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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凱城：關于黨性及黨性教育的幾個基本理論問題

點擊：  作者：李凱城    來源：中閎網  發布時間:2020-01-09 09:49:22

 

      一、什么是黨性

黨性是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中的一個基本概念。什么是黨性？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至今沒有形成統一的、被大家公認的定義。通常有兩種解讀和語用，一是組織層面，指政黨的性質及本質屬性；二是個體層面，指黨員個人應具有的品性、品德。

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先進性和純潔性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本質屬性。” 黨章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我們黨以馬克思主義為立黨之本，以實現共產主義為最高理想，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根本宗旨。這就是共產黨人的本”。當然也是中國共產黨與其它各類組織包括西方議會黨團的根本區別。

政黨由黨員構成，黨員是政黨的細胞。政黨的性質及本質屬性通過成員個體的思想和行為展現出來，就是黨員應該具有的優秀品性、品德。黨員自愿加入黨的組織，在黨旗下莊嚴宣誓，意味著認同黨的理想信念，愿意接受組織的教育管理，為黨的事業奮斗終身。因而黨的性質及本質屬性理應成為每個共產黨員自覺的人生追求。

黨性的兩層含義密不可分。黨的性質為全黨同志提供共同的思想基礎、價值取向和人生追求。沒有黨就不會有黨員個人的黨性。黨的性質變了，黨員個人的品性、品德難免受影響。而共產黨的性質也需通過每個黨員的言行來體現、來實現。只有絕大多數黨員真正認同黨的理念，自覺踐行黨的宗旨，才能確保黨的性質永不褪色。

黨性教育所說的“黨性”，顯然指后一種用法。所謂黨性教育就是黨的組織通過教育、管理和監督，使全體黨員認同黨的理想信念宗旨，自覺地為之奮斗犧牲，進而形成一系列優秀的品性、品德。

后一種語用的黨性概念，具有比較明確的內涵和相對模糊的外延。其內涵是，共產黨人因確立了理想信念而形成的優秀品質。沒有理想信念，沒有信仰，就談不上黨性。而黨性的外延則隨不同時期黨組織對黨員的要求而有所不同。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不同歷史時期，評價黨員干部德才的標準是不同的。“現在，我們提出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風上過得硬、人民群眾信得過等具體要求，突出了好干部標準的時代內涵。” 換句話說就是，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于擔當、清正廉潔。

黨組織對組織成員的要求是明確的，但每個黨員對黨性及其外延的認同和理解會有所不同。黨員的認同和理解不到位，行為表現難免出現差距。理解若出現了偏差，極有可能導致好心辦錯事，甚至辦壞事。例如，黨史上“肅反擴大化”等悲劇，一些當事人的出發點也是“黨的事業需要”。所以，有必要強調黨性是“優秀品性、品德”。

人的優秀品性、品德有多種來源，理想信念只是其中之一。并非所有的優秀品質都可稱之為黨性。如人的事業心、責任心及擔當精神，就可能與其性格、氣質及成長環境有關。當然，一個人的道德高尚、品質優秀，有助于他（她）接受共產黨的主張，堅守理想信念，進而生成堅強的黨性。

既然黨性是共產黨人因確立了理想信念而形成的優秀品質，研究黨性就要從理想信念說起，搞清楚什么是信仰，人的信仰是怎樣形成的。

信仰是將個人有限的生命與某種絕對價值相聯系，從而滿足自我的超越性需求，獲得人生的終極意義。信仰具有三個特征。首先，信仰總是指向某一思想學說的，是人們對這一思想學說的認識、理解和把握；其次，信仰大都帶有相當程度的感情色彩和理想成分；第三，信仰又是人們言行的指南。也就是說，信仰包含知、情、意三種心理成分，是人類特有的一種精神現象。 

在現實生活中，信仰有三種常見形態：宗教信仰、政治信仰、社會信仰。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政治信仰組織。我們信仰馬克思主義，人民是我們心目的“上帝”，我們的最終理想是建立人間“天堂”，讓所有的人過上幸福美好的生活。中國共產黨人堅信馬克思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只要團結起來不懈奮斗，“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

人的行為受動機支配，而動機的背后是需要。人的所有行為都是為了滿足某種需要。心理學家認為，人類有六大類基于類本能的需要，即生存需要、交往需要、認知需要、審美需要、創造需要、超越需要。在所有需要中，超越需要是人類獨有的、最能體現人類本質的需要。因為只有人類才能認識到，在自己有限的生命外，還有一個無限存在的宇宙，進而思考如何讓有限的人生更有意義之類的問題。這類超越需要只有通過信仰才能得到滿足。所以，對信仰的需要常常壓倒其它各類需要，取得支配性地位。人們為了信仰，可以犧牲世俗的一切甚至生命。許多優秀的品質、品德由此生發、由此發展。

認識到信仰的力量，便可以理解革命先輩及真正共產黨人的“初心”，走進他們的精神世界，發現他們優秀品質、品德即黨性的來源。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革命理想高于天。沒有遠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產黨員；離開現實工作而空談遠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產黨員。在我們黨九十多年的歷史中，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為了追求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不惜流血犧牲，靠的就是一種信仰，為的就是一個理想。” 

信仰是人類社會特有的精神現象。越是現代社會，越需要信仰的支持。因為人們的物質生活獲得極大改善，有了更多閑暇時間，便可以用來從事更有意義的工作。“如何謀生”的問題基本解決后，“為什么活著”的問題會越來越突出。隨著中國逐漸進入小康社會，國人對信仰等精神價值的追求會越來越強烈。

可恰恰在這個時候，中國社會出現了相當普遍的信仰危機。不僅在富裕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一些年輕人除了金錢什么都不信，許多曾經有過理想信念的人也開始迷茫、動搖。由此可以理解，為什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我們的黨員、干部隊伍中，信仰缺失是一個需要引起高度重視的問題。” 強調“人民有信仰，國家有希望，民族有力量”。

總之，黨性是共產黨人因確立了理想信念而形成的優秀品質，黨性教育的實質是信仰教育。即首先要幫助黨員干部確立馬克思主義信仰，然后才可談及對黨員當下的具體要求。

二、黨性與人性

黨性是黨員因信仰而生成的優秀品性。黨性教育的目的在于幫助黨員堅定理想信念，進而錘煉優秀品性。為此，必須首先解決一個理論問題：黨性與人性是什么關系？黨性教育有悖人性嗎？

為什么要談這一話題？前一階段看到兩段視頻。一位嘉賓在電視上評說“太行奶娘”現象，認為完全不可信，肯定是后人編的故事，因為放棄自己親生子女去救助八路軍干部的后代，根本上有悖于人性。另一位主持人在節目中強調，一切事情的出發點都應該建立在人性的基礎上，因為人性千百年來沒進步多少，也退步不了多少，要看周圍的環境激活它什么，所以，不要去談什么道德及道德教育，關鍵還在完善各方面的制度。

以上二位都是頗有影響的“大咖”，其思想得到廣泛傳播。可如果認可了他們的觀點，黨性由何而來？何以立足？黨性教育還有存在的必要嗎？

前些年，圍繞黨性與人性的關系，一些人有意無意地散布了不少錯誤觀點。例如，將黨性與人性對立起來，大談“黨性的泯滅、人性的猖獗”；主張人性源自人的自然本能，而黨性只是組織上的外在要求；強調黨員入黨得到了好處，所以才需按黨性要求奉獻犧牲，等等。一些黨性教育工作者似乎也感覺此類說法有毛病，想從理論上澄清，卻說不出個所以然，甚至讓人越聽越糊涂。

可見，需要從黨性與人性的關系入手，深入剖析黨性的由來及其心理構成，回答對黨性教育必要性、可行性的種種質疑。

先談談什么是人性。按一般的理解，人性應該是人類有別于其他物種的本質特性，即人類獨有的即其他物種均不具備的屬性，并由此決定了人類與其他物種的根本不同。

有哪些物種可與人類相提并論呢？具有現實可比性的無非以下幾種：野獸，神，佛。所以，經常被人們掛在嘴邊且與人性相提并論的有獸性、佛性、神性，當然也包括黨性。神與佛，誰都沒見過，比較容易拿來比較并且能說清楚的是動物及其獸性。

與動物包括高等動物比，人類最大的不同有哪些？毛澤東認為：一是人的社會性，“最根本的區別是人的社會性” ；二是自覺的能動性，“自覺的能動性是人類的特點”。社會性比較好理解。自覺的能動性是指人類可以超越本能的支配，認識和把握客觀規律，自覺地改造外部環境、調整內部姿態，從而獲得全面發展，并使各種需要獲得更好的滿足。

仔細分析人的兩種屬性，會發現二者之間存在矛盾：人不能離開社會而生活，因而難免與他人、與集體、與社會發生利益沖突。一些動物雖然也是群居，但它們是靠與生俱來的本能來處理相互關系的。只有人類能夠清醒地意識到矛盾的存在，會去積極探尋最為有效的解決辦法，從而理性地做出判斷與選擇。

面對客觀存在的利益沖突，許多人趨利避害，像動物一樣，本能性地選擇優先滿足和保護自己。但古往今來，各個民族都有一批仁人志士，為了他人、為了集體、為了社會，心甘情愿地犧牲個人利益直至生命。即便是普通人，時常也會有舍己為人、公而忘私的行為表現。所以人們常說：人，一半是野獸，一半是天使。

先哲們將這種超越動物生存本能、自覺奉獻犧牲的行為稱為道德。道德是人類獨有的社會現象，是人超越于所有物種最可貴的品性。中國古代先賢將有無道德視為人與禽獸的根本區別，是“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人之所以為人者”。西方哲學大師康德為之贊嘆，認為只有宇宙本身能與人類道德相比：“位我上者，燦爛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

為什么人能夠做出道德選擇？道德行為的心理機制是什么？簡單地說，人的行為由需求-動機支配，可決定人的言行的并非單一需求，而是在先天類本能基礎上形成的需求結構。面對同時存在的多種需求，人并非憑本能來做決策，而是能夠理性地分析判斷，從中選擇自認為最重要的，優先加以滿足。康德將人的這種機能稱之為“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即為道德行為的心理機制。所以，確切的提法應當是：人，可以做天使，可以成禽獸。

當然，可能性不等于現實性。讓一個人為了他人、集體和社會而自覺自愿地做出犧牲并非易事。特別是在生產力不夠發達、物質極度匱乏的生存環境下，道德選擇尤為難得。所以，幾千年來，盡管人們贊美道德，呼喚道德，可真正表里如一、始終如一的有德之人卻如鳳毛麟角。中國古代將有德之人稱為“圣賢”而備加推崇。為什么推崇？恰恰是因為現實生活中這樣的人實在太少了。

怎樣才能讓平民百姓能夠信守道德規范，以維系整個社會的正常運轉？統治階級很容易想到的，就是借助神、佛的力量來論說倫理思想體系，以此作為道德規范的理論支撐。宗教提出的神性、佛性，都是與人性相對立的，都是為了引導蕓蕓眾生“存天理，滅人欲”，克制本能欲望，約束自身言行，心甘情愿地為他人、為集體、為社會做出奉獻犧牲。從這個意義上說，神性、佛性確實是與人性相對立的。

應該承認，在很長一個歷史時期，統治階級及其代言人倡導神性、佛性有其相對合理性。因為老百姓飽受剝削壓迫，活得很痛苦，在現實生活中又看不到改善的希望。以來世幸福為誘餌，鼓勵人們甘于忍受、負重前行，不失為統治者治國安邦的一計良策。難怪馬克思要一針見血地指出，宗教是麻醉勞動人民的精神鴉片。

與宗教勸導人們忍辱負重、以期來世不同，馬克思主義主張，要教育人民組織起來，徹底改變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大力發展生產，讓物質財富得到充分涌流，使人得到全面發展，各種需求都得到充分滿足。為了實現這一遠大理想，先進階級的先進分子必須首先組織起來，并且用先進思想來武裝，然后去做宣傳群眾、組織群眾，進而共同奮斗、改天換地的工作。中國共產黨就是這種性質的組織。共產黨人確立了崇高的理想信念，并且自覺地為之奮斗而展現出來的優秀品性，就是黨性。

顯然，黨性并不違背人性，恰恰是人性的升華，是人超越于動物本能的優秀品性。黨性既是黨組織對黨員的外在要求，也是黨員實現人生價值的內在需要。共產黨人講黨性，既是為他人、為集體、為社會，同時也滿足了個人的精神需求。

黨性根本不同于神性、佛性，后者只是勸人們忍耐一時痛苦，以求來世以至永久的幸福。而共產黨人不是為個人、為來世而奮斗，而是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是為了全人類的解放事業。宗教允諾的來世，誰也沒見過，而共產黨人的奮斗卻給老百姓包括自己及家人，帶來了實實在在的物質利益和回報。

其次，談談人性的宣傳問題。共產黨人能不能夠談論人性？應該在什么情景下肯定人性？怎樣看待社會上一些人特別喜歡講人性這一現象？

總的來看，歷史上大講特講人性的，都是有感而發，都有特定的社會歷史背景。

前面談到，在歷史長河中，統治者一向是以神、佛的名義，要求勞苦大眾克己復禮、忍耐犧牲。可與此同時，他們自己卻通過巧取豪奪，過著驕奢淫逸的生活。包括一些披著法袍、袈裟的僧侶，也常常是說一套、做一套。神性、佛性成為與人性對立的東西，成為統治者騙人的鬼話。關于這方面的情況，薄加丘的《十日談》、馮夢龍的“三言”等文學作品中，都有充分的揭露和深刻的批判。

正因為中世紀后期西方國家統治階級的墮落、宗教神圣大廈的垮塌，所以有了后來的文藝復興運動。文藝復興時代的哲人們贊美人性，貶低神性，充分肯定人的現實物質需求，追求個性解放及人的身心完美，進而為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了思想障礙。從這個意義上說，當時對人性的充分肯定有重大的社會歷史價值。

尼采一句“上帝死了”，為幾百年西方世界對宗教的批判畫了句號。人類從上帝的思想統治下解放出來，重新找回了自我。活在沒有了神的世界，西方人只能依靠自己，更加看重眼前的現實利益，更加關注個人的物質享受。脫離了神性的束縛，又沒有新的精神寄托，一些人的追求變得越來越扭曲，可以為了一時的感官滿足，毫無顧忌，喪失底線。人性與獸性的界線越來越模糊，人性成為一些人恣意妄為、尋歡作樂的主要理由。看看當代西方社會及其文學藝術呈現，可以充分領悟到人性放縱帶來的惡果。

中國的情況有所不同。長期以來，封建統治者鼓吹“天理”、“良知”，用封建倫理、宗教道德壓抑人性，嚴重阻礙了社會進步。直到“新文化運動”，打倒了“孔家店”，整個社會才開始覺醒。五四時期，先進知識分子引進西方啟蒙文化，倡導人性解放，直接推動了中國社會的發展進步。

但是，中國的歷史進程與西方不同。很快，革命壓倒啟蒙。反帝反封建的艱巨任務，使中國的先進分子來不及充分實現個性解放，就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大旗下動員和組織起來。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需要千百萬人甘于奉獻、流血犧牲，需要嚴密的組織、嚴格的紀律。共產黨人將由此而形成的一系列優秀品性統稱為黨性。在風起云涌、波瀾壯闊的革命時代，只能講階級、講黨性、講斗爭，胡適、林語堂之流泛泛地講人性、講博愛者沒有市場。

革命戰爭年代和新中國成立后的相當一個歷史時期，堅強的黨性是共產黨人戰勝強敵、克服一切困難的重要原因。但是，凡事都需把握度，真理向前多走一步也會成為謬誤。在那些“激情燃燒的歲月”，確實也出現了將黨性講過了頭，講得不近人情，進而引發不良后果、招致人們反感的情況。如主張“個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公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等等。

物極必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在思想解放的大旗下，不少學者開始反思黨性與人性的關系，重新談論人性問題。四十年來，圍繞這一話題，是是非非，反反復復，幾經波折，一言難盡。但總的趨勢是越來越肯定人性追求的合理性。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對人性的認可，特別是對個人物質追求合理性的重新認可，適應了經濟體制改革的大方向，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應該充分肯定。但也必須看到，只講人性的這一方面，也帶來一些消極影響。例如，否定任何崇高的東西，將人性等同于獸性，甚至重提“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一些學者關于人性的錯誤觀點，就是在這一大的時代背景下形成氣候的。

按照社會上流行的人性觀點，人性千百年來沒有改變，也無法改變，自然不會認可思想教育包括黨性教育。發展下去，不但將現實生活中一切崇高的東西否定了，甚至會推及歷史，將中國革命及建國后相當長一個階段的歷史也否定了。

否定了人有高尚追求，那又該如何調節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呢？答案是：靠“制度”。也就是說，要充分考慮人性因素，想辦法設計一套完善的管理機制，利用人們趨利避害的天性，來達到管理包括社會治理的目的。前些年盛行一時的制度萬能論，就是在這一思想認識的基礎上形成的。

制度真是萬能的嗎？弱化思想教育包括黨性教育會帶來哪些后果？現在，人們已經認識得越來越清楚了。習近平同志重提思想建黨，正是反映了多數黨員干部的心聲，代表著社會思潮發展的主流。

總之，關于黨性與人性應明確三個觀點：①黨性并非有悖人性，恰恰是人性的升華，不能簡單地將黨性與人性對立起來，讓黨員同志無從選擇。②人們肯定并呼喚人性，都有其社會背景條件。離開時代發展和社會需要，抽象地談論人性，沒有現實意義，容易產生誤導。③在黨性與人性的關系上，既要堅持兩點論，又要有重點論。當前，不應再簡單地申明共產黨員也是人，也有個人利益需要考慮和照顧，而是需要著重強調黨員應當有信仰，應當是特殊材料造就的人。

三、黨性形成的基本規律

人的信仰是怎樣形成的呢？

信仰是人類社會最復雜的精神現象。人的信仰是各種主客觀因素長期作用的結果，且每個人信仰的形成過程都不一樣，無法通過簡單的科學實驗重復驗證。這給信仰研究及信仰教育帶來許多困惑。西方哲人說“科學的盡頭就是信仰”。意思是，科學講求實證研究，信仰大都與終極價值有關，而終極價值是無法證實的。

雖然無法用科學實證方法加以研究，但可以通過觀察各種信仰現象，從中總結概括出信仰形成的一般規律。各種宗教都有這方面的探索，如研究神性、佛性如何形成。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心性之學”，實際上關注的也是類似問題，并且頗有見地，值得關注。例如，佛教自稱是“佛法的教育”，有“八萬四千法門”之說，概括起來無非是：利益接引、理念灌輸、修養強化、戒律護持、師父引度、實踐磨練，等等。在非常世俗的現代社會，佛教能夠成功地勸導一些凡夫俗子告別“紅塵”，到深山古剎、青燈黃卷中討生活，其中必有其道理。

黨性教育工作者要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有必要研究和把握信仰形成的共同規律。但更重要的，還是總結自己的成功經驗，從黨史與現實生活中提煉出共產黨人信仰形成的特殊規律。

（一）黨性不是自然生成的心理現象，只能來自每個共產黨員自覺的人生追求

信仰滿足的是人的超越性需要。這類需要不同于人的日常需要，并非時時處處能為人們所感知。哲學家稱其為“終極關懷”。即只有拋開世間紛擾，靜下心來深入思考“人為什么活著”等終極問題，才會有“我該信點什么”的愿望，以及“究竟信什么好”的追問，這才有了形成信仰的可能。這也就是為什么習近平總書記總是強調，“崇高信仰、堅定信念不會自發產生。” 

因此，信仰教育的邏輯起點應該放在對人生意義和價值的自覺追問上。中國古代哲人談道德及人格修養，首先強調的是立志。即先要相信“人皆可以為堯舜”，內圣外王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要想超凡入圣，就必須樹立正確的人生追求。“夫志，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 只有想明白了自己的一生該如何度過，成為怎樣的一個人，才能“去禽而人，由常人而善人，而賢人，而圣人，而人道始盡。”

幫助人們確立自覺的人生追求有多種方法。最常用的方法是提醒人們：人生短暫，隨時可能終結；在死亡面前，功名利祿等世俗的一切都毫無意義。西方學者喜歡談論死亡哲學，主張“向死而生”。意思是，把死亡的道理想明白了，其他一切都會想通看透。中國古代一位高僧大德，在自己的禪房中掛一個大大的“死”字，每日每時提醒自己人生苦短、抓緊修煉。毛澤東同志的《為人民服務》所以讓許多人醍醐灌頂，也是由“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破題的。可見，黨性教育從“心”而入，符合信仰形成的基本規律。

新中國成立后的一段時光，常被人們描述為“激情燃燒的歲月”。那時整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不高，群眾生活不富裕，但年輕人大都有信仰、有追求，對黨和人民政府發自內心地擁護。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人，談到自己信仰的形成，會不約而同地提到一本書《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隨口背誦書中主人公保爾·柯察金在戰友墓前的一段話：“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每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這也是信仰教育需要從心而入的最好證明。

習近平總書記在論述黨性教育時，多次強調要在立根固本上下功夫。什么是根？什么是本？“‘身之主宰便是心’；‘不能勝寸心，安能勝蒼穹’。‘本’在人心，內心凈化、志向高遠便力量無窮。”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在全黨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應該說，強調的都是“心”的作用，完全符合黨性教育的基本規律，需要我們認真領悟和把握。

信仰是人們的內在需求。通過黨性教育滿足這一需求，可以給黨員帶來巨大的獲得感、幸福感。以往一些單位理想信念教育的效果欠佳，重要原因在于教育的邏輯起點沒選對。上來就講共產主義如何美好，我們應當為之奮斗，接下來馬上對黨員干部提一大堆具體要求。道理講的都對，但聽者可能會問：“這與我有什么關系？”

（二）馬克思主義有完整的理論體系，必須通過系統學習才能真正掌握

共產黨人追求信仰，但堅決反對迷信。有無完整的理論體系，是信仰與迷信的根本不同。迷信的特點是倡導盲從。“他說是燈，你就添油；他說是廟，你就磕頭”。而信仰則是理論體系，能夠為人們認識自然、社會與人生，提供完整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

是否主張變革不合理的社會現實，是馬克思主義信仰與宗教信仰的根本不同。所有的宗教都傾向“出世”，強調人生是苦，苦海無邊，要想徹底解脫，唯有遵照教義抓緊修煉，以求“主的拯救”或“來世轉運”。用某高僧的話說，就是幫助人們“換個想法”，得到“心靈的慰藉”。難怪馬克思主義將宗教認定為“精神鴉片”。而共產黨人則立志“改造中國與世界”，告訴人們“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美好的世界，全靠我們自己。”

要改變世界，就需要用理論去動員和組織群眾。而理論必須徹底，才能令人信服。馬克思主義就是一個幫助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的理論體系，是不斷發展、不斷在實踐中得到檢驗的真理，是共產黨人的“圣經”。不讀馬列，不懂理論，何來黨性。要想做一名真正有信仰的共產黨員，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必須經常學、反復學，甚至天天讀。“不斷補精神之鈣、固思想之元、培為政之本，做到內化于心、外化于行。” 真正做到“虔誠而執著、至信而深厚。”

為確立信仰，有必要強調讀原著，并且“真學真懂真信真用”。這是所有信仰的共同要求。很難想象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不讀圣經、一位高僧大德不通佛理，可現實生活中的一些自稱有信仰的共產黨員，卻不熟悉甚至從未讀過《共產黨宣言》，這怎么可能！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應當成為共產黨人終身的“功課”。“要煉就金剛不壞之身，必須用科學理論武裝頭腦，不斷培植我們的精神家園。對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來說，要把系統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作為看家本領。” 

時代在不斷發展，理論也需要不斷創新。面對發展變化，會出現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兩種錯誤。離經叛道不好，原教旨主義更可怕。二者觀點相反，卻都是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背離，都可能帶來思想混亂。前些年一些黨員干部信仰迷失，就與思想理論界的亂象有直接關系。所以，有必要強化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的學習，加強理論修養，澄清各種錯誤認識。“理論修養是干部綜合素質的核心。” “只有理論上清醒才能有政治上清醒，只有理論上堅定才能有政治上堅定”。

由此也聯想到黨校、干部教育機構的課程設置。不能講馬克思主義時是馬克思主義，講具體學科知識時，就成為非馬克思主義甚至反馬克思主義。例如，一講領導管理，就是西方理論；一講人格修養，就是古圣先賢。應當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課與領導素質提升課、人格修養課真正打通，形成共產黨人的內圣外王之道。

馬克思主義作為意識形態具有排他性。不破不立。要幫助黨員干部堅定理想信念，必須積極開展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當前，應特別警惕打著“普世價值”招牌的西方理論，主動爭奪意識形態領域的“話語權”，防止各種錯誤思潮對黨員干部的負面影響。對黨性教育工作者來說，還應加強對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的學習與研究，警惕有人販賣西方政治學包括政黨理論的“私貨”、“扒共產黨的后墻”。

學習理論需要選準切入點。對特別講求實際、實用、實惠的年輕一代，先學一些既體現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又好學、好懂、好記、好用且立竿見影的箴言警句，可能是入門的“捷徑”。為什么古代高僧弘法要攢“語錄”、編公案，個中道理耐人尋味。

（三）黨性包含著對黨和人民事業的深厚感情，而情感的變化有其特殊規律

馬克思主義首先是一種立場。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 ，要“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面”。從根本意義上說，黨性就是人民性，就是黨員真正視人民為心目中的“上帝”，真正以人民為中心，一切為了人民群眾，一切依靠人民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立場實質上是一種價值取向，而一個人的價值取向是由需求結構、而非認知所決定的。許多人也承認人民的主體地位，也愿意為老百姓多做點事。可每每處理實際問題，還是把個人及親朋好友的利益擺在首位。用時尚的語言表述，就是“發心”不對：不是為社會、為集體、為大多數人，而是首先考慮自己及少數人。什么道理都懂，理智上也承認，可就是“看得破，忍不過；想得到，做不來。”由此可見，要想增強黨性，不能只是提高認識，更重要的是切實改變人的需求結構。

人的需求結構是在先天類本能的基礎上，通過反復強化而形成的。一般來說，哪類需要滿足得多，其在需求結構中所占的比重就會增大。沉溺物欲的人物欲強，迷戀女色者色膽包天。同樣，雷鋒式的共產黨員也是在學雷鋒、做好事的實踐中培養出來的。鼓勵黨員多做事、做好事，事成之后通過正反饋加以強化，有助于改變人的需求結構，進而改變人的價值取向。

需求得到滿足后會產生積極的情感。為黨的事業付出得越多，為人民群眾服務得越好，對黨的事業的情感、與人民群眾的關系，就會越來越深、越來越好。而這種對黨和人民事業的感情，是一個人黨性最直接的標志。感情不受理智控制，形成及轉變會有一個過程。要培養出對廣大勞動人民的情感，是非常不容易的。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曾談到個人思想感情的轉變過程。習近平總書記從陜北梁家河七年的插隊生活，學到了什么是實際、什么是群眾，最終成長為一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

每個人都有情感記憶。多數黨員同志都有為人民服務得到積極回饋的經歷。喚起黨員干部心中最美好、最神圣的記憶，是黨性教育的重要內容。從某種意義上說，如果不能引發學員情感上的變化，黨性教育就是失敗的。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中國社會推崇精英教育。各級黨政機關中 “三門”干部不少，許多人的生活經歷及個人情感離普通老百姓太遠。讓這些從小靠個人奮斗一路打拼上來的“精英分子”，反過來為普通老百姓服務，而且還得全心全意，憑什么？顯然，如此尖銳的問題不從根本上說清楚、想明白，任何關于理想信念的說詞都是無效的。

黨性對黨員干部提出很高要求，現實生活中許多人難以達到。可身居高位者，有時又必須把這些要求掛在嘴邊。久而久之，難免出現表里不一、言行不一的“兩面派”、“兩面人”。十九大報告特別強調，“堅決反對搞‘兩面派’、做‘兩面人’”，也是因為這種情況已成為當前黨員干部中的常見病、多發病。“兩面派”、“兩面人”現象最可怕、最危險。一個人沒有信仰不要緊，可以慢慢來，就怕明明沒有卻裝成有的樣子，甚至自欺欺人。中國古代講人格修養，首先強調一個“誠”字，最反對“鄉愿”，認為“鄉愿，德之賊也。”由此可以理解，為什么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黨內政治文化建設，再三倡導黨員在組織生活中要講“真話、實話、心里話”？

（四）黨性意味著遵從組織要求、克制自身欲望，需要從意志力方面加以培養

所有信仰組織都要求成員奉獻犧牲。所謂“神性”、“佛性”，都是信徒們在挑戰人性、戰勝自我中展現的。共產黨對自己成員的標準最高，要求最嚴。黨員隨時可能遇到個人與組織的關系問題，必須做出判斷和選擇。而選擇意味著放棄，放棄難免帶來痛苦。因此，做出正確選擇需要良知，更需要意志力。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責任重、壓力大，其付出與正常的回報往往不成比例，被認為是當今社會最辛苦、最困難、最扭曲、最危險、最挨罵、最吃虧、最糾結的一類人，因而很容易在選擇面前出現心理失衡。

領導干部也是人，食五谷雜糧，有七情六欲。“常在河邊走，哪能不濕鞋”。總在一些人的“圍獵”中，稍不注意，放松警惕，就可能被“拿下”、“搞定”。近年來一些落馬高官在懺悔錄中，談到自己因“一念之差”，導致身敗名裂，終身懊悔，痛不欲生，所說確是肺腑之言，發人深省。這也就是為什么習近平總書記一再告誡全黨，領導干部是“高危職業” ，表面上看風光無限、“天上掉餡餅”，實際上危機四伏、“處處是陷阱”。

所以，應該將培養黨員干部的意志力，幫助他們戰勝自我、抵制誘惑，列為黨性教育的重要內容。具體辦法無非兩種：一是努力改變需求結構，減少價值選取的難度；二是增強自我控制能力，掌握一些具體辦法。前者治本，后者治標，標本兼治，必有所成。

近年來，一些單位時常組織警示教育。將黨員干部帶到監獄，安排身陷法網的前高官現身說法，講自己放松思想改造，任由私欲膨脹，從好干部淪為“階下囚”的演變過程及慘痛教訓。據說效果不錯，也符合十九大報告提出的讓干部“知敬畏、存戒懼、守底線”的要求。問題是，那么多鮮活的案例擺在面前，為什么一些人還要“前仆后繼”？有什么方法才能幫助人們克制欲望、戰勝誘惑？

在加強意念控制方面，中國傳統文化提出過許多重要思路，如居敬、責善、改過、慎獨等。如能正確把握，可作他山之石。如王陽明的“心學”，即強調知行合一，狠斗私心一閃念。“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卻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個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 

再如佛教主張通過布施來修煉。但難免有人為慳貪所蔽，臨事又舍不得。遇到這種情況怎么辦？《菩提道次第廣論》教人作如下想：“這些財物定將離我而去，它們會舍棄我，我也會舍棄它們，那么就應施舍，讓我喜悅，從而攝取人生意義以為命終。” 這一說詞并不高深，可謂雕蟲小技，但這種將控制欲念的辦法具體化、精細化的思路，卻值得研究和借鑒。

在幫助黨員領導干部培養意志力方面，有必要開發一些專門的方法工具，如精神健康自測量表。現在干部每年都要查體，通過醫療儀器檢查和生化指標檢測，掌握身體健康狀況，發現毛病及時治療。如果有段時間未能體檢，心里就會“打鼓”。身體健康需要檢查，精神健康同樣存在這個問題。如能運用現代科學方法，編制出一套自測量表，引導干部定期對自己的黨性狀況，特別是廉潔自律情況進行評估，察覺情況不妙及時警醒，發現危險臨近馬上剎車，有可能挽救許多人的政治生命。

（五）生長環境對黨員有直接影響，應特別重視直接領導的感召作用和組織的管理監督

中國傳統文化特別重視環境對人的影響，認為“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故君子居必擇鄉，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體現在教育理念上，就是“泡菜理論”和“從游理論”。強調教書育人不在老師講多少高深的道理，主要靠以身作則、言傳身教，努力塑造一種積極向上的氛圍。就像一個泡菜缸，師生們整天泡在一起，不斷“砥礪品行”、“切磋學問”，不知不覺就會成長起來；又像大魚帶一群小魚戲水，游著游著就都學會了。

共產黨人作為歷史唯物主義者，更加看重環境對思想的決定性作用，進而主張控制了環境就能控制人，改變了環境就可影響人、改變人。可是環境特別是直接影響人的社會環境，又由人構成、由人創造。所以，應當將改造客觀世界與改造人的主觀世界結合起來。落實到黨性教育上，就是既重視思想教育的引領作用，又承認現實環境對黨員的直接影響。在加強教育和塑造環境方面，要同時發力、同向發力。

由此不難理解，為什么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黨內政治生活是黨組織教育管理黨員和黨員進行黨性鍛煉的主要平臺，從嚴治黨必須從黨內政治生活嚴起。”“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凈化黨內政治生態，是黨的建設中帶有根本性、基礎性的問題”。嚴肅認真的黨內政治生活“是解決黨內矛盾和問題的‘金鑰匙’，是廣大黨員、干部錘煉黨性的‘大熔爐’，是純潔黨風的‘凈化器’” 。爐子長期不生火，或者生了火卻沒有足夠的溫度，是煉不出鋼的。

環境可分大環境、小環境。前些年黨風和社會風氣不好，直接影響到一些同志對黨性教育的信心。其實，大環境能影響小環境，可小環境對人的影響更直接、更經常。為什么同樣的社會環境下，有些地方、有些單位的風氣就比較好，出成果、出人才？說明事在人為，與其抱怨，不如行動。正如總書記所說：“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全黨有全黨的要求，各級黨組織也有各級黨組織的要求，既要強調全黨普遍的思想自覺和行動自覺，也要通過營造‘小氣候’來形成‘大氣候’。” 

要塑造良好的政治生態，根本在各級領導的模范帶頭。研究各種類型信仰者的成長道路，都會發現引路人起到的關鍵性作用。而引路人所依靠的，無非真理的力量與人格的力量。真理的感召固然重要，而人格的影響更直接、更具體。從某種意義上說，二者是相乘的關系。有信仰的人談信仰，才具有攝人心魄的力量。自己都不相信、不去踐行的東西，讓別人信，可能嗎？

在塑造良好政治生態方面，懲惡與揚善有同等價值。對背離黨的宗旨、違犯黨的紀律、敗壞黨的形象的行為不堅決糾正、嚴肅處理，就是認可和縱容。嚴是愛，松是害。加強管理，嚴格監督，發現問題，及時提醒，也是黨性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以戒為師”，“使紀律真正成為帶電的高壓線” ，實際上是對黨員干部最大的愛護。

（六）信仰形成過程存在“頓悟”與“漸悟”現象，由此引出機會教育的可能

信仰的形成存在客觀規律，量變與質變是其中之一。佛教將其概括為“漸悟”與“頓悟”。認為一個人長期修證佛法，功夫積累到一定程度，常會因某一偶發事件或偶然因素而恍然大悟，進而修成“正果”。基督教認為，常人成為虔誠的信徒會有一個過程，開始階段很難理解為什么自己的生命是上帝給的，通過不斷地誦經習法，顯示誠意，突然有一天就被“上帝接受了”。儒家文化雖然不迷信神靈，但宋明理學代表人物王陽明的“龍場開悟”，描述的似乎也是同類現象。

細讀中國革命歷史，會發現許多共產黨人的成長也大體符合這一規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大都出身富裕家庭，有文化、有追求，面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殘酷現實，苦苦探求救國救民的道路，是“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使他們幡然醒悟，確立了新的理想信念。而一些窮苦人家出身的紅軍戰士，最初當兵可能就是混口飯吃、謀得生路，可在革命大家庭的熏染下，在槍林彈雨的洗禮中，他們逐漸有了自己的信仰與追求。

凡信仰都特別看重一個“悟”字，強調知識不等于覺悟，一個人學到的知識再多，如果不“開悟”，仍屬于沒入門。什么是悟？什么是“頓悟”？悟是指一個人認識和感情的深刻變化。從認識上說，頓悟是認知的一種“躍升”。人們學習知識有一個累積的過程，開始階段各種知識分別貯存，互不相關。突然有一天，認知產生了飛躍，頭腦中的知識融會貫通，構成了一個整體，進而豁然開朗、一通百通，許多困擾已久的難題迎刃而解。從情感上說，頓悟是一種“高峰體驗”，即長期奮斗后突然成功，從中獲得從未有過的極度滿足。如運動員經過刻苦訓練、頑強拼搏，終于登上了奧運會的領獎臺，那種終身難忘的感受，足以改變人的需求結構。

既然信仰的形成離不開悟，要搞好黨性教育，就必須深入研究頓悟和漸悟產生及相互作用的規律。在這方面，應當承認我們的研究基本上是空白，需要從頭開始。例如，我們的教育對象是黨員干部，每個人的情況都不一樣：有些人可能已經“悟了”或“悟過”，有些人根本沒找到門；有些人尚處于漸悟過程中，有些人則有“頓悟”的經歷。如何挖掘教育對象原有的“精神財富”，展開機會教育，觸發頓悟的產生，并在頓悟后引導他們繼續修養，“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不斷鞏固信仰、信念，就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課題。

（七）黨性鍛煉需要終身努力，必須增強黨員干部自我修養的意識和能力

黨性教育與黨性修養相互聯系，密不可分。前者是黨性形成的外因之一，后者著重黨性形成的內因。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教育總是一時的，而自我修養則長期管用。因此，黨性教育特別是干部教育機構的集中教育，應著重增強黨員自我修養的意識，傳授一些加強自我修養的方法。既不但“授人以魚”，更要“授之以漁”。

中國傳統文化非常看重自我修養，提出過不少好思路、好辦法。例如，“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再如，寫修養日記，記功過格，即將每天的修身情況記錄在案，不論做了好事壞事、有人知或無人知，都給自己如實記上一筆，并且定期拿出來比較，爭取身上的亮點越來越多，而污點不斷減少，日積月累，天長地久，優秀的精神品質自然就養成了。

現代社會中人的獨立性越來越強，自我意識必隨之強化。這本身是好事，卻也對自我教育提出新挑戰。因為當代青年頭腦中的自我概念，與古人甚至與老一代人相比，已經有了很大不同。以前人們講自我，主要是強調自我修養、自我反省、自我檢查、自我批評、自我改造。而現在年輕人的心目中，更多的是自我價值、自我認識、自我設計、自我實現、自我表現。也就是說，現在年輕人突出的是自我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建設性，即自己肯定自己。你想讓他自我反省、改造，該從何說起？

現代西方社會也越來越重視對自我意識的研究。無論是心理學、教育學、社會學，甚至連經濟學、政治學等顯學，都開始從學理的高度，構建與自我有關的科學知識體系。不過，到目前為止，研究進展不大，成果亦有限。人的精神世界始終是個謎，而自我更是謎中之謎。例如，在人腦的神經結構中，仍找不到自我的準確定位，“笛卡爾劇場”現象一直得不到合理解釋。倒是一些具體的修養方法值得借鑒。如心理學提出的自我暗示、自我強化、自我調節等。

中國共產黨人的修養理論建立在優秀傳統文化基礎上，既重視自身經驗的總結，也不排斥古代的或外來的好辦法。毛澤東、劉少奇等老一輩革命家對自我修養問題多有論述，周恩來等身體力行，為全黨做出了榜樣。這本身就是一筆值得傳承的精神財富。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又有許多新思想、新要求。例如，“要有‘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的精神，時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勵，努力做到‘心不動于微利之誘，目不眩于五色之惑’，老老實實做人，踏踏實實干事，清清白白為官。” 這些都需要我們認真領會、加以落實。

（八）黨性來自為人民服務的實踐，群眾的真情回報是最好的精神營養

如果有人問：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有些馬克思主義常識特別是學過《實踐論》的同志，一定毫不遲疑地答道：來自人們的社會實踐。可如果換個問法：人的信仰是從哪里來的？估計多數人為之一怔，不知如何作答。

其實，信仰也是一種精神現象，并且是思想諸要素中最核心的部分。按常理說，也應該由社會實踐決定。可問題是：信仰是個人將有限的生命與某種絕對的、超驗的東西相聯系，從后者獲得生命的意義和價值。絕對的、超驗的東西如何認識？怎能認同？恐怕這才是信仰及信仰教育的難解之迷。

各種宗教及準宗教大都通過神跡、靈異、天啟等現象，來論證絕對價值的存在。強調首先你得相信，然后再去理解。其主張的認識過程是：信、解、行、證。如果一個人堅守常識立場，強調只有親眼見到才會相信，那就對不起了，你與神或佛的緣分未到。共產黨人視人民為“上帝”，要在人世間建設“天堂”，按說理解起來容易得多。可新的問題出來了：誰是人民？憑什么要我為他們服務？

人民是一個與大多數人的長遠的、共同的、根本的利益相聯系的概念。既抽象，又具體。說它抽象，因其沒有具體的指稱。張三是人民？還是李四是人民？說它具體，我們的兄弟姐妹、左鄰右舍、父老鄉親都可以包括在內。人不同于禽獸，不能只為自己活著，總得為他人、為大眾、為社會做點什么。誰做得多，便容易獲得大家的贊許。越是無私奉獻，越容易得到人們的關心、愛護和擁戴。這種的真心實意的情感回報，會促使共產黨員更加努力地工作。慢慢地就會形成一種能量的正反饋、正循環，從內心生發出對人民群眾的崇敬、熱愛和敬畏。而這種發自內心的對人民群眾的崇敬、熱愛和敬畏，就是共產黨人的信仰之魂。

許多優秀黨員被樹為先進典型之后，常被邀請為各地黨員干部做報告。在報告中，他們會談到自己怎樣牢記黨的宗旨使命，克服各種困難，付出巨大代價，全心全意地為老百姓辦實事、做好事。許多故事情節感人，催人淚下。但仔細觀察卻會發現，最讓報告者本人動情的，并非自己的奉獻犧牲，恰恰是為群眾做了好事后，來自普通老百姓的、各種形式的真情回報。每每說到這里，他們都會表示，老百姓真是太好了，為了這么好的群眾，自己付出一切都值得。什么是黨性？這就是最真實的黨性。

真誠地為群眾服務，得到的不全是鮮花和掌聲。在踐行理想信念宗旨的過程中，難免會遇到各種磨難。因此，黨性教育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幫助黨員做好心理準備，隨時應對各種考驗、經受各種委屈。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理想信念，源自堅守，成于磨礪” ，說的正是這層意思。

總之，信仰形成的一般過程是：知、信、行、悟。知是前提，信是難點，行是根本，悟是關鍵。黨性教育應因循這一思路，研究各個環節的特點和規律，以增強教育的系統性、針對性、有效性。

（作者為中國管理科學學會副會長、中國管理科學學會學術中心紅色管理研究所所長、北京縱橫紅色管理咨詢中心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