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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德中吳波：關于與“國際接軌”的歷史唯物主義分析

點擊：作者：劉德中吳波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19-06-14 1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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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現代化并非只有西方現代化一條路，一部人類社會現代化的歷史蘊涵著規律一致性和道路多樣性的辯證統一。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最終不可避免地納入了社會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的軌道，蘊涵著深刻的歷史必然性，這個必然性同時也塑造了中國現代化最大的特點和優勢：社會主義不僅可以讓中國人民免受西方現代化的弊端和苦痛，而且可以極大地推動中國現代化的步伐。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探索的歷史過程，就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堅持自主性立場、探索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過程。高揚為人類的現代化做出更大貢獻的旗幟和警惕西方資本主義的侵擾，是這一自主性探索過程中蘊涵的雙重政治定力。

近日，有一種觀點說，從詹天佑開始，絕大多數鐵路科學家、工程師“所有的工作都可以概括為一句話——與世界接軌”。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從洋務運動開始的“中國工業化，實際上一直是和世界接軌的過程”。并進一步解釋說：

“我們現在和世界的接軌就是和由西方國家引領被當今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所認同的體系和秩序接軌。”

“接軌”之議再次出場，恐怕與當下的中美貿易摩擦不無關系。盡管持這一觀點的人刻意強調所謂“和世界接軌”不是“全面照搬西方制度和文化”，不能把工業化體系等同于西方價值觀和文化，但從總體上看，其論述并沒有完全擺脫“西方中心論”的影響，給人的感覺是“與世界接軌”與“全盤西化”、“與國際接軌”本質上是一樣的，或者說就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說法。當下中國正面臨“百年來未有之大變局”，基于唯物史觀的理論和方法，對所謂的“接軌論”進行辨析，對于進一步澄清關于現代化基本問題的迷思，堅持中國現代化道路探索的正確方向，對于深刻認識中美關系的實質，正確處理中美貿易摩擦問題，都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一、現代化之“軌”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

“接軌論”的核心論點是，后發國家的現代化，就是向西方國家的現代化標準或模板看齊。持“和世界接軌”觀點的人認為，所謂工業化進程的本質，就是人類社會進入一定發展階段以后，所共同形成的一套生產方式和社會運轉的基本秩序。這套體系是由西方社會率先構建出來的，也已經成為全球化時代現代社會運行的基礎。他認為，這個“由西方國家引領被當今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所認同的體系和秩序”，包括三個層面的內容：第一個層面是科學技術上的探索和突破，第二個層面是市場和市場主體的組織方式和運作體系，第三個層面是構建了圍繞著保護和服務于創新的產權制度、知識產權保護等法律體系。顯然，這種觀點認為，所謂“接軌”，接的就是這個“軌”。

從整體性的角度來理解現代化，是這種“和世界接軌”觀點值得肯定之處。由生產力的發展引發的現代化不是一場簡單的科技革命，而是包括科技革命在內的社會革命，包含人與人、人與自然關系的整體性變革。正如亨廷頓所說，“現代化是一個多層面的進程，它涉及人類思想和行為所有領域里的變革。”[1]為了強調變革的整體性，亨廷頓還特別引述了丹尼爾·勒納的一段話：“城市化、工業化、世俗化、民主化、普及教育和新聞參與等，作為現代化進程的主要層面，它們的出現絕非是任意而互不相關的。”

按照“和世界接軌”的觀點，中國的現代化就是一個復制加粘貼的過程。如果真是這樣簡單的話，那就是一件再好不過的事情。不過，現代化的理論和歷史都要比這個想象復雜且曲折得多。

在唯物史觀看來，現代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經歷和普遍趨勢，但是，一方面，不能簡單地認為現代化的道路和現代化的規律兩者是一致的。

“規律是道路的本質依據，道路則是規律的具體實現形式”[2]。

規律具有普遍性，道路卻是多樣性的存在。從后發國家的視角看，任何國家的現代化都受到外來因素和本土因素的影響，因由相互影響的程度不同自然表現出道路的差異性。從世界歷史進程看，因由規律實現的條件的差異，現代化并非只有西方現代化一條路，一部人類社會現代化的歷史蘊含規律一致性和道路多樣性的辯證統一。

另一方面，現代化在過程中充滿了不一樣的色彩，在成果上呈現出內容的豐富性。作為西方現代化的肯定性文明成果，科學技術無疑是最具有普遍性意義的，包括中國在內的后發國家，應該本著“拿來主義”的原則吸收和借鑒，為自身的現代化服務。在這個意義上，主張“和世界接軌”的觀點如果只是基于科技的層面理解“接軌”，“就是讓中國的火車可以在美國的軌道上跑，也可以讓美國的火車在中國的軌道上跑”，關于“接軌”的理解應該不會有什么歧義。

但是，除了科學技術，現代化成果還包含社會制度和體制層面的內容，這方面的內容作為現代化體系和秩序中的核心內容，有其特殊性的一面。持“和世界接軌”觀點的人所闡發的第二個層面和第三個層面的內容，不僅包含了市場經濟的宏觀性和微觀性內容，而且和社會基本經濟和政治制度有了不同程度的關聯。正是這種關聯提醒我們，現代化之“軌”有特點的內涵、器物層面與制度、文化層面絕對不可同日而語。

對近代以來的中國來說，類似“與世界接軌”的主張一直存在。在積貧積弱的舊中國，不少仁人志士把目光投向西方，希望通過學習它們的經驗，迅速實現民族獨立和國家現代化，但老師總是打學生，血沒有少流，中國也沒有成功復制西方，真正富強起來。這一段屈辱又悲壯的歷史充分說明了一個道理，西方化并不是包治中國百病的藥方。

歷史的邏輯是，在現代化道路選擇的問題上，中國最終并沒有與西方國家接軌，而是走向了社會主義。實踐證明，處在特定的國內外條件下，中國如果搞資本主義，根本擺脫不了一盤散沙、軍閥混戰、列強瓜分的命運。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最終不可避免地走上了社會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的軌道，蘊涵著深刻的歷史必然性，這個必然性同時也塑造了中國現代化最大的特點和優勢：社會主義不僅可以讓中國人民免受西方現代化的弊端和苦痛，而且可以極大地推動中國現代化的步伐。

當社會制度的差異性以如此不同的結果顯現出來時，將中國現代化的發展方向簡單地理解為與國際或世界“接軌”，就顯然有失偏頗了。基于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態度，討論接軌的問題需要設置前提，劃清邊界，理解和把握現代化之“軌”的兩重性。一旦脫離與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聯系，與國際或世界“接軌”就會逐漸失去其本身應有的辯證特點，必然淪為“全盤西化”的意識形態話語，釋放出誤導中國現代化道路的功能。

二、中國道路自主性探索過程中的雙重政治定力

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探索的歷史過程，就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堅持自主性立場，探索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過程。高揚為人類的現代化做出更大貢獻的旗幟和警惕西方資本主義的侵擾，是這一自主性探索過程中蘊涵的雙重政治定力。

1.為人類的現代化做出更大貢獻，始終是社會主義中國的雄心壯志

一部人類文明史是世界各民族共同創造出來的，現代化史也不例外。在現代化的肯定性文明成果中，既有西方的貢獻，也有東方的貢獻，無論在技術層面還是在制度層面都是如此。當然，基于先發優勢，西方國家在創造現代化的肯定性文明成果方面走在了歷史的前列。但是，承認這一點，既不能得出后發國家的現代化過程就是復制西方現代化的過程，也不能抹殺后發國家在人類現代化過程中的歷史貢獻。

回顧中國的現代化歷程，中國在探索現代化道路的過程中其實一直秉持學習的態度，前面說到的那篇文章尤其說明了這一點。但另一方面，替代和超越資本主義的價值理想決定了，為人類的現代化做出更大貢獻，始終是社會主義中國的雄心壯志。縱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來的現代化的歷史，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探索成功的現代化道路和中國現代化的巨大成就，為這一雄心壯志做出了充分而有力的詮釋。如果不承認前者，就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如果不承認后者，就會滑向歷史虛無主義的陷阱。

選擇社會主義道路實現中國的現代化，就是中國對人類現代化的重大貢獻。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逐步完善，中國現代化道路的世界意義正在越來越充分顯示出來。正如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政治研究和預測中心主任維諾格拉多夫指出的，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成功實踐，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中國的成功和歷史經驗，使其有理由為世界提供以合作共贏為基礎的中國方案。中國對許多國家來說是鼓舞人心的榜樣。”[3]

全世界都承認，

毛澤東改變了世界，也改變了無數的國際規則或慣例，對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形成了強烈沖擊。

1958年，毛澤東從中國的國家利益出發，并考慮到當時我國海岸火炮有效射程在12海里以上，最后確定采用12海里的領海寬度，并且決定立即公之于世。1982年公布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各國有權確定不超過12海里的領海”，此后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采用了12海里領海制度。這說明，毛澤東當初的決策既維護了國家主權，又符合歷史進步潮流。

如果說社會主義為中國人做出更大貢獻提供了制度基礎，那么，以我為主、不甘人后的氣魄和胸懷，成為做到這一點的主要主觀條件。

“要讓外國人來同我們接軌”，是葉篤正先生常說的一句話。

作為國際大氣科學界屈指可數的幾位學術巨匠之一，葉篤正先生對大氣環流和氣候變化研究做出了重大原創性貢獻。2006年，葉篤正先生被推選為“感動中國2006年度人物”。關于葉先生的推薦詞這樣評價道：讓外國人同我們接軌，這是一個年過九旬的大學者的大氣象。

目前，在自然科學的許多領域，我們已經能夠讓國際同我們接軌了：華為的5G是一個鮮明不過的實例，尼泊爾有關方面今年3月宣布尼泊爾鐵路將采用中國標準也是一個鮮明不過的實例。持“和世界接軌”觀點的人也把中國高鐵當做全面和國際接軌的最成功案例。其實，中國高鐵又何嘗不是消化吸收再創新的成功案例？中國高鐵接軌以后又何嘗沒有反哺世界、讓外國人接受中國的標準呢？！

大量事實充分說明，如果崇洋媚外，跟著別人亦步亦趨，一門心思與國際接軌，我們就不僅不能實現又好又快的跨越式發展，而且必然受到各種各樣的束縛和限制。正如有網友指出的：

要害是接軌不是接鬼。華為想接軌，人家不接軌；中國想接軌，西方要搞鬼；你要工業軌，他給自由鬼。輸血要配型，接軌有國情。你一廂情愿接軌，人家說你動了他的奶酪。要考慮的是，怎么接軌！

2.警惕和防范西方資本主義的侵擾，始終是社會主義中國的戰略原則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中國開啟了“以蘇為鑒”探索自己的現代化道路的艱辛努力，其間有成功與輝煌，也有挫折與失誤。總體上，新中國第一個30年現代化道路的探索沒有完全克服蘇聯模式的弊端，換言之，探尋中國自己的現代化道路任務沒有完成。從這個角度理解，改革開放就是一次繼續克服蘇聯模式弊端，探尋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嶄新嘗試。

無論是改革開放之前還是改革開放以來，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主張照搬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制度的觀點變換花樣地出現，客觀上講，主要是由社會主義相較于資本主義的弱勢所決定的。只不過，在改革開放之前的歷史時期，世界歷史總體上處于冷戰時期，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作為兩大對立的陣營，彼此之間存在一系列顯性的屏障，所謂的“接軌”論難以對我國的現代化建設構成直接的、致命的威脅。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與西方之間相互接觸的不斷增多，“全盤西化”論、“與國際接軌”論甚囂塵上，和其他社會思潮一起圍繞“我們向何處去”的問題，伴隨著改革開放相互激蕩。

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對于改革開放條件下中國與西方的關系始終堅持辯證的態度。他一方面指出，

“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4]

另一方面也強調，

“整個帝國主義西方世界企圖使社會主義各國都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最終納入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納入資本主義的軌道”。[5]

在他看來，

“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發展后必然代替資本主義”，是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但是，在這個長過程中，始終需要對西方的和平演變保持高度的清醒和警惕。[6]

20世紀90年代末，中國在通過市場經濟加速現代化的過程中，做出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決策，構成改革開放以來“與國際接軌”聲音凸顯的現實背景。正如李慎明先生指出的，

“與國際接軌”的思維出現在20世紀末中國努力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過程中，并被人們有意無意地逐漸運用到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科技和外交等領域，幾乎成了一些人的“口頭禪”，進而發展成為一種理念。[7]

很顯然，“與世界接軌”只不過是“全盤西化”論、“與國際接軌”論的翻版而已，實質仍然是去除社會主義之于現代化的規定與意義，蘊涵借入世之機達到西方化的意圖。正如李慎明先生指出的，

“不能把‘與國際接軌’泛化。更不能借用‘政治體制改革’的名義，不分青紅皂白地把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及有關法律等，與西方世界的經濟、政治制度和相關法律進行‘接軌’。這關系著中華民族的根本命脈。”[8]

改革開放40年積累起不少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歷史經驗，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絕不照搬西方模式，這也構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道路探索的一個基本特點。我們必須珍惜現代化道路探索的歷史經驗，堅定不移堅持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這是中國創造超越資本主義的新的文明類型的根本憑借。習近平總書記之所以反復強調戰略定力，主要立意就在于此。他在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強調：

“要牢牢把握改革開放的前進方向。改什么、怎么改必須以是否符合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目標為根本尺度，該改的、能改的我們堅決改，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9]

這一重要論述，可以視為對鄧小平在對待“與國際接軌”問題上持辯證態度的堅持和繼承。

三、“接軌”論與時代潮流背道而馳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接軌”論再次出現并有一定的思想市場，也是與現實條件的變化分不開的。直接原因是中美貿易摩擦，折射的是世界之變、中國之變及其相互激蕩。

在新科技革命和全球化的推動下，人類社會正在發生重大變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

“未來10年呈現出三個方面的重要特點，即世界經濟新舊動能轉換的關鍵10年、國際格局和力量對比加速演變的10年、全球治理體系深刻重塑的10年。”[10]

具體而言，人工智能、大數據、量子信息、生物技術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催生大量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給人類生產生活和全球發展帶來的變化將是翻天覆地的；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總量已經占世界的接近40%，10年后將接近世界總量一半；長期以來西方發達國家處于治理體系主導地位的局面將發生調整，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時代潮流，正在推動全球治理體系重塑的歷史進程。

世界在變，中國也在變，中國與世界的關系由此也相應發生重大變化。經過新中國70年的建設和發展，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綜合經濟體，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臺的中央。在此基礎上，一方面，從世界走向中國正在向中國走向世界轉變，中國從參與者、學習者正在向引領者轉變。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平發展等中國理念正得到越來越廣泛的接受；金磚機制、上海合作機制等國際機制雖然不是中國獨創的，但是中國已經能夠在其中貫徹自己的理念。世界對中國的需要在日益增強，不僅需要我們推動全球經濟增長，更需要我們在重大問題上拿出態度、制定規則，維護更多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另一方面，美國在衰落，在不斷“退群”，它對世界的主導作用在降低，這已經是一個不爭的客觀事實。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指出的：

“當前中國處于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蕩。”[11]

世界歷史正處于一個新的分水嶺上。基于唯物史觀的理論和方法，科學判斷當今時代潮流和國際大勢，是回答中國現代化道路向哪里走的根本依據。人類向何處去？這是世界歷史進程中一代又一代人共同面對并不斷加以回答的課題。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明確提出的“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判斷，是他們基于價值性和科學性的統一為人類社會指明的發展方向。作為自由主義政治學家的亨廷頓準確地解讀了這一論點：

“馬克思主義者關于人類社會演變的理想，就是在歷史進程的終點，重新創造一個盡善盡美的共同體，其時政治就將成為多余之物。”[12]

只不過，這一預測當然不是他所說的“返祖奇思”。

共產主義是世界歷史的唯一走向。在馬克思看來，“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具有兩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指歷史向資本主義世界歷史時代的轉變，第二層含義是指人類普遍地向社會主義社會的轉變。所謂“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絕不僅僅意味著全球化只是歷史向資本主義世界歷史時代的轉變，同時也蘊涵著資本主義世界歷史時代向共產主義世界歷史時代的轉變。全球化由此可以劃分為資本主義世界歷史時代和社會主義世界歷史時代兩大歷史時代。[13]這兩大世界歷史階段之間并沒有一個嚴格的界限，在時間的規定性上也不是截然分開的。馬克思的辯證法賦予了20世紀馬克思主義者以前行的智慧和力量，從人類的地平線上噴薄而出的社會主義制度實踐也賦予馬克思的辯證法以無限的榮光。盡管這個歷史階段社會主義并不構成全球化的主體，但社會主義已經在資本主義世界歷史時代獲得了生存空間。

歷史曲折反復的特性，在社會主義探索中又一次得到了驗證。蘇聯解體、東歐劇變，是20世紀末世界歷史的重大事件，它意味著社會主義的探索遭遇前所未有的重創。兩個平行市場終結之后，西方資本得以開啟新一輪的全球擴張，全球化浪潮撲面而來。當自由民主感覺無可匹敵，當資本在全球所向披靡，終結的已經不僅是蘇聯的社會主義，還有人類關于未來的想象。無論是全球化還是現代化，都不具有超越性的意義。正如美國馬克思主義學者詹姆遜指出的：

“在當前的語境中，‘現代性’這一個令人困惑的術語，恰恰是作為對于某種缺失的掩蓋而被運用著，這種缺失指的是在社會主義喪失了人民的信任之后，不存在任何偉大的集體性的社會理想或目的，因為資本主義本身是沒有任何社會目的的。宣揚‘現代性’一詞，以取代‘資本主義’，使政客、政府與政治科學家們得以混淆是非，而對如此可怕的缺失而依然可以蒙混過關。”[14]

歷史車輪百轉千回，終究會滾滾向前。當資本主義遭遇歷史性重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向世界舞臺中央躍進這辯證的一幕出現在眼前時，這個歷史轉折就不可避免被賦予多重意義的理解。如果忘記蘇聯解體后中國急迫選擇市場經濟努力擺脫多米諾骨牌效應的緊張狀態，就不太可能理解今天中國“殺出一條血路”頑強生存并獲得突破性進展的喜悅；同樣，如果不把蘇聯解體以來的歷史進程和世界之變的現實相聯系，也就難以理解習近平總書記說出“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豪情。

這眼前的一切都在急迫宣告一個舊時代的即將結束，而就在這同一時刻，“全盤西化”、“與國際接軌”又以“與世界接軌”的形式冒了出來。這種不和諧的主張如果不是失誤，那就是對時代潮流和國際大勢做出了嚴重誤判。

四、社會主義中國應有勇向時代潮頭立的大氣象

當然，美國雖然處于趨向衰落的歷史進程之中，但今天乃至未來一段時期仍將處于全球主導地位。從世界體系理論的角度看，當今世界仍然是西方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不過，如果只從這一點出發，堅持并強調“接軌論”，那就會犯刻舟求劍的錯誤，與時代潮流背道而馳。請看一下網友在讀了上面說到的那篇文章后的留言吧！

有網友指出，

“許多人跪久了，原來習慣的舊世界正在退出歷史舞臺，你想‘接軌’接到哪里去呢？”

還有網友指出，

“與世界接軌，難道就是與西方接軌？當中國已經實現對西方的超越后，是不是中國就無路可走了？”

有網友反問道，

既然“現在美國以及部分西方國家感受到競爭壓力，設置障礙不想讓我們接軌”，美國明顯針對中國改變的規則，我們也要主動配合往里跳？

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包含著普遍性。眾所周知，國際上絕大部分規則、慣例、秩序是發達國家主導和制定的，美國對這些規則奉行的是：凡有利于美國的，它都積極“接軌”；凡不利于美國的，它都統統不去“接軌”。變化的世界正在沖擊著變動不居的舊規則。當前發達國家的經濟總量占世界的一半，新興國家與它們是此消彼長的關系，由它們的一半到我們的一半是革命性變化，是世界經濟與政治格局的結構性改變。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意義在這一刻凸顯出來。

但是，在重大歷史轉折關頭，往往會出現思維滯后或失靈的狀況，我們必須及時調整和更新自己的思維方式，引領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體系朝向有利于社會主義的方向，而不應是將“接軌”論老調重彈。世界之變與中國之變的相互激蕩，賦予了中國立于時代潮頭之上的歷史契機。毛澤東曾經說過，中國就是聯合國，中國人口比西方國家的總和還要多。近代以來，在中國追趕西方的漫長過程中，一直存在中西文化或意識形態之間的沖突。今天，追趕的任務基本上完成了，我們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基本確立，話語體系中“與國際接軌”或“與世界接軌”與“四個自信”的矛盾也應該到了解決的時候。

中國不應只停留在籌劃一種可能的階段，中國需要現實的展開，全社會都很需要這種大氣象！改變世界政治經濟舊秩序，是新時代偉大斗爭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斷提升自主創新能力，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引導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方向的發展，逐步實現社會主義主導的全球化對資本主義主導的全球化的替代，達成新的文明類型的成功創造。這是一個艱巨的歷史任務，也是一個艱難的奮斗過程。但是，只要跨過這道坎，我們就可以在世界的最高峰看最美的風景，迎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高光時刻，見證世界歷史的偉大轉折。

注釋：

[1]〔美〕塞繆爾·P.亨廷頓著，王冠華等譯：《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頁。

[2] 豐子義：《發展的呼喚與回應——哲學視野中的社會發展》，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388頁。

[3]《綜合消息：把握中國發展特點堅持中國特色之路——海外人士稱贊中國共產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新華網2017年10月20日，http://www81cn/jwgz/2017-10/20/content_7795017html。

[4]《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頁。

[5]《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頁。

[6]《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83頁。

[7] 李慎明：《對西方話語體系應有清醒的判斷》，《中國智庫》2013年第2期。

[8] 李慎明：《對西方話語體系應有清醒的判斷》，《中國智庫》2013年第2期。

[9] 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8年12月19日。

[10] 習近平：《順應時代潮流實現共同發展——在金磚國家工商論壇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8年7月26日。

[11]《習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新華網2018年6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