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遠超 | 銘記中國工人階級莊嚴宣示——紀念“二七”大罷工98周年
點擊： 作者：安遠超 來源：“淮左徐郎”微信公號 發布時間:2021-02-18 13:51:01
1925年4月初，中華海員工業聯合會、漢冶萍總工會、全國鐵路總工會、廣東工人代表會這四家全國最大的產業和地方工會組織，在時為中國國民黨中央機關報的上海《民國日報》等報紙上，聯署發布《關于召開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的通告》。這則300多字的短文，傳來中國工人階級久盼的訊息：原定1923年五一節在漢口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遭到反動政權瘋狂打壓、被迫推遲后，將于今年五一節在廣州舉行！
這則訊息，如掣電，擊穿萬千勞工心頭郁積的塊壘與陰霾；似奔雷，震撼積貧積弱、災難深重的神州大地，帶來光明和希望……
“第二次勞動大會的確開了中國職工運動史上最光榮的新記錄”！[1]這是鄧中夏作出的重要評價。他曾連續出席第一、二、三、四、五次全國勞動大會，先后擔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總部主任、中共中央工人運動委員會書記、中華全國總工會籌備委員會主任、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共黨團書記、中華全國總工會秘書長兼宣傳部長等職務。
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召開在即。1925年4月，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致信指出，這次大會“有重大意義”，“你們所代表的力量是偉大的，你們所負的責任也是重大的，你們的敵人雖然眾多而且強有力，只要你們團結起來不斷的奮斗，不但中國國民革命的勝利終屬于你們，全世界工農專政的勝利也必然屬于你們。”[2]
1925年5月1日至7日，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廣州隆重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281人，代表166個工會、54萬余會員。
5月1日，中共中央執委會發表《告中國工農階級及平民》，指出在中國應該擴大“五一”的新意義。
這天上午，出席全國勞動大會的代表和廣東省農民代表大會的代表以及廣州市工人、市郊農民、青年革命軍人共10萬余人，舉行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的盛大示威游行，展現了我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工農兵大聯合的宏大景象。
赤色職工國際的代表奧斯托洛夫斯基在演講中強調：“工會是炮臺，堅固地建立起你們的炮臺，打倒資本制度！”
入夜，兩個代表大會共同在廣州大學大講堂舉行開幕典禮，與會1000余人，代表有組織的工農群眾70余萬人。赤色職工國際、中共中央、國民黨中央、廣東革命政府、青年軍人聯合會、革命學生等均派代表參加，致辭祝賀。
在工農兵代表聯席會議上，與會者一致通過《工農兵大聯合決議案》，“中國革命萬歲！”“全世界革命萬歲！”“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怒吼直沖云天。
在此后的6天里，出席全國勞動大會的代表們經過討論，通過了30多項決議，通過了《中華全國總工會總章》，選舉產生了中華全國總工會第一屆執行委員會，正式成立了全國工人階級統一的工會領導機關——中華全國總工會。大會決定中華全國總工會加入赤色職工國際，全總機關設在廣州，在上海設立辦事處。
5月17日出版的《向導》周報第115期刊登署名亦農對這次大會的報道：“會場革命空氣異常濃厚，工人階級忿激的心理和再不承受現存社會制度的熱情，沒有一次在每個代表的演說中不痛快淋漓地表現出來。”“當總工會的章程通過和執行委員會選出時，‘全國總工會萬歲’、‘工人階級大團結萬歲’之聲不絕于耳，于此可見中國工人階級謀全國統一組織的熱誠。”
在大會所有決議中，首屈一指、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工人階級與政治斗爭的決議案》。該決議案申明：“工人階級必須作政治斗爭。”“工人階級每個經濟的斗爭，同時一定要變成政治斗爭；這是因為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優越地位，是依靠在政治上優越的勢力保障之上”。“工人階級要達到完全自由，只有在工人階級推翻資本制度，自己掌握政權之后。”[3]
這一莊嚴宣示，蘊涵中國工人階級的堅定信念、頑強意志、磅礴氣勢、萬丈豪情，宛若勢不可擋、摧枯拉朽的滔天巨浪，彰顯千千萬萬苦難勞工作為新興階級的偉大覺醒！宛若氣吞山河、聲震寰宇的怒號朔風，飽含中國工人階級團結一心、不畏犧牲的凜然大義！宛若熊熊燃燒、驅散黑暗的神圣火炬，照亮無數革命義士砸碎舊世界、改地換天的鏗鏘步伐！
這一莊嚴宣示，來自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深刻啟示，來自于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來自于中國工人階級的浴血斗爭！
中國工會有別于西方工會，具有馬克思主義政黨先于工會產生、工會自覺接受黨的領導、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引的鮮明特征。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華全國總工會及其各工會組織誕生、發展、壯大，戰勝種種艱險和挫折，不斷走向新勝利。
西方工會組織則多形成于工人政黨之前，往往受蒲魯東主義、工聯主義、拉薩爾主義、巴枯寧主義等多種思潮影響，主張“工會無政治”，鼓吹階級合作，局限于經濟斗爭，反對工人進行政治斗爭。
馬克思恩格斯堅決捍衛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的利益，在多部著述中對于這些謬誤予以無情批駁。他們在深入調查后得出定論：工人階級“在法律上和事實上都是資產階級的奴隸，資產階級掌握著他們的生死大權。”[4]
在《共產黨宣言》這個“從西伯利亞到加利福尼亞的千百萬工人公認的共同綱領”[5]中，他們“以天才的透徹而鮮明的語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觀”[6]，鞭辟入里地指出：“一切階級斗爭都是政治斗爭。”“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7]
他們言之鑿鑿地強調，“工人運動都是通過實質上是政治的斗爭成長和鞏固起來的”[8]，“工人階級應當首先掌握有組織的國家政權并依靠這個政權鎮壓資本家階級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組織社會”[9]。“向工人鼓吹放棄政治，就等于把他們推入資產階級政治的懷抱”[10]。單純的經濟斗爭，是在“服用止痛劑，而不祛除病根”。[11]
馬克思主義強調，工人階級反對資產階級斗爭的“最高表現是全面革命”[12]，工人階級要肩負起偉大歷史使命，敲響剝削階級政權的喪鐘，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消滅雇傭勞動制度，促進以科技革命為內核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推動時代精神和整個人類精神升華，進行共產主義革命，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堅持馬克思主義，準確把握政治與經濟的關系，要經過尖銳的思想斗爭、理論論戰來實現。1920年9月，留法勤工儉學的蔡和森在給毛澤東的信中，著重駁斥了“分離經濟與政治，教工人專去做經濟運動，做保護職業的運動，使他們永世生息于資本家剝削政治之下”的“危險說法”。[13]毛澤東回信表示贊成并指出：“非得政權則不能發動革命，不能保護革命，不能完成革命”[14]。
1920年11月擬就的《中國共產黨宣言》強調，“要鏟除資本制度，只有用強力打倒資本家的國家。”“要從資本家手里獲得政權——這政權是維持資本家的國家的；并要將這政權放在工人和農人的手里”[15]。
但這并沒有成為黨初創時全國數十名黨員的共識。中共一大代表、后背叛革命的張國燾曾回憶：1921年1月間，在與“目光深黯，英語說得相當流利”的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交談時，相互發生了爭論。我們“詳細討論到目前中國工人運動的目的。我認為中國工人運動的最近目的，應該是首先組織真正的產業工會，爭取減少工作時間”，“增加工資”等等。“他認為中國工人主要應從事政治斗爭，領導農民和一般貧苦人民走上奪取政權的道路。”“在這一點上，我們的意見無法一致。所謂經濟斗爭與政治斗爭之間關系這一問題，后來一直是中共常常討論，而意見不能完全一致的問題。” [16]
“1920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中國共產黨一成立，便能表現它在工人運動中偉大的作用。”[17]以馬克思主義武裝的中國共產黨，從在上海、武漢、北京、廣州、長沙、濟南等六城市先后成立早期組織起，就十分重視開展工人運動，不僅廣泛宣傳工人階級的重要作用，提高工人階級的階級覺悟，增強工人階級的團結意識，把工人階級廣泛組織起來，而且努力把經濟斗爭引導到政治斗爭，為建立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當家作主的嶄新政權堅韌奮斗。
1920年8月，上海共產黨組織成立，名為“中國共產黨”，自覺肩負起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推動各地共產黨組織、工會組織建立的重要責任。
是年4月2日，陳獨秀等應邀出席上海船務棧房工界聯合會成立大會并發表《勞動者底覺悟》演說。他認為，工人階級不僅要開展經濟斗爭，而且要開展政治斗爭。
他指出，“世界勞動者的覺悟，計分二步：第一步覺悟是要求待遇，第二步覺悟是要求管理權。”“第二步覺悟后所要求的，是要求做工的人自身站在國家資本家地位，是要求做工的人自己起來管理政治、軍事、產業，和第一步覺悟僅僅要求不做工的人對于做工的人待遇改良大不相同。”[18]
是年5月1日，內容新穎、共約400頁《新青年》第7卷第6號“勞動節紀念號”出版，第一篇文章是李大釗的《五一運動史》。是年9月，《新青年》改作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的理論刊物。是年11月21日，由上海共產黨組織領導、以“促起階級的互助觀念”等為目的的上海機器工會召開成立大會，與會者近千人，孫中山、陳獨秀等蒞臨并演講。
這是在共產黨領導下成立的第一個真正工人階級的工會，它強調不能變為“資本家的工會”、“同鄉的工會”、“政客和流氓的工會”、“不純粹的工會”、“只掛招牌的工會”。1921年1月，上海共產黨組織成立職工運動委員會。
1920年8月，武漢共產黨組織成立，名為“共產黨武漢支部”。1921年5月5日，武漢共產黨組織漢口人力車夫罷工，反對車行加租，罷工工人提出 “奮斗，爭自由，爭人格” 口號。
1920年10月，北京共產黨組織成立，名為“共產黨小組”，年底決定成立“共產黨北京支部”。此前，1919年5月1日，《晨報》副刊出版《勞動節紀念》專號，李大釗發表了《“五一”節雜感》；1920年5月1日，李大釗等在北京組織召開有500多校工和學生參加的第一次紀念國際勞動節會議。在北京共產黨組織領導下，1921年1月1日，在長辛店開辦勞動補習學校；4月9日，召開長辛店工人俱樂部成立大會，京漢鐵路等各路工人1000余人參會；5月1日，在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群眾大會上，長辛店鐵路工會正式宣布成立，長辛店工人群眾1500多人舉行示威游行，高唱革命歌曲，呼吁“要把強權制度一切掃除盡”。
1920年10月，廣州共產黨組織成立，名為“廣州共產黨”。1920年10月10日《勞動者》第2號刊登《共產黨的粵人治粵主張》，引述“廣東共產黨警告粵人”的傳單內容：“根本的解決辦法，只有平民振起，由農夫勞動者的組合，把一切政治機關推翻，把一切金錢組織推倒，實行共產主義去！”[19]
1921年春，在陳獨秀親自指導下，廣州共產黨組織重建，那些不認同民主集中制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無政府主義者退出。從1920年10月至1921年6月，廣州共產黨組織推動廣州土木建筑工會、廣州理發工會等27個工會成立。1921年5月1日，廣州共產黨組織發動各行各業3000余工人集會游行，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號召工人起來革命，掌握政權。
1920年11月，長沙共產黨組織成立。在此前后，毛澤東等于1920年10月，組織以工人為主體的萬余人“雙十節”請愿游行，呼喚“建設新湖南”；1920年11月7日，舉行慶祝蘇俄十月革命三周年的大示威；舉辦第一師范工人夜校等，在工人中開展大量工作。毛澤東與志在拯救勞工于水深火熱的龐人銓、黃愛先后建立聯系。
1920年11月21日，由黃愛、龐人銓領導，擁有20多個工會、5000余名會員的湖南勞工會在長沙成立。毛澤東啟發他們放棄純粹經濟斗爭的主張，認識經濟斗爭與政治斗爭密不可分，政治斗爭是經濟斗爭勝利的前提。他曾回憶說：“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從政治上把工人們組織起來” [20]。
1921年5月1日，不畏反動軍閥阻撓，毛澤東指導湖南勞工會在長沙省立第一師范學校舉辦勞動節游藝會，組織長沙織造、鐵業和泥木等行業工人和學生數百人冒雨游行，散發傳單數萬份，首次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經過毛澤東等的爭取和引導，在工人中聲譽廣泛的湖南勞工會擺脫了無政府主義影響。
中共一大代表李達回憶：黨的一大召開時，與會代表報告各地工作經驗。“當時黨的工作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宣傳和工人運動兩項。”“長沙小組，宣傳與工運都有了初步成績。看當時各地小組的情形，長沙的組織是比較統一而整齊的。”[21]
1921年春，濟南共產黨組織成立。在濟南共產黨組織領導下，1921年6月，山東第一個工人俱樂部在津浦鐵路大槐樹機車廠建立，這是具有工會性質的組織。
在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引導下，以馬克思主義為圭臬的新型工會組織被譽為中國工人階級真正的階級工會、革命工會、現代工會，不僅迥然有別于行會、幫口、秘密結社等舊式組織，也迥然有別于勞資不分、工商混合的招牌工會，鼓吹“只問面包、不問政治”和“工會自治、不許政黨過問”的流氓工會，叫囂“反工農”、“反共產”、“反蘇聯”的工賊工會。
毛澤東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勞動運動的真正開始是在1921年”[22] 。在中國共產黨堅強領導下，馬克思主義關于“工人階級進行斗爭不僅要爭取出賣勞動力的有利條件，而且是要消滅那種迫使窮人賣身給富人的社會制度”[23]等光輝思想得到更加廣泛傳播，中國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掀起轟轟烈烈、前赴后繼、驚天地泣鬼神的革命斗爭，不僅為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的召開，而且為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的召開、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成立以及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作出了彪炳史冊的重要貢獻！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這次大會作出《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強調：“本黨的基本任務是成立產業工會。”“黨在工會里要灌輸階級斗爭的精神”，“黨應特別機警地注意，勿使工會中執行其他的政治路線。” [24]
1921年8月11日，中國共產黨公開領導全國工人運動的總機關——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上海成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宣言》指出：工人“把勞動力賣給資本剝奪者，換到極少的工錢。他們血汗換來的工錢，多半不能維持自己的生活，受饑受凍的勞工，隨處都可以發現。”強調“向勞動者宣傳組合之必要，要聯合或改組已成的勞動團體，使勞動者有階級的自覺”[25]。從這年8月到10月，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分部、南方分部、長江分部、湖南分部相繼成立，在次年6月和8月，山東分部、上海分部建立。
特別是在湖南分部主任毛澤東領導下，湖南工人運動“猛烈地開展了起來”[26]。在如火如荼的工人抗爭中，毛澤東高瞻遠矚地指出：“勞動組合的目的，不僅在團結勞動者以罷工的手段取得優益的工資和縮短工作時間，尤在養成階級的自覺，以全階級的大同團結，謀全階級的根本利益。”[27]這一顛撲不破的至理名言，深刻闡明經濟斗爭和政治斗爭的關系，筑牢中國工人運動的思想理論根基。1922年11月5日，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正式成立，下轄24個工團、約4萬會員，毛澤東任總干事。
1922年7月16日，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大會通過《關于工會運動與共產黨的決議案》，強調：“工會應該努力做改良工人狀況的運動，凡在資本主義之下能夠改良的，都要努力去做。同時須使工會很快的向著勞動運動的最終目的進行，就是完全打倒工銀奴隸制的資本制度，并照共產主義原則改造社會。”并指出，“我們的同志也時常有主張工會不做政治運動的，這是無政府工團主義的趨勢，也是一個很大的錯誤，因此會使工會運動軟弱永遠處在非法的地位。”“工會最主要的活動是與資本家和政府奮斗；……工會是一戰斗的團體，不專是共濟的機關。”[28]
1923年6月12日，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大會通過《關于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勞動運動議決案》等，強調：“我們須努力引導勞動群眾由日常生活的爭斗到政治的爭斗”，“引起壓迫下之工人作政治的斗爭”[29]。
1924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執委會擴大會議在上海召開。會議通過的《工會運動問題議決案》指出：“黨的最重要的職任，便是繼續不斷在產業的工人里有規劃地創設工會的組織。”“工會的責任是發展會員的階級意識，擴大他們的眼界”，使日常的爭斗“發展成為總的民族斗爭與階級斗爭”。“只有這樣，工會才能成真正的階級組織，真正的階級斗爭的學校”[30]。為加強黨對工運的領導，會議決定，在中央委員會和每一地方委員會的工農部內，各特設工會運動委員會。
1925年1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會議通過《對于職工運動之議決案》，強調：“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唯一的指導者”，“中國共產黨在職工運動中應當取得指導的地位”，“必須立即開始切實的黨的工作，工人群眾中的政治教育及黨的組織。宣傳上的政治教育在現時已經非常重要 ，……在每個經濟斗爭中應當指出其與政治斗爭的關系”[31]。
在中共中央和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領導下，各地通過舉辦工人補習學校、創辦《勞動周刊》《工人周刊》等，啟發引導工人群眾增強階級覺悟；積極發展工人俱樂部等工會組織，在工人群眾中創建黨團組織，推進工人運動；同“中華全國工界協進會”等招牌工會堅決斗爭，工運面貌煥然一新。
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共有30多萬工人掀起100多次罷工，中國工人階級第一次全國性罷工高潮蓬勃興起，饑寒交迫的勞工們發出悲憤怒吼：“打破資本專制！”“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罷工斗爭風起云涌，奮起抗爭的怒濤洶涌澎湃。
1922年1月，香港3萬余名海員大罷工，3月初罷工工人達10萬人以上；1922年1月，漢陽鋼鐵廠3000余名工人罷工；1922年1月，長沙第一紗廠罷工，湖南勞工會領導人黃愛、龐人銓被殺害；1922年3月，蕪湖2000余人力車工人罷工；1922年4月，上海日華紗廠第一、二兩廠3800余名女工罷工；1922年5月，廣州1000余名鹽業工人罷工；1922年6月，澳門72個工團3萬余名華工總罷工；1922年8月，長辛店3000余名鐵路工人大罷工；1922年8月，唐山、鄭州、武漢、長沙等地工會開展勞動立法運動，組建“勞動立法大同盟”，發動工人舉行大規模集會游行請愿，要求通過《勞動立法大綱》；1922年9月，安源1.7萬余名路礦工人大罷工；1922年10月，開灤煤礦等近5萬余名工人大罷工；1922年12月，水口山3000余名鉛鋅礦工人大罷工，1923年1月，漢口4家棉花廠3000余名工人反帝同盟罷工；……
1922年5月1日至7日，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名義發起召集的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廣州召開。到會代表173人，代表12個城市、116個工會組織、34萬余工人。大會通過10項決議案，其中有《八小時工作制案》《罷工援助案》《規定明年在漢口召開第二次全國勞大會案》《全國總工會組織原則案》，決定“在全國總工會未成立前，先設一全國總通訊處，委托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擔任。”[32]這確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全國工人運動中的領導地位。
鄧中夏指出：“這次大會的成功，無疑的引導工人階級開始走向全國團結的道路，……它給予全國工人的影響是極其巨大的，我們只看大會以后，中國罷工高潮便發展到最高度，就可證明。”[33]
在第一次工運高潮中，聲勢浩大、震驚中外、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是1923年2月的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2月4日，爭取組建工會權利的全路總同盟罷工爆發，不到三個小時，貨車客車軍車全部停駛，1200公里的京漢鐵路全線癱瘓。3萬余名鐵路工人堅決響應京漢鐵路總工會的決議，振臂疾呼：“為爭自由而戰，為爭人權而戰！”“只有前進，決無退后！”不畏流血犧牲，奮勇參加罷工，義無反顧地同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殘暴統治展開偉大政治斗爭。
共產國際致函贊譽中國鐵路工人：“你們的行動，是已經走到世界無產階級的隊伍里”。自5日起，敵人調動20000多軍警，對罷工工人進行血腥鎮壓，7日尤甚，共產黨員、工運領導人林祥謙、施洋和工人群眾犧牲52人，負傷500余人，被捕入獄100余人，被開除流落他鄉1000余人，工人家屬遭到敵人的迫害和洗劫。
這場悲壯慘烈、氣貫長虹的大罷工，標志著以改良生活的經濟斗爭躍變為反對軍閥、爭取自由的政治斗爭，顯示了中國工人階級階級意識的新煥發，開辟了中國工人運動新階段，在中國革命的史冊上寫下光輝燦爛的一頁。
二七慘案發生后，反動軍閥將京漢鐵路和武漢三鎮的工會一律封禁，各地工會除粵湘外，由公開轉入秘密狀態。
在黨的堅強領導下，中國工人階級揩干凈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志們的尸首，營救被捕的難友，繼續與敵人殊死搏斗。由高潮被迫陷入沉寂的中國工人運動，開始轉向振興！
1923年6月，為抗議日本水兵槍殺工人和學生，長沙工商學界舉行罷工、罷課、罷市的斗爭；1923年11月，為抗議軍閥阻止工人俱樂部成立周年大會召開，湖南水口山工人舉行罷工；1924年7月，為抗議英法殖民主義者對中華民族的歧視和侮辱，廣州沙面數千名中國工人罷工 ；1924年9月，為抗議資方苛刻的管理條例等，上海南洋兄弟煙草公司7000余名工人罷工；1925年2月，為爭取改善工人生存權利，膠濟鐵路全線工人大罷工；1925年2月，為抗議廠方無故開除工人等，22家上海日商紗廠4萬余工人大罷工；1925年4月，為抗議日方資本家用武力阻撓工人組織工會等，青島6家日商紗廠1.8萬余名工人罷工……
對于1922年1月以來中國工人階級英勇的罷工斗爭，毛澤東予以高度評價，他指出：我們看這些罷工運動“所表現的力量，就可知工業無產階級在中國革命中所處地位的重要。”[34]
事實表明，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工人階級具有不畏強敵、視死如歸的革命精神，高度自覺、嚴密嚴明的組織紀律，精誠團結、頑強戰斗的強大力量，他們在刀光劍影、血雨腥風中英勇開展政治斗爭、經濟斗爭、文化斗爭，充分發揮中國革命領導階級的重要作用，同全國人民一起，匯聚起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時代洪流！
中國工人運動的獨特發展引起國外學者的關注。美國學者裴宜理潛心研究后，深有體會地說：“在20世紀中國的政治變革中，工人騷動起了重要作用。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帶來新政治文化的五四運動、國民政府的興衰、共產黨的勝利，甚至1949年以后政治形勢的發展，無不深受中國工人運動的影響。在一個農業占絕對優勢的國度里，盡管工人人數相對較少，但中國工人往往以出其不意的或是自相矛盾的方式對現代中國政治產生重大影響。” [35]
毛澤東指出：“在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三個時期中，中國工人階級和中國共產黨，對于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作了極大的努力和極有價值的貢獻。在最后打敗日本侵略者的斗爭中，特別是在收復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斗爭中，中國工人階級將起著極大的作用。在抗日結束以后，可以預斷，中國工人階級的努力和貢獻將會是更大的。中國工人階級的任務，不但是為著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而斗爭，而且是為著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而斗爭。”[36]
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召開九十五年來，各級工會組織和廣大工會干部始終銘記、自覺踐行中國工人階級莊嚴宣示，奮力推進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進程。
在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中國工會深入探索工會工作新路子，不斷書寫嶄新答卷。然而，一段時間一些人發出某些噪聲，泛起幾許歷史沉渣，提出所謂“接軌”等錯誤觀點和模糊認識。
中華全國總工會領導同志多次在重要會議的講話中強調，各級工會組織和廣大工會干部要自覺堅持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服從服務于黨和國家的工作大局，堅持推動黨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根本方針貫徹落實，警惕和抵御西方敵對勢力對我西化、分化的政治圖謀。
2005年7月4日，全總第十四屆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關于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會發展道路的決議》；2012年1月8日，全總十五屆執委會六次會議通過《關于學習宣傳實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會發展道路的決議》。決議強調 ：“要有堅定正確的政治立場，樹立理想信念，忠誠黨的工運事業，強化政治意識、大局意識、團結意識和群眾意識”[37]；指出：“堅持自覺接受黨的領導。這是中國工會的根本政治原則，也是中國工會區別于西方工會的顯著標志”；首次在工會屬性中增加“高度的政治性”重要內容，[38]等等。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會發展道路，得到全國廣大職工群眾和各級工會干部的一致贊同、熱烈響應。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加強我國工人階級隊伍建設，高度重視加強和改善黨對工會工作的領導。習近平總書記作出一系列有關工人階級和工會工作的重要論述。
2013年4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同全國勞動模范代表座談時的講話中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會發展道路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重要組成部分”[39]。2015年7月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黨的群團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切實保持和增強黨的群團工作和群團組織的政治性、先進性、群眾性”。“政治性是群團組織的靈魂，是第一位的”。“要始終把自己置于黨的領導之下，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始終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40]。
2018年10月2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同中華全國總工會新一屆領導班子成員集體談話時強調：“引導職工群眾聽黨話、跟黨走，鞏固黨執政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是工會組織的政治責任。”[41]2019年1月31日，《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政治建設的意見》指出，工會“是黨領導下的政治組織”，要“加大政治動員、政治引領、政治教育工作力度”[42]。這些閃耀著馬克思主義科學真理光芒的重要論述，指明新時代中國工人運動的前進方向。
2018年10月22日，中國工會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勝利召開。大會承前啟后、繼往開來，要求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會發展道路，強調“政治性是工會組織的靈魂，先進性是工會工作的重要著力點，群眾性是工會組織的根本特點”[43]。
兩年多來，各級工會組織和廣大工會干部認真學習、深入貫徹中國工會十七大精神，站穩政治立場，堅定政治信念，真抓實干、埋頭苦干，竭誠為黨的工運事業不懈奮斗，處處熱潮迭起，呈現勃勃生機。
回溯漫漫征程，瞻望光明前景，堅決響應黨的召喚，赤誠奉獻職工群眾，自覺肩負突出政治建設、把準政治方向的重要責任，披荊斬棘，砥礪奮進，為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不懈奮斗，是中國工會賡續弘揚的光榮革命傳統。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指出，“實現‘十四五’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 ，要“推進社會主義政治建設”。這是在新形勢下深入貫徹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動員和激勵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戰勝前進道路上的各種風險和挑戰，奮力奪取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勝利的重大舉措，意境高遠、理念宏邃、內涵豐富，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和歷史意義。
吹響新時代沖鋒號角，擂動全民族奮斗鼙鼓。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即將開啟，面對新任務新機遇新挑戰，中國工會高舉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偉大旗幟，全面把握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著眼實現“兩個百年”目標，堅持旗幟鮮明講政治，把自覺接受黨的領導、團結服務廣大職工群眾、依法依章程開展工會工作有機統一起來，堅決去除“機關化、行政化、貴族化、娛樂化”，努力使全世界職工數量最多的工會日益成為組織職工、引導職工、服務職工、維護職工合法權益最強最優的工會，把億萬職工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凝聚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磅礴偉力！
注釋：
[1]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1919—1926）》，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78頁。
[2]《中國歷次全國勞動大會文獻》，工人出版社1957年第1版，第11頁。
[3]《中國歷次全國勞動大會文獻》，工人出版社1957年第1版，第12頁。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版，第360頁。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56頁。
[6]《列寧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版，第416頁。
[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81、293頁。
[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版，第111頁。
[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656頁。
[1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23頁。
[1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97頁。
[1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94頁。
[13]《共產主義小組（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521頁。
[14]《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15頁。
[15]《“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第2、3頁。
[16]張國燾《我的回憶》，東方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20頁。
[17]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1919-1926）》，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3、14頁。
[18]《新青年.政治卷》，河南文藝出版社2016年第1版，第208頁。
[19]《共產主義小組（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719頁。
[20]（美）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第1版，第131頁。
[21]《“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第12頁。
[22]《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97頁。
[23]《列寧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版，第342頁。
[24]《中共中央關于工人運動文件選編（上）》，檔案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1頁。
[25]《中國工會歷史文獻1》，工人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2頁。
[26]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1919—1926）》，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9頁。
[27]《毛澤東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6頁。
[28]《中共中央關于工人運動文件選編（上）》，檔案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12、13頁。
[29]《中共中央關于工人運動文件選編（上）》，檔案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23、24頁。
[30]《中共中央關于工人運動文件選編（上）》，檔案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34、36頁。
[31]《中共中央關于工人運動文件選編（上）》，檔案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47、49頁。
[32]《中國歷次全國勞動大會文獻》，工人出版社1957年第1版，第4頁。
[33]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1919—1926）》，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74頁。
[34]《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8頁。
[35][美]裴宜理《上海罷工：中國工人政治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2頁。
[36]《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81頁。
[37]《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會發展道路奮勇前進》，中國工人出版社2013年第1版，第189頁。
[38]《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會發展道路奮勇前進》，中國工人出版社2013年第1版，第193頁。
[39]《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有限責任公司2014年第1版，第47頁。
[40]《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有限責任公司2017年第1版，第306、307頁。
[41]《中國工會十七大文件匯編》，中國工人出版社2018年第1版，第5頁。
[42]《人民日報》2019年2月28日。《中國工會十七大文件匯編》，中國工人出版社2018年第1版，第30頁。
（作者系中華全國總工會研究室原副巡視員；來源：“淮左徐郎”微信公號；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本公眾號所編發文章歡迎轉載，為尊重和維護原創權利，請轉載時務必注明原創作者、來源網站和公眾號。閱讀更多文章，請點擊微信號最后左下角“閱讀原文”】
【昆侖策網】微信公眾號秉承“聚賢才，集眾智，獻良策”的辦網宗旨，這是一個集思廣益的平臺，一個發現人才的平臺，一個獻智獻策于國家和社會的平臺，一個網絡時代發揚人民民主的平臺。歡迎社會各界踴躍投稿，讓我們一起共同成長。
電子郵箱：gy121302@163.com
更多文章請看《昆侖策網》，網址：
http://www.kunlunce.cn
http://www.jqdstudio.net
責任編輯：向太陽
特別申明：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
作者 相關信息
內容 相關信息
安遠超 | 銘記中國工人階級莊嚴宣示——紀念“二七”大罷工98周年
2021-02-18郝貴生：恩格斯自覺應用辯證法研究英國工人階級狀況 ——紀念恩格斯誕辰200周年
2020-11-03郝貴生：?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的人學思想探析 ——紀念恩格斯誕辰200周年
2020-10-05? 昆侖專題 ?
? 高端精神 ?
? 新征程 新任務 新前景 ?
? 習近平治國理政 理論與實踐 ?
? 我為中國夢獻一策 ?
? 國資國企改革 ?
? 雄安新區建設 ?
? 黨要管黨 從嚴治黨 ?
熱點排行
建言點贊
圖片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