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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中國周邊外交有規律可循的話，那么，其間使這種規律比較穩定地得到展現的是中國和印度的關系。縱觀兩千多年中國版圖，其伸縮變化最小的就是西南中印邊界，究其因，非不為也，實不能也：北面下去不可繼，南面上來不可守。正因此，當年走向印度河上游的亞歷山大（公元前356~前323年）和成吉思汗（1162年~1227年），面對唾手可得的印度，都放棄了順水南下的打算。

　　與此相反的是唐貞觀年間唐使王玄策令“天竺響震”卻無所建樹的例子。史載：

　　初，中天竺王尸羅逸多兵最強，四天竺皆臣之，玄策奉使至天竺，諸國皆遣使入貢。會尸羅逸多卒，國中大亂，其臣阿羅那順自立，發胡兵攻玄策，玄策帥從者三十人與戰，力不敵，悉為所擒，阿羅那順盡掠諸國貢物。玄策脫身宵遁，抵吐蕃西境，以書征鄰國兵，吐蕃遣精銳千二百人，泥婆國遣七千余騎赴之。玄策與其副蔣師仁帥二國之兵進至中天竺所居茶镈和羅城，連戰三日，大破之，斬首三千余級，赴水溺死者且萬人。阿羅那順棄城走，更收余眾，還與師仁戰；又破之，擒阿羅那順。余眾奉其妃及王子，阻乾陀衛江，師仁進擊之，眾潰，獲其妃及王子，虜男女萬二千人。于是天竺響震，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余所，俘阿羅那順以歸。以玄策為朝散大夫。[1]

　　此事發生在唐貞觀二十一年（公元647年）至二十二年（公元648年）間[2]。除了“天竺響震”浮功外，中國版圖并因“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余所，俘阿羅那順以歸”的戰果而在南亞次大陸得到像張騫遠征西域那樣的大幅推進：在天竺國地，既沒有出現中國的附屬國，更沒有出現朝廷策封的藩王。究其因，非不為也，實不能也：北面下去不可繼，南面上來不可守。新舊《唐書》皆不為王玄策作傳，其“不足為訓”的深意不言而喻。

　　青藏高原北緩南陡的地形使西藏地區與中國中原政權發生天然聯系而不與南面的南亞次大陸國家聯系遑論沖突，這使西藏天然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同時還使中國在不需要巨大國防投入的條件下在西南方向天然獲得了居高臨下的地緣優勢。阿里地區位于中國西南邊陲，在巴基斯坦和緬甸從英印統治下獲得獨立后，印度與中國的關系從地理上反倒更有了和平的保證。

　　最能夠說明中印之間這種因地理環境造成的和平交往規律的案例，是崛起于公元7世紀的吐蕃王朝（公元618年—842年）。該王朝崛起于西藏山南地區并迅速向北擴張，歷時200余年，其統治范圍最廣時西起蔥嶺（今帕米爾高原），與大食（即興起于西南亞地區的阿拉伯帝國）接壤，東至現今甘肅省隴山、四川盆地西緣，北起天山山脈以南、居延海，南至青藏高原南麓與印度次大陸北部的喜馬拉雅山脈（海拔8000多米）與天竺（今南亞次大陸）接壤。吐蕃王朝曾強大到幾乎可以和中原唐王朝“談婚論嫁”，即使如此，尤其是在王玄策帶著吐蕃的軍隊將天竺國統一政權打碎后，印度陷入為時長達五百多年分裂的歷史中，吐蕃王朝的邊界也“不從這個根據地向南方的印度發展”，而是“越過他們領土中最荒涼、最困難的漫漫地區，向中國西部及中亞發展”[3]，同期吐蕃王朝的南境也沒有受到南方印度的侵略；與中國西域相反，此間中印之間留下更多的并不是沖突，而是唐玄奘西去天竺國取經的和平佳話。對此，拉鐵摩爾解釋得比較有力，他說：“在西藏地區，山嶺代替了長城。”[4]

　　但是，“和平規律”并不是沒有沖突，而是說，如果有，與中國周邊其他地區相比，其沖突的概率、規模和烈度，都是最低的，其對邊界線的影響也是最小的。其特點是，沖突的規模與時間成反比，即規模較大（比如1962年）的沖突時間短，而規模小的沖突則持續的時間較長。

　　毛澤東同志比較早地洞見到這一“萬年規律”，1959年5月13日，毛澤東審閱中國外交部對印度外交部外事秘書杜德于4月26日談話的答復稿時加寫了如下一段文字：

　　總的說來，印度是中國的友好國家，一千多年來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萬年，我們相信也將是如此。中國人民的敵人是在東方，美帝國主義在臺灣、在南朝鮮、在日本、在菲律賓，都有很多的軍事基地，都是針對中國的。中國的主要注意力和斗爭方針是在東方，在西太平洋地區，在兇惡的侵略的美帝國主義，而不在印度，不在東南亞及南亞的一切國家。盡管菲律賓、泰國、巴基斯坦參加了旨在對付中國的東南亞條約組織，我們還是不把這三個國家當作主要敵人對待，我們的主要敵人是美帝國主義。印度沒有參加東南亞條約，印度不是我國的敵對者，而是我國的朋友。中國不會這樣蠢，東方樹敵于美國，西方又樹敵于印度。西藏叛亂的平定和進行民主改革絲毫也不會威脅印度。你們看吧，“路遙知馬力，事久見人心”（中國谷語），今后三年、五年、十年、一百年……中國的西藏地方與印度的關系，究竟是友好，還是敵對的，你們終會明白。我們不能有兩個重點，我們不能把朋友當敵人，這是我們的國策。幾年來，特別是最近三個月，我們兩國之間的吵架，不過是兩國千年友好過程中的一個插曲而已，值不得我們兩國廣大人民和政府當局為此而大驚小怪。[5]

　　毛澤東在這段文稿中將中印關系放到“一百年”“一千年”“一萬年”的歷史大尺度中，認為“總的說來，印度是中國的友好國家，一千多年來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萬年，我們相信也將是如此。”[6]但這并不排除會出現短暫沖突，但這即使發生，也不值得兩國“為此而大驚不怪”，這只“不過是兩國千萬年友好過程中的一個插曲而已”。

　　1962年的對印自衛反擊戰——比較抗美援朝戰爭——是對這一規律的辯證運用。在中國邊防部隊在中印邊境全線停火的第二天，即1962年11月23日，據《毛澤東年譜》記載，毛澤東讓身邊工作人員找來除《宋史紀事本末》以外的其他各朝紀事本末。次日，又要《續通鑒紀事本末》。毛澤東說，讀完《元史》，再讀《通鑒紀事本末》，然后讀《續通鑒紀事本末》[7]。基辛格寫道：

　　難以想象，除了中國還有哪一個國家的現代領導人會借用千年之前的戰役的戰略方針作出一項牽動全國的決定。同樣難以想象，他確信他的同事能夠領悟他借鑒歷史事件的深意。[8]

注 釋：

[1]司馬光：《資治通鑒》第一百九十九卷《唐紀十五》，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6257～6258頁。

[2]參見剪伯贊主編：《中外歷史年表（公元前4500年—公元1918年）》，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215頁。

 [3]［美］拉鐵摩爾著，唐曉峰譯：《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52頁。

[4]［美］拉鐵摩爾著，唐曉峰譯：《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9頁。

[5]毛澤東：《印度不是中國的敵對者，是中國的朋友》（1959年5月13日），《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7頁。

[6]毛澤東：《印度不是中國的敵對者，是中國的朋友》(1959年5月13日)，《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7頁。

[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70頁。

[8]［美］基辛格：《論中國·前言》，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XII頁。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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