的重復，而是在新的歷史條件的一種制度創新。村民將承包地、現金、物質、機械設備、技術等各種資源，折算成貨幣股金，入股合作社，這種經營理念與現代股份制企業的模式是基本一樣的，但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也有自身的特點，表現為合作社的理事長要由村黨支部書記出任，而不是由大股東把控。這是因為：一、村集體將本村土地、水利等各種資源入股了合作社，將政府部分支農資金轉化為合作社的集體股，村集體本身就是合作社的最大股東。二、《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第四條  農民專業合作社應當遵循下列原則：（一）成員以農民為主體；（二）以服務成員為宗旨，謀求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第二十條  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成員中，農民至少應當占成員總數的百分之八十。按照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的規定，各個村的合作社章程里都明確規定，大股東的入股數不能超過總股本的20%。合作社從本質來說，是代表了所有入股個體農戶的利益，就是防止大股東侵占家庭小農的利益。三、合作社最大資產是土地，而現行國家法律和政府的政策都明確規定，農村土地不能私有化，不能自由買賣，土地所有權屬于村集體，農民只有承包權，合作社即使經營破產了，也不能把土地清算給債主，出于這種特殊情況，由黨支部書記出任合作社理事長理所應當。在煙臺市，村黨支部書記和村主任實行的是“一肩挑”，支部書記與村主任是一個人。黨支部領辦的合作社章程規定，如果支部書記人選有變動，原書記擔任的理事長，自動辭去職務，由新當選的書記通過合作社代表大會選舉程序接任。四、人民公社體制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而合作社是在工商局注冊的獨立法人組織。各級黨組織和政府部門只是對合作社起一個引導幫助和技術指導的作用，絕不包辦代替。合作社不搞平均分配，不吃“大鍋飯”，實行股份分紅。任何單位和個人都不能干涉其合法生產經營活動，這與人民公社是一個很大的區別。五、合作社采取入社自愿的原則，可以自由退社，但退社要提前幾個月通知，以便合作社籌集退還資金，但土地退股有另外約定條款，不能損害合作社集體的利益，退社村民不能任意把已建成的果園拆散分走。這也與人民公社不同。

我認為，人民公社是中國共產黨帶領廣大農民群眾的一項偉大的創造，通過人民公社制度，黨把千百年來一盤散沙的農民組織起來，大搞農田水利建設，使農村土地水利工程實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大大提高了農業生產力，使流浪農民有了歸宿，改造了流民中的二流子。農村各項社會事業有了極大的發展。建立了赤腳醫生為主體的農村醫療衛生防疫體系，普及了農村基礎教育，保證了全體農民有飯吃，雖然有的地方還未能實現人人可以吃飽飯。新中國使國民人均壽命從1949年不足35歲，到了1981年提高到68歲。文盲率1949年是80%，1982年降為34.5%，2005年降為5%。特別是通過工農業剪刀差的手段，農業為工業積累了巨大發展資金，農村為城市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雖然人民公社取得巨大的歷史功績，可是在實施過程中也出現了很多問題，比如對農民捆得過死，管理僵化，官僚主義嚴重，最后不得不進行包產到戶的改革。早在1990年，鄧小平同志就提出了“兩次飛躍的思想，”第一次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第二次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小平同志多次強調：“我們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不想集體化集約化經濟發展，農業現代化的實現是不可能的”。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4月29日視察小崗村時也講到：“要尊重農民意愿和維護農民權益，把選擇權交給農民，由農民選擇而不是代替農民選擇，可以示范和引導，但不搞強迫命令、不刮風、不一刀切。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糧食生產能力改弱了，不能把農民利益損害了。”

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是一種新型管理制度，符合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精神，是實現了鄧小平同志提出的農村實現第二次飛躍的產物。由黨支部發起成立的合作社，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后成立的股份經濟合作社代表村集體，在工商局注冊，成立農民專業合作社。村集體以集體資金、資產、資源入股。共產黨員帶頭加入，村民以土地、資金、勞動力等入股，自愿加入，建立起村集體和村民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經濟利益共同體，用類似現代企業制度的方式進行管理，接受合作社社員和村民的監督。黨支部書記接受黨的組織紀律的約束，同時接受紀檢委的監督審查，使其能夠廉潔奉公，全心全意地為村民服務。

合作社具體經營模式，各地村民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因地制宜，創造了多種多樣的形式，有的是村獨立經營，有的是村企聯營，有的是建立生產、供銷、信用三位一體的聯合社經營。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就像合資公司經營一樣，將農村集體組織對土地的所有權和村民承包權結合在一起，將兩權落實到實處，成為了類似于股東角色，合作社或者村企聯營公司類似于企業經理經營團隊，各司其職，各司其責。

煙臺市黨支部領辦合作社2017年搞了11個試點，2018年在百村示范，2019年在千村覆蓋，2020年在全域推進、全面提升，成效斐然。煙臺市有6441個村，2019有1470個村建立了黨支部領辦合作社，2020年擴展到2311個。

來源：昆侖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