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看片,特牛电影网,三级波多野结衣护士三级

余斌：中國共產黨百年黨代會經濟主張和政策解析

點擊：作者：余斌來源：昆侖策網發布時間:2021-04-29 07:46:47

【摘要】唯物史觀表明，經濟是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基礎。中國共產黨百年黨代會經濟主張與政策的演變，反映了我們黨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以及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歷史道路并不是平坦的。百年來，中國共產黨人為了中華民族的解放和復興，前赴后繼，不僅敢于犧牲自己，而且勇于糾正思想和行為上的偏差，進行自我革命，從而盡管一路走來，也曾磕磕絆絆，但不忘初心，始終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終于取得了經濟發展的巨大成就，率先走上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歷史必將證明，這是中華民族對人類社會的巨大貢獻，是世界社會主義五百年來繼十月革命后的最大突破。

在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之前，曾經醞釀過一個沒有向外發表的《中國共產黨宣言》。1958年毛澤東同志曾對它作了如下的批語：“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會主義的革命，是空想的。作為社會主義革命的綱領則是基本正確的。但土地國有是不正確的。沒有料到民族資本可以和平過渡。更沒有料到革命形式不是總罷工，而是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戰爭，基本上是農民戰爭。”值此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之際，筆者在學習黨史重溫中共歷屆黨代會決議的同時，嘗試對中國共產黨百年黨代會經濟主張與政策的演變進行解析，以期從中汲取經驗教訓，能夠更好地踏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

一、1921-1927年中國共產黨早期黨代會的經濟主張與政策

這里對中國共產黨早期的界定是從建黨到秋收起義后建立紅色根據地前的時期，這個時期中國共產黨還沒有在任何地方取得執政權，只能像馬克思和恩格斯時期的德國共產黨以及俄國十月革命前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那樣，僅僅從理論上提出經濟主張與政策，還無法在實踐中實現這些經濟主張與政策。也正因為如此，這個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經濟主張與政策明顯受到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和外來因素的影響，與當時中國實際的結合不是很緊密。

例如，上面提到的《中國共產黨宣言》只包括兩個內容，即共產主義者的理想和共產主義者的目的。在談到理想時，該宣言提到，“對于經濟方面的見解共產主義者主張將生產工具——機器工廠，原料，土地，交通機關等——收歸社會共有，社會共用。要是生產工具收歸共有共用了，私有財產和賃銀制度就自然跟著消滅。社會上個人剝奪個人的現狀也會絕對沒有，因為造成剝奪的根源的東西——剩余價值——再也沒有地方可以取得了。”事實上，該宣言起草的時間是1920年11月，當時蘇維埃俄國實行的是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因此，該宣言里的政策受當時蘇維埃俄國政策的影響，不顧當時中國的國情，是一個社會主義高級階段的政策主張。這也是當年中國共產黨人在理論上稚嫩的表現。

此后，1921年7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綱領》就經濟政策指出，“消滅資本家私有制，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產資料”。可以看出，這個主張延續了《中國共產黨宣言》中的觀點，更加明確了所有制的變革是“消滅資本家私有制”，沒有提到其他的所有制形式，沒有提到當時中國最主要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式。盡管這個時候，蘇維埃俄國已經開始實行新經濟政策，但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人顯然還沒有注意到這些情況，提出了比當時的蘇維埃俄國更激進的經濟主張。這也難怪毛澤東同志要提出反對本本主義，這樣的“黨綱本本”是很難指導好當時中國的革命運動和革命事業的。

1922年7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得到更加科學的馬列主義理論的指引，大會根據列寧關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學說和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的精神，較為科學地分析國際形勢和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狀況，提出了具有針對性的各項政策措施。

例如，《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簡稱二大宣言）開篇就分析了“國際帝國主義宰割下之中國”，把中國國情置于當時的世界世情的大環境下加以考察。分析內容參考了列寧兩年前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增加了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侵略的歷史事實的闡述，揭示了這些列強對中國國內軍閥的支持，闡明了各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的互競侵略經美國華盛頓會議之后變為對中國的協同侵略。二大宣言特別闡述了“中國政治經濟現狀與受壓迫的勞苦群眾”，指出“帝國主義的列強既然在中國政治經濟上具有支配的實力，因此中國一切重要的政治經濟，沒有不是受他們操縱的；又因現尚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農業和手工業的經濟基礎上面，工業資本主義化的時期還是很遠，所以在政治方面還是處于軍閥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在經濟方面，二大宣言指出，“那些帝國主義者，本來想完全毀滅中國舊有的經濟構造，代以完全由他們掌管的新式資本主義的經濟建筑，但是他們畢竟沒有完全毀滅的本領。”“而且外國資本家初到中國的時候，究不能獨立經營，只好借助中國商人和雇用中國賬房、買辦、經紀人之類，做掠奪勾當的中間物。這么一來，中國資產階級就漸漸完成他們的初步積累階段。大戰期內，歐美商品不能顧及中國，日本商品又遭抵制，遂造成中國資本家發展的最好機會，如是中國資本主義也漸漸在揚子江流域一帶興旺起來了。”但是，在帝國主義的壓迫下，中國新興的資產階級沒有自由發展的可能，“只不過做世界資本主義侵入中國的中間物罷了。而且外國資本主義為自己的發展和利益，反扶助中國軍閥，故意阻礙中國幼稚資本主義的興旺。中國幼稚資產階級為免除經濟上的壓迫起見，一定要起來與世界資本帝國主義奮斗。”這份宣言看上去就像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的中國版本，可以說是中國化的帝國主義論，可以看成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開始中國化的起點。

二大宣言還指出，“中國三萬萬的農民，乃是革命運動中的最大要素。農民因為土地缺乏，人口稠密，天災流行，戰爭和土匪的擾亂、軍閥的額外征稅和剝削，外國商品的壓迫，生活程度的增高等原因，以致日趨窮困和痛苦。”宣言初步將中國農民分為三類：“（一）富足的農民地主；（二）獨立耕種的小農；（三）佃戶和農業雇工。第一種占最少數，第二第三兩種的貧苦農民至少也占百分之九十五。”這實際上就是后來毛澤東同志對湖南農村進行調查時對農村各階級階層進一步劃分的基礎。更重要的是，宣言指出，“如果貧苦農民要除去窮困和痛苦的環境，那就非起來革命不可。而且那大量的貧苦農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時可以保證中國革命的成功。”這實際上已經指出了中國革命后來得以勝利的道路。

當然，二大宣言不會忘了中國工人階級，在論述了小資產階級之后指出，“工人們處在中外資本家的極端壓迫之下，革命運動是會發展無已的。發展無已的結果，將會變成推倒在中國的世界資本帝國主義的革命領袖軍。”

在作了上述階級分析之后，二大宣言將中國革命分為兩步，第一步是民主主義革命，第二步才是“與貧苦農民聯合的無產階級專政”。

有鑒于此，二大宣言提出了比較符合或者說能夠針對當時國情的經濟政策：一是“改良工人待遇：（甲）廢除包工制，（乙）八小時工作制，（丙）工廠設立工人醫院及其他衛生設備，（?。┕S保險，（戊）保護女工和童工，（己）保護失業工人等”；二是“廢除丁漕等重稅，規定全國——城市及鄉村——土地稅則”；三是“廢除厘金及一切額外稅則，規定累進率所得稅”；四是“規定限制田租率的法律”。這些政策無疑都是民主主義革命所需要的經濟政策，放棄了最早的《中國共產黨宣言》里的空想，對于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甚至民族資產階級，都是有一定利益的，同時也沒有要求沒收地主的土地，只是要求限制田租率，從而實際上是把團結國內可以團結的力量進行反帝斗爭放在了首位。

應當說，中共二大是中國共產黨人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和鮮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引下召開的一次成功的大會，彌補了中共一大的許多不足，對中共早期革命活動的開展發揮了非常積極的作用。

1923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這一年春天，中共領導的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慘遭軍閥鎮壓。稍早一些時候，孫中山發表和平統一宣言，并聯合蘇維埃俄國特使越飛發表了《孫文越飛宣言》。孫中山的聯俄政策對中國共產黨的政策走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中共三大的主要議題就是討論與國民黨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中共三大宣言號召“社會上革命分子，大家都集中到中國國民黨，使國民革命運動得以加速實現”，沒有對當時的中國進行政治經濟學分析，沒有談到經濟政策。但是，這次大會的文件之一《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則彌補了宣言的這一不足。

《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在主要方面如“帝國主義與中國舊經濟”等問題上延續了中共二大宣言里的分析，但在有些方面，相對于中共二大宣言反而有所倒退。例如，草案提到，“商業經濟的市場越開展，外貨之輸入、原料之輸出越增多，而同時生產方法之改進甚少，宗法社會崩壞之過程因而甚緩。”這一分析雖然看到了“手工業工人和農民等小生產者漸漸失掉了他們的生產資料”，卻沒有意識到這種壓迫和剝削會加速而不是減緩宗法社會的崩壞。這是因為，傳統的宗法社會的經濟基礎正是手工業和農業相結合的小生產方式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隨著這個經濟基礎的削弱和加速瓦解，宗法社會也會加速崩壞。草案的另一幼稚之處是把當時政府濫征各種苛稅的原因歸咎于“對內對外的新環境”，而沒有說明這個“政府”本身就是代表帝國主義和國內極少數官僚和極少數大商人（財閥）來進行壓迫和剝削的。

該草案提出了比以前細致得多的經濟政策要求，但企圖經過國民革命直接過渡到“建立無產階級獨裁制，創造世界的蘇維埃共和國，以進于無產階級的共產社會。”雖然說，中國無產階級的確不能以“國民革命”自限，但是中共二大提到的“與貧苦農民聯合的無產階級專政”還是比“國民革命”后一步到位的“無產階級獨裁制”更切合實際?？梢钥闯?，這個黨綱草案受到了剛剛成立的蘇聯的刺激，有不切實際地加速中國革命甚至世界革命的意圖。

1925年1月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這時國共合作已經有一年之久。大會宣言反對軍閥內戰，反對列強用武力干涉中國及其變中國為殖民地的企圖，宣言夸大了共產國際的作用，認為“在一切資本主義的國家中，勞農與資本統治之最后的斗爭日見逼近了”，宣言“號召工人和農民，手工業者和知識階級，來鞏固自己的組織，并極力贊助國民會議促成會，要求國民會議之召集。”大會的著重點在于推動民族革命運動和農民運動，沒有就經濟主張和政策提出明確意見。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大會宣言未能及時解放思想，還沉湎于過去兩年民族解放運動的迅速發展，把蔣介石對中共黨員的屠殺輕描淡寫為國民革命陣線的分裂，輕描淡寫為蔣介石領導著一部分力量（大資產階級）脫離革命的戰線，還在繼續呼吁工人和農民與城市民權勢力（其實就是中小資產階級）建立革命的同盟，擁護資產階級的“革命政府”。該宣言對中小資產階級抱有幻想，甚至提出農民與小地主建立同盟，完全不知道馬克思曾經多次批判過小資產階級的軟弱無力和對革命的背叛。大會宣言沒有提出經濟主張與政策，但是大會通過的《對于土地問題議決案》提出了“土地國有”的基本原則，在具體實施時則允許土地委員會自行決定 “是否采用公有制度或分配于耕種者的農民”，并放開“屬于小地主的土地”和“革命軍人現時已有的土地”不沒收。

二、1927-1949年從紅色割據到建國時黨代會的經濟主張與政策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28年在蘇聯莫斯科召開。這個時候，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失敗后已經在井岡山建立了革命根據地。從此，中國共產黨有了實施自己的經濟主張和政策的執政之地。當時的革命根據地稱為蘇維埃區域即蘇區。中共六大通過的《政治決議案》提出了黨在蘇區的任務，其中在經濟方面要求“徹底的實行土地綱領”“保存商業的貨物交易，戰勝均產主義的傾向”“當蘇維埃政權能擴大到城市中心的時候，要徹底地改良工人階級生活狀況”。這些經濟主張是為了方便動員農民和工人參加蘇維埃政權，防止經濟受到破壞而動搖蘇維埃政權。

除了針對革命根據地提出經濟主張外，中共六大還對當時的中國政治經濟形勢進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一些一般性經濟主張，如“沒收外國資本的企業和銀行”“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增加工資、失業救濟與社會保險等”“沒收一切地主階級的土地，耕地歸農民”“取消一切政府軍閥地方的捐稅，實行統一的累進稅”，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六大準確地把握了中國農村小地主占極大優勢的特點，“而小地主是甚至于減租都不能接受的”，從而當時中國農村即使發展資本主義農業也很困難。為了解決當時的“三農”問題，在《土地問題決議案》中，中共六大分析了中國農村中各種經濟成分和農民受剝削和壓迫的各種情形以及農民力爭土地的斗爭及其意義，指出“中國農民力爭土地的斗爭，不是小資產階級的私有土地者反對封建的大地主之斗爭，而是幾千百萬完全被剝奪而絕無土地的農民（佃農），以及還沒有完全被剝奪的農民（地少的自耕農），反對獨占土地的階級，力爭經營使用土地的自由，脫離封建式的束縛、剝削、強制和壓迫。”因而，該決議案提出了“無代價的立即沒收豪紳地主階級底土地財產，沒收的土地歸農民代表會議（蘇維埃）處理，分配給無地及少地的農民使用”“祠堂、廟宇、教堂的地產及其他的公產官荒或無主的荒地沙田，都歸農民代表會議（蘇維埃）處理分配給農民使用”“銷毀豪紳政府的一切田契，及其他剝削農民的契約（書面的口頭的完全在內）”“國家幫助農業經濟”等主張。但是，該決議案仍然堅持了土地國有的目標，提出在革命完全勝利之后，“中國共產黨將進而幫助革命的農民去消滅土地私有權，把一切土地變為社會的公有財產。”

中共六大會后的《告全體同志書》對大會精神做了很好的說明，強調“堅決反對一切不正確的政治傾向，堅決反對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意識”，對過去的一些錯誤觀點和小資產階級意識進行了清算，但是對布爾什維克化的強調，為后來王明攫取最高領導權鋪平了道路。

中共六大之后，中國革命經歷了從高潮到低潮，再到高潮的發展。受各方面的影響，中國共產黨改變了以前一兩年開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做法，而是在兩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前穿插多次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當時由于國內外局勢的動蕩，中國共產黨時隔17年才得以在1945年抗戰勝利前夕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這個時候，共產國際已經解散，會議完全是由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召開的。會議“確定以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統一的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一切工作的指針。”

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同志作了題為《兩個中國之命運》的大會開幕詞、題為《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和題為《愚公移山》的閉幕詞。大會審議了毛澤東同志所作的政治報告、朱德同志所作的軍事報告和劉少奇同志所作的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沒有明確地提出經濟主張與政策。一些經濟主張與政策是在后來的中央全會上提出的。

三、1949-1978年建國后到改革開放前黨代會的經濟主張與政策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56年9月在北京召開。這時新中國已經成立，抗美援朝戰爭已勝利結束，在全國范圍內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接近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已近尾聲，一個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在中國建立起來了。毛澤東在中共八大的《開幕詞》中指出：“我們這次大會的任務是：總結從七次大會以來的經驗，團結全黨，團結國內外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的中國而奮斗。”

劉少奇代表中央向大會作了《政治報告》，大會經過討論決定批準這個報告。大會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指出，“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幾千年來的階級剝削制度的歷史已經基本上結束，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大會認為，“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的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對于今后的經濟工作，大會認為，“必須繼續堅持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同時，“必須根據原料、資金的可能和市場的需要，積極發展輕工業”；必須優先發展糧食生產，同時也必須按照適當的比例發展農業的多種經濟；“必須使國家建設和人民生活改善這兩個方面得到適當的結合，也就是使國民收入中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關系得到正確的處理。”大會還認為，“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應當以國家市場為主體，同時附有在一定范圍內的國家領導下的自由市場，作為國家市場的補充。”“為了適應社會的多方面需要，在國家計劃許可的范圍內，有一部分產品將不列入國家計劃，由生產單位直接按照原料和市場的情況進行生產，作為計劃生產的補充。”大會提出，“對于主要工業產品，特別是國家建設和國民經濟技術改造所必需的技術設備，應當通過仿造的辦法，逐步達到能夠自行設計和制造的目的。”

周恩來在大會上作了《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他就近年來黨在領導經濟工作中所感到的幾個比較突出的問題，提出了一些意見。在報告中，他特別提出，“像我們這樣一個人口眾多、資源較富，需要很大的國家，仍然有必要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業體系”，認為“那種以為不必建立我國自己的完整的工業體系而專門靠國際援助的依賴思想，是錯誤的。”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它使新中國能夠平靜地面對國際風云的變幻和種種外來壓迫，奠定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經濟基石。周恩來同時反對“關起門來建設的想法”，要求“同其他國家發展和擴大經濟、技術、文化的交流”。這與如今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的“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很相似的。

此外，本次大會通過的新黨章也明確提出，“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給了社會生產力以巨大發展的無限前途。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就是有計劃地發展國民經濟，盡可能迅速地實現國家工業化，有系統、有步驟地進行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使中國具有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為了實現工業化和爭取國民經濟的不斷高漲，必須優先發展重工業，同時對于發展重工業和輕工業，對于發展整個工業和農業，必須注意保持正確的比例。黨必須努力促進我國的科學、文化、技術的進步，為在這些方面趕上世界的先進水平而奮斗。黨的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因此，必須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逐步地和不斷地改善人民的生活狀況，而這也是提高人民生產積極性的必要條件。”

由此可見，執政全國以后，經濟建設已經成為重中之重，黨代會在經濟方面的主張與政策內容大幅增加。中共八大的經濟主張和政策符合處于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的實際情況和發展需要，直到今天都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1969年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在極不正常的情況下召開的，沒有進行正常的代表選舉。林彪在大會上代表中央作政治報告。

在經濟方面，林彪認為，“‘抓革命，促生產’，這個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它正確地回答了革命和生產，精神和物質，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關系。”但是，列寧早就指出，不能憑熱情做經濟工作。“為了作好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準備（通過多年的工作來準備），需要經過國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這些過渡階段。不能直接憑熱情，而要借助于偉大革命所產生的熱情，靠個人利益，靠同個人利益的結合，靠經濟核算，在這個小農國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橋梁，通過國家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否則你們就不能到達共產主義，否則你們就不能把千百萬人引導到共產主義。”抓革命只是產生熱情而已，如果抓偏了的話甚至還會打消一些人的熱情，起到負面作用。因此，“抓革命、促生產”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個唯心主義的方針，是唯心地而不是唯物地回答了革命和生產的關系。而且雖然說要促生產，但林彪報告中的經濟內容很少，經濟工作并不是當時的工作重點。

四年之后，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73年8月在北京召開。林彪反黨集團已經得到了清理。中共十大由周恩來代表中央作政治報告。這份報告是由張春橋、姚文元等主持起草的，通過批判林彪否定了發展生產這個主要任務，從而這份報告沒有就經濟方面提出像樣的主張與政策，雖說報告中也提到“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但強調“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實際上延續了中共九大指望憑熱情做好經濟工作的做法。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同志逝世，10月“文化大革命”結束。1977年8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華國鋒代表中央向大會作了政治報告。

華國鋒在報告中提出，“為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偉大的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而奮斗。”在經濟方面，報告指出，“一定要抓革命促生產，把國民經濟搞上去。”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就是要認真貫徹執行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和一整套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把整個國民經濟納入有計劃、按比例、高速度發展的社會主義軌道，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實現農業、輕工業、重工業和其他經濟事業的協調發展，全面躍進。”報告提出，“對于廣大人民群眾，在思想教育上大力提倡共產主義勞動態度，在經濟政策上則要堅持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并且逐步擴大集體福利。要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

從這份報告可以看出，盡管全黨的工作重點開始轉向經濟工作，想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報告中有關經濟方面的內容增加了，但過去的思想慣性還很強大，未能充分地解放思想，經濟工作還不是全黨的中心工作。

四、1978-2012年改革開放后到新時代之前黨代會的經濟主張與政策

1982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胡耀邦代表中央向大會作了《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的報告。

胡耀邦在報告中指出，“這次代表大會的使命，就是要通過對過去六年歷史性勝利的總結，為進一步肅清十年內亂所遺留的消極后果，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確定繼續前進的正確道路、戰略步驟和方針政策。”在經濟方面，報告指出，“我國經濟已經渡過最困難的時期，走上了穩步發展的健康軌道。”報告提出，“從一九八一年到本世紀末的二十年，我國經濟建設總的奮斗目標是，在不斷提高經濟效益的前提下，力爭使全國工農業的年總產值翻兩番”。報告認為，“通觀全局，為實現上述經濟發展目標，最重要的是要解決好農業問題，能源、交通問題和教育、科學問題。”“在綜合平衡的基礎上，把這些方面的問題解決好了，就可以促進消費品生產的較快增長，帶動整個工業和其他各項生產建設事業的發展，保障人民生活的改善。”報告還指出，“實行計劃生育，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人口增長過快，不但將影響人均收入的提高，而且糧食和住宅的供應、教育和勞動就業需要的滿足，都將成為嚴重的問題，甚至可能影響社會的安定。”報告還提出了在全部經濟工作中特別要注意解決的四個重要原則問題：一是“關于集中資金進行重點建設和繼續改善人民生活的問題”；二是“關于堅持國營經濟的主導地位和發展多種經濟形式的問題”；三是“關于正確貫徹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原則的問題”；四是“關于堅持自力更生和擴大對外經濟技術交流的問題”。

這份報告是非常切合當時中國經濟發展實際的。新中國成立后，由于經濟建設方面的歷史欠賬太多，加上外部威脅巨大，以及蘇聯的成功經驗的引導，生產資料的生產建設被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生活消費品的生產被壓縮到了最低限度，農、輕、重的產業比例有些失衡，人民群眾對于生活水平的改善狀況是不滿意的。因此，報告把“一要吃飯，二要建設”作為指導我國經濟工作的一項基本原則，把“吃飯”放在“建設”之前，指出“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是社會主義生產和建設的根本目的”，加大以農業為代表的消費品的生產力度，致力改善人民生活狀況，很好地凝聚了民心，保證了改革開放的順利開展。

1987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趙紫陽向大會作了《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工作報告。報告指出，“我們緊緊把握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使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報告提出，“必須以公有制為主體，大力發展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報告認為，“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生產社會化、現代化的必不可少的基本條件。在所有制和分配上，社會主義社會并不要求純而又純，絕對平均。在初級階段，尤其要在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發展多種經濟成份，在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前提下實行多種分配方式，在共同富裕的目標下鼓勵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報告指出，“只有在提高經濟效益上扎扎實實地做好工作，爭取年年有所進步，才能逐步緩解我國人口眾多、資源相對不足、資金嚴重短缺等矛盾，保證國民經濟以較高的速度持續發展。”對此，報告指出必須著重解決好三個重要問題：一是“把發展科學技術和教育事業放在首要位置，使經濟建設轉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的軌道上來。”二是“保持社會總需求和總供給基本平衡，合理調整和改造產業結構。”三是“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廣度和深度，不斷發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與合作。”報告提出，“圍繞轉變企業經營機制這個中心環節，分階段地進行計劃、投資、物資、財政、金融、外貿等方面體制的配套改革，逐步建立起有計劃商品經濟新體制的基本框架。”但是，此后的一些改革在指導思想上出現了偏差，違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導致物價上漲過快，發生嚴重的通貨膨脹。

1992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江澤民代表中央向大會作了題為《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的報告。大會批準了這份報告，對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的工作表示滿意。就經濟方面，“大會指出，抓住有利時機，集中力量把經濟建設搞上去，力爭國民經濟在講求效益的前提下有一個較高的增長速度，是完全正確和可能的。大會認為，將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確定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豐富和發展。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涉及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許多領域，要有一系列相應的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必須抓緊制定總體規劃，有計劃、有步驟地實施。”

1997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江澤民同志代表中央向大會作了題為《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的報告。就經濟方面，大會同意報告關于我國經濟領域改革和發展的部署。“大會指出，從現在起到下世紀的前十年，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關鍵時期。必須積極推進經濟體制和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建立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為下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打下堅實基礎。”

2002年11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江澤民繼續代表中央向大會作報告。就經濟方面，大會同意報告關于我國經濟建設和改革的部署。“大會強調，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堅持科教興國和可持續發展戰略，推動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基本實現工業化，大力推進信息化，加快建設現代化，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分別于2007年10月和2012年11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和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都是由胡錦濤代表中央向大會作報告。

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就經濟方面，胡錦濤提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他還提出，“要繼續努力奮斗，確保到二〇二〇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大會在關于這份報告的決議中強調，“實現未來經濟發展目標，關鍵要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方面取得重大進展，大力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更加注重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提高節能環保水平、提高經濟整體素質和國際競爭力；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學發展的宏觀調控體系。”

在黨的十八大上，大會對胡錦濤所作報告的決議指出，“大會強調，要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把推動發展的立足點轉到提高質量和效益上來，著力激發各類市場主體發展新活力，著力增強創新驅動發展新動力，著力構建現代產業發展新體系，著力培育開放型經濟發展新優勢，使經濟發展更多依靠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拉動，更多依靠現代服務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帶動，更多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驅動，更多依靠節約資源和循環經濟推動，更多依靠城鄉區域發展協調互動，不斷增強長期發展后勁，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

可以看到，從黨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來，20年里的連續五屆黨代會都在要求建立和完善這一體制。這也是這些年來，我黨最重要的經濟主張與政策。

五、2012年之后新時代黨代會的經濟主張與政策

在黨的十八屆一中全會上，習近平同志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他在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記者見面時強調“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中國歷史翻開了新的篇章。2017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習近平代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向大會作了題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報告。

習近平在報告中指出，“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新的歷史方位的確立意味著必須改變過去的一些做法，以適應新時代的新形勢和新條件。這就要求我們解放思想。這種解放思想不是解放四十年前的思想，而是解放前不久或者說解放最近四十年新形成的一些思想，這樣我們才能不受舊時代的拖累，更好地邁向新時代。當然，思想再怎么解放，初心不能忘。習近平指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終。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這個初心也是黨中央提出一切經濟主張和制定一切經濟政策的出發點。事實上，習近平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并強調“增進民生福祉是發展的根本目的。”就是表明，我們不僅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而且是要為人民群眾而不是極少數人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要“保證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大會在批準這份報告時就經濟方面強調指出，“要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著力加快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著力構建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不斷增強我國經濟創新力和競爭力。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努力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經濟主張與政策方面，彰顯了深厚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功底以及深厚的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功力，準確把握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辯證地對待中國經濟的發展，創新地提出新發展理念，優化供給側結構，使中國經濟得以在境外反華勢力破壞中國對外經濟貿易環境和新冠疫情暴發的雙重沖擊下能夠穩定和持續發展，不愧為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不愧為全黨全國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的行動指南，“必須長期堅持并不斷發展”。

參考文獻：（略）

【作者簡介】余斌（1969-），男，湖北武漢人，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馬克思主義原理研究部主任（副局級），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經濟學院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首批特聘課程主講教授，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政治經濟學學會常務理事。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著有專著9部、合著2部，發表文章200余篇。另有日文著作1部，英文論文6篇，日文論文2篇。

（來源：昆侖策網，轉編自“河北經貿大學學報編輯部”，原刊于《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21/3）

【本公眾號所編發文章歡迎轉載，為尊重和維護原創權利，請轉載時務必注明原創作者、來源網站和公眾號。閱讀更多文章，請點擊微信號最后左下角“閱讀原文”】

【昆侖策研究院】作為綜合性戰略研究和咨詢服務機構，遵循國家憲法和法律，秉持對國家、對社會、對客戶負責，講真話、講實話的信條，追崇研究價值的客觀性、公正性，旨在聚賢才、集民智、析實情、獻明策，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歡迎您積極參與和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