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大胆诱惑视频高清完整免费,视频免费黄色网站黄色网站 ,九九综合

賈根良：程恩富教授的中外經濟關系思想研究

點擊：作者：賈根良來源：昆侖策網發布時間:2021-04-29 07:57:35

【程恩富，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首席教授，中國政治經濟學學會會長】

【摘要】程恩富教授是我國著名的和享有世界聲譽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他不僅創立了“新馬克思經濟學綜合學派”，在繼承和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方面貢獻頗豐，而且在中國經濟發展的許多重大問題的研究上都有自己的建樹，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程恩富教授有關世界經濟和中外經濟關系的經濟思想主要包括：美元霸權、經濟全球化與中國的對策思路、新帝國主義論、新開放策論和加快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理論、人民幣區域化以及對外知識產權優勢理論和戰略。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首先要受到國際經濟體系結構性因素的嚴重制約，其對外經濟發展戰略的選擇和國內經濟政策的制定都要建立在對這種國際經濟體系深入研究的基礎之上，因此，需首先對程恩富教授有關當代國際經濟體系的研究進行述評，然后再討論他的新開放策論等對外經濟關系及其戰略思想，最后對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提出筆者的看法，以求教于程恩富教授和國內經濟學界。

一、程恩富教授對當代國際經濟體系的研究

程恩富教授繼承并創造性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有關世界經濟和國際經濟體系的理論，這在其有關經濟全球化的本質、美元霸權和“新帝國主義論”的主題論述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這三個主題的研究論文分別最早發表于2000年、2005年和2007年，其思路不僅一以貫之，而且不斷深化，形成了一個有機整體，對我們研究戰后特別是目前資本主義的重大變化提供了深邃的分析框架，為我國經濟發展戰略的變革和政策改革提供了具有重大價值的新視野。

首先，在程恩富教授看來，當代國際經濟體系是建立在中心－外圍的結構之上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發達與欠發達的理論仍是觀察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經濟全球化的銳利武器，因此，程恩富教授與其合作者概括了經濟全球化的本質，并研究了國際分工出現的新特點。在他們看來，經濟全球化的本質就在于“全球化是發達國家發動和主導的，是西方單線論的體現”“全球化制度充滿了不平等，其利益分配也是不公平的”“經濟全球化使世界貧富差距加速拉大，形成了世界新的‘中心－外圍’格局”“經濟全球化并不意味著國家利益的淡出，相反民族經濟（國家經濟）更加凸顯”①。

在對經濟全球化的本質進行深刻剖析后，他們觀察到國際分工出現的一些新特點，這包括“經濟全球化使各國內部階層又重新分化，收入差距也在加速拉大”“經濟全球化同經濟區域化和經濟集團化并存”“知識資源在全球化進程中的重要性日趨加強，教育成為各國較量的重點”②，與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為基礎的舊式國際分工不同，“知識產權優勢”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推行新國際分工的新特點③，對世界各國來說，“知識產權優勢是維護持久、高端競爭優勢的必要性條件”，也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控制發展中國家經濟的新手段④。

程恩富教授等人有關經濟全球化本質的論述是在20年前做出的，在那時，絕大多數人看不清經濟全球化的本質，新自由主義有關經濟全球化 “雙贏”的觀點在我國甚囂塵上，至今仍有很大市場。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后，程恩富教授在2000年觀察到的“經濟全球化使各國內部階層又重新分化，收入差距也在加速拉大”成為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國推行在保護自己市場的同時控制別國市場的戰略最重要的推動力，尤其是近年來隨著西方發達國家保護主義和民眾主義的興起，這種趨勢更加明顯，例如，特朗普政府上臺后，其“美國優先論”的行為更加證明了程恩富教授等人的論斷：經濟全球化并不意味著國家利益的淡出，相反民族經濟（國家經濟）更加凸顯①。

特別值得稱贊的是，程恩富教授很早就一針見血地指出，“知識產權優勢”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通過推行新國際分工控制發展中國家經濟的最重要手段。正如有學者指出，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TRIPs）是以價值鏈分工為特征的新國際分工最重要的基石：隨著20世紀80年代的發展，在美國國內的知識產權改革之后，美國發起了一場持續的運動，將其知識產權規則體系全球化，并通過雙邊和多邊渠道積極追求這一目標，正是知識產權的法律結構使美國得以構建和控制全球商品鏈⑤。

在關稅及貿易總協定于1995年1月1日被世界貿易組織（WTO）正式取代后，在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的極力主張下，世界貿易組織在該年年初就急不可待地通過了《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該協定和《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TRIMs）、《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共同構成了世界貿易組織的三大基石，體現了世界貿易組織剝奪發展中國家自主發展權并支配其經濟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原則，例如，該協定致力于剝奪發展中國家自主發展權并以支配其經濟的目的在美國與中國達成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中得到了充分體現：美方以降低來自中國的產品加征關稅作為交換條件，“要求（中國）在知識產權、技術轉讓、農業、金融服務、貨幣和外匯等領域對中國的經濟和貿易體制進行結構性改革和其他改變”⑥，知識產權和技術轉讓問題名列首位，那么，我國應該如何應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這種戰略目的呢？程恩富教授提出了針鋒相對的戰略，筆者在本文第二部分再對此進行討論。

其次，美元霸權。在戰后以來的經濟全球化特別是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至今的全球化之中，美元霸權成為不同于第一次全球化（19世紀70年代至191４年）的突出特征。程恩富教授與其合作者對美元霸權的起源、美元霸權對他國財富掠奪的方式以及我國如何應對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在他們看來，美元成為國際本位貨幣，在布雷頓森林體系時期是由于自然壟斷，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則因路徑依賴及其相對強勢而得以延續。美國憑借美元的國際本位貨幣地位和優勢，通過各種途徑掠奪其他國家的財富，其掠奪方式包括：發行紙幣等低成本的美元資產換取他國的商品、勞務和實物資源，獲取直接或間接的國際鑄幣稅收益；通過美元貶值，攫取國際通貨膨脹稅的收益，同時規避匯率風險，獲得風險規避的成本節約。我國在加入ＷＴＯ之后，深受美元霸權的侵害，因此，程恩富教授與其合作者建議，在新一輪的美元貶值期和通貨膨脹輸出期，我國為減少外匯儲備的損失，應該減持美元資產的比例，建立由黃金、石油和銅等重要基本商品和資源組合的“次級金本位”的外匯儲備支付體系⑦。程恩富教授等對美元霸權的研究在國內是領先的，在他們的論文發表后的次年，國外相關研究才被翻譯成中文在國內出版⑧。

最后，新帝國主義論。冷戰結束后特別是在美國發生“9·11”事件后，美國新保守主義者提出了“新帝國主義論”，主張美國應擔負超強使命、建立單極世界、先發制人、向外輸出“民主”、鼓吹主權有限和實施雙重標準等，不打自招地宣稱美國是新帝國主義國家，但是，在我國，絕大多數學者甚至包括一些所謂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卻對此視而不見，天真地相信世界進入了和平時代。在這方面，任仲平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具有代表性，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00周年之際發表文章宣稱：100年過去了，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歷史已經翻頁，世界進入了一個全球化的新時代⑨。筆者對該文曾評論說，任仲平的這種觀點不是實事求是的觀點，也是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列寧早就指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高級階段，資本主義沒有消亡，帝國主義怎會消失？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使越來越多的人看清了帝國主義的新發展--金融帝國主義--在當代世界的肆虐，特別是美國金融帝國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大多數國家的財富掠奪是史無前例的。帝國主義不僅沒有成為歷史，反而在目前正大行其道，所謂全球化的新時代，只不過是美國通過軍事強權在全球推行以美元霸權為新核心的金融帝國主義的時代而已，這是一種高級形式的殖民主義。筆者還通過對任仲平所謂“全球化新時代”的“新國際分工”的分析揭露了帝國主義的新發展⑩。

程恩富教授等對帝國主義的新發展進行了更系統的分析，創造性地發展了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在他們看來，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新帝國主義。新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在全球化、金融化條件下特殊的歷史發展階段，其特征集中表現在：第一，生產與流通的國際化和資本集中的強化，形成了富可敵國的巨型壟斷跨國公司。為數不多的“公司帝國”已經掌控了全球經濟的大動脈，成為左右全球經濟社會的決定性力量。第二，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的形成并在全球經濟生活中起決定性作用，是新帝國主義時代的最顯著特征。跨國大銀行等金融機構控制著全球經濟命脈，金融壟斷資本在全球進行掠奪式積累，生產邏輯讓位于投機邏輯，經濟金融化畸形發展。第三，美元霸權和知識產權的壟斷形成不平等的國際分工和兩極分化的全球經濟與財富分配。新國際分工仍然在延續著不均衡、不平等的結構體系，不平等的國際交換導致兩極分化的全球經濟和財富分配持續擴大，跨國公司和新帝國主義的統治力量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得到強化。第四，“一超多強”結成的國際資本主義寡頭壟斷同盟，形成內外剝削和壓迫的金錢政治、庸俗文化和軍事威脅的經濟基礎。“G7（西方七國首腦會議）+三大支柱”組成國際性壟斷經濟同盟、以北約為主體的國際資本主義壟斷軍事同盟、以普世價值形式出現的文化霸權以及“一超多強”結成的國際資本主義寡頭壟斷同盟都大大地鞏固了美國作為世界經濟軍事霸主的地位。第五，全球化資本主義矛盾和各種危機的間歇性激化，形成當代資本主義壟斷性和掠奪性、腐朽性和寄生性、過渡性和垂危性的新態勢。新帝國主義是產業高度空心化的資本主義、是經濟停滯常態化的資本主義、是債務驅動的資本主義并且是過渡和垂危的新型資本主義?。

二、程恩富教授的中國對外經濟關系及其戰略思想

程恩富教授及其合作者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通過對經濟全球化的本質、“新帝國主義”諸多新特征和新特點以及美元霸權在其中突出作用的深入研究，形成了比較系統的有關當代國際經濟體系的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這一理論體系構成了其對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和政策建言獻策的基礎。針對不平等的國際經濟體系、發達國家對經濟全球化的支配、美元霸權和“新帝國主義”隱蔽的戰略目的，程恩富教授等人通過對中國實際的深入研究，為中國對策的制定提供了一個總體性的戰略規劃：中國經濟發展方針要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為主并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要讓經濟發展的收益惠及全體人民，要以自主科技創新增強產業在全球的中高端競爭力，要堅持和加強國家對基礎性、支柱性和命脈性行業的控制力。只有明確以上基本目標，才能明確多種經濟成分中國有經濟的最低限度規模，才能根據實際的發展需要明確資源配置和經濟管理等領域中政府作用和市場作用的邊界，而不受新自由主義的干擾和破壞?。在這種總體性戰略規劃的指導下，他們提出了一系列具體的政策建議，這包括 “新開放策論”、構建知識產權優勢理論與戰略、人民幣區域化等。

首先，“新開放策論”。程恩富教授的“新開放策論”是通過對我國出口導向型經濟面臨困境的長期觀察于2011年提出的，但在此之前，他在這方面已有不少相關論述，因此，筆者在這里有必要考察一下程恩富教授提出“新開放策論”的背景和過程。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前，我們就可以觀察到我國產業價值鏈低端工業制成品出口導向型經濟面臨的困境：生態環境遭到破壞，自然資源大量被消耗，產能大量過剩導致貿易條件持續惡化，陷入了生產增加但出口收入下降的“貧困性增長陷阱”，我國因此陷入了“美元陷阱”之中，連年的貿易順差導致國民財富嚴重流失。在美元霸權的支配下，美國開動印鈔機低價購買我國出口產品，而我國由此形成的美元貿易順差作為美國政府財政開支赤字的結果，奪走了我國在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和農業補貼等方面所急需的財政資源和實際資源。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外需作為中國經濟增長引擎的作用急劇下降，但上述狀況并沒有改觀，而當時我國采取的許多應對外需下降的政策仍是恢復并提高出口退稅等舊有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而不是思考如何改變我國對外經濟關系特別是中美經貿關系不合理的現狀。程恩富教授因為對這種發展模式的弊端已有長期研究，所以，當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他認為改變這種狀況的時機到來了，因此，在2008年他就撰寫了《“五個提升”促對外經濟發展方式轉變》?。2010年2月3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專題研討班提出“加快推進對外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因此，我們可以將《“五個提升”促對外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一文看作是其先聲。實際上，在經濟學界，率先提出并討論“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問題的正是程恩富教授?。

隨后，程恩富教授與其合作者對“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問題進行了更系統和更全面的研究，將“五個提升”的思路擴展為“六個適當控制和六個積極提升”的“新開放策論”，以上、下篇的形式在2011年發表了長篇論文，在這篇文章中，他們指出，加快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就需要從戰略上謀劃對外經濟的長遠發展，統籌國內經濟發展與對外開放的關系，積極調整開放戰略和對外經濟政策，避免成為國際壟斷資本的利益輸送地、發達國家的廉價打工仔、西方投機資本的跑馬場、跨國公司的專利提款機和世界的污染避難所，通過對外資、外源、外貿、外技、外匯和外產的適當控制和提升，從根本上建立起“低損耗、高效益、雙向互動和自主創新”的“精益型”對外開放模式，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地持續發展，據此，程恩富教授等提出了六個適當控制與積極提升的“新開放策論”，這包括：第一，適當控制外資依存度，積極提升中外資本協調使用的效益；第二，適當降低外技依存度，積極提升自主創新的能力；第三，適當降低“外源”依存度，積極提升配置資源的效率；第四，適當控制外匯儲備規模，積極提升使用外匯的收益；第五，適當控制外貿依存度，積極提升消費拉動增長的作用；第六，適當降低“外產”依賴度，提升參與國際分工的層次?。

其次，構建知識產權優勢理論與戰略。我們知道，與傳統國際分工的產業間分工不同，新國際分工是建立在價值鏈分工基礎之上的，正如Lin-da Weiss等指出的，知識產權的法律結構使美國得以構建和控制全球價值鏈分工⑤，也正是因為如此，美國在1994年利用世界貿易組織通過了確保其知識產權優勢并支配他國經濟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和《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針對美國的這種戰略，程恩富教授等提出了針鋒相對的戰略--構建中國的知識產權優勢理論與戰略。在他們看來，知識產權優勢在新國際分工時代對國家競爭力具有支配性的影響，而比較優勢與競爭優勢已降為從屬地位。在早期的論文中，他們指出：我國要最大限度地獲取貿易發展的動態利益，更好地通過對外貿易促進產業結構的良性調整，就必須以知識產權優勢理論作為應對經濟全球化和發展對外貿易的戰略思想，在結合比較優勢與競爭優勢的基礎上，大力發展控股、控技（尤其是核心技術）和控牌（尤其是名牌）的 “三控型”民族企業集團，突出培育和發揮知識產權優勢，早日真正打造出中國的世界工廠，并完成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轉變?。

程恩富教授等將知識產權優勢定義為培育和發揮以自主核心技術和自主品牌為主要內容的自主知識產權的經濟優勢，將其看作是相對于比較優勢、競爭優勢而言的第三種優勢，并論述了知識產權優勢與比較優勢之間的關系：提倡知識產權優勢并不是單純否定比較優勢，而是更加注重經濟的高效益發展。一方面，為了獲得持續的知識產權優勢，各個企業會普遍注重“干中學”，發展實用技術或高新技術，注重品牌和名牌的塑造，力求使企業成為能夠實現持續創新的組織；另一方面，知識產權優勢的形成離不開政府的積極推動，政府通過組織重大科技攻關等活動，促使在基礎科技領域作出大的創新、在關鍵核心技術領域取得大的突破，繼而通過加強產學研一體化，實現產業創新，提高市場占有率。

自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領導人一直都在強調自主核心技術在國際競爭和掌握國家命運中的關鍵作用，這為推行程恩富教授的知識產權優勢戰略創造了良好的社會環境。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堅持創新是第一動力、人才是第一資源的理念，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完善國家創新體系，加快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創新，為經濟社會發展打造新引擎?。關鍵核心技術是國之重器，對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保障國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要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充分發揮科學家和企業家的創新主體作用并培養一大批能夠把黨和國家科技政策貫徹落實好的組織型人才，發揚光大“兩彈一星”精神，形成推動攻克關鍵核心技術的強大合力和攻堅體制，努力做出更多有價值的原創性成果，實現從基于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向基于自主創新的知識產權優勢的轉型?。

最后，人民幣區域化和國際化的理論。程恩富教授認為，在當今國際經濟格局中，金融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我國要邁進世界經濟的“中心”就需要建立區域性的貨幣體系，逐步實現人民幣國際化和金融“脫虛向實”，以保障金融和國計民生的安全。程恩富教授關于人民幣區域化和國際化理論的提出最早見諸于他們在本世紀初撰寫的論文，在當時，國內外出現了一種通過發行“亞元”建立東亞貨幣集團的思潮。例如，2001年11月在文萊舉辦的亞太經濟論壇首腦會議上，日本和韓國等國有關人士就“東亞貨幣”的可能性進行了探討。2001年初在日本神戶召開的亞洲25國財政部長會議上，日本和法國聯合發出倡議，呼吁亞洲國家采納一種不受美元支配的貨幣體系以避免金融危機。2001年10月，被譽為“歐元之父”的羅伯特·蒙代爾來到中國，也把關于“亞洲單一貨幣”的憧憬帶給在上海參加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會議的首腦們。針對當時的這種思潮，程恩富教授等指出：暫不排斥本國貨幣存在的前提下規劃發行“亞元”，對中國都是利大于弊的，不過，在此之前和之后的一個較長時期內，中國還是要積極推行人民幣的區域化和國際化?。

程恩富教授將人民幣區域化和國際化視作逐步擺脫美國金融霸權的控制，努力改變不平等的經濟關系，以實現自己的發展目標的重要戰略?，還將這種戰略提高到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高度：人民幣逐步區域化和國際化就是日漸掌握一種區域性和世界性貨幣的發行和調節權，這對于全球經濟新秩序的建立以及提高我國經濟的國際地位均至關重要?。據此，程恩富教授等對如何推進人民幣區域化和國際化提出了相關政策建議。首先，我國應該從根本上提高我國企業適應國內外兩個市場競爭的能力，因為人民幣區域化和國際化的進程也是我國實現全方位開放的過程，切實做好人民幣區域化和國際化的基礎性工作，前提是作為市場微觀主體的企業能夠適應新的國際化金融環境。其次，我國要加強和完善以商業銀行為中心的信用制度，在國外推行人民幣兌換業務，主動建立和完善合理的利率市場化機制。最后，要高度重視和改進開放進程中的金融監管問題。我國既要全面深化國內金融體制的改革，提升本國金融機構的競爭力，也要循序漸進地擴大金融領域的雙向對等開放并加強對國際游資的防范與管理?。

三、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通過前面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出，程恩富教授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與當代國際經濟和中國現實相結合，不僅對經濟全球化、美元霸權和 “新帝國主義論”等許多世界經濟的重大主題做出了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解釋，提出了新理論，而且對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和政策制定也提出了非常富有啟發性的建議，這在中國經濟學家中是不多見的，這說明，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也有自己一套自成體系的改革開放戰略和方略，只不過在新自由主義過于強大的影響之下，沒有成為中國經濟思潮和政策制定的主流而已。此外，一些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對經濟全球化、美元霸權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新帝國主義本質看不清，一味強調不加區別的經濟全球化和對外開放，程恩富教授的研究為這些學者提供了很好的借鑒，對于如何把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提供了典范，但是，隨著中美經濟戰等世界經濟形勢的發展和理論研究的深入，程恩富教授有關中外經濟關系的思想仍有探討的余地，筆者下面就簡要地談四點看法。

首先，在經濟全球化問題上，我國應該實施“外圍包圍中心”和“不對稱全球化戰略”。筆者于2009年提出并在2010年論證的“國內經濟大循環戰略”并非不重視對外貿易和外部市場的重要性，因此，筆者在2011年提出如下戰略思想作為該戰略的構成要素：以中國為龍頭，團結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建立一種與美元體系相平行的國際經濟新秩序?，這是筆者有關中國應將經濟全球化重心轉移至發展中國家的最早表述。所謂“不對稱全球化戰略”是指通過保護主義與當時的發達國家處于半隔絕、半脫鉤狀態（淺度全球化），同時又與同等發展程度國家或比自己落后國家建立高度密切的經貿關系（深度全球化，但很多時候并非自由貿易），由此而實現經濟崛起，這是世界經濟史中一種帶有規律性的后發經濟大國崛起的道路。“農村包圍城市”是中國革命成功的道路，所謂“外圍包圍中心”的經濟全球化戰略實際上就是毛澤東的這種戰略思想在經濟全球化問題上的創造性運用。

在上述理論基礎上，筆者提出了“一帶一路的轉型升級和人民幣國際化新方略”：立足于國內產業轉型升級，在經貿關系上通過“雙領先戰略”和價值鏈高端戰略引領“一帶一路”，并借“一帶一路”倡議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所謂“雙領先戰略” 就是在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第四次工業革命上對內實施“創造國內領先市場戰略”和對“一帶一路”國家實施“領先供應商戰略”；所謂價值鏈高端戰略就是在不放棄并強化我國在制造業價值鏈中低端競爭優勢的條件下，構建由我國企業控制并占據價值鏈高端環節的全球價值鏈。“一帶一路”倡議是人民幣國際化的主要途徑，其成功的基礎在于以人民幣結算、貸款和投資，為此，我國需要在國內盡早完全實行主權信貸，加強資本項目管制，通過貿易和實體經濟活動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其次，中國在對外經濟關系上更應該走向自給自足，與美國經濟脫鉤。在中美經濟戰中，美國經濟戰略家威脅要對中國實現“中美經濟脫鉤”，筆者揭露了其真實意圖：美國企圖通過實施關稅保護和科技冷戰等“脫鉤”措施，達到保護美國國內市場、國內產業和技術的目的，但與此同時，為了達到支配中國經濟的目的，美國又要通過強化所謂知識產權保護、鞏固跨國公司在中國市場價值鏈高端的壟斷地位以及對美金融開放等措施對中國經濟實行“緊密掛鉤”。實際上，中國更需要與美國經濟“脫鉤”，正如迪特·森哈斯指出的，歐洲的歷史經驗說明，與發達國家之間的選擇性脫鉤是后發展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實際上，“中美經濟脫鉤”一詞是筆者在2010年作為一種戰略主張最早提出的，中國要擺脫美元霸權的支配地位并貫徹獨立自主的發展方針，應該考慮中美經濟“脫鉤”的可能性和途徑?。

中國在對外經濟關系上特別是核心技術上更應該走向自給自足，這是來自于歷史的教訓。20世紀70年代發展中國家曾經掀起過一場轟轟烈烈的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運動，然而，這個運動最后失敗，以至于現在人們很少再提起，那么，這個運動為什么失敗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當時推動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各區域集團自給自足不夠，以至于形成了對美國的依賴，有的區域集團或國家依賴美國的糧食、有的依賴美國的軍火、有的則依賴美國的核心技術，而各個區域集團在政治上的聯合是極其脆弱的，在這種情況下，當時力量比較全面和自給自足能力強的美國就對各個區域集團各個擊破，瓦解了這場聲勢浩大的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運動。這個歷史經驗說明，要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就必須有一個力量比較全面和自給自足能力強大的大國發揮領導作用，這個大國必須獨立自主地構建國際經濟新秩序，同盟者和合作者只能作為統一戰線發揮作用，而不能指望他們能夠給予決定性的支持，因此，正如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所說明的，作為構建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堅強堡壘，這個大國的根據地建設就極其重要，自給自足是一個基本條件，也只有中國這樣的大國才具備這種條件。

再次，針對美元霸權，我國應該采取金融保護主義以及貿易平衡并略有逆差的貿易戰略。筆者已經指出，程恩富教授等人有關美元霸權的研究是國內先驅性的研究，富有創造性，但由于其是國內最早的研究之一，存在不足也在所難免。例如，他們提出，為了應對美元，我國應該建立由黃金、石油、銅等重要基本商品和資源組合的“次級金本位”外匯儲備支付體系。筆者認為，建立一定程度的黃金、石油等重要資源的儲備是有必要的，但由此而構建“次級金本位”的外匯儲備支付體系是沒有必要的，因為在不兌現紙幣的時代，積累美元等外匯儲備固然是絕對的損失，但建立由黃金、石油等重要基本商品和資源組合的“次級金本位”的外匯儲備支付體系的思路仍是建立在賺取貿易順差或出口導向型經濟基礎之上的，這種經濟類型實際上是將國內實際資源輸送到外國，不利于通過人民幣國際化調動國外實際資源為我所用。

因此，為了應對美元霸權，筆者曾提出“金融保護主義”的政策建議。金融保護主義是應對貨幣戰爭的根本性措施，為了避免美元霸權和金融自由化對我國經濟的掠奪，我國應該繼續實行資本項目管制，嚴格審查國內企業到海外上市，嚴厲打擊熱錢活動，為主權信貸的實施創造條件。在內需主導型經濟和貿易平衡的情況下，美元一分錢也不讓它進來，美元霸權就對中國無計可施了?。在對外貿易上，我國對“一帶一路”國家實施進口資源（逆差）、出口制成品（順差）和略有逆差的貿易平衡戰略，因此，筆者在過去十年一直在建議：停止積累外匯儲備，逐步取消出口退稅，從根本上瓦解通過外匯占款發行人民幣基礎貨幣的基礎。在此基礎上，全面建立通過財政部赤字開支并通過國債發行回籠人民幣的基礎貨幣發行新機制，大力發展國債市場，這不僅可以為中國人民銀行將國債作為我國貨幣政策調控的主要工具創造條件，而且也為外國持有人民幣外匯儲備提供了投資途徑。只有這樣，我國才能真正地實現從出口導向型經濟向內需主導型經濟的根本性轉變，從而以智能工業化和綠色技術革命為核心，實現基礎廣泛的價值鏈升級和國內市場的寬廣開發，中國的經濟發展將迎來一個真正的“黃金時代”?。

最后，人民幣區域化或貨幣區問題。程恩富教授關于人民幣區域化的提法，筆者是非常贊同的，筆者曾經提出建立人民幣貨幣區的問題，這兩種提法在本質上是一樣，其實質都是通過貿易和實體經濟而非金融途徑推行人民幣國際化。程恩富教授還指出，從世界金融發展歷史來看，利率市場化有兩種模式：一種是完全自由的利率市場化，它以發達健全的金融市場體系為基礎；另一種是非對稱利率市場化模式，它是以比較健全的金融市場體系為基礎，以中央銀行利用經濟手段進行適度干預為前提，據此，程恩富教授建議中國應該根據非對稱利率市場化模式的要求，建立合理的利率市場化機制?。從歷史經驗來看，主權貨幣國家的基本利率是由中央銀行完全決定的，利率的市場化程度非常有限，完全自由的利率市場化是喪失貨幣主權或主權貨幣嚴重受損的結果，因此，程恩富教授的建議對中國是有益的，這與新自由主義者提倡有害于中國經濟的利率市場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但是，人民幣區域化或國際化必須堅決拋棄建立“亞洲單一貨幣”的幻想。歐元就是前車之鑒，歐元危機徹底地否定了羅伯特·蒙代爾建立 “亞洲單一貨幣”的幻想。“一個國家、一種貨幣” 是現代貨幣體系的基礎，貨幣的本質是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在國家法定貨幣制度下，國家財政問題的本質在于能否壟斷基礎貨幣的發行權，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對歐盟各國來說，歐元實質上是外國貨幣，歐盟各國沒有發行貨幣的權力，擴大政府開支只能增加稅收或借債，存在著債務違約和國家破產的制度性根源，而歐盟中央銀行發行的只是交換媒介，沒有財政功能。要解決歐元內在的危機，歐元區就必須統一各國的財政，變成一個國家，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歐元區各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巨大差異和各自利益的不同訴求使其不可能實現財政統一。如果歐元區不能統一其財政并成為一個國家，間歇性的動亂將不可避免，直到歐元最后消失。所謂國家，就是在一個區域提供公共福利的制度，在國家法定貨幣的時代，作為貨幣發行壟斷權的國家財政能力起著決定性作用，缺乏這種能力就無法為所有國民提供公共福利?。因此，拋棄貨幣聯盟的幻想，通過建立人民幣貨幣區實現人民幣區域化是人民幣國際化的第一步，在這方面，有大量的實際問題仍需進行深入研究。

注釋：

①參見程恩富、朱富強：《經濟全球化與中國的對策思路--兼論“三控型民族經濟”與對半式雙贏》（載《財經研究》，2000年第10期）。

②同①

③參見程恩富：《比較優勢、競爭優勢與知識產權優勢--在北京大學的講演》（載《文匯報》，2005年6月12日）。

④參見程恩富、侯為民：《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的“新開放策論”（下）》（載《當代經濟研究》，2011年第5期）。

⑤參見Linda Weiss,Elizabeth Thurbon: Powerpara-dox:how the extension of US in frastructural power abroad diminish esstate capacity athome(i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2018,25（6）:779－810）。

⑥參見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美中達成第一階段經貿協議(https:// www.yidianzixun.com/article/ 0O5msJqy）。

⑦參見程恩富、夏暉：《美元霸權：美國掠奪他國財富的重要手段》（載《馬克思主義研究》，2007年第12期）。

⑧參見廖子光：《金融戰爭：中國如何突破美元霸權》（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邁克爾·赫德森：《金融帝國：美國金融霸權的來源和基礎》（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

⑨參見任仲平：《讓和平永駐人間--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百年之際》（載《人民日報》，2014年7月28日，第1版）。

⑩參見賈根良：《甲午戰爭敗于晚清領導集團的發展戰略觀--賈根良教授訪談錄》（載《管理學刊》，2015年第2期）。

?參見程恩富、魯保林、俞使超：《論新帝國主義的五大特征和特性--以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為基礎》（載《馬克思主義研究》，2019年第5期）。

?參見程恩富、陳泳：《對2014年新自由主義幾個流行觀點的批駁》（載《人民論壇》，2014年第30期）。

?參見程恩富：《“五個提升”促對外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載《中國經濟周刊》，2008年第11期）。

?參見程恩富、尹欒玉：《加快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須實現“五個控制和提升”》（載《經濟學動態》，2009年第4期）。

?同④

?參見程恩富、丁曉欽：《構建知識產權優勢理論與戰略--兼論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理論》（載《當代經濟研究》，2003年第9期）。

?參見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