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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飛進：解決人類問題的“中國方案”——論習近平同志的東方智慧與全球視野

點擊：2837 作者：杜飛進來源：《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發布時間:2017-04-29 12:55:30

【摘要】：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在立足中國的同時胸懷世界，以東方智慧和全球視野，來觀察與分析中國和世界發展所面臨的重大矛盾與問題，不僅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豐富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提升中國的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水平，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新局面，而且從破解傳統現代化困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完善全球治理、探索人類更好制度等方面提出解決人類問題的“中國方案”，為推動人類文明發展進步提供了“中國智慧”、留下了“中國印記”?？梢哉f，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就是習近平同志遠見卓識和博大胸懷、東方智慧和全球視野的結晶。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作為世界上最大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領袖和最大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在立足中國的同時胸懷世界，以東方智慧和全球視野，來觀察與分析中國和世界發展所面臨的重大矛盾與問題，不僅深化了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提升了中國的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水平，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新局面，而且從破解傳統現代化困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完善全球治理、探索人類更好制度等方面提出了解決人類問題的“中國方案”，為推動人類文明發展進步提供了“中國智慧”、留下了“中國印記”。可以說，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就是習近平同志遠見卓識和博大胸懷、東方智慧和全球視野的結晶。

一、破解傳統現代化困境的“中國方案”

近代以來，實現經濟快速發展和現代化是很多國家孜孜以求的目標。以英美等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率先走出了一條現代化道路，形成了現代化模式，并成為很多發展中國家效仿的對象。然而，隨著世界現代化進程的不斷深入，人們逐漸發現，西方現代化模式已陷入困境。一是西方國家傳統現代化道路存在很多難以克服的弊端。西方國家內部出現了資源消耗過度、先污染后治理的成本巨大、貧富分化嚴重、道德滑坡、社會分裂等諸多問題，至今未找到有效的解決方案。而且，經濟危機成為西方國家揮之不去的陰霾，每一次大的經濟危機都造成了現代化進程的停滯甚至倒退。最近的一次經濟危機是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西方至今未消除危機的影響，不僅增長低迷、失業高企，而且社會沖突增多。二是處于追趕階段的發展中國家套用西方現代化模式后鮮有成功的案例。采用西方模式后，大多數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不僅沒有加速，反而停滯不前，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方面都出現了嚴重問題。三是西方現代化從一開始便帶有掠奪的性質，加劇了全球不平等。在現代化初期，西方國家依靠戰爭和殖民統治攫取落后國家的財富。在經濟全球化快速發展的時代，西方國家憑借政治、經濟、金融霸權取得世界經濟主導地位和大宗商品定價權，大量財富向發達國家轉移，國際間貧富差距特別是南北差距持續擴大，廣大發展中國家不能公平享受到世界經濟發展的成果。而且，一旦遇到經濟危機，西方國家就憑借強勢地位，把源自本國的經濟金融危機輸出給廣大發展中國家，讓發展中國家承擔惡果，導致世界經濟雪上加霜。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西方國家從本國利益出發紛紛采取量化寬松政策，導致國際熱錢規模迅速擴大，對發展中國家經濟造成沖擊；2014年底，美國退出量化寬松政策，美聯儲加息的不確定性又導致世界大宗商品和油價暴跌，一些發展中國家貨幣大幅貶值、資金外逃、金融動蕩、經濟衰退。世界上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已經深刻認識到，西方現代化道路實質上是西方國家壓榨發展中國家、用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廉價資源”支撐西方國家發展的不平等道路，如果繼續走西方現代化道路，發展中國家人民將持續困苦，世界經濟發展將不可持續。因而，必須開辟新路徑、探索新模式，走有利于世界經濟持久繁榮、能讓各國普遍受益的現代化新路。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創造了連續30多年經濟高速增長的中國奇跡，1978—2015年年均增長率達到9.6%，用30多年的時間走過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現代化進程，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方面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從一個貧窮落后、溫飽不足的國家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引擎。世界驚奇地發現，中國走出了與西方國家不同的現代化道路。這是一條和平發展的現代化之路，不搞掠奪稱霸，倡導合作共贏，中國向各國伸出友誼之手，歡迎各國搭中國經濟的“快車”、“便車”；這是一條科學發展、可持續發展、包容性發展的現代化之路，深入把握經濟、社會、自然規律，實現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高度統一；這是一條以縮小貧富差距、實現共同富裕為價值取向的現代化之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始終著眼于改善民生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實踐證明，中國為破解西方傳統現代化困境提供了“中國方案”，實現了對西方現代化道路的成功超越，拓展了當今世界認識和推進現代化的新境界。具體而言，“中國方案”至少包括以下三方面內容：

（一）把現代化目標與民族發展目標融合起來，最大限度地增進社會共識、凝聚社會力量

西方現代化的發展是一個自發過程，存在很大盲目性，也缺少具有指導性的目標。隨著西方現代化深入發展和廣大發展中國家主動走上現代化道路，人們發現，現代化作為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個人等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一種狀態，其概念相對抽象，其狀態較難衡量，其內涵和外延并非固定不變，而是會隨著時代進步和實踐發展發生很大變化。在不同的時代，現代化的含義有很大不同；在不同的國家，現代化會展現出不同的特點；在不同人的心中，對同一國家的現代化甚至會產生截然相反的評價?，F代化的這些特點拉遠了其與普通百姓的距離，導致其更多的是一種國家的發展口號、學者的研究課題，而不是民眾的奮斗目標，對民眾的號召力和吸引力越來越弱，對于如何推進現代化也難以達成共識、形成合力。缺乏明確目標、缺乏民眾基礎，這是當前很多國家現代化進展緩慢的一個重要原因。

中國在發展中認識到，現代化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其具體內涵隨著實踐發展而不斷豐富；是一個比較的概念，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只有國家發展競爭中的佼佼者才能代表本時代現代化的新高度；是一個復雜的體系，由于不同國家的特點不同，所注重的方面不同，對于哪些方面、哪些指標最能反映一個國家、地區現代化的特點、本質和程度，應該堅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是一個抽象的目標，只有根據本國國情和發展狀況把現代化目標具體化，提出符合本國人民期盼和要求的階段性目標，才能夠最大限度地增進社會共識，凝聚社會力量，推動現代化快速發展。

新中國建立初期，我們黨就提出了實現“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的四個現代化目標。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同志設計了分三步走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宏偉藍圖：第一步，從1981年到1990年國民生產總值翻一番，實現溫飽；第二步，從1991年到20世紀末再翻一番，達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再翻兩番，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在“三步走”戰略中，鄧小平同志借用了小康這個中國古代描述理想社會的用語，代表從溫飽到基本實現現代化之間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800美元的生活比較殷實的狀態，以之作為“三步走”戰略中的第二步。這就將現代化目標與中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期盼緊密結合起來，提出了一個中國式的現代化概念，大大拉近了現代化與普通百姓的距離。之后，我們黨進一步完善“三步走”戰略，提出了“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即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新中國成立100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進一步豐富和明確了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建設目標和內容。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深入把握現代化規律，創造性地把民族發展目標與現代化目標緊密結合起來。他指出：“我們的奮斗目標是，到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基礎上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1]他深情地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中國夢的基本內涵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中國夢凝練、概括了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為之不懈奮斗的偉大夢想，體現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他將“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統一起來，明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實現現代化建設第三步戰略目標必經的承上啟下的發展階段，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關鍵一步，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提出了引領現代化發展的更高層次的目標。習近平同志明確指出：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弘揚中國精神，這就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必須凝聚中國力量，這就是中國各族人民大團結的力量[2]。至此，中國現代化的目標更加清晰，路徑更加明確，規劃更加具體。中國夢將抽象的現代化目標具體化為看得見、摸得著、做得到的理想和目標，同中國人民的夢想和中華民族的發展復興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既回應了人民群眾對幸福生活的美好期盼，順應了中華民族的發展趨勢，又進一步增強了現代化的吸引力，打牢了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奮斗的思想基礎。

（二）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引領現代化發展

目標是號召、是前景，理念是實現目標的羅盤和指南。發展理念集中體現了發展思想、發展觀念、發展法則，影響著發展方向、發展方式、發展動力、發展路徑，是發展行動的先導。現代化的核心問題是發展問題。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是針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世界經濟復蘇低迷開出的藥方，也是針對西方傳統現代化模式種種弊端開出的藥方，它深刻回答了推進現代化發展應該追求什么樣的發展目標、選擇什么樣的發展路徑、發展為什么人謀利益等基本問題，在從現在到本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整個發展階段都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創新發展解決西方現代化模式下發展動力不足和發展方式固化的問題?，F代化發展帶來日益細化的社會分工，促進了生產效率大幅提高，但也造成了全球生產模式和一國發展方式的相對固化，久而久之會產生發展動力不足、國家之間差距拉大、各國在全球分工中的位置固化等問題。創新發展抓住了現代化發展的關鍵，強調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要搶抓全球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機遇，把發展基點放在創新上，把發展動力轉到創新驅動上，實現以科技創新為核心、包括理論創新、制度創新、文化創新等的全面創新。創新發展推動生產要素、生產技術、組織方式、產業結構、商業模式、商業業態、產品、服務以及用戶體驗等的全方位變革，推動發展方式向依靠持續的技術進步和勞動力素質提升轉變。這不僅能讓現代化獲得源源不斷的新動力，而且能幫助落后國家實現更快發展，提高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在國際金融危機后世界經濟陷入低迷的情況下，創新更是使世界經濟獲得持續增長動力的良方。

協調發展解決西方現代化模式下發展不平衡、不協調的問題。發展不協調是西方現代化模式的一個突出弊端，也是市場失靈的主要表現。一些國家出現的發展可持續性下降、社會矛盾多發等問題，正是緣于嚴重的區域、城鄉、經濟社會、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發展不平衡、不協調。協調發展更加注重提高發展的全面性，要求系統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等各方面建設。更加注重提高發展的整體性，以系統觀點看待發展，既看到發展優勢、又看到發展不足，既發揮既有優勢、又著力補齊短板，既注重物質財富積累、又注重精神文明建設，既注重擴大生產、又注重保護環境，既注重制度建設、又注重人的發展，使發展的各部分、各方面相互協調、相互促進。更加注重提高發展的均衡性，通過城鄉一體化發展和打贏脫貧攻堅戰，縮小城鄉差距；通過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等，縮小區域差距；通過補齊經濟社會發展短板，縮小經濟社會發展差距?？傮w來看，協調發展是持續健康發展的內在要求，它注重處理發展中的重大關系，協調發展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生態文明，使發展既富有效率又飽含公平。

綠色發展解決西方現代化模式下生態環境惡化、人與自然關系不和諧的問題。不計生態環境代價的西方傳統現代化模式已經造成了全球范圍的生態惡化、氣候變暖、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樣性減少以及水、土壤、大氣污染等問題，嚴重威脅到人類的可持續發展。綠色發展深刻揭示出人與自然的共生關系和經濟發展、生態環境保護之間的辯證關系，強調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絕不能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的一時發展；保護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構建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現代化建設新格局。這一發展理念，糾正了重經濟發展輕環境保護以及經濟發展和良好環境不可兼得的錯誤認識，找到了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的共贏點，展現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相互促進的光明前景。

開放發展解決西方現代化模式下以鄰為壑、轉嫁危機的問題。西方傳統現代化模式具有掠奪的本質，以鄰為壑和轉嫁危機的做法在事實上阻礙了人類整體現代化的進程，造成南北差距持續擴大。習近平同志指出：“各國經濟，相通則共進，相閉則各退。”[3]一句話道破了世界經濟發展的規律。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一國只有堅持擴大開放，才能獲得提升國內經濟發展速度和質量所必需的資金、技術、資源、人才、理念乃至機遇和市場空間；各國只有拆除國際貿易和投資壁壘，構建資本、資源、技術、人才、商品能夠自由流動的開放型世界經濟，促進金融、貿易、投資政策協調和規則公正，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比較優勢，激發世界經濟內生動力，共享世界經濟發展成果。開放發展理念強調實行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的雙向開放，構建公平競爭的內外資發展環境的公平開放，加強國際交流合作，構建廣泛利益共同體的共贏開放，把國內發展與同各國合作共贏發展聯系起來，統籌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為發展注入新動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間，促進現代化快速發展。

共享發展解決西方現代化模式下貧富差距拉大、社會階層固化的問題。發展為了誰、發展依靠誰、發展成果由誰享有，是現代化發展需要回答的根本性問題。西方傳統現代化模式以自由主義和西方經濟學為理論基礎，認為經濟發展的核心是提高效率，發展的主要依靠力量是精英階層，崇尚自由市場競爭并認可由此而產生的巨大收入差距。這樣的理念，導致西方國家以及采用西方模式的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始終伴隨著貧富差距拉大、階層固化以及不同階層間尖銳的矛盾沖突。中國的共享發展以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為目標，強調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因而應是人人享有、各得其所的全民共享發展，應是共享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各方面建設成果的全面共享發展，應是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的共建共享發展，應是隨著生產力發展從低級到高級、從不均衡到均衡的漸進共享發展。共享發展摒棄不切實際的平均主義主張，又防止出現貧富兩極分化現象，讓各階層人群有自由流動渠道，使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

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是在深刻總結國內外發展經驗教訓、分析國內外發展大勢的基礎上形成的，它不僅正確解答了西方傳統現代化發展遭遇的突出問題，而且相互聯系、相互貫通、相互促進，構成了具有內在聯系的有機統一體，形成了現代化進程的思想指南。新發展理念深刻表明：中國的現代化是包括經濟現代化、政治現代化、文化現代化、社會現代化和人的現代化的全面的現代化，是生產效率大幅提高、生產力極大解放的快速的現代化，是各方面建設統籌推進的協調的現代化，是生態文明程度不斷提高、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可持續的現代化，是把國內發展與同各國合作發展統一起來的共贏的現代化，是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

（三）超越西方現代化道路，創新現代化發展路徑

在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目標指引下，在新發展理念的引領下，中國在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中走出了現代化發展新路徑，實現了對西方現代化道路的全方位超越。

堅持和平發展，超越國強必霸的西方現代化道路，促進世界繁榮穩定。歷史上，西方國家的崛起都伴隨著稱霸甚至戰爭，給世界帶來了極大災難。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本是西方國家造成的，危機發生后世界經濟一蹶不振、發展中國家受到很大沖擊，西方國家不僅不履行發達國家義務，還利用其經濟霸權地位讓發展中國家替自己承擔金融危機惡果。國強必霸是西方現代化的天然邏輯。習近平同志鮮明指出：中國不認同“國強必霸”的陳舊邏輯。他強調，歷史告訴我們，一個國家要發展繁榮，必須把握和順應世界發展大勢，反之必然會被歷史拋棄。什么是當今世界的潮流？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和平、發展、合作、共贏[4]。中國始終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既積極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發展自己，又以自身發展促進世界和平；既更好利用世界的機遇，又讓世界更好分享中國的機遇，在中國與世界各國良性互動、互利共贏中開拓前進。與西方國家不同，中國的發展絕不以犧牲別國利益為代價，絕不做損人利己、以鄰為壑的事情，而是堅定不移地做和平發展的實踐者、共同發展的推動者、多邊貿易體制的維護者、全球經濟治理的參與者。堅持和平發展，實現了對遵循國強必霸邏輯的西方現代化道路的超越。

堅持科學發展、可持續發展、包容性發展，超越生態成本巨大、貧富嚴重分化的西方現代化道路，實現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習近平同志指出：“發展必須是遵循經濟規律的科學發展，必須是遵循自然規律的可持續發展，必須是遵循社會規律的包容性發展。”[5]中國在現代化發展中注重正確處理經濟發展速度和質量效益的關系，既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速，又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實現實實在在的、沒有水分的發展。注重正確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既大力維護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結果公平，縮小收入差距，又尊重因人們付出的勞動、才能等不同而帶來的合理收入差別，實現勞動生產率提高、收入差距合理、民生改善、充分就業相統一的發展。注重正確處理發揮原有優勢和培育新發展優勢的關系，通過技術創新和價值鏈重構，既最大限度地發揮、挖掘原有優勢，又推動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蓬勃發展，培育新發展優勢，實現科技含量高、綜合效益好的發展。注重正確處理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關系，堅持協同推進新型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和綠色化，加大生態文明建設力度，實現綠色、低碳、循環、可持續的發展。這些發展實踐，超越了先污染后治理、貧富差距懸殊的西方現代化道路，實現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和諧發展。

制定中長期經濟發展規劃和發展戰略，超越盲目發展的西方現代化道路，促進經濟持續穩定健康增長。西方現代化伴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而發展，從一開始就帶有自發性和盲目性，因而走過很多彎路。比如英國歷史上的“羊吃人運動”，以及發生在德國、法國、俄國、丹麥等西方國家的圈地運動，雖然促進了資本主義發展，但卻造成了農民失去家園、衣食無著、生活極度困苦；比如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資本家對工人的殘酷剝削，讓資本的“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比如西方現代化進程中不可避免地經歷了若干次經濟危機和大蕭條，引起銀行倒閉、企業破產、工人失業，對生產造成巨大破壞，對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損失。中國是以為人民造福、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根本目標的社會主義國家，因而中國的現代化發展不會以犧牲人民利益為代價。中國在現代化實踐中探索出了既維護市場秩序、尊重市場行為、激發市場活力，又通過制定中長期經濟發展規劃和發展戰略引導經濟社會健康發展、持續改善人民生活的現代化新路徑。在客觀分析經濟社會發展態勢和科學認識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征的基礎上，中國制定“五年規劃”，全面規劃未來五年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各方面發展，既鞏固過去五年形成的發展成果，又開啟未來發展新局，使發展思想和發展理念能夠充分貫徹到發展實踐當中；實施若干重大發展戰略，以戰略統籌資源、協調發展、帶動實踐，在保持經濟長期健康發展的同時，經濟結構趨于合理、布局趨于均衡、民生持續改善。特別是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西方國家的學者開始認識到中國制定“五年規劃”以及發展戰略的巨大價值。美國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斯蒂芬·羅奇建議美國可以學習中國采取更宏觀的經濟規劃，比如制定策略、進行五年規劃等解決本國問題[6]。在現代化發展中制定中長期發展規劃和發展戰略，能夠極大地促進經濟發展的合規律性和合目的性，避免因市場自發盲目發展而付出巨大代價，超越了盲目發展的西方現代化道路。

堅持深化改革開放，超越固步自封的西方現代化道路，在持續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同時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民。西方國家是現代化先發國家，在幾百年的發展中已經形成了一套固有模式，其主張主要包括經濟上的自由化私有化和政府作用最小化、政治上的三權分立和多黨輪流執政、社會關系上的市民社會等。出于傲慢偏見以及維護本國利益的考慮，西方國家極度排斥與之不同的現代化觀念和道路，把西方經驗奉為現代化“圣經”。不可否認，在打破封建生產關系、促進經濟快速發展上，西方現代化模式有著歷史進步意義。然而，西方現代化從一開始就有著難以克服的弊端，比如對內剝削、對外掠奪，社會公正缺失，以形式民主掩蓋巨大的事實不民主等。經過幾百年的僵化、因循守舊和固步自封式發展，西方現代化模式到今天已經顯露出明顯頹勢和難以解決的矛盾。西方經濟增長勢頭日漸羸弱、貧富差距懸殊、難民危機等社會問題叢生。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的學術專著《21世紀資本論》通過對大量歷史數據的比較研究，揭示出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的收入不平等日益嚴重。他指出，目前美國前10%人群的收入超過美國國民收入的50%，最富有的1%人群的收入大約占國民收入的20%；1980年以來，美國國民收入中有約15%從最窮的90%人口轉向了最富有的10%的人口[7]。一些發展中國家采用西方現代化模式后遭遇巨大挫折，更是暴露出西方現代化模式缺乏變通、難以與發展中國家國情兼容和不符合現代文明發展方向的特性。與西方現代化道路不同，中國現代化道路不是固步自封、僵化封閉的，而是堅持改革開放，借鑒一切人類優秀文明成果，改革一切阻礙生產力發展和不利于改善人民生活的觀念和體制機制，破除一切不符合人民期待和社會發展潮流的制度藩籬，在持續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同時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民。習近平同志指出：“改革開放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繁重的事業，必須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干下去”，“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8]。中國的現代化道路以改革開放為特質，充滿活力，富于朝氣，具有包容性和開放性，煥發出旺盛的生命力。

提出國家治理現代化這一現代化新維度，超越社會分裂、公民政治參與度低的西方現代化道路，不斷增進社會團結。為什么有的國家現代化的過程比較順利，有的國家卻遭遇重大挫折，還有的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社會分裂、矛盾頻發？深入分析，這與其國家治理水平高度相關?，F代化發展順利的國家，有著比較完善的治理體制和較高的治理能力；現代化遭遇挫折的國家治理水平則普遍較低。西方現代化發展過程中充斥著社會分裂、階級階層對立、不平等加劇、貧困代際傳遞、社會共識難以達成、政治決策困難重重、傳統機構低效無能、公眾期許無法保證等難題，特別是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其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都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究其根本，在于其國家治理體系存在天然缺陷。國家治理體系屬于上層建筑，必然要適應并維護經濟基礎。西方國家治理體系建立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之上，代表并維護資產階級利益。20世紀以來，西方社會福利快速發展，一些人以為西方國家政權的性質發生了變化。但實際情況是，以社會保障制度為代表的西方社會福利制度一開始便是迫于工人運動的壓力而建立的，其根本目的是為了安撫勞動者，維護資本主義制度。一旦福利制度侵犯資本利益，就面臨福利倒退的風險。西方國家政權的性質并沒有改變，只是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手段更加隱蔽。此次國際金融危機后，很多西方國家都在想方設法削減勞工福利就是一個明證。西方國家治理體系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屬性與人類現代化發展的方向相悖，必然陷入治理困境。比如，雖然西方民主制度搞得熱熱鬧鬧，但是每個競選人背后都有大資本支持，實際上都是資本的代言人，是上層利益的傳聲筒，廣大民眾的利益得不到真正保護，民眾的政治參與度和對政府的信任度都很低。西方國家的治理困境也引起了西方學者的反思。英國倫敦經濟與商業政策署原署長羅思義撰文指出：美國政治實際被財富掌控。除了美國政客私人接受資金之外，美國選舉結果同樣也是由財富決定的。91%的美國國會選舉都是由獲得最多資金支持的候選人贏得，其結果便是美國的政策反映政客及其資金提供者的利益，卻對廣大國民造成損害。自2007年到2013年，由于金融危機的影響，美國家庭財富的中位數減少了43%，但美國參議員財富的中位數卻增長了22%[9]。曾以“歷史終結論”而聞名的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也在《外交》雜志撰文承認，美國的政治體系事實上已遭受嚴重的衰敗。經濟學家注意到，在過去30年里，美國的社會流動性已明顯下降，出生在25%低收入家庭的人，最終進入25%高收入階層的概率減少了一半[10]。中國的國家治理體系建立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礎之上，致力于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與西方國家治理體系的性質有本質不同，代表了人類文明進步和現代化前進的方向。適應現代化的新要求，中國提出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目標任務。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中國現代化的一個新維度，它要求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形成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國家制度；要求以提高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為重點，盡快把各級干部、各方面管理者的思想政治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工作本領都提高起來，盡快把黨和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社會組織等的工作能力都提高起來，提高運用國家制度管理社會各方面事務的能力。中國主張，一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既要符合人類社會現代化發展規律，也要體現本國特色，與本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生產關系相適應。中國的國家治理體系不僅獨具特色，而且有著巨大的優越性，比如，善于形成共同推動生產力發展的巨大合力，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切實維護人民利益以及制度具有自我糾偏糾錯功能。這些優勢，使得中國的現代化道路能夠超越社會分裂、公民政治參與度低的西方現代化道路，保障公民各項民主權利，不斷增進社會團結。

正確處理傳統與現代的關系，超越傳統與現代二元對立的西方現代化道路，讓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互融互促、匯聚合力。西方現代化理論遵循“傳統/現代”二分法原則，認為現代化就是西方化，為了實現現代化，發展中國家應該割斷與本國傳統文化的聯系，照搬西方文化和文明。雖然二戰后照搬西方現代化模式的發展中國家連連失敗引起了西方現代化理論的反思（比如亨廷頓認為發展中國家政治不穩定的原因在于政治參與的速度超過了政治制度化水平，還有學者認為應該制定符合各國具體國情的發展道路），但總體上，發展中國家傳統文化的積極作用并沒有受到西方學者的應有重視，傳統與現代割裂、主張拋棄傳統擁抱西方文化和文明仍是西方現代化理論的主流觀點。然而，眾多國家現代化發展的實踐已經說明，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在人為割裂傳統、移植別國文化和文明后還能保持社會穩定并獲得巨大發展。中國現代化超越傳統與現代二元對立的西方現代化道路，主張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永遠不能離別的精神家園，要對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習近平同志指出：“拋棄傳統、丟掉根本，就等于割斷了自己的精神命脈。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在確立人類社會普遍的道德規范方面，中華文化有其優長之處，要“深入挖掘和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時代價值，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11]。不忘本才能開辟未來，善于繼承才能更好創新。中國現代化道路對傳統文化有鑒別地對待、有揚棄地繼承，使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互融互促、匯聚合力，讓傳統文化成為現代化發展的重要文化源泉，在現代化發展中展現出本民族傳統文化的獨特魅力和巨大吸引力。

綜上，現代化發展是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個人等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綜合性發展，中國從目標、理念、路徑上系統提出了現代化發展的“中國方案”，全方位超越了西方現代化道路，為廣大發展中國家建設現代化提供了借鑒，給人類社會整體迎接現代化的光明前景帶來了曙光。

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國方案”

對二戰后諸多國家的研究表明，很多國家都能順利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但是其中只有很少的國家能夠進入高收入階段，大部分都在中等收入階段(人均GDP在4000美元~12700美元)徘徊不前。這一現象被稱為“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雖然是一個統計概念，但是其背后隱藏著經濟發展的重要規律和邏輯：當一個國家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原有的產業結構和發展模式不足以支撐其繼續較快地增長，如果不能順利轉變發展方式、優化升級產業結構、培育新的增長動力，就會因潛在增長率下降和內生動力不足而導致經濟長期停滯不前；增長停滯又會讓發展中積聚的問題集中爆發，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中等收入陷阱”不僅阻滯一國向高收入階段邁進的腳步，而且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發展道路上的一只攔路虎，如不能成功跨越，那么一切對現代化的美好愿景便都是空中樓閣。因此，對處于中等收入階段的國家來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必須高度重視和認真對待的問題。“中等收入陷阱”從表面看是速度問題，實質上卻是經濟結構、增長動力、發展方式、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問題。只有適應經濟發展階段轉換的現實，采取有效戰略主動推動結構調整、動力轉換、方式轉變，才能使經濟獲得持續動力，順利進入高收入階段，繼續在現代化軌道上前行。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保持了連續30多年的快速增長，在1998年前后進入下中等收入階段，2010年進入上中等收入階段，目前人均國民總收入已達到約8000美元，只要保持中高經濟增速，就能在未來幾年內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階段。中國即將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國共產黨在對發展規律深入把握的基礎上，提出了科學的經濟發展思想，采取了一系列科學有效的經濟戰略和經濟政策，形成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國方案”。

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把經濟建設作為中心任務，推動經濟社會持續發展。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把經濟建設作為中心任務，體現出我們黨對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規律這一人類社會發展根本規律的科學把握，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保證。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推動人類社會不斷向前發展。在二者的矛盾運動中，生產力是居支配地位、起決定作用的方面，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同時生產關系對生產力具有能動的反作用。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把經濟建設作為中心任務，就抓住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根本。當然，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并不是單純發展經濟，而是要利用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反作用，通過全方位破除對生產力的思想桎梏和體制束縛，把生產力發展的活力進一步激發出來，把經濟發展的潛能充分釋放出來。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大力破除唯GDP論，正確處理經濟建設和其他各方面建設的關系，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面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促進經濟建設與各項建設互相促進、相得益彰；全面深化改革，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牽引作用，持續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作出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重大判斷，明確了新常態速度變化、結構優化、動力轉換三大特點，明確了增長速度要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發展方式要從規模速度型轉向質量效率型，經濟結構調整要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并舉，發展動力要從主要依靠資源和低成本勞動力等要素投入轉向創新驅動的戰略思路，并初步確立了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經濟政策框架，形成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政策體系，引導經濟朝著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方向發展。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把經濟建設作為中心任務，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保證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必須具有的堅實物質基礎。

燙平經濟周期、克服市場失靈，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無論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還是保持持續健康發展，都需要一定的經濟速度。然而，經濟周期和市場失靈都是市場經濟中客觀存在的現象，也是各國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時共同面臨的問題。市場自發的經濟周期會導致經濟大起大落；市場失靈則會導致市場無法有效率地配置資源，引起市場失序、貧富差距擴大、經濟衰退期延長、衰退程度加深。綜觀世界，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曾因為不能很好地調控經濟周期、解決市場失靈問題而陷入經濟停滯甚至衰退。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就是經濟劇烈波動和市場失靈的集中體現。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保持了30多年的快速增長，在國際金融危機肆虐全球之時，中國經濟卻保持了持續健康發展，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從中國經驗看，燙平經濟周期、克服市場失靈，需要具備以下三大條件：第一大條件是制度條件。資本主義私有制具有先天缺陷，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和社會化大生產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建立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的國家不可能動用太多資源調控市場、彌補市場失靈和提高社會福利、縮小收入差距。中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既能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增強國家對國民經濟發展方向、經濟運行整體態勢的調控能力和對社會收入分配的調節能力，又能發揮多種所有制經濟的優勢，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增強經濟活力。中國制度的優越性深深體現在能夠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上：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燙平經濟周期、克服市場失靈、維護社會公平。第二大條件是能夠對經濟走勢進行科學判斷。對大勢的判斷和把握，決定了各項經濟戰略、政策的目標和方向。對大勢判斷正確，各項決策就有了正確的前提和依據，能夠促進經濟發展。對大勢判斷錯誤，則會在錯誤的時間、地點實施錯誤的經濟戰略和政策，阻礙經濟發展。在發展史上，日本和韓國都曾錯誤地判斷經濟大勢，在經濟高增長期結束時未能預見到經濟從高增長階段向中增長階段轉換的客觀趨勢，仍舊采取刺激經濟高增長的政策，導致出現了10多年甚至更長的低迷期。而作為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的繼承者和發展者的中國共產黨，則能夠深入把握發展規律，在2013年就前瞻性地作出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重大判斷，提出把適應新常態、把握新常態、引領新常態作為貫穿發展全局和全過程的大邏輯，并科學確定了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點，為正確制定經濟戰略和政策、做好各項經濟工作確立了基本前提和科學依據。第三大條件是實施科學的宏觀調控。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保持了經濟持續平穩較快發展，避免了經濟大起大落，成功應對了亞洲金融危機、國際金融危機等國際經濟危機的沖擊，積累了比較豐富的宏觀調控經驗。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在創新宏觀調控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宏觀調控思想更加成熟，應對更加從容，舉措更加得力。主要是：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為指導，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把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結合起來，實行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思路；合理確定經濟社會發展主要預期目標，保持區間調控彈性，實施定向調控、結構性調控，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以提高經濟發展質量與效益為中心，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把短期調控政策與深化改革、結構調整和中長期發展規劃結合起來，開創創新驅動發展新局面，推動社會生產力水平整體提升。

主動調整經濟結構，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新的競爭優勢。很多經濟體之所以在中等收入階段增長陷入停滯，一方面是因為在經濟快速增長過程中積累了很多矛盾沒有及時解決，矛盾集中爆發出來，影響了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另一方面是因為在中等收入階段，勞動力成本逐漸上升，原有經濟格局下的增長潛力逐漸枯竭，而新的競爭優勢卻很難形成，經濟增長缺乏產業和動力支撐。因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須打造新的競爭優勢，順利完成新舊經濟結構、新舊發展方式、新舊發展動能的轉換，實現經濟增長由提速向提質的全面轉型。從世界各國發展歷程看，新的競爭優勢很難靠市場自發形成，必須主動作為才能縮短漫長的優勢形成期。比如日本、韓國為了促進經濟發展，曾采取了積極的產業政策，促進了本國戰略性產業的發展；美國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通過設立基金、提供財政低息貸款、稅收優惠等方式扶持科技型中小企業，直接推動了美國信息產業的快速發展。而對比之下，眾多發展中國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無法自拔，往往是因為缺乏主動調優經濟結構的意識或者能力。對后發國家來說，雖然可以借鑒先發國家的經驗，避免走一些彎路，但是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今天，先發國家已經占據了市場、資源、技術、人才等優勢，憑借國際分工地位賺取大部分利潤，這在客觀上抑制了后發國家發展，導致后發國家要想改變原有的國際分工地位、向全球價值鏈高端攀升非常艱難。近年來，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這是經濟向更高發展階段躍升的必經階段，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時期。中國大力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做法轉方式、調結構、擴動能，為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借鑒。中國深刻認識到，當一國原有產業結構的增長潛力逐漸用盡時，需求管理邊際效益會不斷下降，單純依靠刺激內需不僅難以推動經濟發展，還有可能加劇結構性矛盾。因而，必須轉變思路，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通過優化要素配置和調整生產結構來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推動經濟增長。中國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終目的是滿足需求，就是要深入研究市場變化，理解現實需求和潛在需求，在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中更好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給質量，這就是要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著力提升整個供給體系質量，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結構的適應性；根本途徑是深化改革，就是要完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體制機制，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打破壟斷，健全要素市場，使價格機制真正引導資源配置。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求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要求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求著力振興實體經濟，要求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同時，要著力優化經濟發展空間格局，通過實施西部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東部率先的區域發展總體戰略，重點實施“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三大戰略，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等，培育并不斷拓展區域經濟增長極、增長帶、增長點，激發各地區的發展潛能，促進地區、城鄉協調發展、協同發展、共同發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躍升，為改善供給結構、促進產業優化重組、降低企業成本、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增加公共產品和服務等提供動力，有利于推動科技創新、發展實體經濟、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有利于打造新的競爭優勢、獲得新的發展動力。

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實現新舊動力接續轉換?？茖W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在人類發展史上，每一次科技和產業革命都帶來了生產力大發展，深刻改變著人類生產生活方式、國家綜合實力以及世界發展面貌和格局。在世界科技和產業革命浪潮中，善于抓住機遇的國家就能乘勢而上，甚至一躍成為世界強國。抓不住機遇的國家則會走下坡路，甚至一蹶不振。因而，科技水平和創新能力決定了一國在國際競爭中的地位和未來，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就成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戰略。發展中國家在創新方面遇到的問題具有一定共性，主要是創新能力不強，科技發展水平總體不高，核心技術和關鍵技術受制于人；科技研發投入低，科技成果轉化率低，科技應用范圍窄、條件差，科技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支撐能力不足、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較低。習近平同志深刻指出：抓住了創新，就抓住了牽動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牛鼻子”[12]。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就是要發揮創新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作用，構建新的發展動力系統，推動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包括制度創新、管理創新、商業模式創新、業態創新和文化創新等內容的全面創新，推動發展方式向依靠持續的知識積累、技術進步和勞動力素質提升轉變。具體而言，一是以全球視野謀劃和推動創新。跟蹤全球科技發展方向，結合本國實際找準創新的主攻方向和突破口，制定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及其實施方案，科學規劃本國創新之路。二是實施國家重大科技專項，強化事關發展全局的基礎研究和共性關鍵技術研究，全面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大力推動技術的創造性應用，開發具有本國特色和成本優勢的新產品。三是健全體制機制，建設國家創新體系，建設各類創新主體協同互動和創新要素順暢流動、高效配置的生態系統，形成創新驅動發展的實踐載體、制度安排和環境保障；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完善科技創新評價標準、激勵機制、轉化機制，促進科技創新和體制機制創新兩個輪子相互協調、持續發力；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完善有利于推進創新的市場機制，激勵全社會的創新熱情。四是培育創新人才。推進人才發展體制和政策創新，進一步創造人盡其才的政策環境，營造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的社會環境，加快形成一支規模宏大、富有創新精神、敢于承擔風險的創新型人才隊伍。

堅持人民主體地位，激發人的活力和創造力。人是生產力中最活躍、最具決定性的力量，一切經濟活動都由人來完成，一切成果也要由人來享有，因此，一切發展問題歸根結底都是人的問題，是解決發展為了誰、發展依靠誰、發展成果由誰享有的問題；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發展動力的源泉，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取得更大發展成就，最終取決于能不能激發出人民群眾的活力和創造力。中國在發展中始終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從三個方面激發人的活力和創造力。一是發展為了人民。既然人民而非精英是推動發展的根本力量，那么就應該把人民幸福作為發展的目的和歸宿。發展應該是為了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是為了維護一小部分社會精英的利益。能不能堅持發展為了人民，能不能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能不能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是衡量社會制度好壞的試金石，是激發人的活力和創造力的根本因素。二是發展依靠人民。這就是要讓人民真正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充分尊重人民所表達的意愿、所創造的經驗、所擁有的權利、所發揮的作用，始終相信群眾、密切聯系群眾，為各行業各方面的勞動者、企業家、創新人才、各級干部等創造發揮作用的舞臺和環境。三是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順應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斷生產出更多更好的物質精神產品，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加大對困難群眾的幫扶力度，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基本方略，讓廣大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打造激勵人們奮發向上的公平競爭環境，優化人力資源和人才供給結構。發揮收入分配對經濟活動的導向和激勵作用，激勵重點群體帶動城鄉居民總體增收，促進共創社會財富和共享發展紅利，讓全體勞動者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持續迸發。

三、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

今天的人類面臨著資源能源安全、糧食安全、網絡信息安全、氣候變化、恐怖主義等全球性挑戰，世界走到了全球治理體制變革的關口。習近平同志指出：“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把世界各國利益和命運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體。很多問題不再局限于一國內部，很多挑戰也不再是一國之力所能應對，全球性挑戰需要各國通力合作來應對。”[13]中國提出了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順應時代潮流，符合各國利益，為推動全球治理體制更加公正合理、增進人類共同利益、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

（一）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新理念

全球治理理念對于國際話語權的分配和全球治理體制的構建發揮引導作用。習近平同志指出：全球治理體制變革離不開理念的引領；要弘揚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13]。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理念，與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一脈相承，體現了各國權責共擔、權利和義務平衡的原則，倡導合作應對全球性挑戰，增進人類共同利益。共商，就是世界各國平等參加、共同協商全球治理的基本原則、重點領域、規則機制、發展規劃等，在共同商議的基礎上達成共識；堅持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堅持多邊主義，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分歧和爭端，尋求而不是破壞共識，化解而不是制造矛盾。共建，就是共同推進全球治理體制的改革與創新，共同承擔全球治理和應對全球性挑戰的責任與義務，共同推動世界和平與發展。共享，就是在共建的基礎上，各國公平分享全球發展的成果和收益。

“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堅定維護以聯合國憲章宗旨與原則為核心的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積極維護開放型世界經濟體制，旗幟鮮明地反對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與西方國家“以西方為中心”的全球治理理念形成鮮明對比。西方國家的全球治理理念著眼于維護西方國家利益而不是增進世界各國利益，倡導“西方領導、他國配合”的治理模式，由西方發達國家掌握全球治理的話語權，廣大發展中國家缺乏應有的話語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和權利極不平等；強調“主權讓渡”，宣揚“普世價值體系”，以治理跨國界名義淡化主權原則，弱化民族國家作用。這樣的全球治理觀，充滿了霸權主義色彩，從主權、經濟等多方面侵害了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中國主張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著眼于推動人類文明進步，促進文明交流互鑒，維護各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平等地位和權利，強調各國不論大小強弱，在國際事務中均應平等相待、互利共贏，充分體現了中國的開放性和包容性。它承認世界文明的多樣性與差異性，強調通過對話找到各方關切的最大公約數，推動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諧共生，讓文明交流互鑒成為增進各國人民友誼的橋梁、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維護世界和平的紐帶。它倡導擯棄“零和博弈”狹隘思維，要求多一點共享、多一點擔當，指向的是一個各盡所能、合作共贏的未來；確保國際規則有效遵守和實施，堅持民主、平等、正義，建設國際法治，指向的是一個奉行法治、公平正義的未來；堅持和而不同，允許各國尋找最適合本國國情的應對之策，指向的是一個包容互鑒、共同發展的未來。這一全新理念，有利于維護發展中國家利益、激發全球發展動力、促進合作共贏，促進世界實現均衡、包容、可持續發展，因而是符合人類文明進步潮流、符合各國人民共同利益的先進的全球治理理念。

（二）提出改革全球治理體制的系統方案

現行的全球治理體制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由發達國家主導建立起來的，在一定程度上維持了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發展。但也應該看到，一些熱點地區的沖突甚至是戰爭此起彼伏，各種形式的貿易、投資和金融保護主義依然盛行，氣候環境、網絡信息和極地外空等新興領域的挑戰日趨加大，尤其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深刻暴露了現行全球治理機制的諸多弊端[14]。習近平同志指出，當今世界發生的各種對抗和不公，不是因為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過時了，而恰恰是由于這些宗旨和原則未能得到有效履行，要堅定維護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核心的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隨著全球性挑戰增多，加強全球治理、推進全球治理體制變革已是大勢所趨[13]。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積極踐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在推進經濟全球化、發展區域合作、應對氣候變化、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減少貧困、完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全球治理體制改革方案，提供了大量公共產品，為人類社會應對21世紀的各種挑戰作出了重要貢獻，有力地促進了發展中國家發展和世界各國的共同發展。

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推進全球治理模式創新。2013年9月和10月，習近平同志在出訪中亞和東南亞國家期間，先后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大倡議，受到國際社會歡迎。“一帶一路”與此前發達國家主導的排他性、著眼于維護發達國家利益的區域合作不同，它以開放為導向，堅持理念、政策、機制開放，鼓勵各方積極參與和融入，不搞排他性安排，防止治理機制封閉化和規則碎片化；以合作為動力，照顧彼此利益關切，共商規則，共建機制，共迎挑戰；以共享為目標，提倡所有人參與、所有人受益，不搞一家獨大或者贏者通吃，而是尋求利益共享，實現共贏目標；以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為主要內容，不僅致力于全方位推進務實合作，還致力于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為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中國發起成立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等國際金融組織。而且，在國際金融危機后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局勢下，中國大力主張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維護和加強多邊貿易體制，為世界各國發展提供充足空間；主張區域自由貿易安排對多邊貿易體制形成有益補充，而不是造成新的障礙或藩籬，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普惠共贏的方向發展。所有這些，都是對與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新理念相適應的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積極探索，體現了中國對國際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模式創新的積極貢獻，符合國際社會的根本利益。

變革不公正的體制安排，完善全球經濟治理體制。中國主張推動變革全球治理體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推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經濟金融組織切實反映國際格局的變化，特別是要增加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推動各國在國際經濟合作中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推進全球治理規則民主化、法治化，努力使全球治理體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數國家意愿和利益。保持開放、透明、包容的姿態，同二十國集團成員加強溝通協調，促進二十國集團從危機應對機制向長效治理機制轉變，鞏固其作為全球經濟治理重要平臺的地位。推動建設國際經濟金融領域、新興領域、周邊區域合作等方面的新機制新規則。

提出構建合作共贏、公平合理的氣候變化治理機制。2015年11月30日，在氣候變化巴黎大會開幕式上，習近平同志發表了《攜手構建合作共贏、公平合理的氣候變化治理機制》的重要講話，敦促巴黎大會達成一個“全面、均衡、有力度、有約束力”的氣候變化協議，提出“公平、合理、有效”的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解決方案，探索人類可持續的發展路徑和治理模式；提出在制度安排上促使各國同舟共濟、共同努力；巴黎大會應該擯棄“零和博弈”狹隘思維，推動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多一點共享、多一點擔當，實現互惠共贏；提出應尊重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在國內政策、能力建設、經濟結構方面的差異，應對氣候變化不應該妨礙發展中國家消除貧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合理需求[15]。中國在“國家自主貢獻”中提出將于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并爭取盡早實現；設立200億元人民幣的中國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基金，繼續推進清潔能源、防災減災、生態保護、氣候適應型農業、低碳智慧型城市建設等領域的國際合作，支持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挑戰。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克服自身的發展困難，帶頭履行應對氣候變化的大國責任。

提出推動全球互聯網治理體系變革的目標、原則和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五點主張。中國提出了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礎上，加強對話合作，推動互聯網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共同構建和平、安全、開放、合作的網絡空間，建立多邊、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聯網治理體系的“中國方案”。中國提出的全球互聯網治理目標是：堅持以人類共同福祉為根本，堅持網絡主權理念，推動全球互聯網治理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邁進，推動網絡空間實現平等尊重、創新發展、開放共享、安全有序的目標。推進全球互聯網治理體系變革堅持的四項原則是：尊重網絡主權，維護和平安全，促進開放合作，構建良好秩序。共同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五點主張是：加快全球網絡基礎設施建設，促進互聯互通；打造網上文化交流共享平臺，促進交流互鑒；推動網絡經濟創新發展，促進共同繁榮；保障網絡安全，促進有序發展；構建互聯網治理體系，促進公平正義。上述方案，有利于推動網絡空間互聯互通、共享共治，推動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

推動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減貧交流合作關系。習近平同志在2015減貧與發展高層論壇上提出“為共建一個沒有貧困、共同發展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而不懈奮斗”的呼吁，并指出了“四個著力”：著力加快全球減貧進程，著力加強減貧發展合作，著力實現多元自主可持續發展，著力改善國際發展環境[16]。多年來，中國倡導和踐行多邊主義，積極參與多邊事務，支持聯合國、世界銀行等繼續在國際減貧事業中發揮重要作用；同各方一道優化全球發展伙伴關系，推進南北合作，加強南南合作，為全球減貧事業提供了充足資源和強勁動力。

此外，在核安全問題上，習近平同志連續在第三屆和第四屆核安全峰會上提出了理性、協調、并進的中國“核安全觀”，提出構建公平、合作、共贏的國際核安全體系的主張，以及強化政治投入、強化國家責任、強化國際合作、強化核安全文化的四項具體措施[17]，獲得各方贊譽。在全球公共危機治理領域，中國主張推動建設和完善區域合作機制，加強周邊區域合作，加強國際社會應對資源能源安全、糧食安全、網絡信息安全、氣候變化，打擊恐怖主義，防范重大傳染性疾病等全球性挑戰的能力。

（三）推動世界經濟走上強勁、可持續、平衡、包容增長之路

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作為新型國際關系的積極倡導者，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不僅高度重視本國發展，也非常關心世界各國的發展合作，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共同發展難題。為促進各國合作發展，推動世界經濟走上強勁、可持續、平衡、包容增長之路，中國提出了有效方案和務實舉措。

提出落實2015年后發展議程的四點倡議。2015年9月，習近平同志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出席聯合國發展峰會時發表重要講話，就落實2015年后發展議程提出了四點倡議，為國際合作發展明確了路徑。一是增強各國發展能力，制定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戰略，國際社會要幫助發展中國家加強能力建設，有針對性地提供支持和幫助。二是改善國際發展環境，共同維護國際和平，以和平促進發展，以發展鞏固和平，國際金融機構要加快治理改革，多邊開發機構要增加發展資源。三是優化發展伙伴關系，發達國家應該及時兌現承諾、履行義務，堅持南北合作主渠道地位，深化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四要健全發展協調機制，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區域組織要加快一體化進程，聯合國要繼續發揮領導作用[18]。

提出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給出推動世界經濟走上強勁、可持續、平衡、包容增長之路的標本兼治、綜合施策的藥方。在2016年杭州舉行的二十國集團工商峰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中，習近平同志就推動世界經濟走上強勁、可持續、平衡、包容增長之路開出了一劑標本兼治、綜合施策的藥方。具體是：第一，建設創新型世界經濟，開辟增長源泉。向創新要動力，向改革要活力，把握創新、新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數字經濟的歷史性機遇，提升世界經濟中長期增長的潛力。針對全球經濟增長低迷的突出問題，在宏觀經濟政策上進行創新，把財政貨幣和結構性改革政策有效組合起來。第二，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拓展發展空間。推動二十國集團加強貿易和投資機制建設，制定全球貿易增長戰略和全球投資指導原則，鞏固多邊貿易體制，重申反對保護主義的承諾，通過這些舉措，為各國發展營造更大的市場和空間，重振貿易和投資這兩大引擎。第三，建設聯動型世界經濟，凝聚互動合力。要在世界經濟共振中實現聯動發展。應該加強政策規則的聯動，一方面通過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放大正面外溢效應，減少負面外部影響，另一方面倡導交流互鑒，解決制度、政策、標準不對稱問題。應該夯實基礎設施的聯動，中方發起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聯盟倡議，推動多邊開發銀行發表聯合愿景聲明，加大對基礎設施項目的資金投入和智力支持，以加速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進程。應該增進利益共贏的聯動，推動構建和優化全球價值鏈，擴大各方參與，打造全球增長共贏鏈。第四，建設包容型世界經濟，夯實共贏基礎。消除貧困和饑餓，推動包容和可持續發展，關心不同階層和群體特別是困難群眾的需求，推動各國討論公共管理和再分配政策調整，努力讓經濟全球化更具包容性，讓增長和發展惠及所有國家和人民[19]。

明確全球經濟治理的重點，指出提高全球經濟治理績效的方向。全球經濟治理千頭萬緒，矛盾和問題很多，必須抓住重點，抓住解決矛盾問題的突破口。在2016年二十國集團工商峰會開幕式上，習近平同志明確指出了全球經濟治理的重點：共同構建公正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格局，維護世界經濟穩定大局；共同構建開放透明的全球貿易和投資治理格局，鞏固多邊貿易體制，釋放全球經貿投資合作潛力；共同構建綠色低碳的全球能源治理格局，推動全球綠色發展合作；共同構建包容聯動的全球發展治理格局，以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為目標，共同增進全人類福祉[19]。

展現大國擔當，采取務實舉措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這些務實舉措主要是：設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首期提供20億美元，支持發展中國家落實2015年后發展議程。繼續增加對最不發達國家投資，力爭2030年達到120億美元。免除對有關最不發達國家、內陸發展中國家、小島嶼發展中國家截至2015年底到期未還的政府間無息貸款債務。設立國際發展知識中心，同各國一道研究和交流適合各自國情的發展理論和發展實踐。倡議探討構建全球能源互聯網，推動以清潔和綠色方式滿足全球電力需求。繼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開展互利合作，實現共同發展。

（四）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

習近平同志指出：當今世界，各國相互依存、休戚與共。我們要繼承和弘揚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20]。近年來，中國在國際關系中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積極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構建健康穩定的大國關系框架，秉持正確義利觀深化同周邊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互利合作、互聯互通，堅持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一律平等，堅持多邊主義，建設全球伙伴關系，帶頭走出了“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國與國交往新路；牢固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推進各國經濟全方位互聯互通和良性互動，完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減少全球發展不平等、不平衡現象，使各國人民公平享有世界經濟增長帶來的利益。2015年9月，在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時發表的重要講話中，習近平同志系統闡釋了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方案”。

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諒的伙伴關系。世界的前途命運必須由各國共同掌握。世界各國一律平等，不能以大壓小、以強凌弱、以富欺貧。主權原則不僅體現在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侵犯、內政不容干涉上，還應該體現在各國自主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的權利應當得到維護，體現在各國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改善人民生活的實踐應當受到尊重上。要堅持多邊主義，不搞單邊主義；要奉行雙贏、多贏、共贏的新理念，扔掉我贏你輸、贏者通吃的舊思維。倡導以對話解爭端、以協商化分歧。在國際和區域層面建設全球伙伴關系，走出一條“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國與國交往新路。

營造公道正義、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弱肉強食是叢林法則，不是國與國相處之道。窮兵黷武是霸道做法，只能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要摒棄一切形式的冷戰思維，樹立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安全的新觀念。充分發揮聯合國及其安理會在止戰維和方面的核心作用，通過和平解決爭端和強制性行動雙軌并舉，化干戈為玉帛。推動經濟和社會領域的國際合作齊頭并進，統籌應對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威脅，防戰爭禍患于未然。

謀求開放創新、包容互惠的發展前景。要用好“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努力形成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機統一、相互促進，打造兼顧效率和公平的規范格局。應該秉承開放精神，推進互幫互助、互惠互利。聯合國發展峰會制定了2015年后發展議程。我們要將承諾變為行動，共同營造人人免于匱乏、獲得發展、享有尊嚴的光明前景。

促進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不同文明之間的相處需要和而不同的精神。只有在多樣中相互尊重、彼此借鑒、和諧共存，這個世界才能豐富多彩、欣欣向榮。不同文明凝結著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貢獻，沒有高低之別，更無優劣之分。文明之間要對話，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要尊重各種文明，平等相待，互學互鑒，兼收并蓄，推動人類文明實現創造性發展。

構筑尊崇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態體系。要解決好工業文明帶來的矛盾，以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為目標，實現世界的可持續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國際社會應該攜手同行，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之路，牢固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意識，堅持走綠色、低碳、循環、可持續發展之路[20]。

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表明，中國始終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是推動構建良好國際發展環境和公正合理國際新秩序的重要力量。

四、探索人類更好社會制度的“中國方案”

中國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巨大的發展成就，歸根結底是因為堅持和拓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和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堅持和完善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快速發展生產力，又快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把生產力發展與改善民生統一起來；既實現市場有效，又實現政府有為，把充分發揮市場作用和有效發揮政府作用統一起來；既堅持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又堅持人民當家作主，把堅持黨的領導、依法治國、人民當家作主統一起來；既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又吸收借鑒一切有益的文明成果，把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發展統一起來。中國為探索人類更好社會制度提供了“中國方案”，充分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在國際比較中彰顯

一個社會制度好不好，要看事實，看比較，看人民的感受和評價。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西方國家不僅經濟復蘇緩慢，而且社會問題集中暴露，不斷引發人們對西方社會制度的拷問。當前，美國政府債務達到近20萬億美元，超過GDP的106%，美國的總債務攀升到66.768萬億美元，相當于GDP的357%，已經陷入“借新還舊、寅吃卯糧”的債務泥潭[21]。美國總統大選中鬧劇頻出，競選結果充分表明美國政黨內部嚴重分裂，美國資本和精英階層與普通勞動者階層尖銳對立，大選亂象的背后是美國中產階級整體縮水，“富人越富、中產縮水、窮人更窮”。歐洲經濟一直掙扎在衰退與復蘇的交界線上，不僅經濟低迷，而且失業率居高不下，青年失業率連續7年保持在20%以上，歐洲銀行業危機又埋下新一輪金融危機伏筆，民眾疑歐情緒濃重。英國脫歐公投、意大利憲法改革公投的結果引起歐洲震動，敘利亞、利比亞等國內戰引發歐洲難民潮，歐洲民粹主義興起、種族主義抬頭、右翼極端主義暗流涌動、社會分裂加劇。在經濟低迷的考驗下，西方社會已經揭下了“文明”的面紗，種族歧視事件、騷亂暴恐事件頻頻上演，選票政治、金錢政治、資本壟斷、貧富差距以及對社會福利的削減大大激化了社會矛盾，對他國內政的肆意干涉不僅引起發展中國家的動蕩甚至戰爭，也危及西方國家內部的經濟穩定和社會安全，西方民眾抗議事件此起彼伏，資本主義的制度劣根性再次暴露無遺。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在國際比較中彰顯。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頂住了危機沖擊，在危機肆虐的2009—2011年更是承擔了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重任，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50%。從2010年開始，中國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超過美國成為對世界經濟貢獻最大的國家，目前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接近30%。中國是世界貨物貿易第一大國，是世界貨物貿易量的最大貢獻者；是世界服務貿易第二大國，是世界服務貿易增長的最大促進者；是第二大對外直接投資國，中國的對外投資惠及全球絕大多數投資東道國的增長和就業；中國出境旅游人數和境外旅游消費世界第一，為國際金融危機后蕭條的世界消費市場注入了強勁動力。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這是中國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的必經過程，速度從高速轉為中高速，但卻減速不減勢、量增質更優，給世界經濟帶來了更為巨大而綜合的正面外溢效應。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穩定發展的定海神針和增長的最重要引擎，為世界經濟發展作出無可替代的巨大貢獻，在國際比較中顯示出巨大的制度優勢和發展優勢。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不僅表現在經濟方面，而且表現在政治昌明、文化繁榮、社會穩定、生態優化和人民生活改善、社會福利水平提升等各個方面。比如在過去短短的30多年時間里，中國減少的貧困人口超過7億，對全球減貧的貢獻率超過70%。到2020年，中國將使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中國減貧規模之大、力度之大、效果之好世所罕見。國際社會稱贊：中國的減貧成就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偉大成就。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在西方國家面對經濟低迷束手無策的時候，中國大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引領新常態，提高競爭力；在西方國家民主和政治廣受民眾詬病的時候，中國加強政治體制改革和全面從嚴治黨，人民的政治滿意度不斷提高；在西方國家社會分裂、矛盾激化的時候，中國社會卻高度團結，社會和諧程度和社會凝聚力持續提高；在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質疑西方理論的時候，中國大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將豐富的發展經驗提煉、上升為科學理論；在西方國家努力降低社會福利水平的時候，中國增進人民福祉的力度卻不減反增，人民生活持續改善；在西方國家推諉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責任的時候，中國向聯合國提交了應對氣候變化國家自主貢獻文件，帶頭批準氣候變化《巴黎協定》，展現大國擔當。

事實充分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鮮明中國特色、明顯制度優勢、強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進制度。中國不僅致力于解決中國問題，而且為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貢獻中國智慧，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國方案”。

（二）探索人類更好社會制度的“中國方案”的主要內容

新中國建立以來，社會主義中國始終不渝地探索和建設為廣大人民造福的社會制度。中國所致力于建設的更好社會制度，是促進生產力快速發展，科學發展、可持續發展、包容性發展水平不斷提高的社會制度；是保證人民當家作主，人民民主不斷擴大的社會制度；是促進社會風貌積極向上，國民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不斷提高的社會制度；是保持社會和諧穩定，人民生活水平隨經濟發展水平同步提高的社會制度；是實現經濟與生態共贏，生態文明程度不斷提高的社會制度；是執政黨執政為民，政府與市場有效互補、政府與社會緊密配合、黨和政府與群眾緊密團結的社會制度。這一“更好社會制度”，不僅為發展中國家實現更好發展提供借鑒，也為發達國家解決西方制度弊端提供參考。具體而言，“中國方案”包含了如下內容：

堅持以科學理論為指導。理論是實踐的指南，以科學理論為指導，才能建成更好的社會制度。馬克思主義是顛撲不破的科學理論。它不僅正確預言了未來社會的發展方向，而且提出了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以正確的觀點和方法認識世界、改造世界。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并根據中國國情、結合時代特點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以發展著的理論指導發展著的實踐，運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解決黨和人民事業發展面臨的各種問題，使理論更加徹底、實踐更加科學、制度更加完善、道路更加寬廣。首先，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科學把握人類社會發展總體趨勢和當今世界的時代潮流，順應時代潮流謀劃發展。社會基本矛盾運動規律揭示出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趨勢。把握社會基本矛盾運動規律、運用社會基本矛盾運動規律，就要主動自覺地發展社會生產力，主動自覺地發展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完善社會主義制度，通過不斷的改革創新，讓社會主義制度在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上比資本主義制度更有效率，在激發全體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上更有優勢，從而把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充分體現出來，在與資本主義制度的競爭中贏得主動，推動人類社會向前發展。也要看到，當今世界，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成為時代潮流。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競爭是建立在這個時代潮流之上的，因而要走出“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國與國交往新路，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在合作共贏中加深對西方國家的影響，推動世界走上新的發展道路。其次，堅持人民是推動歷史發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觀，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西方國家在不同主義之間左右搖擺、不斷試錯，階級階層對立、社會矛盾尖銳，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沒有認識到或者是不愿意承認人民群眾作為歷史創造者、推動者的地位。習近平同志指出：“人民是創造歷史的動力，我們共產黨人任何時候都不要忘記這個歷史唯物主義最基本的道理。”[22]只有堅持人民是推動歷史發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觀，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國家的發展才能獲得不竭的動力。因此，中國共產黨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緊緊依靠人民，充分發揮人民主體作用，為了人民干事創業，依靠人民干事創業。一切改革發展舉措都要站在人民立場上、從人民利益出發謀劃。檢驗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終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實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權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對人民利益的維護、對人民主體地位的尊重，使中國共產黨始終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再次，掌握事物矛盾運動的基本原理，運用科學的思維方法察大局、觀大勢、謀大事，在解決矛盾的過程中推動發展。馬克思主義認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是事物聯系的實質內容和事物發展的根本動力。問題是矛盾的表現形式。因此，應把認識和化解矛盾作為打開工作局面的突破口。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找準矛盾，深入剖析矛盾的成因、特性與影響因素，既要有全局觀，對各種矛盾做到心中有數，同時又要優先解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帶動其他矛盾的解決。既講兩點論，又講重點論，分清主次，區別對待，結合實際提出有效的解決辦法，這樣就能夠在解決矛盾的過程中有力地推動發展，在快速發展中不斷完善社會制度。

堅持走自己的路。一個國家對社會制度的選擇，從根本上看是對發展道路的選擇。或者說，社會制度是發展道路在制度層面的映射，有什么樣的發展道路，就會有什么樣的社會制度，社會制度反映出發展道路的本質。中國一貫主張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權利，反對干涉別國內政，維護國際公平正義。習近平同志指出：“‘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了才知道。’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合不合適，只有這個國家的人民才最有發言權。”[23]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具體發展模式，也沒有一成不變的發展道路。歷史條件的多樣性，決定了各國選擇發展道路的多樣性。人類歷史上，沒有一個民族、沒有一個國家可以通過依賴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趨實現強大和振興。那樣做的結果，不是必然遭遇失敗，就是必然成為他人的附庸。一個國家的事情必須由那個國家的人民自己作主張、自己來處理。中國共產黨在領導革命、建設、改革的長期實踐中，歷來堅持獨立自主開拓前進道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獨立自主地走出了一條能夠實現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創造人民美好生活的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進一步堅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科學確立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依據、總布局、總任務?？傄罁巧鐣髁x初級階段，這是當代中國的最大國情、最大實際，在任何情況下都要牢牢把握這個最大國情，推進任何方面的改革發展都要牢牢立足這個最大實際?？偛季质?ldquo;五位一體”，按照總布局，促進現代化建設各方面相協調，促進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相協調?？側蝿帐菍崿F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共產黨的莊嚴使命、改革開放的根本目的、中國的奮斗目標，都聚焦于這個總任務、歸結于這個總任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中國將堅定不移走下去。中國實踐證明，順應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適應一國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能夠持續造福人民的發展道路，才是最有生命力的。建立在這樣富有生命力的道路基礎上的社會制度，才是更好的社會制度。

堅持道路、理論體系、制度三位一體。習近平同志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實踐、理論、制度緊密結合的，既把成功的實踐上升為理論，又以正確的理論指導新的實踐，還把實踐中已見成效的方針政策及時上升為黨和國家的制度。”[24]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實現途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行動指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統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這三者的統一，決定了我們能夠毫不動搖堅持并不斷拓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毫不動搖堅持并不斷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毫不動搖堅持并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三者的統一，決定了道路、理論體系和制度能夠協調配合、互促互進，形成強大合力，保證了在發展中能始終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我們的奮斗目標，始終著眼于既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又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這三者的統一，決定了黨的指導思想是一脈相承、與時俱進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具有高度的穩定性，各項決策部署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能夠一代接著一代干，始終向著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和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的目標堅定邁進。所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特就特在其道路、理論體系、制度上，特就特在其實現途徑、行動指南、根本保障的內在聯系上，特就特在這三者統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上。這三者的統一看似簡單，但只有在有一個成為堅強領導核心的執政黨長期執政的前提下、有一套科學的成熟的著眼于造福人民的理論體系的指導下、社會具有強大凝聚力的條件下才能實現。如果像西方國家那樣搞所謂多黨輪流執政的“憲政民主”，政黨“走馬燈”式地輪換，就必然會出現換一個執政黨和領導人就換一套理論、廢一批政策，理論上左右搖擺，政策上飄忽不定，在國際上沒有信譽、對本國人民沒有信用的情況。還會使新政策與舊政策、新建制度與既有制度發生沖突，制度體系內部矛盾重重，制度出現重復、矛盾、碎片化和低效的問題，制度執行能力大大降低。長此以往，不可避免地要在發展上走彎路，并且大大損害人民利益。

堅持科學的頂層設計：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局出發，立足中國發展實際，堅持問題導向，提出了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進一步補充完善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體布局。至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形成了科學的頂層設計：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五位一體”與“四個全面”密切聯系、緊密配合，既規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整體架構，也明確了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戰略和總路徑。

“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深刻表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面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設，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全面進步。相應地，在制度建設上也要全面推進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包括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及建立在這些制度基礎上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文明體制等各項具體制度的完善與發展，促進現代化建設各方面相協調，促進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相協調。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我們黨在新形勢下治國理政的總方略，也規劃出了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戰略和總路徑，提出了制度建設的新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我們現階段的戰略目標，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關鍵一步，當前的所有奮斗都要聚焦于這個目標，制度建設也要聚焦于這個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包括制度建設在內的各方面建設指方向、指路徑、指重點。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其著眼于解決我們面臨的深層次矛盾和體制機制弊端，要求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為人民幸福安康、為社會和諧穩定、為國家長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實現黨、國家、社會各項事務治理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最大限度地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全面深化改革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牽引作用，推動生產關系同生產力、上層建筑同經濟基礎相適應，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同時要做到六個緊緊圍繞：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緊緊圍繞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緊緊圍繞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緊緊圍繞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深化社會體制改革，緊緊圍繞建設美麗中國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緊緊圍繞提高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全面依法治國的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其著眼于促進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的法制化制度化規范化，要求加快形成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主體地位，保障黨和國家長治久安。全面從嚴治黨是更好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客觀要求，是以更大力度推進黨的建設這一新的偉大工程的總抓手。其著眼于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要求完善黨內法規制定體制機制，注重黨內法規同國家法律的銜接和協調，構建以黨章為根本、若干配套黨內法規為支撐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提高黨內法規執行力，鍛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堅強領導核心。

“五位一體”與“四個全面”有機統一，貫穿始終的一條紅線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牢牢堅持的一個理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深刻體現的一個不變立場是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緊緊圍繞的一個領導核心是中國共產黨。這一頂層設計從制度目標、制度內容、改革動力、路徑舉措、組織保障等各個方面保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始終充滿生機活力，保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科學性、有效性、高效性、完備性，保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有利于進一步解放思想、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進一步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的科學制度，是為民造福、受到人民擁護的先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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