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關于十月革命的發生,考茨基提出了社會主義“早產論”。其實,考茨基所說的“早產”,是指俄國的社會主義早產,并不是社會主義早產。如果用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原理,對十月革命從醞釀到發生進行總體性的回溯,發現從1917年4月列寧回到俄國到十月革命爆發并取得勝利,列寧按照“多數人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民主革命原則,一步步地推進俄國社會主義革命,每一步都堅實有力,根本不存在俄國社會主義“早產”的問題,更談不上世界范圍內的社會主義“早產”問題,而是恰恰相反:十月革命向俄國人民和世界人民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
“歐洲三個文明大國——英國、法國和德國——都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在集體所有制的基礎上來改變社會結構的那種急劇的革命,現在已經是急不可待和不可避免的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個結論是由上述每個國家各自單獨得出來的。這一事實雄辯地證明了,共產主義并不是英國或其他什么國家的特殊情況造成的結果,而是以現代文明社會的一般情況為前提所必然得出的結論”。[3]
“共產主義,即以財產公有為基礎的社會生活和活動,不僅是可能的,而且在美國的許多公社中以及在英國的一個地方已經真正實現,我們將在下面看到,它們還頗有成效”。[4]
“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5]43
“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5]592
“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5]592
“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6]
“1848年革命雖然不是社會主義革命,但它畢竟為社會主義革命掃清了道路,為這個革命準備了基礎。……1848年的戰斗并不是白白進行的。從這個革命時期起直到今日的這45年,也不是白白過去的。這個革命時期的果實已開始成熟,而我的唯一愿望是這個意大利文譯本的出版能成為良好的預兆,成為意大利無產階級勝利的預兆,如同《宣言》原文的出版成了國際革命的預兆一樣”。[3]26
“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么現今的俄國土地公有制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5]8
“如果俄國繼續走它在1861年所開始走的道路,那它將會失去當時歷史所能提供給一個民族的最好的機會,而遭受資本主義制度所帶來的一切災難性的波折”。[8]464
“如果資本主義制度的俄國崇拜者要否認這種進化的理論上的可能性,那我要向他們提出這樣的問題:俄國為了采用機器、輪船、鐵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那樣先經過一段很長的機器工業的孕育期呢?同時也請他們給我說明:他們怎么能夠把西方需要幾個世紀才建立起來的一整套交換機構(銀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引進到自己這里來呢?”[8]571
“‘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在俄國革命中已經實現了,因為這個‘公式’所預見到的只是階級的對比關系,而不是實現這種對比關系、這種合作的具體政治機構。‘工兵代表蘇維埃’——這就是已由實際生活所實現的‘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9]138
“已是另一個任務,新的任務:使這個專政內部的無產階級分子(反護國主義的、國際主義的、‘公社派的’即主張過渡到公社的分子)同小業主或小資產階級分子(齊赫澤、策列鐵里、斯切克洛夫、社會革命黨人等等革命護國派,即反對走向公社,主張‘支持’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政府的人)實行分裂”。[9]138
“我們會不會有陷入主觀主義的危險,會不會有想‘跳過’尚未完成的(農民運動尚未失去作用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進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危險呢?”
“如果我說‘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那就有這種危險。但是我說的不是這個,而是別的。我是說,在俄國,除了工人、雇農、士兵和農民代表蘇維埃外,不能有別的政府(資產階級政府除開不算)。我是說,目前俄國的政權只能從古契柯夫和李沃夫的手里轉到這些蘇維埃的手里,而在這些蘇維埃中,占大多數的恰巧是農民和士兵,如果不用生活上的、習俗上的、職業上的說法,而用階級的說法,用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的用語來說,那么占大多數的恰巧是小資產階級”[9]142。
“在我的提綱中,絕對保險一點也沒有跳過尚未失去作用的農民運動或整個小資產階級運動,一點也沒有由工人政府‘奪取政權’的兒戲,一點也沒有布朗基主義的冒險行動,因為我直接提到了巴黎公社的經驗。正像大家所知道的,也正像馬克思在1871年、恩格斯在1891年所詳細論述過的,這種經驗完全排斥布朗基主義,完全根據大多數人的自覺行動,充分保證大多數人實行直接的、絕對的統治和發揮群眾的積極性。我在提綱中非常明確地把問題歸結為要在工人、雇農、農民和士兵代表蘇維埃內部擴大影響。為了避免對這一點產生任何懷疑,我在提綱中兩次著重指出,必須進行耐心的、堅持不懈的、‘根據群眾的實際需要’的‘說明’工作”[9]142-143。
“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暴露出我們當時的看法只是一個幻想。歷史走得更遠:它不僅打破了我們當時的錯誤看法,并且還完全改變了無產階級進行斗爭的條件。1848年的斗爭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經過時了,這一點值得在這里比較仔細地進行探討。”[10]538
“以往的一切革命,結果都是某一階級的統治被另一階級的統治所排擠;但是,以往的一切統治階級,對被統治的人民群眾而言,都只是區區少數。……這一切革命的共同形式就在于:它們都是少數人的革命。多數人即使參加了,他們也只是自覺地或不自覺地為少數人效勞;然而,正是由于這種情形,或者甚至只是由于多數人采取消極的不反抗的態度,就造成了一種假象,好像這個少數是代表全體人民的。”[10]538-539
“1848年‘社會’革命中所產生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發展到1850年春季,已經使實際統治集中于大資產階級——而且是具有保皇主義傾向的大資產階級——手中,而另一方面則使所有其他的社會階級、農民和小資產者,團結到無產階級周圍,以致在共同勝利時和共同勝利后,應該成為決定因素的已經不是大資產階級,而是已經有了經驗教訓從而變得聰明起來的無產階級。在這些條件下,難道不是完全存在著少數人的革命變成多數人的革命的前景嗎?”[10]540
“覺悟的工人要取得政權,必須把大多數群眾爭取過來,因為在沒有對群眾使用暴力的時候,沒有別的辦法可以取得政權。我們不是布朗基主義者,我們不主張由少數人奪取政權。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我們主張用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來反對小資產階級的狂熱,反對沙文主義-護國主義,反對空談,反對依賴資產階級。”[9]133
“誰也不否認,7月4日出現在彼得堡街頭的武裝士兵和水兵大多數是站在我們黨方面的。由此可以看出檢察官所說的‘組織武裝暴動’的神話愚蠢到什么程度了。當時我們黨完全有可能著手撤換和逮捕幾百個官員,占領幾十座國家和政府的大廈和機關等等。但是這類事情并沒有發生”[11]37。
“因為它依靠第二個政府即工人代表蘇維埃對資產階級的‘支持’,而這第二個政府是直接反映大多數工農的意識和意志的唯一可能的革命政府”[9]133。而且,“一小批人奪取政權是不夠的。俄國革命已更進了一步:除蘇維埃以外,不可能有別的政權。資產階級正是害怕這一點。只要蘇維埃還沒有取得政權,我們就不會把政權拿過來。但是必須由有生力量去推動蘇維埃執掌政權”[9]240。于是,雖然“這個政府可以推翻,而且應當推翻,但要在蘇維埃中取得多數”[9]240-241。
“如果布爾什維克在7月3-4日把取得政權作為自己的任務,那就錯了,因為不僅大多數人民,而且大多數工人當時還沒有實際體會到軍隊里的將軍、農村里的地主和城市里的資本家所實行的反革命政策,這種政策是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同資產階級的妥協造成的,7月5日以后群眾才把它認清了。無論我們黨的中央機關或地方機關都不僅沒有書面或口頭提出過在7月3-4日奪取政權的口號,而且也沒有把這個問題提出來討論過”[11]143。
“如果說在7月3—5日有錯誤的話,那只是錯在我們沒有奪取政權。我認為,那時并不存在這個錯誤,因為那時我們還不是多數。而現在如果還這樣,那就是致命的錯誤,甚至比錯誤更壞”[11]379。
“起義要獲得勝利,就不應當依靠密謀,也不是靠一個黨,而是靠先進的階級。此其一。起義應當依靠人民的革命高潮。此其二。起義應當依靠革命發展進程中的轉折點,即人民先進隊伍中的積極性表現得最高,敵人隊伍中以及軟弱的、三心二意的、不堅定的革命朋友隊伍中的動搖表現得最厲害的時機。此其三。在這三個條件下提出起義問題,正是馬克思主義和布朗基主義不同的地方。既然這些條件已經具備,那么不愿像對待藝術那樣對待起義,就是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革命”[11]235-236。
“在我們中央委員會里,在黨的上層分子中存在著一種主張等待蘇維埃代表大會,反對立即奪取政權,反對立即起義的傾向或意見。必須制止這種傾向或意見。否則,布爾什維克就會遺臭萬年,毀滅自己的黨”[11]276。
“鑒于中央委員會甚至迄今沒有答復我自民主會議開幕以來所堅持的上述精神的主張,鑒于中央機關報刪掉了我的文章中指出布爾什維克作出參加預備議會的可恥決定,把蘇維埃主席團的席位讓給孟什維克等等,是犯了不可容忍的錯誤的幾段話”[11]278,甚至提出了退出中央委員會的請求,“同時保留在黨的下層以及在黨的代表大會上進行鼓動的自由”[11]278。
“拖延就是犯罪。等待蘇維埃代表大會,就是耍幼稚的形式主義的把戲,耍可恥的形式主義的把戲,就是背叛革命。既然不起義就不能奪得政權,那就應當立即舉行起義。……勝利是有把握的,而且十有八九可以不流血。等待就是對革命犯罪。”[11]333-334
“9月初以來,出現了一種對起義問題漠不關心的態度。既然我們認真地提出蘇維埃奪取政權的口號,這種態度就是不能容許的。因此,早就應當注意這個問題的技術方面。現在看來,大量的時間是放過了”[11]383。
“武裝起義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業已完全成熟。中央委員會建議各級黨組織以此為指針,并從這一觀點出發討論和解決一切實際問題(北方區域蘇維埃代表大會、軍隊撤出彼得堡、莫斯科人和明斯克人發起行動,等等)。”[11]385
“列寧同志同米柳亭和紹特曼發生爭論,列寧同志證明,問題不在于武裝力量,問題不在于同軍隊作戰,而在于一部分軍隊同另一部分軍隊作戰。他不認為這里所談的有什么悲觀主義。他證明,資產階級方面的力量并不強大。事實證明,我們有勝過敵人的優勢。為什么中央不能開始行動呢?從所有的材料都得不出這種結論”[11]388。
“號召一切組織、全體工人和士兵從各方面加緊準備武裝起義,支持中央委員會為此而成立的總部;會議完全相信中央和蘇維埃會及時指出進攻的有利時機和適當方法。”[11]389
“兩個‘知名的布爾什維克’在10月20日這一緊要關頭的前夕,就最重要的戰斗問題,竟在一家非黨的而且正好在這個問題上同資產階級攜手反對工人政黨的報紙上,抨擊黨中央沒有公布的決定!這可是比普列漢諾夫1906-1907年在非黨報刊上發表的那些受到黨痛斥的言論還要卑鄙千倍,有害百萬倍!因為當時涉及的只是選舉的問題,而現在涉及的是舉行起義奪取政權的問題!在這樣的問題上,在中央作出決定之后,在羅將柯和克倫斯基之流面前,在非黨的報紙上反對這項沒有公布的決定,——難道還有比這更卑鄙的叛變活動,更可恥的工賊行為嗎?”[11]412
“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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