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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國明丨從“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到“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關鍵:道路和制度自信
點擊:  作者:尹國明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  發布時間:2020-04-02 14:1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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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不能忘記歷史,更要提防有人虛無歷史

 

41日,是西方的愚人節,是西方娛樂化的一個節日,但今年的愚人節,因為疫情,西方人輕松不起來。  

 

對一些不肯忘記歷史的中國人來說,這一天也不輕松。每年這一天,都有很多人會記起2001年的今天在中國的南海發生的事情。那是扎在很多人心頭的一根刺,但也提醒中國人牢記忘戰必危的道理,牢記偉人的提醒,對手的本性不會改變,那件事也在激勵著我們加速前進。     

 

經常有人說,“我們不是生在一個和平的年代,而是生活在一個和平的國家”,這句話每次看到都是心情不能平靜。雖然有很多不足,但我們每天享有的和平和穩定的生活,對一些國家來說就是奢侈品,并非自然而然的天賦而來,那是很多英雄前輩,當然還有很多當代的勇敢逆行者努力的結果。  

 

基辛格說:“中國人總是被他們之中最勇敢的人保護得很好”。  

 

外國人說這句話,應該是心情復雜,我們作為中國人聽起來,應該是心潮澎湃,尤其是在剛經歷過疫情考驗的我們,對這句話是不是特別有感觸?  

 

這些人就是魯迅先生說的“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是“中國的脊梁”。  

 

總有一些人為了這個國家,付出了太多,包括自己的生命,就是為了很好的保護中國人。王偉烈士就是其中之一。  

 

我們不應該忘記他們以及他們的事跡,忘記不只是意味著背叛,而且是意味著我們對自己不負責任。因為于已經逝去的勇士而言,后人的背叛影響不了他們,影響的是忘記者的切身利益與自身安危。  

 

歷史的教訓實在太多,而黑格爾說人類最大的歷史教訓就是忘記歷史教訓。所以歷史雖然不能簡單的重復,但經常會押著同樣的韻腳。  

 

黑格爾這句話放在當代仍然成立。  

 

有人提醒我們記住歷史,記住歷史教訓,也有人在想辦法讓我們忘記歷史,或者忘記真正的歷史。  

 

這就是歷史虛無主義,又稱陰謀史學,正在做的事情。   為了達此目的,一些文人做了很多努力。  

 

其中,有利用蔣介石日記為蔣介石正名,為民國翻案的歷史學家。  

也有,用日記體褒貶當代,用小說否定土改的作家。  

 

他們讓我們顛倒對歷史的認知,抹去我們的歷史記憶,還要從文化層面抹去我們文化自豪感。  

 

二、近代史以來最重要經驗總結是什么?

 

一部近代史、現代史及當代史,曲折坎坷、波瀾壯闊,能讓我們總結的東西太多,但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兩句話:

民族精神和國家認同很重要,道路和制度選擇最重要。

 

關于前兩者,我們之前文章提過918事變之前日本關東軍重要人物為什么敢軍事冒險的例子:

面對裝備精良,人數是己方十倍的東北軍,日本關東軍一些將領對發動戰爭要打退堂鼓,板垣征四郎就這樣給他們打氣:中國人沒有國家概念,不過是自治部落加一個國家名稱而已,由此認為中國人不會真正的抵抗。

 

自近代史以來,中國人其實就做了一件事:選擇適合中國的道路,花了一百年時間,才終于確立:社會主義。道路一經選擇正確,其他都是努力之后水到渠成的結果。  道路是理論的具體化,制度是道路的體系化。  

 

由此才解決了挨打的問題、挨餓的問題,抗美援朝一戰,結束了西方列強假期中國依靠社會主義,才得以進行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建設,實現了工業化,建立了獨立的工業體系,其中包括對于糧食增產具有至關重要促進作用的化肥工業,并在工業化過程中,為中國安全建立了核保護傘,打開了中華民族上升的空間。  中國人民用一百年的不斷試錯,才最終找到并確立的適合中國的發展道路,容易嗎?能允許別人隨便否定和放棄嗎?  

 

三、中國解決挨打問題,主要靠什么?

 

現在媒體經常提起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就是中國經過70年發展具備的實力,已經初步具有了讓世界格局發生大變化大轉折的力量。中國力量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最重要推動力量。   中國近代史是從“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開始的,也就是從中國落后于西方開始的。李鴻章稱的三千年大變局,雖然是具體指中國的主要外部威脅來源從西北轉變為東南沿海,從游牧民族變成西方海洋強國,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顯然不只這一層意思,甚至也不是深層次的涵義,大變局是指中國已經全面落后于西方。  

 

與此相應的變化是東方全面落后于西方。   現在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也有人稱“五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前者是從中國近代史開端算起,是指中國從落后(于西方)到再次強盛(于西方);后者是從西方崛起的開端起算,意思是西方再次落后于中國帶領的東方。這其實是同一件事的兩個角度,是同一個問題的A面與B面。  

 

中國的崛起,不只是具有地區意義,而是具有全球意義;引發的改變不會只是局部的改變,而是全球的根本性變革。  

 

一是西方從輝煌的頂峰開始衰落,中國快速崛起,世界主要國家之間的力量對比正在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二是,因為中國的崛起,東西方在世界文明版圖中的地位再次轉換。  

 

西方通過大航海和地理大發現,為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的誕生創造了外部空間條件,工業革命率先在英國完成,其他西方國家得近水樓臺獲得先發優勢。這次生產力的革命,顛覆了東西方文明的天平。堅船利炮對冷兵器的代差優勢只是表象,背后是工業文明對農耕文明的代際碾壓。  

 

但中國的衰弱還不僅僅是物質層面的落后,精神層面的問題也很大。落后容易挨打,但并不意味著必然挨打。人的因素還是第一位的,解決了人的精神因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物質方面的差距,至少不會面對西方的堅船利炮那么被動。   那段歷史中的衰落到什么程度?金一南做過描述:

第一次鴉片戰爭英國軍艦二十八條,軍隊一萬五千,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兩萬五千人,長驅直入北京,殺人放火,將圓明園付之一炬,以如此小的兵力頃駕于大國首都,世界戰爭史上的奇跡。  

 

到了八國聯軍1900年入侵北京的時候.....,你看八國聯軍來了多少人,日軍最多八千、俄軍四千八、英軍三千、美軍兩千一、法軍八百、奧地利五十八人、意大利五十三人......八國聯軍190083日從天津向北京出發,滿打滿算18811人,就這么點兵力,還有七千德軍在海上來不及趕到,都等不及向北京攻擊出發,十天之內攻陷北京,而北京一帶有清軍十五六萬,義和團五六十萬。

 

中國遭遇三千年未遇之大變局,絕不只是因為硬件出了問題,軟件方面的問題更為嚴重。軟件主要指精神,民族自信心和國家認同出現了嚴重問題,國民精神萎靡,且一盤散沙,就是每個人給一顆手榴彈,也未必能保護自己。裝備先進的北洋水師敗給日本,以及后來的“九一八”事變,幾十萬裝備精良的東北軍因為不抵抗把沈陽拱手讓給幾萬日軍,最后退出東三省,都是精神層面出現問題的具體表現。  

 

面對大變局,中國一部分(相對)進步的官僚和知識分子,在找原因,找出路。這就有了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君主立憲、民主共和等實踐,從晚清一直到民國,但一個個都失敗了,中國還是沒有解決如何不挨打的問題。  

 

中國的民族自信心由此跌到谷底,變成一個自卑情緒彌漫的民族。這一自卑,影響深遠到今天的一些文化“精英”。  

 

面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當時的知識分子是整體比較悲觀的。比如魯迅先生,一段時間把自己的時間用于研究古碑的抄本,因為他認為當時中國面對的困境,猶如一個“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后來經朋友的提醒,考慮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于將來”,魯迅先生開始吶喊,但對于未來的希望有多少信心,至少在《吶喊》的序言之中,是看不到多少的。魯迅的小說里面,揭露國民劣根性的諸多筆墨,讓人感覺到希望之于中國還在極遠處而且渺茫不可見。  

 

魯迅先生為什么會這么悲觀,根本原因是因為沒有看到適合中國的道路在哪。之前中國的嘗試那么多,都失敗了。  

 

當時有一部分文化人,開始覺得中國落后于西方,既不是“器不如人”,也不是“制不如人”,而是文化不如人,甚至是人種不如人,這就是逆向種族主義的“先驅”。  

 

真正解決這一問題的,還是后來為中國找到正確道路的那些人;其中最重要的那位,名叫毛潤之。  

 

偉人之所以為偉人,是因為能夠看到別人看不到的力量,能夠穿透歷史的迷霧和現實的表面現象,看到問題的本質和光明的前途,以及通向前途的道路。  

 

偉人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  

 

改變歷史走向,扭轉國家和民族命運的偉力存在于民眾當中。  

 

連一貫被視為愚昧落后的農民被成功的組織起來,成為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在魯迅先生的筆下,他們只是阿Q、閏土、祥林嫂......當然魯迅先生后來也開始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變得樂觀了很多。  

 

這就解決了力量來源問題,并且和馬列理論結合起來。馬導師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有一句話:“理論一經群眾掌握,會變成物質力量”。   

 

這一點說易行難,是怎么做到的呢?1942年在《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一文中,一語道破:“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必須給人民得以看得見的利益”。  

 

理論再先進,要讓群眾掌握,首先得讓群眾接受,這就需要讓群眾看得到“看得見的利益”。  

 

偉人他們就是這一點做得最好,所以他成為最偉大的創業領導者,把不可能變成了可能,把可能變成了現實,把魯迅先生認為“存在于將來”的希望,兌現為勝利的果實。現在做的好的公司,比如華為,也在這方面有偉人方法論的影子。   如何給群眾看得見的利益?先要認識到位: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的根本是土地問題。  

 

于是就有土改,于是土改之于中國革命的意義就出來了。  

 

要實現這一切,當然是靠路線保障,政治路線指明方向,組織路線作為保障,通過群眾路線,得到群眾的擁護。多個路線匯聚成正確的新民主主義道路,通向1949年新中國的誕生。然后通過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中國建立了國家強大的基石和階梯。從此,沒有什么困難能夠阻擋中國人民,沒有什么力量能夠阻止中國的前進。

 

抗美援朝一戰面對西方列強,中國打出了勝利,也打出了民族自信,宣告了中國一百年飽受西方列強屈辱的歷史終結。彭德懷元帥說:“幾百年來,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在東方一個海岸上架起幾門大炮,就能征服一塊土地的歷史將一去不復返了!”

 

四、中國發展成功的首要前提條件,就是不能實行西方的體制,不能走西方的道路

 

中國不是資源大國,中國的區位優勢甚至還不如同等人口規模的印度,經過幾十年的長跑,中國再次接近世界之巔,能夠依靠的是什么?只有正確的道路以及適合中國的制度。  

 

作為大英帝國“皇冠上的明珠”,英國在印度是下了功夫的。印度剛建國的物質基礎,包括鐵路等基礎設施,比中國要好很多,新中國初建時民眾的受教育程度也并不比印度好。至于外部環境,中國要比印度惡劣的多,印度可以在美蘇之間左右逢源(因為誰也不用擔心印度發展起來會威脅到自己)。印度對西方最大的好處是無害,所以印度無論怎么做,都容易被列強接納。  

 

為什么是中國先完成了工業化,經濟規模和經濟層級在70年代就已經和印度拉開距離?中國除了制度優勢,還有其他優勢憑借嗎?中國的資源整合能力和組織動員能力,完全不是印度這樣的西方體制可比的。  

 

印度的封建殘余至今都在制約著印度升級為一個真正的現代化國家,甚至印度至今都不是一個真正意義的國家,而中國的封建殘余勢力,已經通過幾次革命,蕩滌的比較徹底。所以中國可以輕裝上陣,少了很多羈絆。    

 

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速度為什么可以很快就付諸實施,這都是在享用土地改革的成果。  

 

總之,中國憑什么能夠趕超西方,當然只能靠與西方不同的道路和制度,這是根本。  

 

西方國家為什么把自己的領先技術捂得那么嚴實,怕被中國學會并趕超。為了遏制中國,特朗普政府用了一切可能的手段,不惜切斷世界產業鏈,也要封殺華為供應體系,對華為(實際上是對中國的“斬首”行動)的技術限制已經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但美國為什么一再建議和要求中國實行他們的制度?   

 

當然不是為了讓中國變得跟他們一樣發達。  

 

奧巴馬在任上曾經說過一番大實話,有助于打破一些中國人對美國,對西方的幻想:如果中國人過上和美國一樣的生活,那將是地球的災難和不幸。  

 

西方發達國家讓中國學習西方發達國家的體制,恰恰是為了讓中國不能和西方發達國家一樣發達。  

 

這句話雖然有點拗口,但意思表達不能比它更明白了。  

 

換種表達方式,就是:西方發達國家讓中國走發達國家的道路,就是為了堵死中國通向發達的道路。  

 

有人自然會問,為什么日韓新加坡等國家,能夠模仿西方發達?這些國家是在西方的允許范圍之內,而且付出了很多政治和安全資源,比如韓國向美國交出了戰時指揮權,還和日本一樣允許美國駐軍。中國這樣的體量,西方絕沒有允許的可能,奧巴馬的意思已經很清楚,那可不是他一個人的意思。  

 

無論我們對西方表現的如何卑微,如何表態服從西方的領導地位,西方都不可能允許中國和他們一樣發達。  

 

分析到此,至關重要的道理也就清楚了:中國成功的首要前提條件,就是不能實行西方的體制,不能走西方的道路。  

 

把握住了這一點,中國的未來可期,中國的崛起可待。

 

中國唯一犯了就沒機會改正的錯誤,就是道路選擇錯誤。  

 

西方遏制中國的關鍵,就是要誘導中國改變制度,也就是西方話語體系中的體制轉軌。  

 

所有精神美國人、精神歐洲人、精神日本人的言論和主張,都在圍繞著如何否定中國體制,主張中國要實行西方體制進行的。  

 

這一點,方方是這樣,支持方方的那些“文化人”、媒體人都是這樣。   

 

五、為什么說社會主義是最優的選擇,沒有之一?

 

西方體制是以自由資本主義為主,兼有其它因素,政府權力比較小,在很多領域讓位于資本自治、資本管理。平時還看不出什么,一旦面對新冠疫情這樣的大考,問題就出現了。  

 

西方的有限政府,在大災面前,也只承擔有限責任。資本取代政府占用了那么多資源,卻不會替政府承擔起相應的責任,因為資本只要利潤不要責任。于是,西方社會就存在管理和責任的真空。澳大利亞森林大火燃燒了幾個月,政府照樣不著急,資本就更不著急了,這在中國很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出了問題,成本由誰來承擔,當然是全民。

 

一般的災難,這個缺陷暴露的還不明顯。遇到新冠疫情這樣級別的考驗,一切偽裝就會褪去。  

 

很多愛國主義者,只關心中國強大,不關心中國實行什么制度,這是局限性的思維,或者是國家主義的思維。  

 

國家主義比自由主義,能夠更多的對資本形成一定的限制,但也只是相對而言。社會動員能力和組織能力,雖然高于自由主義,但和社會主義還有差距。  

 

法國擋不住納粹德國的鋼鐵洪流,首都很快淪陷,納粹德國卻最終止步在莫斯科前面,不是沒有原因的,這同樣是制度的PK  

 

到了這種級別和烈度的戰爭面前,國家實力主要取決于制度的動員能力和組織能力,不同的制度對于社會的動員和組織能力是明顯有差別的。  

 

在中國,為什么是要(通過新民主主義)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政治力量,在日本的戰爭機器面前,表現出最強烈的抵抗侵略和民族救亡意志,具有最強烈的必勝信心。  

 

這種自信是發自內心的,和國民政府的動搖完全不同,國民黨把希望寄托在外部支援,是消極的以時間換空間,把希望寄托在外部力量,即使勝利,也要付出割地的代價,于是,國民政府承認了外蒙的獨立。 

 

國民黨搞國家主義,在民族危亡面前,對勝利沒有信心。   

 

歷史經驗,包括教訓,告訴我們:不但自由主義的主張不適合中國,國家主義的主張也不適合中國。  

 

這一規律,以前成立,現在也成立。

 

六、經過疫情考驗,中國人民補上了思想和認識短板

 

面對疫情對全世界的考驗,中國憑什么交出了勝利的答卷,沒有毛主席那代人創建的體制的保障,我們可能比發達的歐洲和美國更慘。  

 

我們的勝利當然也有代價,但一個十四億人的大國付出的代價還沒有一個六千萬的意大利大,這本身就是一種體制的優勢。  

 

只有那些干啥啥不行的人,用完美主義的標準放大缺點和問題,才能得出“沒有勝利,只有結束”的謬論,才能繼續對中國體制的否定。   

 

總是有“完美”的批評者,沒有完美的實踐者。再完美的蒼蠅也只是蒼蠅。   

 

這場疫情對世界的考驗還在繼續,無論是對歐洲還是美國,對于整個西方,這都是二戰以來最大的一次考驗。  

 

這場疫情是對國家之間不同制度的檢驗。只有那些習慣于面對西方跪著的人,才不愿意承認這一點。

 

隨著中國取得抗擊疫情的基本勝利,西方國家現在最擔心的不是本國民眾的代價,特朗普說美國新冠肺炎死亡10萬人,就是政府的工作成績。這句話說的云淡風輕,在西方政客的眼里,10萬人的生命只是個數字。西方國家最擔心的是疫情對西方國家制度合理性的沖擊,對這點的關心勝過對其國家在世界體系中的地位變化的關心。

    

現在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抗疫成果行否定之能事,同時對中國對西方的援助,不但保持變態般的警惕,而且西方媒體還在進行大規模的妖魔化,原因皆源于此。  

 

他們無法在現實世界里阻擋中國抗疫取得成績,但他們要通過話語權,在觀念世界里,抹掉中國的成績,放大中國的問題。他們輸在現實世界里,要贏在觀念世界里,通過后者挽回前者,保證制度競爭的結果不會危及到西方體制的繼續。  于是我們看到很多很荒唐的事情發生:

1、美國媒體把方方的日記視若珍寶,主流媒體登載,用來否定中國抗疫的成果。

    2、西方國家政要和媒體開始不承認中國抗疫取得基本勝利的事實,辦法之一是告訴本國國民中國的數據不可信。  

3、連中國對西方國家的援助都被殃及,西方媒體正在開足宣傳機器,擴散以下消息: 

——西班牙停用中國的新冠肺炎試劑盒并要求退貨,理由是準確率不到30%。真實情況是西班牙訂購的試劑盒是沒有取得中國藥監局許可的中國公司的產品。 

——菲律賓拒絕使用中國的檢測試劑,因為準確率只有30-50%。真實情況是菲律賓此次測試的試劑盒并不來自中國,也沒有經過檢驗。而中國首批捐贈給菲律賓的2000個試劑盒,仍在使用且質量良好。 

——捷克從拒絕使用從中國訂購的新冠肺炎試劑盒,因為錯誤率達到80%。真實情況是捷克衛生部副部長說的使用不當造成的。  

諸如此類的消息在英文媒體上滿天飛,而真實過程和原因無人傳播,被有意淡化。     

在西方媒體上,中國只是問題,并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  

4、媒體政客甩鍋,美國這方面表現的最為惡劣,把新冠病毒的發源地說成是中國武漢,把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的原因說成是中國隱瞞疫情和防控不力造成的。  

5、把中國的援助說成是中國出于政治目的。

 

和西方政客及媒體一樣,中國有人在西方落后于中國時候,也開始否認這是制度之爭。但西方政客和媒體,說一套做一套,在宣傳上圍繞著如何抵消疫情給中國制度加分和西方制度減分進行。  

 

歐盟委員會副主席,外交安全與政策主席,Josep Borrell發文稱,新冠肺炎是一場全球敘事之戰(a globalbattle of narratives),要警惕中國通過幫助他國來獲取影響力。  

 

歐洲如此,比歐洲還講政治的美國更會如此。  

 

看看“文明”的西方多么講政治。  

 

新冠疫情是人類的災難,我們誰也不愿意它來到世間。但這場疫情確實也像放大鏡和顯微鏡,讓我們看清楚了這個世界的本來模樣。  

 

當然,也是照妖鏡,照出西方“文明”國家的底色。  

 

在中國公眾的心里,西方體制的偽裝一經褪去,就很難再被穿上。

 

經過疫情考驗,中國民眾補上了認識短板。

 

中國至少在民眾層面,補上了中國軟硬實力中一個最大短板: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這兩個自信建立起來了,也就有了理論自信和文化自信。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明人明察”,有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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