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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華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靈魂。在中華民族反抗外敵入侵的所有戰爭中，抗日戰爭最慘烈，也最悲壯。在這場戰爭中，中國共產黨引領并激發出中華民族的偉大民族精神，推動并實現了中華民族在抗戰旗幟下的空前大團結，成為贏得抗戰勝利的中流砥柱。

　　抗日戰爭勝利已經70年了，那場戰爭的硝煙早已散去，但戰爭陰霾并未消失，世界和平正義仍然面臨嚴重威脅。在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關鍵時刻，我們尤其需要大力弘揚偉大的民族精神。

　　一、民族精神是抗日戰爭勝利的決定因素

　　回顧抗日戰爭，誰都無法否認，中華民族精神對于贏得抗戰的最后勝利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抗戰勝利69周年講話中所指出的：“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民族精神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決定因素”。

　　在鴉片戰爭后的近100年間，我們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一敗再敗，原因不全在于“國貧”，還在于“失魂”。國家大而不興，軍隊多而不強，制度頒而不行，整個社會呈現出一種萎靡狀態。甲午戰爭前的北洋海軍，武器裝備不弱于日本，各種典章制度也建立起來了，結果卻全軍覆沒。這種失敗，既是國家之敗，也是軍隊之敗，但根子卻在文化。文化的核心是精神，精神決定一個民族的性格和發展走向。

　　中華民族并不缺精神，也不缺有精神的人。遙想當年，西漢名將衛青、霍去病令敵聞風而退，陳湯那句“犯強漢者，雖遠必誅”是何等豪邁！然而，中國的封建社會和農業文明太長了。幾千年的封建制度，在積淀厚重農業文明的同時，也在消磨中華文明的銳氣。農業文明內斂、持重、戀土的文化，缺乏創新、冒險的基因。昏庸的晚清政府，更以自己的無知、無能放大了這種“短板”效應。皇家只想保住帝位，官員不思進取，被統治者則愚昧、麻木。在此條件下，財富被貪污揮霍，艦船淪為爭權奪利的籌碼，引進的“先進制度”也成為擺設。反觀對手，尤其是近鄰日本，卻是磨刀霍霍，充滿殺氣。日本人以櫻花為國花。櫻花，其燦爛盛開之日，便是凋謝零落之時；武士，當其命殞疆場之時，也是其自認最為榮光之時。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給人印象最深的莫過于“切腹”。切腹自殺是最痛苦的自殺方式，卻最受推崇。以渙散之國、庸懶之民抵御如此兇悍之敵，豈能不敗！

　　甲午戰爭，是近代中華民族精神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分水嶺。甲午戰爭是中華民族的悲劇，中國因戰敗陷入民族發展最低點。但若以長遠眼光辯證分析其影響，這場戰爭又何嘗不是中華民族鳳凰涅槃的開始？簽訂《馬關條約》，引發1200多名舉人聯名“公車上書”。因不滿“巴黎和會”決定將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侵占特權轉讓給日本，北京爆發了聲勢浩大的五四運動。

　　“九一八”事變，點燃了深埋于民眾心底的怒火。中華民族面對的問題已不再是屈與辱，而是更加殘酷的生與死。亡國滅種的現實威脅，像令人戰栗的陰影，籠罩在每個中國人的心頭。中華民族是一個熱愛和平的民族，但決不容忍別人肆意侮辱欺凌，一旦意識到生存的嚴重危機，便會萬眾一心奮起反抗。所以，抗日戰爭既是近代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頂峰，也是中華民族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頂峰。這兩個“頂峰”折射出的，不僅是近代中國的悲慘命運，而且還有堅強不屈的中華民族精神。

　　戰爭是民族精神的磨石，民族精神是戰爭的利器。在抗日戰爭的磨礪中，中華民族精神升華到了全新的高度。也許是文化差異的緣故，東方人比西方人更看重精神因素對戰爭的作用。1937年8月，日本首相近衛文麿在東京發表演說稱，日本“唯一目的是使中國屈膝，消失其戰斗意志。”1939年，毛澤東在《研究淪陷區》和《目前形勢和黨的任務》中兩次指出，日本帝國主義為達其目的，妄圖“消滅中國人的民族精神”。著名軍事家蔣百里說：“敵人可侵占我城市，可屈服我政府，但決不能屈服一國的文化，更不能屈服一個民族的意志。”中日之間的戰爭，也是兩個民族精神的較量。在抗日戰爭中，中華兒女把民族精神發揮到了極致，日本把武士道精神異化到了極端。抗日戰爭，日本之敗，不是敗在精神，而是敗在精神的法西斯化，所以，至今仍不承認敗給中國人；中國之勝，不是勝在武器裝備，也不是勝在地廣人多，而是勝在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的大迸發。

　　二、中國共產黨人是重塑民族精神的中流砥柱

　　民族精神所蘊含的巨大能量，總是在民族危難時被喚醒并迸發出來。日本軍國主義的野蠻入侵，使中華民族瀕臨亡國滅種的境地。中國之所以能夠絕地反擊，最終戰勝日本法西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有以中國共產黨為代表的先進政治力量的引領。抗戰中，中國共產黨人秉持民族大義，義無反顧地承擔起歷史重任，激起全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責任感，在血與火的洗禮中重塑了中華民族精神，成為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

　　中國共產黨人以自己抗戰到底的堅定決心和正確主張，展現出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燃起了全民族救亡圖存的希望，實現了中華民族的大覺醒。“九一八”事變后第三天，中國共產黨發出抗戰宣言，接著連發三份宣言和決議。在這場決定中華民族命運的戰爭中，日本軍國主義把整個國家全面轉入戰時軌道，開展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實行《國家總動員法》，對國民實行半強制性管制，同時在中國占領區推行奴化教育。中國共產黨則堅持堅決抗戰、全面抗戰，提出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創造了一整套激勵民族精神的有效辦法，在動員全民族反抗侵略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特別是武漢淪陷后，國內“速勝論”“亡國論”盛行，歐洲戰場多國相繼淪陷，中國共產黨人科學分析戰爭形勢，提出了持久戰的總方針，鼓舞全國軍民抗戰到底，在全國推動形成了抗日斗爭的熱潮。“寧為戰死鬼，不作亡國奴”，成為民眾積極投身抗戰的真實寫照。一大批知識分子以筆代槍或投筆從戎，堅持抗戰到底。在大江南北的抗日戰場上，無數中華優秀兒女因為有以死報國的絕對信仰，堅信犧牲自己就能換取中華民族子孫萬代的獨立自由，所以勇往直前、慷慨赴死。

　　中國共產黨人以自身不怕犧牲、英勇戰斗的模范行動，激發和弘揚了中華民族抗暴御侮、血戰保國的精神傳統。毛澤東對抗大學員說：“我們抗大的人，不能有一個人是不抗戰到底的！”“一定要全體一致，抗戰到底！”與此同時，瘋狂至極的日本軍國主義也在動員，東條英機給日軍制定《戰陣訓》，要求“百事不懼，沉著大膽，處理難局，堅忍不拔，以克苦難，突破一切障礙”。

　　敵后抗日戰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武裝，堅持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取得了輝煌戰果。《新華日報》這樣評論敵后戰場：“在困難萬分的物質條件下，完全得不到一點接濟，卻能夠發揮創造的天才，運用陳舊落后的武器，產生這樣新奇的戰術：‘麻雀戰’‘地道戰’‘吸彈巢戰術’‘礌石滾木戰術’……”抗日期間的共產黨人，為了救國救民，或瀝血孤營，或橫刀敵陣，或戰死疆場，或寧死不屈。左權、彭雪楓、楊靖宇、趙一曼、趙尚志等一批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的將領為國捐軀，出現了八路軍“狼牙山五壯士”、新四軍“劉老莊連”、東北抗聯八位女戰士等忠烈群體。“拼將十萬頭顱血，須把乾坤力挽回。”中國共產黨人以最富于犧牲精神的愛國主義和最頑強徹底的拼搏精神，成為奪取抗戰勝利的民族先鋒，激起了中國人“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的愛國豪情，形成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視死如歸、寧死不屈的民族氣節，不畏強暴、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百折不撓、堅忍不拔的必勝信念”的偉大抗戰精神，立起了新的民族精神坐標。

　　中國共產黨提出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正確主張，倡導建立并積極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動員全國軍民共同抗戰，把中國人團結統一的民族精神發揮到極致。近代中國積貧積弱、一盤散沙。然而，一個民族潛藏的民族精神和內在生機，在事關民族存亡的歷史關頭，總會由代表民族希望和未來的先進群體以博大胸懷、遠見卓識和歷史擔當激發出來。在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毛澤東指出，中國抗戰存在著兩種政策和兩個前途，即我們的全面的全民族抗戰的政策和國民黨單純政府抗戰的政策，堅持抗戰到勝利的前途和大分裂、大叛變的前途。我們的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最基本的方針是持久戰。在中華民族偉大愛國主義精神的感召下，國共兩黨化敵為友，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為引導全民族抗戰的一面旗幟。毛澤東說：“這在中國革命史上開辟了一個新紀元。這將給予中國革命以廣大的深刻的影響，將對于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發生決定的作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國民黨正面戰場與共產黨敵后戰場，軍隊與老百姓，軍事斗爭與非軍事斗爭，外線作戰與內線作戰相互配合；母親送兒打日寇，妻子送郎上戰場，男女老少齊動員。抗戰成為中華民族由渙散分裂到團結統一的轉折點，全民族抗戰的歷史洪流，使日軍陷入困境，走上覆亡之途。

　　中國共產黨人將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結合起來，聯合其他反對法西斯的國家和人民共同反對侵略，極大地弘揚了中華民族愛好和平、反對侵略、捍衛正義的精神追求。在日本全面發動侵華戰爭前，毛澤東與美國記者史沫特萊談話時就提出：“我們主張中英美法蘇五國建立太平洋聯合戰線，否則有被敵人各個擊破的危險。”在中國獨立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困難時期，中國竭力向世界宣傳“和平不可分割”，中國抗戰“不但是中國的事、東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從德國閃擊波蘭、擊潰英法聯軍，到德軍進攻蘇聯、日本偷襲珍珠港，中國一再呼吁建立國際反法西斯聯盟。1942年1月，國際反法西斯陣線形成，中國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中國的抗戰既得到了世界反法西斯正義力量的大力支援，也以派遣遠征軍等形式與其他國家人民并肩戰斗。在整個反法西斯戰爭中，中國抗擊時間最長，付出的代價最大，牽制和消滅的日軍最多。中國的頑強抗戰，推遲了太平洋戰爭爆發，減輕了蘇聯衛國戰爭之憂，有力支持了美國太平洋戰場作戰，為維護人類和平與正義，最終贏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性貢獻！英國軍事評論家富勒在評價二戰時指出：“美英所引以為幸的是，日本既沒有足夠的兵力占領和控制印度洋上的戰略要點，也沒有足夠的兵力在太平洋上拼一死戰，這正是由于中國抗戰給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進程和結局給予了重大影響的結果。”

　　三、在中華民族復興大業中煥發民族精神榮光

　　抗戰是中華民族的鳳凰涅槃。抗戰勝利70年來，中華民族在經過抗戰砥礪的偉大民族精神激勵下，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偉大成就。在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征程上，偉大的民族精神將是激勵我們戰勝一切艱難險阻的強大精神動力。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中華民族精神。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精神的底蘊和靈魂。抗日戰爭留給中華民族的最大遺產，是它以極為深重的民族苦難這種特殊方式磨礪了中華民族在百年積弱中日趨萎靡的精神，使中華民族實現了浴火重生。這種民族精神既是抵御外侮之魂，也是推進革命建設和改革發展、實現民族復興之魂！歷史發展到今天，社會上對愛國主義的認識不盡相同，其中也有一些錯誤的理解。有人認為，在經濟全球化時代，民族國家的界限趨于模糊，愛國主義不再重要了；在某些人眼里，抗戰英烈的英雄壯舉成了不合常理的無謂犧牲。然而，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強大的國家不珍視愛國主義精神，對于尚未完全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而言，愛國主義精神更是彌足珍貴。現在，國際上“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此起彼伏，中國的和平崛起面臨一系列矛盾問題的困擾。這些都警示我們，追夢之路絕非坦途，實現民族復興的夢想任重道遠！中國夢歸根到底是每一個炎黃子孫的夢。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留給我們最深刻的啟示就是，中華民族作為一個命運共同體，要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須鑄牢愛國主義這個民族精神之魂。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弘揚以團結統一為重要內容的偉大民族精神。各民族團結統一是中國各族人民的共同追求，也是實現中華民族繁榮富強的希望所在。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倡導的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是中華民族空前覺醒和團結的重要標志，是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的決定性因素。然而，抗戰勝利70年了，中國尚未實現完全統一。實現民族復興需要團結凝聚包括海外華人在內的各民族、各階層、各領域的人民群眾，形成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匯聚最廣泛的力量，堅持團結統一，有著極為重大的現實意義。在思想多樣、利益多元的時代，對于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中的諸多問題，人們有諸多不同的看法。有人以縮小貧富差距為由，主張回到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有人以西方模式為標準，否定現行政治經濟制度。“左”右之辯和主義之爭的實質，都是試圖影響中國的發展方向。百年追夢的歷史告訴我們，一盤散沙不能成就復興偉業，各行其是實現不了光明愿景。當今中國尤其需要團結統一，努力形成社會共識，凝聚中國力量。團結統一的“正能量”，既源于對共同理想的追求，也離不開人民對自身利益的感受與認同。中國夢最大限度地兼容了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讓全體人民都能從民族復興的光明前景中看到自身利益所在，都能在改革開放中享有人生出彩、夢想成真、同祖國和時代一起成長進步的機會，從而結成真正的命運共同體。深化改革才能凝聚力量，攻堅克難才能共創輝煌。只要我們著眼民族復興，按照“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扎實推進各項建設，讓改革發展的成果更好惠及全體人民，就能凝聚起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力量。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走和平發展道路，堅持以公平正義為價值底色、協和萬邦為國際風范的中華民族精神。銘記歷史是為了維護和平、面向未來。中國人民長期遭受外來侵略欺凌、飽受戰禍之苦，深知和平之可貴。抗日戰爭給我們留下的最寶貴的啟示之一，就是珍愛和平，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這些年來，隨著世界格局、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一些國家對我國發展壯大存在種種誤解和疑慮，“中國威脅論”塵囂甚上。對此，習主席做出了明確而堅定的回應：“國強必霸”的邏輯不適用于中國，中國將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但是，戰爭與和平從來就不是由人們的主觀愿望決定的，任何國家都不要指望中國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正在崛起的中國會吞下損害自身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苦果！天下雖平，忘戰必危。無數血的教訓告訴我們，一定要時刻警惕和克服“和平積習”，防止陷入歌舞升平、萎靡懈怠的“太平幻境”。和平需要強大的國家實力來支撐，需要鞏固國防和強大軍隊來守護。抗日戰爭時期，中國軍人以為人類張正義，為民族爭生存，為國家雪奇恥，為軍人樹人格的血性與擔當，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的引領者、創造者。同樣，當代中國軍人也要勇敢地肩負起時代所賦予的使命。

　　當年，美國總統羅斯福在給中國政府領導人的電報中寫道：“中國軍隊對貴國遭受野蠻侵略所進行的英勇抵抗，已經贏得美國和一切熱愛自由民族的最高贊譽。”這種贊譽和尊敬，是中華民族在血與火的考驗中贏得的。今天，我們更要弘揚偉大的民族精神，勇敢地承擔起伸張正義、反對侵略的歷史責任，繼承萬眾一心、團結奮進的光榮傳統，彰顯百折不撓、勇于創新的民族品格，堅定不移向著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前進。

　（作者：國防大學政委、上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