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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的時候緬甸北方有一個麓川國[1]。1384年，麓川國派使團出使明朝，并將元朝所賜印信交于明朝，明朝冊封麓川國王思倫法為“平緬軍民宣慰使司，并賜倫發(fā)朝服、冠帶及織金文綺、鈔錠”；不久改“麓川平緬軍民宣慰使司”[2]，麓川遂成為明王朝的屬國。

　　15世紀40年代，麓川國對明朝廷滋生反意，明廷一氣之下反復出兵重創(chuàng)麓川勢力[3]。在打敗麓川的戰(zhàn)役中，明廷得到位于麓川南面的緬甸、木邦兩宣慰司的大力支持。史載：“木邦、緬甸兩宣慰兵十余萬亦列于沿江兩岸，緬甸備舟二百余為浮梁濟師，并為攻破其柵寨，得積谷40萬石。軍飽，銳氣倍增。”[4]明皇帝——就是那位在正統(tǒng)十四年（1449年）的“土木之變”中率大軍北上迎擊瓦剌卻被瓦剌俘虜?shù)拿饔⒆?mdash;—為了得到緬人的支持，還許諾事后以麓川地補償緬人：

　　正統(tǒng)六年，給緬甸信符、金牌。時麓川思任發(fā)叛，將討之，命緬甸調(diào)兵等。七年任發(fā)兵敗，過金沙江，走孟廣，緬人攻之。帝諭能擒賊首者，予以麓川地。[5]

　　明軍占領允姐蘭（今瑞麗以西），以捷報班師。明朝為絕后患撤麓川宣慰司，在隴川置隴川宣撫司，升原南甸州和干崖長官司為宣撫司，芒市土目放氏因從征麓川有功，也升為芒市長官司。為了酬謝緬人參戰(zhàn)麓川戰(zhàn)役的“貢獻”，明廷于正統(tǒng)十二年（1447年）“賜緬甸陰文金牌、信符”[6]，景泰二年（1451年）“加賞錦幣，降敕褒獎”[7]。

　　螳螂捕蟬，黃雀在后。明廷對麓川國下重手的結(jié)果是打破了緬甸北南的力量平衡。而沒有平衡則無制衡。北南失衡導致南面的緬人東吁政權迅速崛起并乘虛北進，隨后就與明王朝發(fā)生了規(guī)模空前的沖突。

　　1531年莽瑞體繼承明吉瑜為東吁國王。由于北方大國麓川勢力嚴重受挫,由于北方壓力大為緩解，東吁國調(diào)頭南向,1539年順錫當河南下攻占勃固并立都于此。1541年，東吁軍隊進攻馬都八（今緬南的馬達班），1542年占領卑謬，1548年西征阿拉干,1549年、1555年北上占領阿瓦（治所在今緬甸曼德勒一帶），滅阿瓦王朝。至此南方大體統(tǒng)一。

　　1557年東吁東征蘭納王國（位于泰國西北清邁），打通進入泰國的門戶。1563年、1568年，兩次東征泰國，阿瑜陀耶王朝臣服緬甸。

　　1575年，東吁揮師北向，木邦、蠻莫、隴川、干崖等地先后為東吁王朝控制，1579年，緬軍攻下孟養(yǎng)。此時由于沒有北方其他勢力與南方緬人相制衡，明廷只能一味“好言慰諭之”[8]地不斷忍讓，以至西南效忠明廷的抗緬力量“以無援敗”。[9]

　　驅(qū)虎豈能喂豬。明廷的忍讓引來緬人更大的進攻。

　　1581年，莽應龍為東吁國王，向明朝發(fā)起更大規(guī)模的邊界侵犯。1582年，東吁軍“起兵象數(shù)十萬，分道內(nèi)侵”[10]。攻下干崖，入姚關（今云南施南縣姚關），進順寧（今云南鳳慶），明廷指揮吳繼勳、千戶祁維垣戰(zhàn)死。又破盞達（今云南盈江縣蓮花街），副使刀思定求救不得，城破，“妻子族屬皆盡”[11]。接下來東吁兵鋒直指滇邊戰(zhàn)略要地騰沖、永昌、大理、蒙化、景東、鎮(zhèn)沅等。

　　西南邊事十萬火急，明廷急調(diào)南京坐營中軍劉綎為騰越游擊，武靖參將鄧子龍為永昌參軍，率數(shù)萬官兵趕赴云南前線，大敗緬軍于攀枝花，隨后乘勝進擊，于1581年底至1582年春“斬首萬余”，“復率兵出隴川、孟密，直抵阿瓦”[12]。1584年，孟養(yǎng)、隴川、木梆三地宣慰使和孟密的安撫使在威遠營筑壇誓言：效忠明廷，保邊境平安。由于沒有其他力量制衡，而明廷在西南又邊長莫及，1585年始，蠻莫、孟養(yǎng)、孟密等先后又倒向緬甸。1589年、1591年，東吁緬軍復攻孟養(yǎng)、蠻莫、思化等地，均為明軍挫敗。17世紀初，東吁緬軍與明軍雙方在北緬展開拉鋸，明軍勞師征遠，能擊敗緬軍，但守不地盤。1602年，東吁軍隊出動十幾萬軍隊大舉北進，占領莫蠻，次年為明軍擊退。此時，東北努爾哈赤崛起，明廷捉襟見肘，對西南控制力弱。明軍收復蠻莫后，當?shù)赝了驹趶姶蟮木捾妷毫ο聼o力支撐，緬軍攻占孟養(yǎng)、孟密。1606年，緬軍30萬攻木邦，明廷兵不至，木邦失陷。原麓川、孟養(yǎng)、木邦所據(jù)地區(qū)轉(zhuǎn)入緬軍之手。

　　由此，緬甸今天的版圖也大體奠定，而這一結(jié)局的起因又可以明廷重挫麓川勢力為始點。

　　明廷在西南失衡的治邊政策給后代留下巨大的邊境壓力，以至清朝乾隆時期就不得不與緬甸產(chǎn)生更大的沖突，多次西南用兵，牲犧非常大，但版圖不進反退[13]，以至乾隆也不得承認征緬之舉“未為深思遠計，不得不引為己過者”[14]。乾隆晚年總結(jié)說：

　　予以古稀望八之歲，五十三年之間，舉武功者凡八，七胥善成，其一惟征緬之事，以其地卑濕癉癘，我兵染病者多，因其謝罪罷兵，遂以振旅，是此事究未成也。[15]

　　可以看出，乾隆對征緬的結(jié)果是極不滿意的：這場戰(zhàn)爭支出太大而收效甚微，僅是邊境的表面穩(wěn)定。究其原因，非乾隆不為也，乃前朝治邊失策也。西南緬地力量南北失衡，是清以降西南邊地治理難度倍增的主要原因。

　　1918年11月，美國總統(tǒng)西奧多·羅斯福在信中說：“我贊同這樣一個聯(lián)盟，只要我們的期望不要太高。我不愿扮演連伊索寓言都視為笑柄的角色。寓言講的是羊狼談判同意解除戒備，而羊群為表現(xiàn)誠意，請牧羊犬離去，結(jié)果它們卻成了狼群的晚餐[16]。在這則故事中，明廷不是驅(qū)逐而是打殘了保護自己的“牧羊犬”即麓川國。但這還不是最蠢的，最蠢的是明廷還告訴狼：牧羊犬消滅后，牧羊犬的地盤可交給狼管理。這樣的治邊政策的結(jié)果只能是“‘為淵驅(qū)魚，為叢驅(qū)雀’，把‘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都趕到敵人那一邊去，只博得敵人的喝采”[17]。

　　這份跨越三百多年的血寫經(jīng)驗告訴我們，對于我國的周邊治理，要注意促成有利于我的形格勢禁的形勢，不能意氣用事自己打破有利的區(qū)域力量平衡。這是老英國的經(jīng)驗。英國人將政治看作一種機制或格局，在其中使自己的敵人越來越少，朋友越來越多；如果不出這個機制或格局，那對朋友尤其對盟友就不要要求過高，不然就會落個或者“水至清則無魚”，或者與昔日盟友反目為仇的結(jié)果。

　　“不審勢即寬嚴皆誤”[18]，治理周邊要深思。

注 釋：

[1]“麓川”是漢文對傣族聯(lián)盟國家“勐卯龍”的譯寫。“勐卯龍”直譯為漢語是“大卯國”，因元朝曾在“勐卯龍”王城所在地“勐卯”（卯地）設立過“麓川路”，故將“勐卯龍”（大卯國）譯寫為“麓川國”。麓川國（勐卯龍）是傣族先民在云貴高原西南部、緬甸中北部于1312年建立的政權，曾多次擊潰入侵的元朝軍隊。與明朝軍事對峙了近十年之久，實力嚴重削減，1382年，明軍占領云南，麓川國王思倫法為與明朝交好，派使團出使明朝，并將元朝所賜印信交于明朝。1384年，明朝冊封思倫法為麓川平緬宣慰使司世襲宣慰使，麓川成為明王朝的屬國。1413年，思行法讓位于其弟思任法，經(jīng)過多年的養(yǎng)精蓄銳，于1428年開始向周邊擴張，欲恢復祖地。1440年多次擊敗明軍的進攻，占領干崖、南甸、騰越（騰沖）、潞江、永昌（保山）等地，遭明軍重創(chuàng)。隨后麓川國衰落并于1604年被東吁國（緬族）所滅。

[2]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26頁。

[3]史稱“麓川之役”。明朝朝廷四次對云南麓川宣慰司叛亂出兵征討的戰(zhàn)役，分別發(fā)生在1439年（正統(tǒng)四年）、1441年（正統(tǒng)六年）、1442年（正統(tǒng)七年）、1448年（正統(tǒng)十三年），明朝經(jīng)過連年征戰(zhàn)，仍未徹底平息叛亂，最終以盟約形式結(jié)束；期間連續(xù)發(fā)動數(shù)十萬人的進攻，致使大軍疲憊、國庫虧空，對北面蒙古瓦剌的防御空虛。

[4]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4頁。

[5]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0～6541頁。

[6]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1頁。

[7]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1頁。

[8]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4頁。

[9]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5頁。

[10]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4頁。

[11]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5頁。

[12]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5頁。

[13]1762年冬緬甸入侵中國云南普洱地區(qū)，清軍自衛(wèi)反擊，1769年11月16日雙方簽訂停戰(zhàn)合約。歷時7年，清朝雖然取得了緬甸名義上的臣服，但是并未能獲得戰(zhàn)爭的真正勝利且損失慘重。

[14]云南省歷史研究所編：《〈清實錄〉越南緬甸泰國老撾史料摘抄》，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67頁。

[15]張本政主編：《〈清實錄〉臺灣史料專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70頁。

[16]轉(zhuǎn)引自［美］亨利·基辛格著，顧淑馨、林添貴譯：《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頁。

[17]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頁。

[18]清人趙藩為成都武侯祠撰寫的楹聯(lián)對諸葛亮提出婉轉(zhuǎn)的批評：“能攻心則反側(cè)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zhàn)。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后來治蜀要深思。”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zhàn)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來源：昆侖策網(wǎng)【原創(chuà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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