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20年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之下，我國貿易順差創出五年來新高，利用外資規模創歷史新高，媒體和人們對此不以為憂，反而卻沾沾自喜。但實際情況卻是：美國政府通過大規模赤字開支從中國進口物資不僅緩解了“大封鎖”所導致的嚴重物資短缺，穩定了其物價，而且，在新冠疫情過后，美國將繼續利用中國對美大量貿易順差為其“綠色新政”的赤字開支提供物資保障，并與中國目前“藏匯于民”的政策相配合，向中國傾瀉美元，掠奪我國實際經濟資源，破壞我國財政貨幣主權，目前中美貿易的這種局面是與“雙循環”新發展格局背道而馳的。但愿本文能促使更多的人猛醒，從鎖定在“國際大循環”的思維模式中擺脫出來，這是邁向“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關鍵性一步。
歷史經驗說明，在金本位制和布雷頓森林體系之下，適度的貿易順差作為經濟增長的發動機，造就了對外貿易和國內經濟增長之間的良性循環，因而使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不失為國家富強的一種道路。然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導致了財政貨幣制度的革命，正是這種革命，使賺取貿易順差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從合理走向了“背理”，從而使我國的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轉變成了一種“使己受損”和“自討苦吃”的發展戰略，這就是國內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歷史起源：只有用我國中央政府的財政赤字替代我國對外貿易順差和引進的外資，以國內大循環作為經濟增長強大發動機的貿易平衡或略有逆差的對外貿易新戰略才能使我國繼續走向繁榮富強。本文的主要貢獻是將我國實施國內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必然性追溯到半個世紀以前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對一國經濟發展戰略選擇的決定性影響，闡明了對外貿易是“經濟成長的發動機”的傳統理論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不再成立的理由，討論了貿易平衡或略有逆差的對外貿易新戰略對國家財政能力、國民財富的凈福利、特別是對“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新發展格局的重大意義，探討了實施這一新戰略必須滿足的條件以及實施的步驟。
貨幣是人類社會最重要的經濟制度之一，現代經濟是貨幣型經濟，如果一個人不了解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所導致的財政貨幣制度革命及其對國際貿易的顛覆性影響，終其一生，他也無法明白我國為什么要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本文的主要貢獻之一就是將我國這種新發展戰略的歷史起源追溯到半個世紀以前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對國家發展戰略選擇的決定性影響。論文首先討論賺取貿易順差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在貴金屬貨幣、金本位制和布雷頓森林體系之下為什么具有合理性，然后論述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如何導致了財政貨幣制度的革命。在此基礎之上，本文扼要說明這種革命對國際貿易的顛覆性影響，闡述它是如何使我國的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從合理走向“背理”的，最后則論證實施貿易平衡或略有逆差的對外貿易新戰略為什么是走向國內大循環的必然選擇，并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一、金本位制和布雷頓森林體系之下國家致富的邏輯
要理解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所導致的財政貨幣制度革命以及由此對國際貿易所產生的顛覆性影響，我們首先就必須從貴金屬貨幣和金本位制談起。在西歐重商主義時期（15世紀至18世紀下半葉），由于西歐各國國內發行的硬幣以及銀行券是以其含金量為基礎的，而且國際貿易也是以黃金結算的，因此，當時的西歐各國注重適度的貿易順差是有其合理基礎的，這是因為，“如果一國長期發生貿易逆差，就會導致黃金外流，這不但將導致本國貨幣的對外貶值，更嚴重的是將產生通貨緊縮、利率上升和資本短缺，從而使商品生產無法擴大，生產、就業和消費都會萎縮，國民經濟發展陷入停滯之中。相反，貿易順差所產生的黃金流入可以使盈余國增加更多的投資、增加就業和提高工資，而由黃金流入所導致的本國貨幣升值不僅使進口原材料更便宜，而且企業如果要保持或增加出口就必須進行技術創新，從而推動其國際競爭力的提高，而國際競爭力的提高又將帶來更多的黃金流入，從而使生產、就業和消費在更大規模上展開，由此帶來了國民經濟的良性循環。” 但是，晚期重商主義對于適度貿易順差的注重從沒有采取過“盡可能多地多賣和盡可能少地少買”的措施，而是將其作為推動高附加值制造業發展的手段。在世界經濟史中，英國最早在1717年實施金本位制,但直到1816年才在制度上給予正式的確認,從而使金本位制正式建立，此后，一些國家陸續加入到金本位制的國際貨幣體系。所謂金本位制就是以黃金為本位幣的貨幣制度，在金本位制下，每單位的貨幣價值等同于若干重量的黃金（即貨幣含金量），因此，加入到金本位制的國家之間的匯率就由它們各自貨幣的含金量之比——金平價來決定。英國在實施金本位制之后，其貨幣或銀行券的發行比以前越來越更嚴格地以黃金儲備作為準備金，但是，適度貿易順差推動國家致富的邏輯并沒有改變。然而，這種從19世紀初開始逐步建立的金本位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受到了嚴重的沖擊，并最終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中轟然倒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行將結束之前，美國出于本國利益的考慮，聯合英國于1944年7月召集西方主要國家的代表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布雷頓森林鎮舉行國際貨幣金融會議，確立了美元對國際貨幣體系的主導地位，構建了戰后國際貨幣體系的新秩序，史稱“布雷頓森林體系”。布雷頓森林體系實際上是金本位制的一種變種，它是以美元和黃金為基礎的金匯兌本位制，其實質是建立一種以美元為中心的、“雙掛鉤”的國際貨幣體系，即美元直接與黃金掛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員國可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價向美國兌換黃金，其貨幣以可調節的固定匯率制與美元掛鉤。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之下，就像在金本位制之下一樣，金融當局通過隨時準備買賣黃金或美元以調節國際貿易中出現的任何供需失衡，并有效地將本國貨幣的價值與黃金和美元掛鉤。為了進行這些干預，中央銀行(或類似的機構)必須維持足夠的黃金(或美元)，以支持固定匯率下的流通貨幣。一國政府的財政開支只能通過對其持有的黃金或美元加杠桿來發行本國貨幣，因此，其貨幣發行或財政支出能力受到了維持外部平衡的目標的限制，這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內在要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員國的政府開支和信用創造實際上與私人部門一樣都要受其融資能力的支配。這也就是說，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之下，“當政府購買除黃金以外的任何東西時，可以說，他們必須有銀行存款來支付。像其他所有人一樣，政府被禁止簡單地印鈔票來支付它所購買的東西。除了黃金以外，政府用于開支的其他任何東西都需要由稅收或借貸來支付。因此，政府在美聯儲賬戶上的支出需要不斷地被稅收收入或借款所彌補。” 在這種貨幣制度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員國只能通過獲得更多的黃金或美元來增加本國貨幣供給，政府的財政開支都必須通過稅收或發債來“融資”。由于美國政府承諾以固定價格將美元兌換成黃金，黃金和美元就構成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各成員國調節其國內經濟以及它們相互之間貿易的共同的貨幣框架，因此，擁有足夠的黃金或美元對于這些國家來說至關重要。貿易順差是建立一個國家黃金儲備或外匯儲備最可靠的途徑，因為一國出口越多，順差就越大，獲得的黃金或美元就越多。在這種情況下，貿易順差國可以發行以黃金或美元作為幣值穩定基礎的本國貨幣就越多，私人部門的收入也就不斷地得到提高，失業率降低，政府的財政開支能力也因其稅收增加而得到提高，因而，貿易順差導致了對外貿易和國內經濟增長之間的良性循環，這就是日本和東亞“四小龍”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出口導向型經濟獲得成功的原因，這也是在18世紀和19世紀上半葉黃金作為國際貿易通貨情況下英國出口導向型經濟成功的原因。我們知道，在金本位制之下，貿易逆差導致黃金外流，因為各國都用黃金支付進口。為了防止黃金儲備的流失，央行不得不提高利率，以吸引黃金回流，但利率的提高必然導致經濟衰退和國內居高不下的失業率。同樣，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之下，逆差國由于進口增加導致匯率貶值，從而無法維持與美元掛鉤的固定匯率，因而不得不實施國內緊縮，采取提高利率、減少貨幣供給和緊縮財政開支等措施，以維持與美元掛鉤的固定匯率，這就必然導致失業增加，工資停止增長甚至降低。正是由于緊縮，工資停止增長或降低等成本降低的作用，出口產品的價格競爭力得到恢復，出口增加，匯率升值，貿易恢復平衡。雖然逆差國也可在一定幅度內調整固定匯率，但逆差國如果多次依靠這種辦法，必然會發生外匯危機，因此，這是布雷頓森林體系所不允許的。但是，正如“特里芬悖論”所表明的，在這種“雙掛鉤”的國際貨幣體系中，為了推動國際貿易的發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員國就必須使用美元作為結算和儲備貨幣，這就要求美國必須通過國際收支逆差不斷地為成員國提供美元供給，但這卻又與美元的幣值穩定產生了沖突，因為如果要穩定美元幣值，美國又不得不通過國際收支順差增加黃金儲備。因此，隨著國際貿易的不斷增長，美國的黃金儲備量就越來越趕不上美元發行的數量，這就使得美元與黃金按固定兌換比率相“掛鉤”的制度日益難以維持。這說明布雷頓森林體系存在著內在的不穩定性和無法克服的矛盾。布雷頓森林體系的上述困境削弱了人們對美元價值的信心，導致人們將美元兌換成黃金的需求增加，而黃金儲備的減少，反過來又進一步強化了人們有關美元價值被高估的看法。在20世紀60年代后半期，與越南戰爭等相關的美國財政赤字開支最終導致了美國經濟的過熱，引發了美元的流動性在全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擴張，許多國家擔心其不斷增加的美元持有量的價值面臨持續貶值風險，并對美國是否能夠無限期地維持黃金的可兌換性表示質疑。法國、德國和日本等國家由于貿易順差，紛紛將美元貿易盈余從美國不斷兌換成黃金，美國黃金儲備急劇減少，面臨著耗盡黃金儲備的境地。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初，這種美元盯住黃金、其他布雷頓森林體系成員國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就再也無法維持下去了。因此，1971年8月15日，美國尼克松政府宣布不再接受按35美元兌換1盎司黃金的比價從美聯儲兌換黃金，大約在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終于退出了歷史舞臺。國際貨幣體系的這種巨變對國際貿易和國家發展戰略將產生何等影響？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們必須繼續考察這種巨變所導致的貨幣制度變革。
二、國家貨幣制度的重大變革與財政貨幣制度的革命
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一種具有內在價值的商品（黃金）與名義貨幣之間的聯系最終瓦解了，歷史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黃金非貨幣化極大地改變了主權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前所未有地提高了其財政能力，因為它再也沒有必要通過購買黃金發行貨幣，從這時起，各國政府就開始使用本國法定貨幣（或稱作主權貨幣、國家貨幣或不兌換貨幣）作為其貨幣體系的基礎，這就使得“一個國家、一種貨幣”的國家貨幣制度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現。為了簡化對其運轉機制的說明，筆者以一國在國際收支平衡或封閉經濟條件下貨幣供求為例對此加以說明，隨后我們就會看到，在開放經濟或國際收支不平衡情況下，這種分析仍是成立的。筆者首先要對讀者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在國際收支平衡或封閉經濟條件下，一國私人部門作為總體，其凈貨幣收入的增長或凈金融資產的增加將來自何方？有人說來自稅收，但繳納稅收的貨幣又來自何方呢？顯而易見，這必定來自貨幣發行者。在現代國家中，這個貨幣發行者只能是作為貨幣發行壟斷者的主權政府。行使國家主權的只能是中央政府，而不包括地方政府。中央銀行和財政部都屬于中央政府機構，中央銀行不僅必須應私人部門而且也必須應一國財政部的生產和服務活動的需要增加（基礎）貨幣供給，但其貨幣創造的性質卻截然不同：財政部通過財政開支創造作為私人貨幣收入的通貨（現金和銀行準備金），而中央銀行則主要是通過再貸款等“出借”通貨，但中央銀行通過商業銀行對私人部門的借貸不僅不能增加私人部門的收入，反而會因收取再貸款利息而減少后者的金融資產，因此，只有主權政府的財政開支（貨幣的公共創造）才能創造私人部門的凈貨幣收入或凈金融資產。通過上述討論，我們可以得出國際收支平衡或封閉經濟條件下的一個恒等式：中央政府的財政赤字=私人部門的凈金融資產=私人部門的凈貨幣收入。這說明，只有在中央政府的財政開支>稅收的時候，也就是在赤字開支的情況下，作為整體的私人部門才會有凈貨幣收入的增加。因此，在國際收支平衡或封閉經濟條件下，中央政府的財政赤字是常態，財政收支平衡或財政盈余是罕見的例外。顯而易見，政府赤字開支成為私人部門的財源，而不是稅收和政府向私人部門的借貸成為政府財政開支的財源，這種不可否認的事實顛倒了貴金屬貨幣、金本位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邏輯，帶來了國家財政的革命，筆者通過下面的比較來說明這一點。在貴金屬貨幣、金本位制和布雷頓森林體系之下，假定一國經濟持續處于國際收支平衡狀態，那么，該國政府的中央銀行只能通過購買本國私人部門新生產的黃金增加貨幣供給，政府財政開支只能通過增加稅收或向私人部門發售國債而融資，當財政開支等于稅收時，財政平衡；當稅收不敷財政開支之時，就會出現財政赤字，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只能通過向私人部門發售國債將私人部門手中的金融資源轉移到政府手中，在彌補其赤字的同時，增加了對實際經濟資源的支配。因此，在這些貨幣制度下，財政赤字確實代表著通常意義上的“債務”或“虧蝕”的含義，政府赤字開支將會擠出私人投資。但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黃金已非貨幣化，如果一國經濟持續處于國際收支平衡狀態，那么，該國貨幣供給的增加只能通過主權政府的赤字開支而實現，因為政府通過增加稅收或向私人部門發售國債進行財政開支只不過是將金融資源從私人部門手中轉移到政府手中，并不能增加貨幣供給。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主權政府完全擺脫了黃金貨幣化對國家財政能力的制約，赤字開支一舉兩得，它不僅增加了政府財力，而且也導致了私人部門投資的“擠入”，因為政府的赤字開支增加了私人部門手中可用于投資的貨幣。因此，“財政赤字”的概念是貴金屬貨幣、金本位制和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的“過時”概念。由于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財政赤字不再具有通常意義上的“債務”或“虧蝕”的含義，而是以“債務”形式偽裝的貨幣供給，因為如果財政赤字過小，就無法增加基礎貨幣供給，就會發生通貨緊縮、私人債務激增和經濟停滯。國家貨幣制度的重大變革導致了財政貨幣制度的革命，這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首先，在法定貨幣體系下，與商品貨幣不同，“國家貨幣”沒有任何內在價值，這是一個根本性的變化。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元作為一種交易手段總是受歡迎的，因為它可以按照約定兌換成具有固定價值的黃金。因此，要讓“國家貨幣”這種本來毫無價值的貨幣在交換中被接受，就必須引入一種動機，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動機，原因就在于主權政府有權力要求其私人部門向國家交稅，這就是現代貨幣理論學派的“稅收驅動貨幣”理論。實際上，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國家貨幣被接受的根本性原因是國家作為暴力機器強制力的結果。其次，考慮到對幣值的商品支持(黃金)和政府開支能力之間的關系被拋棄，而政府是其法定貨幣發行的壟斷者，因此，主權政府（中央政府）的開支是獨立于其收入的，換言之，主權政府的開支與稅收已經沒有關系。我們知道，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之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員國的財政開支必須使用稅收和債券銷售為自己的開支進行“融資”，但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美國財政部的開支已完全不再受黃金本位的限制，其他國家也沒有必要再維持與美元之間的固定匯率，發行自己主權貨幣的政府不再需要使用稅收和債券銷售為自己的開支進行“融資”。實際上，無論是從歷史上說，還是從邏輯上講，主權貨幣政府都只能在通過財政開支創造貨幣后，私人部門才能使用其進行征稅。換言之，主權政府通過財政開支創造貨幣，并通過稅收回籠貨幣。主權政府的稅收具有很多功能，但唯獨不具有作為主權政府財源的功能，但稅收卻是地方政府的財源，因為地方政府是貨幣的使用者。再次，主權政府的開支沒有財政能力的限制，但要受到實際經濟資源的限制，只要經濟沒有達到充分就業，赤字開支就不會導致通貨膨脹。主權政府的開支沒有財政能力的限制意味著貨幣發行者永遠不可能無法支付以本國貨幣結算的商品，它也永遠不可能無法支付以本國貨幣計價的國家債券。2020年，由于疫情沖擊導致美國財政赤字大幅度增加，由此引發了許多人對美國財政破產的擔憂。例如，有三位學者認為，多年以來隨著美國財政赤字不斷擴張，美國債務快速積累，美國可以說是在向國家破產的方向上加速前進。在他們看來，國家破產是一個主權國家因為資不抵債或不能按期償還債務而導致的危機，因此，他們呼吁，美國存在國家破產的可能是一個需要全球各國認真思考的問題。然而，這三位學者的判斷是錯誤的，他們混淆了使用貨幣的主權國家（歐元區國家）與發行貨幣的主權國家（歐元區以外的國家），混淆了發行以外幣計價的債務和以本幣計價的債務的區別，歐元區國家和發行以外幣計價債務的國家在債務高企的情況下確實存在著國家破產的可能，但美國不存在這種可能。最后，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導致了國家財政和貨幣制度的革命。在稅收和國債并非國家財源或收入的現代貨幣制度下，貨幣主權本質上就是國家財政主權，或者反過來說也是成立的，國家財政主權就是其貨幣主權，特別是對其主權貨幣發行的壟斷權，任何損害一國貨幣主權的行為都是對其國家財政主權的侵犯。一個國家只有在完全壟斷其貨幣發行權的情況下，才能保證其國家財政主權的完整性；只有在國家財政主權得到完整保證的條件下，它才能充分利用自己的強大財政能力，確保通過資源的調動照顧好本國人民，實現物價穩定、攻克核心技術、收入增長和充分就業的經濟發展目標。由于篇幅所限和本文寫作的目的，有關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所導致的財政貨幣制度革命的問題，筆者只能另文討論。
三、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從合理走向“背理”
我們現在討論開放經濟或貿易不平衡的情況, 假設只有甲乙兩國，如果甲國財政開支=稅收或者財政開支<稅收，那么，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甲國私人部門收入的增加就必須來自對乙國的貿易順差，否則，該國私人部門作為整體就會處于收入停止增長或負債的狀態，而乙國對甲國的貿易逆差則是乙國中央政府財政赤字開支的結果。“中美國”的情況就是這種理論的很好例證：美國政府財政赤字為中國提供的美元資產+中國政府的財政赤字=中國私人部門收入；假如中國政府財政赤字=0，那么，美國政府就可以簡單地通過赤字開支購買中國產品和企業，并為中國提供美元資產，美國政府財政赤字=中國基礎貨幣發行=中國私人部門的凈收入，中國政府的財政主權或基礎貨幣發行權完全喪失。我們知道，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美國財政部開支就不再受黃金本位的限制，但在美國推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大肆向發展中國家宣傳出口導向型經濟是唯一正確的經濟發展戰略和國際貨幣體系路徑依賴等因素的共同推動下，美元獲得了所謂“國際儲備貨幣”的霸權地位。在這種情況下，只要有國家愿意凈出口到美國換取并積累美元金融資產，那么，美國政府為此進行赤字開支就不會導致通貨膨脹。而且，只有在貿易逆差情況下，美國才能將美元注入到國際貿易體系之中；假如美國貿易順差，大量美元回籠到美國，而美國如果繼續擴大政府開支和私人消費，那么，美國必然會發生通貨膨脹。換言之，在理論上說，只有在其他國家如中國對美實施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的條件下,美國的貿易赤字戰略或美元霸權才能得到保障。然而，在現實中，雖然布雷頓森林體系在20世紀70年代就已瓦解，但只是到了 90年代，由于全球市場猛烈地向美國公司和金融機構開放，跨國界的資金流動由于金融市場的解除管制而成為慣例，美元霸權才得以形成。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和美元霸權的形成對國家致富的道路產生了令人們意想不到的后果。“美元霸權徹底顛覆了重商主義時期的英國和戰后日本以及東亞‘四小龍’出口導向型經濟的性質：美國生產不被任何實物支撐、只由美國軍事力量支持的美元紙幣，而世界其他國家生產美元紙幣可以購買的產品。按照美元霸權的邏輯，只有在其他國家通過出口導向型經濟對美國貿易存在著持續出超的情況下，美國才能通過印刷美元紙幣，不勞而獲地坐享別國的勞動成果。……令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提出者始料未及的是，這一戰略無意間竟然與美元霸權的戰略意圖相吻合，……這豈不令人悲嘆！” 本文實際上是對2010年筆者提出的這一命題較詳細的說明。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是我國宏觀經濟研究會的王建研究員在1987年提出，并在1988年被我國政府所采納，直到2020 年5月，這種戰略才正式被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新戰略所替代。筆者在2010年指出的“令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提出者始料未及的是，這一戰略無意間竟然與美元霸權的戰略意圖相吻合”并非空穴來風，因為王建研究員在2004年接受記者訪談時說，“中國是享受到美元霸權的好處最大的國家，美國巨大的貿易逆差，是對中國產品的巨大需求，它拉動了我們經濟的增長。……我們現在要擔心的是，美元貶值引起國際金融大動蕩，美元失去國際的貨幣的霸主地位，沒有能力繼續用經常項下的利差來拉動亞洲，特別是對于中國的經濟增長的影響，這才是最可怕的事。”2020年9月，王建研究員在接受記者有關構建“新發展格局”問題的訪談時，重申了他的美元霸權有益論。“中國是最依靠美元體系的國家，因為人民幣沒有國際化，而歐元、日元、韓元等都是國際化貨幣。過去，中國一直享受著美元霸權的好處，人民幣不是國際化貨幣，但是中國的生意可以做到世界最大，因為中國用美元結算。如果美元體系崩潰，即美元作為儲備貨幣和結算貨幣的比例發生斷崖式下降，比如從60%下降到30%，受到傷害最大的一定是中國。所以在十四五期間，一旦美元出問題，會對中國產生非常大的影響。”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始作俑者是美元霸權的堅定支持者，這一事實值得我國學術界深入反思。因為按照美國進步經濟學家赫德森的看法，美國對外貿易逆差戰略是美國經濟戰略家運用美元霸權蓄意剝削他國的一種制度安排。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實質上是美國用美聯儲賬戶上的電子數字交換中國商品，現代貨幣理論代表人物之一斯蒂芬妮·凱爾頓對此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意味著中國的“工人正在用他們的時間和精力生產真正的商品和服務，而中國并沒有為本國人民保留這些商品和服務。通過保持貿易順差，中國實質上是在允許美國拿走它的東西，以換取一個會計條目，即我們在記錄我們拿走了她的多少產出。” 而美國為了保證美元霸權的這種壟斷性剝削收益和對他國經濟的支配地位，對貿易順差國家再使用其賺取的美元購買美國實際經濟資源采取了一系列具有針對性的防范措施，迫使貿易順差國家只能購買近乎零利率和不斷貶值的美國國債。例如，以2020年10月23日的美國國債為例，美國十年期國債票面利率是0.62%，也就是年化利率為0.62%，而按照2010-2019年美國年均通貨膨脹率1.77%計算，中國巨額美元外匯儲備購買美國國債不僅使美元得不到保值，反而貶值1.15%。這是按照消費物價指數計算的，但如果按照資產價格來計算，美元貶值的程度更加嚴重：在1971年8月15日美國總統尼克松宣布停止美元兌換黃金之前，美國按照35美元可兌換1盎司黃金提供兌換，但在尼克松宣布停止兌換后，美元一直在貶值，按照2020年10月23日的黃金價格計算，1904美元才能換來1盎司黃金，換言之，以黃金價值來衡量，目前一美元的價值只是半個世紀之前的五十四分之一了。如果是在金本位制和布雷頓森林體系之下，這種貶值效應是不可能發生的。儲備美元資產的貶值損失只是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嚴重缺陷的冰山一角。實際上，美國對華貿易逆差是美國政府通過財政赤字從中國轉移實際經濟資源為其所用的一種機制，它大幅度地減少了中國國內可用于生產和消費的實際經濟資源，迫使中國工人為美國進行生產。同時，它嚴重地損害了中國的財政主權，因為在中美貿易的情況下，中國對美貿易盈余對應的是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的財政赤字與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是一種此消彼長的關系，因此，中國對美貿易順差越大，它對中國政府通過提高財政赤字率直接發行本幣以解決國內問題的財政能力的損害就越大。中國國家財政能力的嚴重受損是導致政府債務激增的重要原因， 并使得我國無法大幅度增加技術研發投入，這是導致我國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重要因素之一。例如，2015年，中國集成電路全行業研發投入不及美國英特爾一家的六分之一。早在2010年，筆者對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致命弊端就進行了較全面的研究，討論了這種戰略“不僅使我國在國際分工中被鎖定于產業低端的依附地位,而且也使我國遭受到美元霸權的殘酷掠奪,它還導致資金、資源和勞動力被虹吸到沿海的出口導向型部門,造就了畸形的外向與內需相分割的‘二元經濟’,成為內需長期無法啟動、民族企業的投資機會被外資擠占并引發嚴重經濟泡沫的主要原因。這種戰略不僅沒有溝通農業與重工業之間的循環關系,反而造成了重工業的低端產品產能過剩和高端技術仍被跨國公司所壟斷的局面。”正如德國歷史學派創始人羅雪爾指出的，歷史的方法絕不輕率地贊賞或非難某一特定的制度，因為從來就沒有過一種經濟發展戰略或發展模式適合于不同的貨幣和社會制度，經濟學研究的主要課題就在于剖析一種制度、一種經濟發展戰略或發展模式、某種經濟政策為什么或如何會產生‘由理性走向背理’或‘由恩惠走向災難’”。在貴金屬貨幣、金本位制和布雷頓森林體系之下，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和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不失為國家富強之道的一種道路，鼓勵出口的出口退稅等政策對凈出口國也是有益的。但是，當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后，國家貨幣制度的重大變革使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或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就“由理性走向了背理”，現在已經轉變成了一種“使己受損”和“自討苦吃”的發展戰略和發展模式，鼓勵出口的出口退稅等政策已經轉變成了對增進國民財富有害的政策。這就是我國為什么要構建“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新發展格局最深邃的歷史起源，它的命運在半個世紀之前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時就已注定。
四、貿易平衡或略有逆差的對外貿易新戰略：走向國內大循環
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是否使用本國貨幣從事國際貿易結算和計價對國家財政和國民凈福利具有決定性影響。本文前述討論已經說明，如果一國使用外國貨幣進行貿易結算和計價，貿易順差是損失，因為它不僅損害了本國政府的財政能力，而且還導致了本國實際經濟資源和國民福利的凈損失；如果使用本國貨幣結算和計價，貿易逆差就是收益，因為它不僅增強了本國政府的財政能力，而且，它還因使用本國貨幣換取別國更多的實際經濟資源，提高了本國生產和消費水平，而別國持有的卻是本國不斷貶值的貨幣；如果使用外國貨幣結算但出現持續的貿易逆差，那么，該國最終將會發生外匯危機并引發本國經濟危機，這是在拉丁美洲和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反復上演的悲劇。因此，當一國在無法使用本國貨幣進行國際貿易結算和計價時，就應該采取對外貿易平衡戰略，只有這樣，國家財政能力才能得到完整保障，并將實際經濟資源保留在國內，用于滿足擴大內需的需要，這就是筆者在2011年提出中國實施貿易平衡戰略是破解美元霸權的根本性措施的主要原因。筆者現在就以我國仍以美元作為中美貿易結算和計價貨幣的條件下，討論貿易平衡戰略對國內大循環的重大意義。根據前面的討論，在使用美元進行中美貿易結算和計價時，=美國政府從中國轉移的本來可用于國內生產和消費的實際經濟資源的規模=中國政府本可以用于核心技術研發和提供社會保障的財政能力喪失的規模，
而且，連年的貿易順差使得中國政府和私人部門不得不持有不斷貶值的美國國債或者持有在美國銀行系統中沒有利息收入且不斷貶值的美元存款。更嚴重的是，中國中央政府財政赤字過小導致中國國債市場發展嚴重滯后，金融深化至今無法深入展開。在中美貿易結算和計價貨幣為美元的情況下，貿易平衡戰略就是用增加本國政府財政赤字開支替代凈出口，也就是替代美國財政赤字開支，這是最基本的國內大循環，筆者稱之為國內大循環Ⅰ。中美貿易平衡與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對中國經濟產生了相當不同的影響，下表對此進行了比較，這包括六個方面：驅動引擎、實際經濟資源效應、金融效應、帶動經濟增長的乘數效應、財政能力和貨幣發行權、中國私人部門凈貨幣收入或凈金融資產的來源。這種比較說明，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對中國是不利的，中美貿易平衡（國內大循環Ⅰ）對中國經濟顯然是非常有利的。
中國對美貿易順差與中美貿易平衡對中國經濟的不同影響
許多人認為，只有凈外部需求（貿易順差）才能為一國就業和經濟增長提供額外的動力來源，甚至有極端觀點認為，貿易平衡將導致一國經濟增長發動機的熄火，這是受到“對外貿易是經濟成長的發動機” 這種傳統觀點根深蒂固影響的結果，而這種觀點在目前的經濟學教科書中仍被視為金科玉律。在貴金屬貨幣、金本位制和布雷頓森林體系之下，這種理論在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但是，即使是在這些貨幣制度下，將對外貿易（實際上是貿易順差）視作經濟成長唯一的發動機也是片面的，正如演化經濟學中的新熊彼特學派指出的，技術創新是經濟成長的另一發動機。本文對國家貨幣制度之下財政貨幣制度革命討論的重大后果之一就是否定了貿易順差（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否認了對外貿易）是“經濟成長的發動機”的理論。因為，在國家貨幣制度下，積累貿易順差就是積累他國政府財政赤字，正如筆者在前面指出的，這不僅將導致凈出口國自身國家財政能力的嚴重受損，而且，還會造成凈出口國實際經濟資源和國民福利的凈損失。筆者已經指出，對外貿易平衡戰略實質上是用增加本國政府財政赤字替代凈出口，用增加本國政府的財政赤字替代外國政府的財政赤字，那么，是否這就是說本國政府的財政赤字是“經濟成長的發動機”呢？非也，因為在貿易平衡或封閉經濟條件下，本國政府財政赤字是本國私人部門凈貨幣收入的來源，沒有本國政府財政赤字，也就沒有貨幣供給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不僅市場經濟無法發展，廣大人民群眾的收入（總是表現為貨幣收入）也就無法增長。更重要的是，在貿易平衡條件下，本國政府通過財政赤字開支發行的貨幣將被用于有助于提高本國人民收入和消費水平的公共產品投資，如教育、醫保、核心技術研發、基礎設施建設等，而非像貿易順差時用于別國的公共產品投資。簡言之，本國人民的物質文化消費水平才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而非作為貨幣手段的財政赤字。顯而易見，一旦我國實施貿易平衡的對外貿易新戰略，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在總體上就無法來自外部需求，它只能來自國內市場的寬廣開發，具體地說，這主要來自三個方面：首先，來自于國內工人、農民和中等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因此，我國必須通過國內大循環在國內企業的利潤增加與勞動者的收入增長之間建立互為因果、循環累積的良性循環機制。其次，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還將來自于東南沿海地區與廣大的內地之間相互提供的市場及其區域內部的分工。最后，來自于工農業（城鄉）之間互為市場，這就需要實施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就業保障計劃。但是，內需的強勁增長必須以核心技術創新作為保障，因為只有核心技術自主創新才能為內需提供物美價廉的物資保障，才能在對外貿易中使用外國貨幣結算時（在理論上）不發生貿易逆差。這就是筆者在2010年提出的國內大循環“對內則以工人和農民的收入增長、開發中西部和振興高質量生產活動為三大引擎”，并“通過讓民族高質量生產活動和農村市場與原先用于出口的廉價工業制成品相互提供市場, 實現國民經濟的平衡發展。”歷史經驗說明，一國貨幣的國際化主要是通過在國際貿易中使用本國貨幣結算的貿易逆差實現的，對于貨幣國際化的后來者來說，通過金融手段推行貨幣國際化將引發國際強勢貨幣的嚴重投機行為，使本國反而成為強勢貨幣國際化的對象，因此，我國應該主要通過貿易逆差推行人民幣國際化。因此，當一國貨幣日益被接受為國際貿易結算和計價貨幣的過程中，該國就應該在保證供應鏈不受制于他國的條件下，逐步采取貿易逆差戰略，通過對外增加本國貨幣供給凈購買國外實際經濟資源，以便提高本國政府財政能力，增加國民福利的凈收益。因此，我國不僅應該逐步減少貿易順差以減少實際經濟資源的損失，而且還應該大力推進人民幣結算，實施貿易平衡乃至略有貿易逆差的對外貿易新戰略。實施略有逆差的對外貿易新戰略就必須使用人民幣結算和計價，因此，我國可以通過大量進口自然資源、進口一部分低端制成品形成貿易逆差，并出口中高端制成品和知識密集型服務實現貿易順差，但在總體上采取略有逆差的對外貿易新戰略，筆者將之稱作“國內大循環Ⅱ”，這是更高級型態的國內大循環。當然，這是一個逐步的轉變過程，不可能一步到位。在通過貿易逆差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下，隨著人民幣在國際貿易中結算和計價范圍的不斷擴大，也就是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程度的不斷提高，我國對外貿易逆差的程度將不斷擴大，但我國不能像美國那樣實施大規模的貿易逆差戰略，而應采取“略有逆差的對外貿易新戰略”。為什么要這樣呢？主要有三個原因。首先，筆者曾指出，現代貨幣理論學派的“出口是一種成本而進口則能帶來收益”這一命題不能絕對化，美國正是將其推向絕對化，導致了制造業的大規模外包、“去工業化”和國內階級矛盾的尖銳對立。如果將“出口是一種成本而進口則能帶來收益”絕對化就有可能在對外經濟關系上走上金融化的道路，這種道路是歷史上威尼斯、荷蘭和英國相繼衰落的重要原因。其次，過大的貿易逆差將重蹈美國的覆轍，這不適合我國人口眾多、大量就業需要制造業的國情。最后，通過大規模貿易逆差向別國輸出本國貨幣是一種剝削行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國決不能走上這種道路，而中國通過貿易逆差獲取的收益也應該通過國際援助和帶領發展中國家轉型升級再轉移回相關國家。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必須充分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通過繁榮國內經濟、暢通國內大循環為我國經濟發展增添動力，帶動世界經濟復蘇，” 這就必然要求我國實施貿易平衡乃至略有逆差的對外貿易新戰略。全球經濟作為總體必然是進出口平衡的，以貿易順差為目的的出口導向型經濟不可能成為所有國家通行的發展模式，目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仍將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視作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劉鶴副總理據此得出“市場是全球最稀缺的資源”的重要論斷，正是基于這個論斷，劉鶴副總理指出，“我們構建新發展格局和擴大內需，可以釋放巨大而持久的動能，推動全球經濟穩步復蘇和增長，”“發揮我國超大規模的國內市場優勢，將為世界各國提供更加廣闊的市場機會。”如果我國要“為世界各國提供更加廣闊的市場機會”，這必然要求我國實施略有逆差的對外貿易新戰略，而這必然要求我國在國際貿易中大力推進人民幣的結算和計價，否則，當中國出現貿易逆差時，這種逆差如果表現為以外幣如美元和歐元計價，這將對中國很不利；而如果為了彌補這種以外幣計價的貿易逆差，對外發行以外幣計價的債務，這將無異于飲鴆止渴，最后將引發貨幣和金融危機。為此，我國應該首先做到使用人民幣對聯合國繳費、對外援助以及支付所有國際公共事務中由中國負擔的費用，并大力提高人民幣在國際貿易中結算和計價的比例。目前的世界經濟一直處于低迷狀態，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導致許多國家物資供應短缺，這就為我國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上與其他國家談判創造了有利條件。為了抓住這種歷史機遇，我國不僅應該逐步取消出口退稅政策（這是我在十多年前就已呼吁的），而且還必須通過較大規模提高財政赤字率提高我國勞動者收入特別是月收入千元的六億人的收入水平， 在國內消化過剩產能，因為在大量過剩產能在國內無法消化的情況下，企業和政府將不得不急于向國外推銷過剩產能，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怎么有可能在人民幣國際化上與其他國家談判時處于有利地位呢？本文提出，用我國中央政府的財政赤字替代我國對外貿易順差和引進的外資，實施貿易平衡或略有逆差的對外貿易新戰略，這是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的新發展格局的根本性措施。在新冠疫情大流行和美國民主黨上臺的今天，實施這種戰略尤為迫切，因為美國政府通過大規模赤字開支從中國進口物資不僅緩解了“大封鎖”所導致的嚴重物資短缺，穩定了其物價，而且，在新冠疫情過后，將為其“綠色新政”的赤字開支提供物資保障，并與中國目前“藏匯于民”的政策相配合，向中國傾瀉美元，使中國經濟進一步“美元化”，這將對中國經濟造成嚴重的不利影響。2019年5月18日，筆者在第十一屆中國演化經濟學年會的大會主旨演講中指出, 美國民主黨將在特朗普之后上臺，現代貨幣理論學派將因此正式登上歷史舞臺。美國民主黨進一步擴大赤字開支必將導致美國金融體系中銀行準備金激增，導致美元利率下降，銀行準備金趨利的本性必將導致其將多余的銀行準備金向我國等發展中國家“泄洪”。這種“泄洪”將采取通過金融直接投資輸出美元的方式，這是美國為什么極力推動我國實行金融開放的根本原因。“因此，我們必須警惕美國民主黨將來上臺后的經濟政策對我國經濟造成嚴重損害，從現在開始，我國就應該采取逐步降低對美貿易順差的戰略，逐步停止引進外資(引進外資是我國增加外匯儲備的主要途徑之一)，并對金融開放三思而后行。”
2020年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之下，我國貿易順差卻創出五年來新高，利用外資規模創歷史新高，媒體和廣大人民群眾對此不僅沒有感到憂慮，反而卻沾沾自喜。正如筆者指出的，從“國際大循環”轉向“國內大循環”，“轉型之難的關鍵在于思想和理論認識的問題：人們特別是一些政策制定者已經習慣于以小店主的思維模式維護出口商和某些省份的短期利益和既得利益，而無法理解‘進口是收益，而出口是損失’在國民凈福利上的宏觀經濟效應。正是在這個角度上，我們可以說，決策者和廣大經濟工作者深刻認識貿易順差戰略為什么不利于國家整體利益是轉型成功的基本條件。” 但愿本文能促使更多的人猛醒，從鎖定在“國際大循環”和主流經濟學的思維模式中擺脫出來，這是邁向“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關鍵性一步。
【參考文獻略】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賈根良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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