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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動態把握矛盾轉化規律和社會主要矛盾發展態勢的基礎上作出的重大政治判斷。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背后，折射出中國共產黨人對社會主要矛盾認識的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體現出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品格，彰顯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獨特理論特質。

 一、“轉化”作為“一條由此達彼的橋梁”，聯結社會主要矛盾的歷史與現實，指出了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承繼屬性

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是指社會主要矛盾的內涵和形式的轉化。從邏輯關系上看，“舊”的社會主要矛盾是“新”的社會主要矛盾生成的起點和基礎，“新”的社會主要矛盾是在“舊”的社會主要矛盾的基礎上發展生成的，是對“舊”的社會主要矛盾的繼承和發展。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央先后四次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理論闡述作出調整，其中能夠反映和體現社會主要矛盾承繼屬性的調整有兩次。一次是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確定的“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研判是從黨的八大承繼而來的。嚴格意義上講，這種承繼主要是對判定社會主要矛盾所堅持的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等方面的承繼，不是社會主要矛盾發展到一定階段進而發生轉化的承繼。另一次是黨的十九大報告確定的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這一研判是從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承繼而來的，也是因社會主要矛盾本身發生轉化而生成的承繼。

“轉化”在“新”“舊”社會主要矛盾之間發揮著承上啟下的功能和作用。矛盾“轉化”的承繼屬性是“轉化”本身的屬性，體現在“轉化”的動態實現過程中。判斷社會主要矛盾轉化必須一以貫之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這是確保社會主要矛盾轉化始終體現承繼屬性的根本所在。中國共產黨正是堅持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來指導社會主要矛盾的分析和判斷，才確保社會主要矛盾總能真實準確地反映當時的客觀實際和歷史發展過程，才在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過程中賦予“轉化”以承繼的屬性和功能。

　　理論和實踐表明，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是分析、判斷和確定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基本規律和重要原則，違背這條規律和原則就會犯歷史性錯誤。我們要從人類社會發展的整體進程把握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動態性和階段性，歷史地、聯系地、發展地把握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承繼屬性。

二、“轉化”作為“事物的本來的辯證法”,貫通社會主要矛盾的“靜態”存在與“動態”發展，在變與不變運動中彰顯了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發展屬性

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生成是客觀矛盾不斷運動進而轉化的結果。“轉化是運動著的物質本身具有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77頁）運動是促進社會主要矛盾不斷向前發展、螺旋上升的核心動力，是促進社會主要矛盾轉化得以發生的前提和基礎。

　　社會主要矛盾的運動首先表現為社會主要矛盾自身的運動，這種運動具體體現在社會主要矛盾雙方，即社會主要矛盾的需求方和社會主要矛盾的供給方的運動。從社會主要矛盾的需求方看，改革開放初期“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的判斷是符合當時生產生活資料短缺的客觀實際的。但是，隨著“物質文化”供給的日漸豐富，人民“物質文化需要”的內容和層次等也在不斷發生變化。從溫飽到小康再到全面小康，人民群眾的需要呈現出多元化、多層次、多樣式的態勢。特別是進入新時代以來，人民“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這時，“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表述已經不能客觀反映人民需要的實際了。從社會主要矛盾的供給方看，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低下的生產力水平限制了人們需要的滿足，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擺在黨和人民面前亟待解決的首要任務。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把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上來，通過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不僅促進了生產力水平的有效提升、充分釋放，而且使中國一躍成為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國內生產總值增至80萬億元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經過40年的發展，目前已有220多種主要工農業產品的生產能力居全球第一位，其中，部分產品甚至還存在著嚴重的產能、產量過剩。矛盾供給方的問題已不再是“落后的社會生產”問題，而是轉向具有結構性和累積性，帶有深層次性、復雜性和根本性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問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是對當前發展面臨問題的整體描述。

社會主要矛盾的相對靜止，是指社會主要矛盾從確定后到轉化前的區間內始終保持著的相對穩定的狀態，在這一區間內，雖然社會主要矛盾以及構成社會主要矛盾的兩個方面始終處在不斷運動和變化之中，但社會主要矛盾的內涵和形式并沒有發生質的改變。準確把握社會主要矛盾相對靜止形態，是科學作出轉化判斷的基礎和前提。歷史地看，社會主要矛盾的相對靜止形態具有顯著的穩定性。比如，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指出的“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引領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進程。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的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也將是一個長周期的存在，它與新時代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兩個階段安排具有內在的一致性，要貫穿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全過程。

　　從“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到“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從“落后的社會生產”到“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反映的是構成社會主要矛盾的需求方和供給方同步轉化的歷史邏輯與現實邏輯、理論邏輯與實踐邏輯的統一。從構成社會主要矛盾雙方的升級和深化再到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體現的是社會主要矛盾的辯證革命，是社會主要矛盾的質的飛躍，亦是社會主要矛盾發展屬性的具體體現。

三、“轉化”“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反映了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時代屬性

社會主要矛盾的時代性，由反映時代本質的時代背景、時代條件、時代主題、時代特征等一切時代要素構成。社會主要矛盾屬于歷史的范疇，每種形式的社會主要矛盾都屬于其特定的歷史時期和發展階段，不存在超越歷史范疇和邊界的社會主要矛盾，這就是社會主要矛盾的時代性。時代性指出了社會主要矛盾所處的歷史方位，體現了與時代同向同行的發展指向。社會主要矛盾的時代性要求社會主要矛盾的確立必須與當時所處的歷史條件相匹配，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必須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從而使始終處于運動狀態的社會主要矛盾動態反映始終處于發展變化的時代條件。

　　社會主要矛盾的時代性體現在客觀的社會主要矛盾與主觀判斷的社會主要矛盾的一致性上。社會主要矛盾是現實的矛盾、具體的矛盾，但社會主要矛盾的判定卻是主觀的。社會主要矛盾轉化是現實的、具體的，但判定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卻是主觀的。讓經由主觀判斷的社會主要矛盾與客觀社會主要矛盾相一致是判定社會主要矛盾的核心目標和原則，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判定同樣遵循這樣的目標和原則。離開這一目標原則，就會使判定了的社會主要矛盾與所處歷史條件錯置，無論判定了的社會主要矛盾是高于客觀現實，還是低于客觀現實，也無論判定了的社會主要矛盾是先于客觀現實，還是滯后于客觀現實，這種錯置都會使主觀的社會主要矛盾不能正確反映社會現實，不能科學指導社會實踐。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之所以是對時代主題的科學描述和時代課題的科學回答，之所以構成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方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正是源于黨中央在對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上緊扣不斷變化了的黨情、國情和世情，始終站在時代前沿、聆聽時代聲音、把握時代脈搏、緊跟時代步伐，牢牢把握住了新時代這一根本的時代主題和主線。

考察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時代性不僅要立足于當下，還要立足于歷史，要把當下與歷史貫通起來整體考量，在歷史與現實的序列構造中把握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時代邏輯。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從歷史中轉化而來，它是歷經一個又一個階段、一個又一個時期的歷史迭代生成的。沒有新民主主義革命、沒有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沒有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沒有黨的十八大以來的深層次、根本性變革，沒有五年來全方位、開創性的成就，就不會有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發生，也就沒有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生成。因此，歷史地把握社會主要矛盾的時代性，不僅是為了認識歷史上的社會主要矛盾，而且是為了更好地駕馭現時代的社會主要矛盾，更好地分析研判未來的社會主要矛盾，在歷史與現實的動態發展中整體駕馭社會主要矛盾的發展態勢。

　　理論和實踐都表明，判斷社會主要矛盾轉化要立足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進行。基本國情是分時期、分階段的長時段存在，不同的時期和階段有不同的社會主要矛盾與其相適應、相匹配。所以，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沒有改變我們對我國社會主義所處歷史階段的判斷。”事實證明，基于基本國情對社會主要矛盾進行判斷不僅符合客觀現實，而且具有科學的理論邏輯和現實依據，對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具有重大的現實指導意義和價值。

（作者：孫賀，吉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