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歷史虛無主義的碎片化癥候是寄生在健康、正確歷史觀機體上的思想毒瘤,需要站在唯物史觀的理論高度予以揭露和批駁。其碎片化癥候在歷史事實、歷史規律、歷史敘事和歷史行動四個方面,曲解歷史事實的確定性、消解歷史規律的必然性、瓦解歷史敘事的整體性和消解歷史行動的自覺性,分別使人們產生認知困惑、信念動搖、言說輕薄、實踐退縮。在新時代必須要堅持和運用好整體性歷史思維,自覺以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大歷史觀為根本遵循,堅定歷史自信、增強歷史主動,徹底清除歷史虛無主義的碎片化癥候賴以滋生的思想空間。
目前學術界深入批判歷史虛無主義時已關注到其存在“碎片化”現象,眾多學者為批駁這種現象貢獻了自己的智慧,指出歷史虛無主義“細小瑣碎”的虛無視角、“裁剪粘貼”的敘事手法、“碎片化”的傳播形式和“支離破碎”的價值認知等問題,這些都指向歷史虛無主義的共同表征——“碎片化”,即對整體性歷史思維認知方式進行碎片化肢解,將客觀歷史認知和價值評判停滯在支離破碎的旋渦中。歷史虛無主義者慣用這種思維認知方式和實踐操作手段,誘導普通大眾虛無歷史。因此,對于寄生在健康、正確歷史觀機體中危害極大的碎片化癥候,我們不能僅限于從表象上對其進行否定性描述,而是必須要堅持和運用唯物史觀,在歷史事實、歷史規律、歷史敘事和歷史行動四個方面對其進行深入分析與揭露,徹底清除歷史虛無主義的碎片化癥候存在的思想空間,夯實維護新時代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安全的理論基礎。
歷史虛無主義的碎片化癥候曲解了歷史事實的確定性。人們獲得歷史事實確定性認知主要是通過經典歷史文本記載傳承和相關史料的考證梳理。對歷史文本及其史料的研究是尊重和把握客觀歷史事實最基礎的前提,進而我們才能獲得確定性歷史事實所呈現的客觀歷史。近代西方蘭克史學(客觀主義史學)一直提倡歷史研究要重視辨析史料,倡導“如實直書”。然而,其追求歷史事實確定性卻是建立在“上帝之手”的確證基礎之上,自尼采發出“上帝死了”的警醒后,緊隨著“上帝萬能”和“理性至上”的信念支撐瓦解,有關歷史事實的客觀性和確定性受到更多質疑。最終,歷史事實追求的確定性與歷史意義闡釋的可能性之間的內在張力趨向失衡,歷史闡釋的思想意義空間被無限放大,呈現出輕史實、重闡釋的趨勢。柯林伍德“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和貝克爾“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等個別論斷被人們奉為圭臬,對歷史事實的相對性認知出現解釋泛濫的趨勢。
特別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之后,后現代主義思潮在西方興起導致人們對歷史事實的相對性解釋泛濫。后現代主義史學者海登·懷特認為,“歷史學家的論證是對他認為是真實故事的東西的闡釋,而他的敘述則是對他認為是實際故事的再現”,將歷史本身看作基于“他認為”語言修辭基礎上任意的歷史故事闡釋,試圖消解歷史與歷史文本之間的真實邊界,拋棄通過歷史文本和史料尋找歷史事實確定性認知的方法。歷史虛無主義者以“學術”為外衣隨意對歷史文本再闡釋、史料細節再考據,對獲得歷史事實確定性認知的兩個重要途徑進行“真相還原”,對西方學術思潮不加認真思考,不予比較鑒別,簡單拿來以分析和衡量中國近現代歷史,形而上學地變換兩種極端的歷史思維方式:不承認歷史文本的客觀歷史基礎,或者將史料實證等同于歷史事實與歷史客觀真相,將人們對歷史事實確定性認知排除在外。由此,歷史相對主義解釋“困惑”導向泛濫,為歷史虛無主義者曲解歷史事實提供所謂“合理理論依據”,其具體表現如下。
一方面,將歷史與文本的關系極端對立,隨意闡釋歷史文本,否定歷史客觀事實。歷史虛無主義者常以歷史記述具有歷史學家“主觀因素”以及受到客觀時間流逝或其他外在因素影響為由,主張史學家對歷史文本及其歷史史料闡釋是主觀的,歷史不具有客觀的固定標準,主張“不存在事實,只存在解釋”。歷史虛無主義者離開歷史文本記載的上下文語境、事件發生的具體情景和思想行為的特定民族文化氛圍,隨意截取只言片語的歷史文本及其歷史事實,陷入“千人千面,面面不同;萬人萬解,隨意解讀”的相對主義歷史怪圈。借此,歷史虛無主義者隨意“解構”與“建構”歷史人物,放棄重大歷史事件的歷史分析法和階級分析法,既不承認客觀事實,更不承認客觀價值標準,熱衷于以各種邊緣視角和獵奇心理來“重新評價歷史”。然而,“歷史是‘正本’,是原型、原本、根本,而文本則只是‘副本’,是對歷史的闡發和反映”。歷史學家記載著歷史事實和闡釋歷史的文本是我們通向認識和把握歷史真相的必不可少的中介與載體。歷史文本是反映歷史的重要“副本”,能否反映歷史“原本”需要專業歷史研究者對重要的歷史文本進行解讀。這是主觀見之于客觀的一種嚴謹治學事業。因此,歷史事實認知是客觀性與主觀性的統一,具有客觀確定性的認識和評價標準,相對性中并不排除在一定條件下存在歷史的確定性。在這個意義上,人們對待歷史事實絕非“千人千面、面面不同”,真相就是真相,這是不容置疑的客觀事實。歷史的思想闡釋不能背離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物質生產實踐活動這一現實基礎,不能成為游走在各種語言辭藻中的游戲,不能以亂說或戲說來解構歷史文本。
另一方面,將歷史與史料的關系機械等同,隨意抽離出片段史料,歪曲歷史客觀事實。歷史實證主義注重將史料作為歷史闡釋和研究的基礎,擺脫思辨歷史哲學試圖依靠純思維活動來建構歷史的傾向,就此而言其具有進步性。但是,歷史虛無主義者借歷史實證主義的“學術”之名,只關注、截取和描述那些符合自己政治圖謀的歷史“碎片”和個別“細節”,把個案當成普遍、將細節視為全部、用部分代替整體。他們將所謂最新獲取的零碎史料奉為圭臬,不是把“歷史碎片”看作歷史研究的基礎之一,而是非歷史地、非具體地比較、分析、闡釋其思想意義,沒有把“歷史碎片”放在物質生產實踐活動的具體歷史背景中,置身于特定社會關系結構中,不能發現“歷史碎片”是整體中的部分、全貌背后的細節。由此,歷史虛無主義者借研究“歷史碎片”的“學術”之名,將不經全面考證的史料機械等同于歷史事實,對部分史料隨意主觀闡釋,歪曲甚至捏造史料來虛無特定歷史事實。正如列寧強調的:“如果不是從整體上、不是從聯系中去掌握事實,如果事實是零碎的和隨意挑出來的,那么它們就只能是一種兒戲,或者連兒戲都不如。”同時,歷史虛無主義者夸大了歷史實證科學的理論適用邊界,試圖隔絕人化自然、社會化的人以及人的思維之間的內在有機關系。在此基礎上,他們脫離特定社會歷史關系結構中“現實的個人”,從浩如煙海的史料中隨意篩選“原子式個人”的部分史料,通過重新評價歷史來“博取眼球”。其內在理論缺陷是:忽視了社會歷史本身的復雜性和歷史分析的科學性與階級性相統一,忘記了人們所選取關鍵性歷史史料背后有特定的歷史觀和價值觀作為前置性思維指引。如果歷史研究失去特定的歷史觀和價值觀指引,僅駐足在史料堆中陷入絕對實證考據,不對局部的歷史史料進行聯系、辯證和發展的理解,不將史料分析綜合為規律性認識,那么這樣的歷史研究所獲得的所謂“歷史真知”只能限定在狹小的歷史角落,或盲人摸象、或一葉障目。如此這般,歷史研究可能陷入對歷史細節無休止的、無結果的、盲目的考據和思辨,只會為歷史相對主義與歷史虛無主義相交匯提供便利。最終使人們將追求零散、瑣碎的個人歷史經歷、記憶甚至想象視為理解歷史的旨趣,拋棄對歷史事實的求證,不再探尋重大歷史事件背后的規律,走向以相對主義來解讀歷史事實,衍生出諸多孤立且成堆的“歷史碎片”。這種歷史研究旨趣將為歷史虛無主義歪曲、否定和虛無歷史打開方便之門,與中國古代史學家所追求“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的基本治學傳統相矛盾,更不可能是真正的學術研究。
歷史虛無主義的碎片化癥候消解了歷史規律的必然性。歷史規律是一種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內在關系,是事物之間存在的必然性聯系。而具有濃厚西方意識形態色彩和政治意圖的英國哲學家卡爾·波普爾認為:“歷史的預言是一種江湖騙術。我不相信歷史規律,特別不相信進步的規律這類東西。”他依據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直接否定了歷史規律的客觀存在,否定了人們根據歷史規律科學預測未來發展方向,質疑人們對歷史規律認識、把握和言說的可能性。歷史虛無主義者將歷史演變的“邏輯線索”、歷史記憶的“時代主題”和歷史分析的“主要矛盾”等問題“釜底抽薪”,使得原本已經克服歷史虛無主義的歷史事實,在經過對歷史事實按照內在聯系所構成的“歷史規律”虛無化后,再一次使人們對歷史事實的認知退回到混沌不定、矛盾叢生的歷史碎片之中。具體到碎片化癥候則體現為歷史虛無主義者無限度放大偶然因素的歷史作用:一是兜售歷史本身不具有重復性、歷史無法被預測等錯誤觀點而否認歷史規律的存在;或者,雖承認歷史規律存在,但將人的實踐活動中對歷史規律的把握僵硬地理解為一種線性前進的“決定論”,認為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的歷史活動只不過是規律自我演繹的“注腳”。二是將歷史進程中的挫折、失誤不加分析地歸結為人們相信上述歷史規律的一種“宿命論”歷史悲劇,消解人們對歷史進步的信念。三是視歷史為一種無主體的偶然產物,突出個性化生活經驗視角,把個別歷史現象的獨特性與一般歷史規律的必然性割裂對立起來,以歷史偶然性來消解歷史必然性。其具體表現如下。
一方面,以歷史事件本身不具有重復性而否定歷史規律的必然性。歷史事件是偶然和必然的結合體。歷史事件在表象上各具特色,自身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具體發展過程都不可重復。但是,歷史學家在充分了解不同歷史事件發生的豐富表象和產生的多重因素的基礎上,進行科學的歸納總結,并進一步探尋和追問表象背后的本質。歷史規律恰恰是包含在特殊個別表象中的歷史普遍性認知。因此,探尋歷史規律需要我們對歷史表象進行細心的剖析,既不能將“相近”“相似”的歷史細節來簡單類比而陷入“歷史循環論”,也不能以“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來考據歷史個例而停留在非總體性的歷史認知層面。由此,我們不應該“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見”,攻其一點,不及其余,使得對歷史認知喪失完整性、歷史評價厚此薄彼。具體歷史事件發生的原因是多樣的、復雜的,雖然經濟因素是決定性的,但并不是唯一的,政治制度、社會文化心理、自然地理環境以及人民群眾的實踐活動等都發揮作用,甚至在特定情況下,局部非經濟因素會決定個別歷史事件本身。然而,當我們把這些歷史因素從微觀擴展到宏觀、將局部整合為整體、從較短時空維度拉長到宏大歷史跨度,就會發現客觀歷史都發生在特定的經濟基礎形成的各種社會形態中。“只有把社會關系歸結于生產關系,把生產關系歸結于生產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據把社會形態的發展看做自然歷史過程。”這樣具有普遍性的規律認知,就以不同形式反復出現在特定區域的民族歷史發展進程中,形成各具特色的社會形態,使得我們認識到社會歷史生活表象下的歷史規律。“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總而言之,唯物史觀排除了歷史人物主觀意志支配歷史的學說,駁斥了“歷史編撰家”顛倒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關系的言論,清除了在歷史觀上人為制造歷史偶然性帶來的不確定性困惑,闡明了在社會形態變遷中經濟基礎的決定性作用。與此同時,唯物史觀充分肯定各種政治、法律、文化等上層建筑以及人的歷史活動等多種因素的相互作用,既指明了社會歷史規律重復性出現對人們歷史實踐活動的制約性,又肯定了社會歷史規律并非先于或外在于人的歷史實踐活動而存在,從而避免使我們陷入歷史不可知的歷史神秘主義或者歷史虛無主義的泥潭。
另一方面,以自然規律的標準來否定歷史規律必然性的可把握。歷史虛無主義者無視不同于自然規律自發地起作用,社會歷史規律具有其特殊性。“現實的人”在滿足物質生活需要的生產實踐活動中,有目的、有計劃地建構起以特定社會生產關系為內核的社會結構,并創造出屬于自己的物質生活、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從而實現人自身的發展,并且在思維、語言中能夠認識和把握自身歷史的過往。不同于一切唯心主義或舊唯物主義者所宣稱的歷史規律只不過是唯意志論或經濟決定論的一種表現形式,“歷史必然性的思想也絲毫不損害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全部歷史正是由那些無疑是活動家的個人的行動構成的”。同時,唯物史觀認為歷史活動中人的行動受到客觀物質條件的必然性制約,這不僅體現在自然生物意義上個人的行動受自然條件制約,更體現在社會歷史意義上,作為歷史活動的“劇中人”受特定社會歷史條件的制約,其主觀“動機”和“目的”既包括以往歷史所繼承下來的客觀物質前提,又包含民族歷史和文化傳統影響。與此同時,伴隨著歷史主體更深入的實踐活動不斷改造自身社會歷史環境,就愈加凸顯歷史主體作為“歷史劇作者”的另一重身份,在把握客觀歷史規律中發揮歷史主體的首創精神,創造歷史偉業。
歷史事件似乎是以偶然性的外觀出現在人們面前。抽象的、一般的歷史規律性認知都寓于具體的、個別的多樣性社會活動之中。由此而言,人們在對大量歷史資料進行分析、概括和綜合之后,不斷回到現實世界的實踐活動中接受檢驗,從而更加清晰地認知和把握歷史規律。碎片化的路徑則相反,歷史虛無主義者以微觀的個體視角看待非普遍、非代表的歷史表象,強調個體的歷史主體性,放棄總體的、聯系的、辯證的思維框架,使人們脫離歷史的現實基礎,否認歷史規律的存在。他們在對待現實問題時,只在無根的歷史浮萍中隨意抽取個體存在意義,抽象探討人性的復雜多變。另外,歷史虛無主義者還將歷史視為一堆偶然因素的集合體,拒斥階級分析法。最終,這種歷史觀只能在人們面前呈現出一團混亂的人性變遷史,無法揭示個別歷史行為背后深層次的歷史規律。
歷史規律是在社會歷史實踐中得以生成的。我們要辯證、唯物和實踐地理解和把握歷史規律的客觀性與主體性的統一。如若忽視歷史規律發生的條件,為脫離規律客觀性的“自由行動”而詭辯,我們就會陷入唯心史觀。歷史虛無主義者恰恰否定歷史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制約性,把歷史中個別生活體驗和豐富社會表象呈現出的歷史偶然性和獨特性看作人主觀能動性的體現,拒斥從大尺度生活空間和寬廣歷史演變跨度來總結、歸納社會歷史發展規律。他們采取抽象的人性論,在歷史事件和人物分析上“泛道德化評判歷史”,將歷史變遷過程中的曲折和失誤簡單歸結于個別歷史人物單純的主觀“動機”,隨意評判歷史人物的歷史地位。
歷史虛無主義的碎片化癥候瓦解了歷史敘事的整體性。歷史敘事意味著一種解讀、一種基于立場的觀察和言說。西方后現代主義代表人物利奧塔、德里達等對現代性進行解構,貶低“宏大敘事”“元敘事”,極力推崇“小敘事”。碎片化敘事是一種解構歷史整體性表述和言說的敘事手法,使人們對事物的認知和判斷從歷史碎片到歷史碎片,孤立地看待歷史事實,片面地得出歷史評價。碎片化敘事的哲學基礎是歷史唯心主義和舊唯物主義。歷史唯心主義顛倒思維和存在的關系,視歷史中的個人是“離群索居”的個體,而個人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對歷史的認知必然是一個個局部的歷史片段。由此,歷史唯心主義認為,個體歷史認知不具有形成完整的歷史書寫與言說的可能性,只有脫離現實歷史過程,以純粹抽象理性思維才能把握歷史。舊唯物主義雖以客觀事實為邏輯起點,卻將個體自我歷史體驗直接等同于客觀歷史記憶本身,這樣,歷史在自我視野中便是以直觀感性的形式反映出來,崇尚非普遍性感知的可靠性。其實質是“直觀的唯物主義,即不是把感性理解為實踐活動的唯物主義,至多也只能達到對單個人和市民社會的直觀”。在思維方式上,前者是沉浸在唯心主義主觀思想世界中的“抽象思辨”,后者是建立在舊唯物主義客觀物質世界上的“感性直觀”。總而言之,在歷史敘事上,歷史虛無主義者拒斥在實踐中主客觀相統一的整體性歷史思維,采取碎片化敘事手法來虛無歷史,其具體表現如下。
一方面,將微觀敘事放在宏大敘事的對立面并夸大使用,破壞歷史敘事的完整性。歷史虛無主義者熱衷于采取微觀敘事排斥任何宏大敘事,割裂歷史的整體性,即一種解構整體性歷史記載和言說的敘事手法,混合著生活敘事、啟蒙敘事、假定敘事等非同一歷史過程和邏輯關聯的敘事類型。歷史虛無主義者把歷史碎片、個體意識以及微觀視角置于歷史敘事的第一位,將個體直觀的生活感知看成理解一切歷史人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他們以具體細節描述替代對宏大歷史背景的敘述,以少數歷史人物的生存境遇來否定歷史整體的發展面貌,以超脫歷史發展脈絡的“現代文明人的標準”看待歷史人物的得失成敗。實質上,歷史虛無主義者在高揚個體敘事來凸顯歷史中人的主體性的同時,卻放棄了基于歷史事實歸納、分析和總結歷史規律的思維過程和敘事框架。他們將歷史全景式的整體認知瓦解,讓歷史的規律、目的等無處安放。最終歷史虛無主義者以個體主觀經驗和社會表象為“標尺”來看待歷史,客觀歷史事實則淪為個體敘事者隨意裁剪加工的“素材”。這些歷史敘事的手法只是利用人們對歷史的獵奇心理,去裁剪、粘貼、重組歷史片段,其目的在于“把原本已清晰完整的歷史撕裂成為碎片,然后又給以隨心所欲的所謂‘解構’,借以嘩眾取寵,自鳴得意”。“西方教條主義方法論對中國歷史研究的影響主要通過‘意識形態終結論’‘實證主義’‘后現代主義’的方法體現出來,正是憑借這些方法構成的西方教條主義方法論的‘指導’,歷史虛無主義才得以面世。”進而言之,中國近現代史闡釋中出現的碎片化癥候,恰恰是歷史虛無主義者假借“學術”之名,落入西方“意識形態終結論”的陷阱并“強制闡釋”歷史結下的“惡果”。當然,我們不能將歷史虛無主義的碎片化癥候與正常的微觀史學研究簡單混同并且不加區分地加以批判。應該在歷史研究中堅持宏觀與微觀相結合,各學科協同共進,建構大歷史觀,尊重和提倡正常微觀史學的研究意義:“這種取向使我們在研究微觀問題時,也充分注意到宏觀的歷史事件。雖然微觀歷史津津樂道那些微不足道的細節或‘小歷史’,但其所揭示的問題有助于我們理解大歷史。”
另一方面,將個體敘事置于集體敘事的對立面,導致歷史敘事的隨意性。如果說忽視個體的“整體主義者”或者空疏己見的“宏大歷史敘事者”對歷史規律存在盲目自信和崇拜,從而遮蔽了集體中個體的存在意義,那么,個體敘事則是對整體歷史認知的另一種極端過激反應。個體歷史敘事者在從整齊劃一的同一性中“解放”多元豐富個性的同時,卻有意解構關于歷史辯證、全面的認知方式。他們迷戀于個人的主觀經驗或者歷史實證主義認知的可靠性,對歷史生成和建構的整體性認知進行無建設性意義的重新評價。他們主張只破不立或者主張破即是立,將歷史整體從“神壇”打碎,并且認為支離破碎的歷史碎片才是歷史的本真,進而在個體敘事者視角中在任何意義上都無法找到歷史的主題、主線、主流并且發現歷史變化所暗含的內在線索。由此,歷史的公共性意義、共同記憶便不復存在,代表集體性的歷史將被貶低,使人們的歷史敘事喪失了嚴肅性和公共性。從宏大歷史發展而言,歷史虛無主義者極端推崇局部細節,使得各個歷史部分之間如同“自由流動的沙粒”,平等、多樣、自由但無法交匯融合成一體。這樣,不同個體只聚焦在“生活敘事”“微觀敘事”“假定敘事”,倚重個體日常生活的經驗性思維把握現實世界。然而,“由于人們的有限生命過程決定了他們不能經歷過多的歷史事件,所以,人們不但感受不到‘歷史規律’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作用,而且經常體驗到的是偶發事件和歷史人物對‘歷史’的主宰”。由此,歷史虛無主義者放棄科學的歷史分析法,一味追求微觀生活化敘事,強調非典型的歷史主體感受和個性化記憶。“資產階級科學——自覺或不自覺地、天真地或理想化地——總是從個人的觀點來考察社會現象。而從個人的觀點里不會產生出總體,最多能產生某一局部領域的一些方面,而且大多只能產生一些零碎不全的東西:一些無關聯系的‘事實’或抽象的局部規律。”歷史虛無主義者采取個體歷史敘事失去了歷史整體性,拒斥任何意義上的“宏大敘事”對特定歷史時期的全貌進行本質性規律理解與把握。“用整體遮蔽個體生命是專制的,但渴望擺脫一切整體的一切約束,也只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事實上,歷史敘事者無法擺脫不同個體間在社會交往過程中形成的內在的整體性聯系,因為歷史敘事實質上是一種集體中的個體敘事與個體之間的集體敘事。歷史規律言說者與歷史創造者是一致的,人民群眾是歷史敘事的實踐者、揭示者和言說者的統一體。歷史規律不是個人主觀意志的產物,但涉及個體主觀感知和實踐參與,要通過具體的歷史人物呈現出來,自覺或不自覺地體現著特定階級的意志和代表著歷史中大多數人的利益。如果只是強調個體敘事的重要性,將單個的個體視為歷史的主體,則會把歷史敘事推向個人主觀精神史,必然滑向歷史虛無主義的泥潭,即使在歷史中獲得一種自我存在意義,也終是一朵“虛幻的花朵”,禁不起任何客觀歷史的檢驗。
歷史虛無主義的碎片化癥候消解了歷史行動的自覺性。“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歷史行動自覺性是指歷史主體在復雜歷史進程中不再受到自發的、支配性的“歷史的自然”和“自然的歷史”盲目驅使,在認識和把握規律的前提下有目標、有計劃地認識和改造世界。這是一種更加主動地發揮人的能動性參與客觀世界的實踐活動,一種更加自覺地汲取先輩歷史精神的歷史自覺。這要求我們既要謹記歷史教訓,不走老路,勇于變革,又要珍視歷史成就,不走邪路,接續奮斗。具體表現在歷史主體對貫穿歷史過程中三個連貫性的歷史問題——過去曾做過什么、當下正在做什么、未來將要做什么——始終具有自知、自省和自主的歷史認知和行動。中國共產黨人具有強烈的歷史意識和高度的歷史行動自覺性,在百年接續奮斗的歷史過程中始終尊重歷史,深刻認識歷史規律,科學把握歷史趨勢,找準歷史方位,牢記歷史使命,勇于擔當,敢于斗爭,善于變被動為主動,發揚歷史主動精神,激發了億萬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開創了一個個歷史偉業。
人們對歷史事實確定性認知是歷史行動自覺的根本前提,對歷史規律必然性的把握是歷史行動自覺的關鍵指引,基于此,人們的歷史行動才能實現從自發轉向自覺的實踐躍升。然而,歷史虛無主義的碎片化癥候對前兩者的否定、歪曲和虛無,使得人們對歷史認知不清醒,并產生歷史敘事的隨意性,對我們當下正在做什么迷失歷史方位,對未來將要做什么喪失歷史使命。被歷史虛無主義言論所迷惑的部分人時常玩弄別有用心的政治辭藻,迷失在西方“普世價值”話語中,陷入虛幻的利益共同體。在本民族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這些人對于我國革命與現代化建設之間的歷史銜接和話語創新過程喪失基本的歷史意識,用現代化范式替代革命范式,將革命話語貶低為暴力的產物,走向“告別革命”的臆想。享樂主義追求“盛行其道”、犬儒主義態度“自鳴得意”、拜金主義風氣被“奉為圭臬”。由此,歷史本身也成為被無限度消費的“商品”,淡化了現代人的歷史感。這些歷史虛無主義的思想文化氛圍滋生和殘存在文藝領域和網絡空間,其具體表現如下。
1. 文藝領域的歷史虛無主義作品破壞人們共同的歷史記憶
個別文學和影視作品完全放棄“宏大敘事”,聚焦在細微視角,肆意貶低歷史正面人物形象,急于求新、求異,從野史逸聞中尋找創作靈感,編造非理性、非常規的故事情節,嚴重破壞人們共同的歷史記憶并阻礙歷史行動的自覺性。
其一,在歷史視角上價值選擇彌散化。所謂的“元敘事”“宏大敘事”被顛覆后,歷史題材的文藝作品沒有主線、沒有確定性,只有偶然和肆意。部分文藝作品倚重個體化平民視角,充斥著對欲望的窺探和對人性善惡的抽象遐想。這導致呈現在人們眼中的歷史是多元雜糅中沒有一條主線、多種思潮匯聚中沒有一種主流,似乎多元沖突、變幻不定才是常態,崇高講得“輕飄淡薄”,庸俗講得“情真意切”。實質上,這些涉歷史題材的文藝作品創作過程中偏重挖掘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偶然性因素,將窺探人物心理、抽象思考人性看成文藝價值的追求,導致人們虛無歷史和虛無文化的傾向。此類“快餐式文藝產品”盲目地迎合市場,既不重視文藝創作應遵循的藝術表現手法,又不注重生產契合大眾審美的精神產品,無法為青少年成長成才提供精神營養劑,更無力承擔應有的社會公共責任。
其二,在敘事主題上抽象化地思考人性。部分文藝作品將“人性”作為最直接的切入點和最高的評判標準,似乎走向另一種“人道主義”。人物角色設定和故事情節安排沒有具體的時代背景,隨意亂說客觀歷史事實并追求低級趣味。那么,“抽象人性論”自然成為各種錯誤思潮借助文藝作品競相爭取話語權和影響力的“萬能公式”。然而,這些觀點一旦碰到具體的、現實的歷史問題,在真相面前便出了丑。“在空想主義者那里,‘人的本性’是他們研究的出發點。這個本性的規律,在他們那里立即具有神秘的性質,它們被轉移到人以外和人們的實際關系之外的某個地方,轉移到某個‘超歷史的’領域。”我們不應該用抽象人性論來看待歷史、闡釋歷史,而應該用歷史事實、歷史規律去說明具體的人性問題。只要我們把抽象人性論放置在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中,它都將經受不起一絲考驗。被虛假的意識形態“流出許多五顏六色的鱷魚淚”所迷惑的人們,將在歷史真相和歷史實踐中被真正“啟蒙”,具體的、實際的歷史中所蘊含的真、善、美將真正顯露。
其三,在敘事內容上革命主題扁平化。建立在空想、唯心的世界觀基礎上的歷史虛無主義者,將革命僅僅界定為暴力革命,認為是一種具有劇烈破壞性的社會變革,是“對人性的踐踏”,是一場“救亡壓倒啟蒙”的運動。因此,一段時間“告別革命”“革命血腥”的言論甚囂塵上,但同時卻宣稱中國近代史上西方帝國主義暴力壓迫中國人民是“侵略有功”,陷入“暴力論”的雙重標準,不自覺地被西方殖民文化所俘獲。而且,歷史虛無主義貶低近現代中國社會革命實踐中淬煉出的革命精神中所蘊含的豐富、具體和現實的“人性”內涵和價值追求。事實上,“革命與人性雖有區別,本質上并不截然對立,革命總體上可以促進人性的提升與完滿,革命本身有人性、革命過程有人性、革命后更有人性”。
2. 網絡空間的歷史虛無主義信息傳播誘導網民形成淺薄的歷史思維
歷史虛無主義的碎片化內容在資本邏輯主導的網絡環境中肆意傳播,消解人們歷史行動的自覺性。
其一,在傳播內容上,上述劣質歷史虛無主義信息借助新媒體技術充盈在網絡空間,滿足人們碎片化的即刻體驗感,形成“流量至上”的商業氛圍,進而將豐厚寶貴的民族歷史文化資源,功利地改造為短視頻平臺滿足人們歷史獵奇心理的“流量密碼”。歷史虛無主義借助網絡空間以多種形式的信息符號裂變式擴散,任意兜售“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歷史是發面團”等言論,設計雷人的歷史人物形象、創設浮夸的歷史情境再現來滿足受眾感性的歷史體驗,再通過不同網絡圈層群體中對信息二次加工創作與傳播擴大自身影響力。
其二,在傳播效果上,歷史虛無主義通過兜售由零碎歷史知識建構的碎片化語境,易誘導部分網民形成淺薄的歷史思維。使人們從個體當下的歷史體驗來把握歷史,形成淺層的、泛娛樂的歷史氛圍,撕裂人們的共識,擾亂同輩間、代際間傳承的歷史記憶和歷史使命。目前,網絡空間涉及歷史虛無主義的社會輿論事件仍偶有發生。這些輿論事件體現出:仍有少部分國人對歷史既“無知”又“無畏”,以“無畏之心”制造“無知之事”,或以“無知之名”推卸“無畏之責”,缺乏對本民族國家歷史的敬重,有意無意褻瀆英雄形象,傷害民族感情。因此,如果不重視向大眾普及歷史基本知識,養成大眾良好的歷史素養和歷史行動自覺性,將導致人們在該前進的地方躊躇不前或選擇退卻,在需要回顧歷史經驗教訓時又不屑于從歷史中汲取前進的精神動力,從而對形成強大的社會凝聚力產生消極影響。在西方意識形態和國內錯誤思潮干擾下,網絡和現實空間隨時可能出現涉及歷史話題的負面言論和現實隱患,使人們陷入娛樂化和非理性愛國主義的旋渦中,消解歷史行動的自覺性,挫傷做中國人的志氣、骨氣和底氣,帶來不可忽視的意識形態安全風險。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大歷史觀的重要論述蘊含著豐富的歷史整體性思維,是新時代對唯物史觀的最新深化和發展,為我們批判歷史虛無主義的碎片化癥候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在新時代,要堅決抵御歷史虛無主義侵蝕我們黨的執政根基,我們要做到以下方面。
第二,始終堅持歷史研究的整體性,樹立大歷史觀。我們要在寬闊的歷史領域占有豐富史料來辨析史實,站在高遠的歷史時空以客觀、全面、辯證的眼光評價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中的重大事件和人物,形成一批科學和全面把握歷史發展主流、主題和主要矛盾,能反映社會歷史發展趨勢、增強人民群眾歷史自信的研究成果。
第三,提升全媒體時代歷史虛無主義網絡傳播治理能力。新聞媒體工作者要承擔各類信息“把關人”的職責,及時糾正涉及黨史宣傳中傳播內容碎片化、傳播價值彌散化和傳播主體多元化帶來的風險。
第四,完善社會各界共同抵御歷史虛無主義的系統性治理體系建設。針對目前在現實與網絡空間中歷史虛無主義言論呈現出點狀式、軟性潛隱化、零星散發的態勢,我們要加強輿情研判,動態及時處理相關信息,形成多元協同的治理體系,發揮好多方合力的治理效能。
總之,我們要更好發揮歷史主動精神,接續奮斗,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偉大實踐中創造無可爭辯的歷史成就,徹底粉碎歷史虛無主義的各種謬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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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西安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馬克思主義研究”,原刊于《馬克思主義研究》202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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