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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發展理念：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國方案

點擊：作者：孫代堯張艷萍來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發布時間:2017-07-15 11:58:19

【摘要】：中國要實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標，并不僅僅是單純經濟指標的“跨越”，而且是包括內部結構轉型及外部關系處理的雙重“跨越”，這種“跨越”不僅具有“量”的意義，更具有“質”的意義。從歷史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未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是沒有解決好內部結構轉型和與世界經濟良性互動的問題。“五大發展”理念是中國共產黨對中國道路的新探索，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國方案：一是發展中國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過程中并不僅僅是經濟增長的過程，還包括解決社會、政治、文化、生態等各方面的問題，需要將其看作一個系統工程；二是解決發展中國家面臨的“依附”發展或“脫鉤”發展的二元困境，強調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下，要妥善處理好本國發展與外部世界的關系。

［關鍵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中等收入陷阱；不發達政治經濟學；“五大發展”理念；中國方案

［作者簡介］孫代堯，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張艷萍，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工程”資助項目“中國經驗”及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專項任務項目“協調發展研究”（項目批準號：16JD710081）的階段性成果。

“十三五”規劃綱要首次將“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作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目標。① 到2020年，中國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對我國的未來發展至為關鍵。從歷史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只有少數發展中國家實現了這一目標。中國在跨越過程中也面臨諸多風險和挑戰，不僅要借鑒其他國家的經驗教訓，更關鍵的是要繼續探索中國道路，提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國方案。

一、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臨的挑戰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描述性概念，出自2006年世界銀行發布的《東亞經濟發展報告（2006）》。報告指出，當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經濟往往會出現停滯狀態，相比于較富或較窮的國家來說，此時中等收入國家“被主導成熟產業的、低工資的窮國競爭者和主導技術迅速變化產業的、追求創新的富國擠壓在了中間”②，經濟發展方式不能及時轉變，導致經濟增長速度放緩，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發展歷程，創造了世界發展史上的奇跡。國民收入水平也逐年提高，2001年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GNI）達到1010美元，進入中低等收入國家行列；2010年人均GNI增長至4340美元，達到中高等收入國家水平；2015年，我國人均GNI達到7930美元。但按世界銀行2013年公布的分類標準③，中國距離高收入國家（12616美元以上）的標準還有差距（如圖1、圖2），進入到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關頭。

“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并強調要實現這一目標，“必須牢固樹立和貫徹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④。這與世界銀行只是從經濟指標的角度強調“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標準不同。“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是一個系統過程，不僅需要經濟快速高效增長，更重要的是要解決好發展過程中出現的諸多經濟社會問題。

　　一方面，我國內部發展結構問題突出。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以來，經濟增速、發展方式以及結構、動力等都正在發生重大變化，經濟下行的壓力不斷增加。按可比價格計算，2015年我國全年GDP比上年增長約6.9%，2016年增長率約6.7%⑤，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同時，我國發展中的各種結構性矛盾，如創新能力不足、產能過剩和需求結構升級矛盾突出、金融風險有所積聚、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生態環境惡化等，并未得到根本改變，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不均衡的問題仍然突出。如何在“穩增長”的基礎上解決經濟社會結構的轉型問題，并推動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是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臨的挑戰。

　　另一方面，我國對外開放面臨新的挑戰。在全球經濟發展長期低迷、財富分配失衡的背景下，傳統和非傳統安全風險相互交織，地區沖突、恐怖主義、難民潮、氣候變化等全球性挑戰更加凸顯；同時，引發國際金融危機的深層次矛盾遠未解決，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浪潮興起，這些都對我國深度融入世界市場提出了挑戰。習近平指出：“我們今天開放發展的大環境總體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有利，同時面臨的矛盾、風險、博弈也前所未有，稍不留神就可能掉入別人精心設置的陷阱。”{6}具體而言，“當今世界經濟增長、治理、發展模式存在必須解決的問題”{7}，例如全球增長動能不足、經濟治理滯后、發展失衡等，不利于抵御經濟風險、實現經濟持續穩定增長，也不利于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和水平。面對這些風險，中國能否處理好與外部世界的關系并有效利用發展機遇、規避發展風險，對能否實現跨越至關重要。

　　總體上看，中國要實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標，并不僅僅是單純經濟指標的“跨越”，而且是包括內部結構轉型及外部關系處理的雙重“跨越”，這種“跨越”不僅具有“量”的意義，更具有“質”的意義。從歷史上看，這兩個問題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許多發展中國家在試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過程中普遍面臨的問題。少數國家應對得當，順利邁入了高收入國家行列，大多數國家則被困“陷阱”無法自拔。針對這一現象，一些研究不發達政治經濟學的學者進行了相應的理論探索，提出了一些解決思路。

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歷程和不發達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誤區

從歷史脈絡看，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歷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是殖民主義階段。這一階段，資本主義的對外殖民擴張使一些落后國家被動卷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落后國家淪為先發國家的殖民地。第二是經濟依附階段。這階段一些發展中國家取得了政治獨立，開始探索本國的經濟社會發展道路，但由于缺乏自主權，嚴重依附于發達國家，主要代表地區是拉丁美洲。拉美國家在依附型發展模式下雖然也取得了一定的經濟發展，但也帶來了經濟社會的一系列結構性問題，發展方式的轉變困難重重，進入了有增長而無發展的“低度發展”狀態{8}，長期在“中等收入陷阱”中不能自拔，不僅國內貧富差距懸殊，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也越來越大。第三是自主發展階段。這一階段，在全球化浪潮下，少數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抓住機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快經濟結構轉型，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主要代表是日本及“亞洲四小龍”。

　　據世界銀行統計，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至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和地區共有13個。{9} 除了歐洲邊緣的一些小國、東亞的幾個城市經濟體，真正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例子只有日本、韓國和我國臺灣地區，其他后發展國家都沒有完成這個跨越。究其原因，主要是這些國家在依附發展過程中，未能從根本上解決本國經濟社會的結構性問題，也未能處理好與外部世界的關系。

　　不發達政治經濟學的學者圍繞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關系問題，以依附發展、中心—外圍、不平等交換發展等為視角對這種發展模式進行了研究。保羅·巴蘭認為，發展中國家之所以會出現各種問題，一方面是由于發展中國家在內部發展中普遍會陷入一種惡性循環，即低下的生產效率會造成經濟效益低下，這會使民眾生活水平低下，反過來又進一步造成更低的生產效率。同時，發展中國家的落后根源在于不能有效利用“經濟剩余”（社會當前實際勞動產品與社會當前實際消費之間的差額）{10}，因而會長期處于“封建主義黃昏和資本主義黎明的昏暗時期之中”{11}，兼有二者弊端。要實現本國發展必須能夠打破這些弊病的束縛并進行經濟結構調整，只有通過社會變革，形成一套合理的經濟社會制度，才能使發展中國家走出貧困。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實現政治獨立后，并沒有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失去聯系，資本主義的經濟擴張反而使這些發展中國家較以往更緊密地與世界市場聯系在一起，“西方資本主義……不可估量地扭曲了落后國家的經濟發展”{12}。資本主義國家為了攫取利潤，將資本主義因素強制帶入這些國家，并將這些國家的經濟剩余轉移到本國。發展中國家往往成為資本主義國家的原料產地，一直被困于不平等的國際經濟貿易關系之中，發達國家依然在剝削發展中國家，雖然剝削的形式與手段均發生了變化，但是這種剝削依舊是存在的。

　　在發展中國家發展道路的選擇問題上，不發達政治經濟學的學者提出了兩種思路：一些學者認為發展中國家要走“依附”發展道路，即保持與發達國家之間的依附發展關系，依靠發達國家獲得經濟發展機遇；另一些學者則強調發展中國家要與發達國家“脫鉤”，即完全脫離與發達國家的經濟政治聯系，實現自主發展。德國經濟學家安德烈·崗德·弗蘭克提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是“宗主—衛星”的結構模式，不發達是殖民主義的歷史產物，而不發達國家內部的發展困境也是由于外部的剝削壓迫造成的，因此要割裂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關系，使發展中國家獲得獨立發展的機會。{13}埃及學者薩米爾·阿明認為，處于“邊緣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國家面臨兩種選擇：一是依附發展，二是自主發展，要實現自主發展首先要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實現“脫鉤”，實施“自主中心的戰略”{14}，建立一個同時生產消費品和資本品的不受資本主義價值規律影響的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發展中國家，面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難關，大都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但他們在依附發達國家的過程中卻喪失了自主權，沒有找到適合本國發展的道路；而完全“脫鉤”的發展模式，歷史證明也是行不通的。從根本上說，落后國家對發達國家的依附關系是不平等的，而產生這種不平等的原因，一是由于發展中國家本身的經濟結構存在問題，二是由于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體系的方式存在問題。因此，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解決不發達問題的關鍵在于實現本國經濟體制結構的變革和轉型，同時轉變參與國際交往的方式。單純的“依附”或“脫鉤”都不是發展中國家的最佳選擇，一些發展中國家未能跳出“陷阱”，也與沒有能夠跳脫出不發達政治經濟學的思維誤區有關。

　　作為不發達政治經濟學的思想來源，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落后國家的分析為發展中國家選擇發展道路提供了更為清晰的思路。馬克思恩格斯指出，資本主義的發展使發達國家實現了工業化和現代化，而廣大發展中國家則處于落后不發達狀態，落后國家要擺脫不發達狀態，首先需要在全球的普遍交往中向先進文明學習，再謀求超越資本主義以實現自主發展。在他們看來，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的擴展對落后國家的影響是雙重的。一方面，它“使未開化的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15}，但在這個過程中，“征服、奴役、殺戮，總之，暴力起著很大的作用”{16}，給落后國家造成了巨大災難。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的擴張也傳播了先進的科技和文明，加速了落后國家的社會發展進程，由此，“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后者未來的景象”{17}。馬克思在分析印度歷史時指出，“不列顛人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于印度因而不受印度文明影響的征服者”{18}，英國殖民者在暴露了資本主義文明掠奪本性的同時，也在印度播下了新的社會因素。

　　總體來看，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在經過殖民統治階段之后基本都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并在依附資本主義的狀態下謀求本國發展。但很多國家都沒有正確選擇適合本國發展的路徑，不是陷入了“依附”發展的怪圈，就是陷入了“脫鉤”發展的泥淖，錯失了發展的機遇，沒有跨過“中等收入陷阱”。

三、“五大發展”理念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國方案

作為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的發展路徑既有發展中國家的共性，又包含社會主義國家的獨特性。與其他國家一樣，中國也經歷了被殖民侵略的歷史，但是，中國并沒有像其他國家那樣經歷一個相對完整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而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基礎上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新中國成立后，雖然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基礎薄弱，但在發展道路的探索中，“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走出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19}，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歷史經驗啟示我們，對國家發展道路的選擇需要在不斷探索中走出自己的發展道路。當前我國正處在經濟社會發展轉型并向更高發展水平提升的關鍵時期，各種矛盾、風險和挑戰疊加，亟須提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國方案。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理念，是中國共產黨對中國道路的新探索，是中國向世界貢獻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新方案。“五大發展”理念的提出，解決發展中國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過程中的兩大難題：一是跨越的過程并不僅僅是經濟增長的過程，還包括解決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各方面的問題，需要將其看作一個系統工程；二是解決發展中國家面臨的“依附”發展或“脫鉤”發展的二元困境，強調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下，要妥善處理好本國發展與外部世界的關系。

　　在“五大發展”理念中，創新、協調、綠色三大發展理念著重從內部結構轉型方面引領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放發展理念則側重從中國與世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系視角，樹立21世紀的對外開放觀；共享發展理念則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經濟社會轉型發展的目的和歸宿。

　　具體地說，創新發展理念側重解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動力問題，“抓創新就是抓發展，謀創新就是謀未來”{20}，通過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進行理論、制度、科技、管理、文化等方面的創新，形成促進創新的體制機制，促使一系列創新驅動的新技術和新產業蓬勃發展，同時不斷創新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使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處于經濟發展的核心地位，逐步解決我國經濟大而不強的問題，為經濟發展提供強大動力。協調發展理念強調發展的整體均衡性，協調“既是發展手段又是發展目標，同時還是評價發展的標準和尺度”{21}，實現全面小康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協調發展是制勝要訣”{22}。實現協調發展不僅需要宏觀上促進經濟社會整體平衡發展，還需要微觀上促進產業結構均衡，推動區域城鄉協調發展以及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的協調發展，并通過不斷縮小差距來避免“社會危機陷阱”{23}。綠色發展理念則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以及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協同發展。綠色發展理念強調要在尊重自然規律的基礎上，加大環境治理力度，同時推進低碳循環發展，建立現代能源體系，補齊生態短板，同時不斷改善民生，“讓良好生態環境成為人民生活的增長點、成為展現我國良好形象的發力點”{24}，形成人與環境的良性互動關系，為走向生態文明新時代打下堅實基礎。

　　在處理對外關系方面，開放發展理念主張要順應經濟全球化發展趨勢，掌握中國發展的主動權并引領世界發展潮流，形成對外開放新體制。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制度并存的全球化時代，發展中國家要發展，完全“依附”或“脫鉤”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只有與外部世界實現良性互動，才能在交往中發展壯大自己。習近平指出，中國要發展，必須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我國30多年來的發展成就得益于對外開放。一個國家能不能富強，一個民族能不能振興，最重要的就是看這個國家、這個民族能不能順應時代潮流，掌握歷史前進的主動權。”{25}“20年前甚至15年前，經濟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是美國等西方國家，今天反而是我們被認為是世界上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大旗手……這說明，只要主動順應世界發展潮流，不但能發展壯大自己，而且可以引領世界發展潮流。”{26}同時，要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實現互利共贏，致力于“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和平衡普惠的發展模式”{27}；還要積極參與全球治理，主動提出新主張、新倡議和新行動方案，提高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必須認識到，中國在全球發展中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過程中面臨的局面也會更加復雜。這就必須倡導“更具包容性、更加強調共贏發展的新型全球化”{28}，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確立“中國的發展是世界的機遇，中國是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貢獻者”{29}的理念，以更加開放的姿態妥善處理好與外部世界的關系，積極融入全球體系，并著力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為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以及全面小康社會的實現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

　　共享發展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標和歸宿。共享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與本國人民共享發展成果、與世界各國共享發展經驗是中國發展的重要目標。解決貧富差距問題，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和共享發展，是實現“跨越”的應有之義，也是很多發展中國家未能解決的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一些發展中國家在跨越過程中都出現了內部階層分化，社會發展失衡，民生問題突出等一系列問題，實現跨越的能力缺失。中國的“跨越”之路并不單純是經濟的發展，而是經濟社會發展層次的整體提升，這是一個由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所統領，致力于解決社會公平正義、縮小貧富差距、實現共同富裕的過程。共享發展理念強調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和漸進共享，既注重把“蛋糕”做大，更強調合理分配“蛋糕”，讓人民更多更公平地享受發展成果，充分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堅持的發展依靠人民、發展為了人民、發展成果由全體人民共享的價值取向。

總之，“五大發展”理念既不同于西方的發展理念，也不同于不發達政治經濟學的發展理念，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一個內外聯動的清晰思路：經濟社會結構轉型是實現跨越的內在基礎，積極融入世界并處理好與外部文明的關系是實現跨越的外部保障，二者相互促進，共同推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2020年，我國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這意味著全世界高收入的人口翻了一番還多。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跨過“中等收入陷阱”，將是中國道路對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發展，對人類探索理想社會作出的重大貢獻，不但解決了中國問題，而且提供了解決人類問題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是中國對世界文明發展作出的新貢獻。

注釋：

①{4}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N].人民日報，2016-03-18.

②[美]印德爾米特·吉爾、霍米·卡拉斯、迪帕克·巴塔薩里著，黃志強譯.東亞復興：關于經濟增長的觀點[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