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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生：?閑聊經濟基礎、上層建筑及其他

點擊：作者：安生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fā)布時間:2019-12-21 10:3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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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掌握錢袋，誰掌握權力。

這是美國的一句諺語。

改變一個社會中，絕大多數人受壓迫的現狀，讓絕大多數人獲得解放，生活得到改善，必須改變這個社會的經濟基礎。否則，只要私有財產是懸殊的，對私人購買生產生活必需品沒有任何限制，對底層需要的生活必需品沒有任何保障，那么無論上層建筑怎么調整，也不可能讓絕大多數人獲得解放。

不僅如此，這樣的社會之中，上層建筑必然為經濟基礎服務。任何回避經濟基礎現狀，試圖不改變經濟基礎，而僅僅通過加強上層建筑或者改善底層生產狀態(tài)的努力，最終要么流于形式自欺欺人，要么加重絕大多數人的負擔，同時增加控制經濟基礎的極少數人的財富。

談到這個話題，還是要從希特勒上臺講起。

上次我分析過，在德國特定歷史時期，在經濟崩潰、政治窮途末路的背景下，掌握金錢的大資本家、大地主和掌握暴力的擁有大量財富的容克軍官團，需要一個能夠對內鎮(zhèn)壓革命，對外擴張謀求利潤鐵腕代理人。希特勒的政治主張和他心狠手辣的行為方式，符合國內錢和槍的需求，于是得到資助，上臺。

與之類似的，還有蔣介石的上臺。當時中國國內社會矛盾尖銳，大地主、買辦資產家和帝國主義列強需要一個能夠鎮(zhèn)壓革命，維護他們的利益的軍閥。蔣介石對內殘忍，對外妥協，順應了既得利益集團的需求，于是得到資助，上臺。

有人提出來，希特勒破壞了民主制度，他上臺不是民主制度導致的。

這樣的蠢貨，顯然沒有想過，希特勒作為一個外國人，當年流落街頭，糊口都困難，后來當兵，在戰(zhàn)爭中受傷，戰(zhàn)爭結束，沒有發(fā)跡。一個吃飯都困難的人，有什么能力憑一己之力破壞民主制度（或者說錢主制度）？

如果希特勒能憑自己的能力破壞當時德國的社會制度的話，考慮到當時德國有數以百萬計（甚至千萬計）的人與他處境相近，那么當時德國的社會制度不知道被顛覆多少次了。

希特勒的口才確實不錯，但是演講不能替代面包。聽眾即使進入狗血沸騰的癲狂狀態(tài)，也很快就會被饑寒交迫所喚醒。任何政治運動，每一分鐘都離不開資金。聽眾不能靠演講糊口，沒有現金收入，聽眾們很快就會作鳥獸散，四處覓食，維持生計。希特勒不能靠演講解決聽眾的生計問題，讓他們沉醉在癲狂之中。他也不能用演講替代手下工作人員的報酬，他甚至不能用演講支付場地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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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并不是超人，沒有超能力，也不是運氣極佳，連續(xù)開掛，讓聽眾癲狂受其驅使，而是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獲得了錢和槍的支持。

私有制條件下，統(tǒng)治階級控制財富，就控制了社會資源，可以讓社會資源按照自己意愿的方式運動。他們必然也必須利用自己掌握的資源，強化自己的既得利益，或者說，強化自己的統(tǒng)治。

具體在上層建筑方面，他們可以資助政客甚至軍閥、賄賂官僚、雇傭打手甚至殺手、雇傭文人（學者、記者、律師、藝術家），構筑對自己有利的上層建筑，反對對自己不利的上層建筑。

比如，他們可以為符合自立利益的政客提供資金，建立政黨，壟斷媒體；讓對自己有利的官僚火箭提拔、生活優(yōu)渥；讓違背自己利益的政治人物或官僚貧困潦倒，被媒體封殺、抹黑，寸步難行；必要時使用打手威脅他們，鏟除他們，甚至發(fā)動街頭政治和武裝叛亂。

比如，他們可以讓為自己服務的學者、記者、律師、藝術家聲名顯赫，建立龐大的師徒網絡，成為學閥、學霸，壟斷學校、媒體等傳播渠道，開宗立派成為一代宗師，名利雙收。他們也可以讓違背自己意志的思想上層建筑的構筑者銷聲匿跡，讓那些著作被塵封，甚至被篡改、閹割。（作為新興傳播媒介，互聯網上的一些人，也開始受到他們的重視，雙方合作，彼此共贏。）

他們可以一手壟斷國家機器，一手壟斷意識形態(tài)。他們一方面制訂游戲規(guī)則，一方面試圖讓社會中下層認為這種游戲規(guī)則對自己有利，天經地義。

對底層能洗腦的洗腦，不能不洗腦的放逐、甚至鎮(zhèn)壓。

這并不是說，統(tǒng)治階級成員的個人有多么邪惡，而是說，在那樣的經濟規(guī)則下，財產必然會自我強化，個人不過是財產的宿主，必須服從經濟規(guī)律。不夠貪婪、有道德底線的地主和資本家將破產，他們的土地和資本將被更加貪婪、更加沒有底線的同行兼并。個人違背統(tǒng)治階級的規(guī)則，將被開除出統(tǒng)治階級，更貪婪、更加不擇手段的人將替代他們的位置，成為財富的宿主，鞏固其在統(tǒng)制階級中地位，執(zhí)行強化統(tǒng)制的任務。

相比之下，普通人為了生存疲于奔命。他們滿足基本生存需要以后，沒有錢資助政客，賄賂官僚，豢養(yǎng)文人，壟斷媒體，雇傭打手，插手政治。他們完成996以后，精疲力竭，根本沒有時間深入思考。

他們沒有社會資源，他們只有一張選票。他們能做什么？

希特勒上臺，與選票無關，與私有產權和錢主政治有關。只要錢和槍看上了希特勒，普通人不選希特勒上臺，希特勒也照樣會上臺。大不了加強街頭政治，瘋狂打擊其他政黨，外加修改游戲規(guī)則。

普通人可以在希拉里和特朗普之間選擇，可以挑選對移民的政策，可以選擇禁槍不禁槍，墮胎不墮胎，廢除死刑不廢除死刑，但是在涉及巨額私有財產的問題上，他們沒有選擇的余地。

要“打土豪，分田地”觸動經濟基礎的候選人，是沒有機會獲得資本的資助進入公眾視野的。

即使他們擁有巨額的私人財富，不依賴統(tǒng)治階級的支持，陰差陽錯獲得了權力，想背叛自己的階級，也很難改變現狀。如果他們沒有被邊緣化，也沒有忘記自己的理想，堅定推行不利于現有經濟基礎，不利于財富匯聚的政策，那么他們也離遇刺不遠了。羅斯福如果在1960年代入主白宮，他的結局未必比肯尼迪強。

他們一旦遇刺，沒有人會替他們找回公道，追究幕后黑手。所有幸存的官僚和政客，都獲得來自統(tǒng)治階級的好處，甚至是統(tǒng)治階級的一員，都是現有經濟基礎的既得利益的獲得者和維護者。這些人也清楚，如果自己一定要追查真相，那么自己很快也會橫尸街頭。這些人會如何選擇，是不言而明的。

這里的假設是社會底層頭腦清醒，知道統(tǒng)治技術，卻無能為力?，F實之中，由于統(tǒng)治階級壟斷思想上層建筑，清醒的人非常少。許多小資產階級一直幻想自己有機會成為統(tǒng)治階級的一員。何況，還有很多流氓無產者信奉“有奶就是娘，給錢就賣命”。

不改變私有財產懸殊的分布，僅僅給予選票改變不了任何事情，只能強化私有財產對上層建筑的控制。前蘇聯和東歐等大多數地區(qū)，民眾獲得了投票權，政客獲得了選票，寡頭獲得了一切，民眾失去了一切。（普京控制的俄羅斯是個例外。普京靠韜光養(yǎng)晦上臺，上臺以后有自己的暴力集團。）

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財富中心，美國的統(tǒng)治階級控制最大的錢袋子，一直不遺余力地推廣錢主政治的目的，即在于此。

這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

反過來，絕大多數情況下，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有加強和促進的作用。

政客上臺以后，必然投桃報李。他們很清楚，自己能夠上臺，依靠了金主的力量，金主可以讓他們富貴，也可以讓他們貧賤，甚至可以讓他們死于非命。

何況，如果他們能用自己的權力，完成資本原始積累，他們也有機會成為統(tǒng)治階級的一員。所以，在一個財富不斷匯聚，有錢即有社會權力的社會中，他們絕大多數人會如何選擇是不言而喻的。

使用金錢獲得權力，利用權力攫取金錢。與資本控制的媒體宣傳的不同，金錢與權力之間，往往是相互合作，緊密結盟的關系。

如此就不難理解，自古以來，巨額的財富，都是財政的乳汁喂養(yǎng)大的。

資產階級革命，核心目標是爭奪財政權，或者說，國家暴力分配社會總產品的權力，奪得了財政權才可能加速實現資本的積累和對整個社會的控制。

最近的事情發(fā)生在俄羅斯。

一些人在短短五六年之內就賺到了數十億美元，這是在任何一個西歐國家都不會發(fā)生的事情。賺了數十億美元之后，就想用幾千萬、甚至幾億來消災，想用這些小錢撈到更多的錢。我們知道，他們把這些小錢花到了某些律師、媒體、公司和政治人士的身上。——這是普京說的。

如果某人獲得了政府領導權，卻不肯觸動經濟基礎，那么他所能推行的政策，只能是維護、加強現有經濟基礎既得利益，至少是不傷害現有既得利益的政策。

任何不利于現有經濟基礎的政策，在政府內部，都將被作為現有經濟基礎既得利益集團一員的官僚扭曲，有利的過度執(zhí)行，不利的束之高閣。最終，各種試圖改良社會，試圖緩解社會矛盾的政策，如果不成為一紙空文，也必然流于形式，甚至可能進一步加劇被統(tǒng)治者的負擔。

在明朝那樣的朝代，官僚集團讓各種政策流于形式，是給最高統(tǒng)治者一個面子。在美國那樣的國家，不僅官僚集團可以讓政策流于形式，政客可能直接否決最高領導人的決定。

如果最高統(tǒng)治者（比如明朝皇帝）不想改變經濟基礎，僅僅想通過加強思想教育（比如宣揚儒家忠君思想）的方式加強統(tǒng)治，避免自己的意志流于形式，最終結果只能是更廣泛的言不由衷和形式主義泛濫。

比如，明末文官集團，嘴里仁義道德，口袋里裝滿金銀。他們既不忠君，也不愛民。忠君愛民只是他們抬高自己、貶低政敵的武器。

崇禎臨死說，百官皆可殺。這話是沒錯的。不過，他自己不能或不愿觸動大地主和文官集團組成的利益集團。不觸動現有的經濟基礎，那么也只有那些“可殺”的官員不被邊緣化，并不斷晉升，最終脫穎而出進入他的視野。百官確實可殺，但是這事怪誰呢？

任何不利于現有經濟基礎的政策，在社會上，都會受到強大的阻力。包括并不限于，非暴力不合作、口誅筆伐、街頭政治。潛在的政敵，往往聯合民間的統(tǒng)治階級力量，試圖把當權者攆下臺。

比如，雍正推行攤丁入畝，遭遇強大的政治阻力，皇族之中幾乎有人試圖取而代之。

一些當權者看到了這樣的風險，往往更加裹足不前，或者試圖收買既得利益集團。當然，如果他們采取了這樣的政策，那么他們最好不要像崇禎一樣感嘆，百官皆可殺。因為出現百官皆可殺局面的根本原因，還是因為他們自己對現有經濟基礎的既得利益集團采取了妥協、投降、放任做大的政策。

如果某人陰差相錯，登上了權力的頂峰，既不想受制于金錢，又有清醒的頭腦，就必須摧毀現有的經濟基礎。

這是極其困難的。

首先，此人要有自己的暴力團隊，保證自己不會遇刺。凱撒雖然擁有自己的軍團，卻沒有意識到羅馬貴族們拋開貴族風度，親自充當刺客，結果死于亂刃交加。

其次，此人要有自己的執(zhí)行團隊，保證自己的命令能夠執(zhí)行。

這兩條是任何一個通過正常選舉上臺的最高統(tǒng)治者都很難具備的條件。軍隊或暴力機關出身的統(tǒng)治者，才可能有這樣的條件，軍隊保證其人身安全，鎮(zhèn)壓街頭政治和暴亂，軍官轉型成干部。普京恰恰具備這樣的條件。

再次，此人還要努力讓自己的團隊，在私有制度下，不蛻化為新興的大地主、大官僚、大資本家。避免自己團隊蛻化成原有經濟基礎上新的既得利益集團，避免城頭變幻大王旗。

這一條更難。只有徹底摧毀私有制的經濟基礎，鏟除大地主、大官僚、大資本家存在的土壤，才能保證這一條實現。即使經濟基礎被暫時摧毀了，但是，由于文化傳統(tǒng)的存在，成為人上人，統(tǒng)治其他人的思想也很難杜絕。在這種情況下，一旦外部環(huán)境合適，原有的經濟基礎很可能卷土重來。不僅如此，經濟基礎一旦發(fā)生變化，上層建筑也必然發(fā)生改變。有些時候，在清理原有既得利益集團的時候，清理者就已經開始變質、蛻化。甚至一些干部參與清理原有既得利益集團的目的就不純潔，不是為了社會大同，而是為了取而代之。

最后，這種變革如果發(fā)生，必然是激烈的斗爭，大批現有經濟基礎上的既得利益集團成員將喪失現有權力和既得利益，必然激烈反抗。大地主、大官僚、大資本家被免職、逮捕、監(jiān)禁、流放、剝奪財產，甚至被處決，大批文人喪失地位接受改造都是難免的事情，與之對應，則可能出現輿論風潮、政治陰謀、暗殺、政變、武裝叛亂甚至內戰(zhàn)。如果參與這個過程的執(zhí)行者，本身目的不純，那么這個過程就更加復雜。

話題轉回來。

可以說，經濟基礎是上層建筑的風向標。兩者相向而行是常態(tài)，相背而行是不穩(wěn)態(tài)。除非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發(fā)生激烈的沖突，否則經濟基礎的變化推動上層建筑的變化，以及上層建筑強化經濟基礎是主流。

在經濟基礎不利于多數人的時候，希望上層建筑平衡上層基礎是不可能的。如果要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發(fā)生反作用，必然出現劇烈的震蕩。

很少有統(tǒng)治者具有這樣的條件，即使具有這樣的條件，也未必有足夠的智力和勇氣。每一個封建王朝后期，經濟基礎日益不利于政治上層建筑的延續(xù)，但是封建統(tǒng)治者日益缺乏大規(guī)模調整經濟基礎的勇氣和能力。這一方面是因為后期統(tǒng)治者的能力和自信無法與開國者同日而語，意識不到矛盾所在?；蛘?，即使意識到了，也不知道該如何解決。一方面是后期統(tǒng)治者甚至社會矛盾尖銳，自己的統(tǒng)治依靠掌握經濟基礎的統(tǒng)治階級的支持，他們既怕社會矛盾立即爆發(fā)出來，又怕失去統(tǒng)治階級對自己的支持。他們之中一些人意識到，選擇拖延，外加掩耳盜鈴往往還能維持封建王朝的存在。相反，不觸及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的大規(guī)模調整，反而可能加速封建王朝的覆滅。明朝末期的幾位皇帝的選擇和相應的結果，可以作為例證。對這種現象，曾國藩稱之為暮氣。

所以，只要私有產權存在，形勢并不樂觀。對大多數人來說，不必抱有太大的希望。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人類歷史上，私有產權只是生產力發(fā)展又未充分發(fā)展時代的階段性產物。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合作多于競爭。越是惡劣的條件下，越是如此。當人工智能即將讓絕大多數人對私有財富失去存在的意義的時候，人類是否能夠聯合起來，需要拭目以待。人工智能既可以讓絕大多數人走向毀滅，也可以讓人類從簡單勞動中徹底解放。何去何從，在大多數人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