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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木：中國應該抓住完成統一大業的難得機遇期

點擊：  作者：張文木    來源：《經濟導刊》  發布時間:2018-05-25 09:34:43

 

【摘要】本文從世界史和地緣政治角度觀察大國興衰中的戰略選擇和利益得失，探討在當代世界格局大變動中，特別是進入強國新時代后，中國需要何種戰略思維和戰略能力以及在此基礎上制定怎樣的地緣戰略。

 

 

國家的生存底線和利益擴展極限

 

我曾經在《全球視野中的中國國家安全戰略》一書中，用了三卷本的長篇幅分析了世界地緣政治三大支點地區，即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的特征和差異，以及在此基礎上，大國力量能達到的極限和底線。每一個國家都有擴張的欲望，但也都有可為與不可為、可得可失——以其固有版圖為起點——的極限和底線。

 

戰略研究是國家“養生”的學問

 

中的“福”字，其實很有些戰略意味。左邊的“礻”字旁有崇拜的意思，拜的就是右邊的“一口田”。它的意思是，人只要有了一口田就餓不死，對其必須死守。反過來，如果超出一口田，假設達到了十口田，那也可能要撐死。對于一個窮國來說，戰略目標防止的是“餓死”，即確保主權、寸土不讓；當國家富強起來后，防止的就是“撐死”。餓死是死，撐死也是死。窮的時候總說，等富起來就好了，到時很多問題自然迎刃而解。但當我們富起來時才發現，富有富的問題：所謂窮時防賊、富時防匪，什么時候都有安全問題。戰略能力首先就是要認識自己的利益底線和極限，底線是唯物論，極限是辯證法。對進入強國新時代的當代中國而言，學習辯證法就顯得格外重要。

 

國家餓死的不多，撐死的不少。所謂“餓死”就是被侵略顛覆，但人餓了其實更容易團結奮斗；而近代日本、德國和現代蘇聯都是“撐死”的。

 

戰略研究不是“國家拼命的學問”。從麥金德到布熱津斯基，他們研究的戰略都是“國家拼命的學問”，是“地理和地理”的關系。比如，控制了A就控制了B，而要保證控制的戰果，半徑就要不斷的擴大，也會不斷有接下來的目標，最終會把國家的國力拉伸到難以收縮的地步。一個國家的利益擴張線不在于有多長，關鍵是要能收回來，辯證法研究的就是能不能收回來。利益擴張，如果戰線拉得太長，矛盾就會轉化：回來的力就要比前進的力還大，而慣性又導致擴張者不愿意后撒，最終會把國家的資源鏈繃斷。比如，有人說控制了中亞就能控制世界，但歷史告訴我們，在中亞總是弱國打敗強國，許多大國止步于此：古羅馬、大英帝國、希特勒德國、蘇聯、美國,都敗落于此。

 

戰略家要擅長“拉皮筋”。毛澤東同志深知，遠戰當速、近戰可久。比如，抗美援朝能打三年，因為朝鮮離我們近，部隊和輜重隨時可以補給和撤回。印度則不同，路遠勢險，必須速戰速決，不然后勤跟不上。“窮家富路”是老百姓都知道的道理。斯大林執政時期，蘇聯擴張的幅度其實非常小，基本上就是把自己的版圖和邊緣地區控制住，擴張越過極限就會走向反面。

 

形成戰略能力的出發點是“生死存亡”。司馬光在北宋末期寫的《資治通鑒》，開篇就是“三家分晉”，意在告訴人們：周朝是由此分裂并進入戰國時代的。世界是斗爭的，斗爭是要見血的。沒有這樣的認知，就會有無限的戰爭，死的人更多。毛澤東同志當年過長江需要很大的勇氣，他知道這個時候如果為了和平而放棄過江，可能暫時傷亡少些，但將來在統一的時候會犧牲更多生命。這就是國家戰略能力。有時候國家是因為受到入侵或向敵人屈服而亡的，也有的時候是國家因為多貪多占而亡的。

 

從“生死存亡”考慮問題，就能學會辯證法。我們的大腦要建立戰略坐標，橫坐標是生，縱坐標是死；橫坐標是發展，縱坐標是生存。這個坐標是跨時代的，從古至今都適用。

 

研究戰略要學地理，更要學歷史。1944年10月，丘吉爾和斯大林之間的談判，是非常典型的兩個智者的談判。當時希特勒馬上就要被打敗了，于是兩人坐下來分天下。他們提的條件都不超出本國的能力，所求的都在對方力量極限之外，因為他們倆人都懂歷史。相比之下，希特勒的歷史理解力就缺少辯證法。斯大林曾認為德國不可能出兵蘇聯，因為歷史上就沒有歐洲侵略俄國成功的案例。希特勒出兵后，斯大林說希特勒作為戰略家已經名存實亡了。我們看地圖要看立體圖，看平面地圖說的是“神”話，立體地圖就會說“人”話。俄國強在陸軍，但除了海洋，山地就是陸軍大兵團合成作戰優勢的“墳墓”，是游擊戰的天堂。這也是為什么擁有強大的陸軍和海軍的國家在阿富汗都打不贏，因為山峰會像刀子一樣把大部隊分割成碎片，使之無法形成合力。最近的克里米亞事件也說明了同樣的道理，雖然俄羅斯出不了黑海，但其他國家也進不去，進去也打不贏。

 

 

 

美國、日本、俄羅斯的戰略利益線

 

美國的利益邊界線過長。美國的安全邊界線也特別長，因為它是海洋帝國。海洋帝國要防止別國的入侵，就必須控制整個海洋，也就意味著必須時刻提防一流大國，能越過海洋挑釁的都是一流大國。國家有兩條邊界線：安全邊界、邊界安全。安全邊界指的是利益邊界線，邊界安全就是主權安全。兩者之間的差距不能太大，如果利益線和邊界線太遠，就很難控制。美國的利益邊界線太遠了，看上去比較威武，但是耀武揚威需要資源，當資源不夠的時候，潛在敵人就多起來了。

 

東北亞地處美國戰略極限之外。每個國家都有它的極限，美國的極限實際上達不到朝鮮半島，因為這里離它的核心利益線太遠了。因此，它在這一區域只能佯攻，不能實戰，實戰必敗。羅斯福、艾森豪威爾都明白這個道理，所以朝鮮戰爭是艾森豪威爾叫停的。他明白國家不能在非重要利益上太過用力，即使在朝鮮半島打贏了，美國也無法長期控制。二戰期間，美國也是將東北亞連同日本交給斯大林解決，《雅爾塔協議》是戰后合作的基礎，之所以能成為基礎，就是雙方力量都找到了各自的邊界，找不到邊界是無法合作的，更不必說長期穩定。

 

日本南向戰略的極限在臺灣。而日本的戰略極限卻是中國的戰略底線。日本在甲午戰爭后占了臺灣，而臺灣是西太平洋的樞紐。1937年3月，毛澤東在《祭黃帝陵文》中說：“琉臺不守，三韓為墟。”這是說琉球、臺灣地區和朝鮮半島齒唇依存的關系。誰占了臺灣，誰就得了黃海，得黃海就控制了西太平洋戰略形勢轉換的樞紐地區。為了保住臺灣“戰果”，近代日本的防御半徑一直劃到整個中太平洋，由此也就有了中日戰爭，繼而太平洋戰爭。隨著日本的戰線越拉越長，其防衛半徑及其成本就不斷飆升，最終將日本壓垮。“拉皮筋”與戰略設計遵循同一道理，原則是皮筋既不能拉得太過，也不能收不回來。

 

俄羅斯的地緣政治特點是版圖超大，也因此留給世人的印象是個擴張國家。其實20世紀以來的俄羅斯已是一個擴張力釋放殆盡、因而底線和極限近乎重合的國家。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亞戰爭，俄國通過黑海海峽向南擴張的企圖受到重挫。俄羅斯能控制黑海北部海域，但始終進不了地中海；能進入東北太平洋，但控制不了北太平洋。望洋興嘆就成了俄羅斯的宿命。

 

大國興衰成敗的關鍵在于戰略思維和戰略能力

 

蘇聯和美國都是在“五大三粗”即強盛的時候、沒有經過戰爭就解體和衰落的。這說明，技術、裝備固然重要，但真正導致國家衰落的往往是這個國家的戰略能力的衰落。其中有兩個方面的問題：搞戰略的一不知唯物論，二不知辯證法。而唯物論、辯證法是比原子彈還強大的武器。展示財富，不是強；展示軍隊，也不是強，強大的思想才是最強的。

 

地緣政治不是研究地理和地理的關系，而是資源和目標在特定地理空間中的關系。國家要的是實現戰略目標，而非占地盤。目標定了，資源能不能跟上？我們知道空間距離遠，所耗資源多，但距離近而地形復雜，用的資源也多。戰略家應該研究資源和目標在一個特定的地理空間中的轉化關系。不能實現目標，一切都是白搭。1962年的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就是運用上述方法的典范。中國與印度的邊界中間有著4000—7000米高的天然屏障，而且近乎垂直。這樣的地形，后勤供給就要重新考慮。有些人只看平面地圖，于是就想不明白為何中國軍隊打到藏南就撤退了。只要去看看立體地圖就能理解，地形決定了中國必須速戰速決。我方的資源補給在當時很難保證，打下去會因資源不繼而守不住。1963年2月19日，毛澤東在聽取中印邊界東段自衛反擊作戰情況匯報時，談到中印后勤比較說：“我們的后勤是比較原始的，印軍是近代的。”[1]基辛格評價這場戰爭時就說，“在1962年的中印戰爭中，中國沒有占領一寸土地，……或者是因為中方認識到了后勤方面的現實情況：已打下的東部走廊地勢險峻，后勤補給線過長，鞭長莫及。”[2]在地形極為復雜的情況下，目標不能設得太高。

 

在勃列日涅夫執政期間，蘇聯與美國在全球范圍內開展全面競爭。當兩個國家都覺得吃不消時，蘇聯犯下了不可回逆的致命錯誤，即把自己的盟國中國逼到美國一邊。從此，蘇聯就是“黃鶴一去不復返，白云千載空悠悠”。戈爾巴喬夫執政后，蘇聯又走向另一個極端。戈爾巴喬夫相信美國倡議的全球化，認為世界不需要戰爭了，戰爭將導致零和結果，所以他首先放棄戰爭而選擇走和平道路。但他沒有學好唯物論，沒有認識到世界上的資源是有限的，大國之間的競爭是殘酷的，最終導致蘇聯瞬間解體。當然，當時蘇聯整個領導層、知識界都彌漫著一種唯心論和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唯心論是國家戰略能力提升的大敵。

 

毛澤東同志曾說，在任何時候都要避免兩線作戰。拿破侖、希特勒、赫魯曉夫、小布什都是犯了兩線作戰的錯誤。二戰中日本打到珍珠港樹立兩個敵人的時候，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抗戰政略之成就，本日達于極點，物極必反，能不戒懼？！”最終中國贏了。日本輸在哪兒？1931年的時候，日本開始向中國挑戰，其軍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76%。軍費和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是一個消化和被消化的關系，軍費如果過大，一定消化不良。1937年日本向中國開戰時軍費占14%，有10%的增長；1941年軍費占28%；1942年日本向美國開戰時軍費占34.6%；1944年軍費占98.5%。它的戰略目標無限擴大，大大超出自己的能力極限。日本的優點是敢打、能打，而用力過頭把自己打倒了。優點的過度使用就成為缺點。中國人常說“過錯”，過了就是錯，沒有絕對的對，也沒有絕對的錯。這是東方的思想。西方是非黑即白，錯就是錯，對就是對。中國人判斷真理的標準是按經驗，西方判斷真理的標準是按理論、規則。中國人常說“經常”，意思是理論不能背離常識；西方是常不離經。近代以來，作為東方人的日本人換上了西化的大腦，塞滿了形而上學的東西。

 

體制和結構決定了美國的擴張性戰略難以收斂

 

二戰后美國才真正成為世界性的大國，其國家命運也因此為軍工資本集團所操縱。艾森豪威爾曾警告美國要警惕軍工復合體。戰爭時期，軍工資本對國家是有利的，它也因世界大戰坐大并反客為主。戰爭結束意味著軍工市場消失，于是美國軍工資本家為了贏利就推動國家的戰略理論往擴張和激進的方向發展，最終促使美國打了朝鮮戰爭。真正有利于美國發展的戰略思想來自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年），他強調“目的和力量之間保持平衡”。但主張從全球遏制共產主義的凱南卻被推上戰略家的地位并最受追捧。凱南的背后就是美國的軍工集團。基辛格說，“凱南的成就是，到了1957年，自由世界所有的矮墻都已配置衛兵防守”。進入冷戰后，美國軍工產業大發展；朝鮮戰爭對美國是災難，對美國的軍工產業卻是狂歡盛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后，向華爾街金融資本開火，又把軍工資本請了回來。但軍工的市場主要是戰場，這樣美國的歷史又回到20世紀50年代的邏輯即戰爭的邏輯：國內穩定繁榮靠海外戰爭維持。

 

但今天美國的形勢已大不相同，因為美國在伊拉克、阿富汗戰場已由“再而衰”進入“三而竭”。美國已沒有發動大規模戰爭的動員條件，其他國家也不愿卷入戰爭。如給今天的美國診病，那就是“腎虛火大”。“腎虛”是沒有民用的實體經濟，“火大”是干著急。觀察美國，應注意它自身固有的邏輯即資本的邏輯，比如美元指數往往是美國政治的晴雨表：凡是美元低點的時候必然有大事。20世紀70年代初，美元持續下跌，尼克松1972年訪問中國后美元逐漸回升。1978年美元又到低點，這時中美建交，改革開放的中國和快速發展的亞洲“四小龍”都需要大量美元。由此，美元從貨幣變成商品。尼克松之后，美國從產品生產國變為美元生產國，脫實向虛。80年代中期開始，蘇聯對美國的威脅性大大降低，但美國當時的情報部門仍極力堅持蘇聯是敵人的定位，要搞“星球大戰計劃”，所有這些都是為了確保軍工產業的贏利。關于美國的“星球大戰計劃”，安德羅波夫說：“美國人計劃的底線是讓我們的開銷超出承受能力，當然了，美國也是為了自己的大企業有活可干。”戰后歷史表明，美國軍工投資率與失業率成反比；軍工投資低的時候，失業率就高。通過美國的基尼系數變化也可以看出軍工生產對美國社會的作用。美國基尼系數較低的時期是1956、1965年和1968年，此時貧富差距也是較小的。這是因為發生了越南戰爭。有戰爭，軍工業就發展，人們就有工作。今天同樣如此，美國要解決這樣的問題還是需要戰爭，而這也是中國最需要警惕的。美國的全球擴張是制度和結構問題，因為沒有全球擴張，資本就不能盈利。

 

中國領導層較成熟的戰略思維能力造就了今天的優勢局面

 

20世紀后半葉，蘇、美、中三國都曾面臨過兩面受敵的形勢，但只有中國最終避免了“1-2=-1”的結局。毛澤東同志的戰略思維和哲學素養來自長期的革命實踐，只有實踐出真理，實踐認識真理。當代中國的領導人之所以比較成熟，部分受益于當年上山下鄉的經歷。憑什么能夠顯得神閑氣定，因為身體力行種過地，知道農作物有其自身成長規律，需要時間和過程，急不得。

 

20世紀后半葉，世界格局出現三次大變化。50年代，中國面對的是美蘇兩極爭霸，中國在蘇聯陣營里，保證了自己站起來和生存下去。后來，由于蘇聯搞霸權，中美逐漸接近。在蘇聯為自己的無限擴張目標所打倒的時候，我們及時撤離了，沒有像東歐國家那樣隨著蘇聯一塊兒倒下。今天美國東施效顰，也為自己的擴張目標嚴重消耗，將中國逼到俄國一邊。中國北方一萬多公里的邊界線是安全的，這是中國安全環境的大局。在美國衰變的過程中，中國也沒有綁在美國擴張的戰車上隨美國一起衰落，一直保持著強勁的發展勢頭。這得益于中國領導人較成熟的戰略能力和戰略智慧。

 

 

 

歐亞歷史大棋局與中國地緣戰略

 

從中國、歐洲、美洲各自的地形和政治版圖可以看出這三個地區的宿命。

 

歐洲的特點是中間碎小，周邊龐大，這樣的版圖對國家和地區發展最為不利。

 

古代羅馬時期，歐洲曾是一個以地中海為中心的統一國家。羅馬帝國解體后，基督教在意大利形成一個權力中心，日耳曼皇權在北部形成一個中心。漢字中，一個中心為“忠”，兩個中心就為“患”，歐洲力量由此開始內耗。皇權和教權、多個皇權之間相互損耗，歐洲大陸內斗愈演愈烈，最終打了兩次世界大戰。兩次世界大戰都是由于結構性的矛盾所致，以至拿破侖、希特勒，包括今天的默克爾都沒能實現歐洲的統一。英國作為島國，更是不希望歐洲大陸統一，因為破碎有利于它運籌帷幄。今天英國又退出了歐盟，這是歐洲的命運，內耗太多。

 

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力量分布呈現“2.5規律”。在歐亞大陸地區，尤其在它的北緯50度到北緯30度之間，只能存在2.5個戰略力量。假設歐洲是一個合力板塊，其戰略力量之和是1，亞洲也是1，那中亞一定是0.5。再設，如果中國或歐洲任何一個板塊破碎，其戰略力量之和就會降至0.5，中亞就會上升至1。不管如何變，歐亞大陸的戰略力量之和永遠是1+1+0.5=2.5。其中這個0.5在其他兩個戰略力量的極限之外，誰也無法填補，更不要說控制，因為各自的“皮筋”都拉不到、力所不及。歐洲在古羅馬的時候很強大，中國也是強大的，當時是秦朝和漢朝。這時中亞是破碎的。羅馬帝國之后，歐洲大陸破碎，中國基本是統一，這時歐洲的戰略合力下降為0.5，阿拉伯帝國、蒙古帝國崛起，中亞戰略合力就上升為1。清末中國衰落，中亞伊斯蘭勢力就向中國大幅深入，當時中國西域出現許多“回變”。歷史上的中亞類似于一個“堰塞湖”，西面的歐洲和東面的中國，哪兒板塊破碎和力量衰落，它的“蓄水”就會往那邊泄流。昨天蘇聯解體導致今天中亞伊斯蘭力量崛起，今天歐洲破碎又導致阿拉伯人大量涌入，都是這個歐亞大陸戰略力量分布的“2.5規律”使然。

 

這個規律告訴我們：今天的中亞地區的伊斯蘭問題不足慮。在今天俄羅斯和中國處于上升期的歷史條件下，中亞的力量只會往西走，不會往東走。

 

美國的特點是沒有周邊，海洋就是它的周邊。這樣的國家就必須向外走，必須發展海軍。當一個國家完全以海洋為其邊界，看似八面威風，實則負擔太重。海軍是美國的強大之處，也是美國的痛點。

 

中國的特點是中間大、四周小。這個特點對國家發展非常有利，因為中間大結構才能穩定且內耗小。中間大，力量能外射。中國版圖還有幾個特點。一是中國離世界的資源（工業礦產）和市場中心近，它西接能源，東接資源。太平洋地區是新興市場密集區，印度洋地區是工業資源密集區，這兩個都在家門口，使我們不需要漫長的海岸基地線。二是中國的地形有利。三分之二是山地，山地不容易入侵，有二次反擊能力，實在不行就進山。三是面積大。這對于海權建設有好處。馬漢曾說，“海權和陸權都不是單獨存在的東西，而是彼此相輔相成”。“陸上強國也需要推進至海邊以利用海洋為己服務，而海上強國也必須以陸地為依托并控制其上的居民。”歷史表明，絕對的制海權是以絕對制陸權為依托的，反之亦然。沿著沿海邊界地區，我們對海洋的反作用力的覆蓋面積很大，西太平洋完全在我們覆蓋之內。戰爭勝利方不是看誰更能打，而是誰更有資源。中國天然擁有有利的地形，中華延綿五千年不僅因為文化，還有許多地緣政治優勢。

 

東北是中國地緣政治安全的關鍵地帶。中國只有東三省是最完整的平原；西北也是平原，但是必須經過關中平原的過濾，這一路就把力量消耗掉了。只有東北，既有資源又是平地，沒有障礙。所以東北自明朝之后一直是風暴誕生的源頭。唇亡齒寒，不要小看東北亞局勢與我們的關系。

 

我講一個古代的例子，明朝的時候緬甸北方有一個麓川國。當時麓川國對明朝廷滋生反意，明朝廷一氣之下反復出兵重創麓川勢力。結果是打破了緬甸的南北力量的平衡，緬南興起的緬人政權乘虛北進，于1604年滅掉麓川國，基本形成今天緬甸的版圖。這個教訓告訴我們，對于周邊治理，要注意促成有利于自身形格勢禁的形勢，不能意氣用事自己打破有利的區域力量平衡。這是老英國的經驗。西奧多·羅斯福是對英國這種經驗運用得比較好的政治家。1918年11月，他曾在信中說：“我贊同這樣一個聯盟，只要我們的期望不要太高。我不愿扮演連伊索寓言都視為笑柄的角色，在這則寓言中羊與狼同意解除戒備，而羊群為表現誠意，請牧羊犬離去，結果它們卻成了狼群的晚餐。”在這則故事中，明廷打殘了保護自己的“牧羊犬”即麓川國，這使得清朝乾隆時期就不得與緬甸產生更大的沖突，多次西南用兵，犧牲非常大。政治是什么？政治是讓自己的敵人越來越少，朋友越來越多；而對朋友尤其對盟友要求過高，則不免要落個“水至清則無魚”的下場。

 

當前，英國決定脫歐；美國是徹底甩手盟國包袱，把戰略當買賣來做，說明它沒有控制全球事務的能力了；而沿歐亞大陸的邊緣地帶國家又開始向中心地帶匯聚。法國和德國是歐亞大陸西端的大國，2015年2月11日，俄、德、法、烏四國領導人齊聚明斯克會談，在沒有邀請北約核心成員國英國和美國的情況下，法、德、俄三國聯手解決了烏克蘭問題。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大獲其利，它希望歐亞大陸國家最好火并。德國和法國深知這一點，所以在烏克蘭問題上，它們選擇跟俄羅斯而不是與美國或英國合作。默克爾是非常睿智的，她延續的是俾斯麥的路線。如果歐洲的這個三角關系維持下去，歐洲就發生不了大規模戰爭。

 

中東位于歐亞大陸的中部。2015年底因為軍機被擊落事件，土耳其、俄羅斯一度進入戰爭的邊緣。但事后不到一年，兩國就實現關系正常化，繼續加強國防工業領域合作。2016年8月16日，俄羅斯轟炸機首次從伊朗空軍基地起飛，完成對敘利亞境內極端組織的打擊并順利返航。這是自伊朗1979年伊斯蘭革命后，首次允許他國利用其領土開展軍事行動。

 

日本現在是南北不能相顧。北部的俄羅斯目前跟我們比較配合，再加上北朝鮮核試驗對日本的壓力。日本在北方和西北方向都有顧慮的情況下，往南冒進有心無力。再加上我們多年的經營準備，臺灣和平回歸還是很有可能的。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日本在盡可能地挑動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矛盾——菲律賓、印度、東北亞地區。

 

中國應該抓住完成統一大業的難得機遇期

 

利用上述有利時機，為了“兩個一百年”的戰略目標，在新時代，中國應該收回包括臺灣主權在內的國家利益。建國后，我們每次要解決臺灣問題的時候，都因為形勢的變化而耽誤。20世紀50年代初，是因為美國介入臺海和中國不得不進行的抗美援朝；50年代末則因中蘇關系惡化，80年代末因中美關系的波折，使得臺灣問題擱置至今。現在我們北部一萬多公里的邊境安穩、西南相對平穩，東南亞的菲律賓、馬來西亞也出現了有利于我們的轉向。十九大以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歷史又將我們送到解決臺灣問題的最佳時期。

 

【張文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常務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摘自《經濟導刊》5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