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年來,從部隊到地方一直從事思想政治工作,且因愛好理論,在部隊多年負責理論教育,對恩格斯的《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下稱《終結》單行本)記不清學習過多少次;自知離學懂弄通相去甚遠,但由于平時比較關注報刊有關“哲學基本問題”的討論,加上自己的思考,也積累了一些資料;現把各個時期零星思考的點滴體會集納、歸類發出,就教于方家。
一、感悟“哲學基本問題”與“最高問題”之不能混淆
1981年底,筆者轉業到河北省出版局政論編輯室,負責編輯哲學方面的書稿,發現一些來稿中,對“哲學基本問題”與“哲學最高問題”及其兩方面的相互關系的表述多種多樣,五花八門。比較普遍的是把“哲學基本問題”和“最高問題”加以混淆,例如有的無視恩格斯把“哲學基本問題”分為“兩個方面”,而主張把“哲學最高問題一元化”,即把“第二個方面”“從基本問題中取消”;有的則 “認為哲學基本問題的兩個方面是一個問題”;筆者查閱前蘇聯《簡明哲學辭典》詞條的解釋,直接表述為“哲學基本問題或稱最高問題”(《簡明哲學詞典》第378頁),也是把“哲學基本問題”與“最高問題”當成了一回事;我國的《辭海》也是說“哲學基本問題亦稱‘哲學的根本問題’或‘哲學的最高問題’”、“哲學最高問題,即哲學基本問題。”(《辭海》1989年版第1952頁)等等,好像都是從蘇聯《簡明哲學詞典》套下來的;有的來搞就直接表述“承認物質世界的本原性,同時承認思維和存在同一性,就是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可見這種認識在中外哲學界帶有一定的普遍性。
筆者認為,解決這些“提法”上的“困難”,最根本的是要原原本本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原著,一字一句的理解革命導師的原意。
恩格斯在《終結》中關于“哲學基本問題”和“哲學最高問題”論述,分析了如下幾個基本層次:
(1)“全部哲學,特別是近代哲學的重大的基本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這里是講“哲學的重大的基本問題”,通俗地說就是“精神和物質”的關系問題;恩格斯這里所論述的這種關系,既包括精神和物質何者是本原的,也包括思維與存在有沒有同一性,講的是“哲學基本問題”的兩個方面,可以說是恩格斯對哲學基本問題的一個“總論”。
(2)“思維對存在、精神對自然界的關系問題,全部哲學的最高問題……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還是自然界?——這個問題以尖銳的形式針對著教會提了出來:世界是神創造的呢,還是從來就有的?哲學家依照他們如何回答這個問題而分成了兩大陣營。凡是斷定精神對自然界說來是本原的……組成唯心主義陣營。凡是認為自然界是本原的,則屬于唯物主義的各種學派。”筆者的感悟:恩格斯在這里只是談的“哲學最高問題”這一個方面,即在“全部哲學重大的基本問題”的兩個方面中,唯有精神和物質何者是本原的這一個問題,才是“哲學的最高問題”,也只是這一個“最高問題”,才把哲學家分為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大陣營。
(3)“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還有另一個方面:我們關于我們周圍世界的思想對這個世界本身的關系是怎樣的?我們的思維能不能認識現實世界?我們能不能在我們關于現實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確地反映現實?用哲學的語言來說,這個問題叫做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問題。”筆者的感悟是:恩格斯這里是只強調了“全部哲學的重大的基本問題”的第二個方面,即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問題,簡單地說就是世界是不是可知的問題,以及人對客觀事物的認識怎樣從不知到知,進而達到“我們關于現實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確地反映現實”。
很顯然,恩格斯后邊這兩段話,就把“哲學基本問題”分成了兩個方面,一個是精神和物質何者是本原的為“哲學最高問題”,二是思維和存在有沒有同一性問題,即世界是不是可知的問題。兩方面合二為一才是“全部哲學的基本問題”。因此,說哲學“基本問題”即“最高問題”或“最高問題”即“基本問題”等等,把“哲學基本問題”和“最高問題”加以混淆的提法,是不正確的,以此推論說只要堅持哲學“基本問題”的“兩個方面”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也是不正確的。
二、感悟“哲學基本問題”并非是古典哲學的終結
為什么這么說呢?按照恩格斯關于“哲學最高問題”劃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標準,因為費爾巴哈、馬克思、恩格斯他們原本是“一整個學派”,即包括費爾巴哈在內,他們都是唯物主義“一派”,都是“從康德那里向左走,走向完全否認一切唯心主義和一切不可知論”的。(列寧《唯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第200頁)就是說,在馬、恩、費“是一派”的時候,即他們都“從康德那里向左走,走向完全否認一切唯心主義和一切不可知論”的時候,費爾巴哈也和馬克思和恩格斯一樣,是“完全否認一切唯心主義和一切不可知論”的。
費爾巴哈雖然也批判黑格爾的“絕對觀念”“是對世界造物主的信仰的虛幻殘余”,堅定地認為“我們自己所屬的物質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現實的;而我們的意識和思維,不論它看來是多么超感覺的,總是物質的、肉體器官即人腦的產物。”恩格斯在稱贊費爾巴哈“這自然是純粹的唯物主義”的同時,也著重批判了“費爾巴哈到這里就突然停止不前了”的錯誤,這實際上就劃清了馬克思、恩格斯哲學與費爾巴哈哲學的界限;費爾巴哈自己也是這樣說的:“向后退時,我同唯物主義者完全一致;但是往前進時就不一致了。”(《終結》單行本第18頁)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把“哲學基本問題”和“最高問題”加以混淆,進而認為只要堅持“哲學基本問題”的“兩個方面”,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這樣一來,不就把費爾巴哈也變成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者了嗎?
回過頭來再看黑格爾。恩格斯上述談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的另一個方面,即在談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問題時說:“絕大多數哲學家對這個問題都作了肯定的回答。例如在黑格爾那里,對這個問題的肯定回答是不言而喻的”;但眾所周知,黑格爾所謂的“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只是“這個世界的思想內容,也就是那種使世界成為絕對觀念的逐漸實現的東西,這個絕對觀念是從來就存在的,是不依賴世界并且先于世界而在某處存在的。”(《終結》單行本第16頁)
很顯然,如果說只要承認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那不就把黑格爾也當成了“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者了嗎?
所以,筆者認為,僅僅堅持“哲學基本問題”,承認物質世界的本原性和承認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還不能說是古典哲學的終結;而真正的哲學革命,是在于1845年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和馬、恩合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態》,而完成這個哲學革命任務的,應該是恩格斯的《終結》。
三、感悟《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對哲學的偉大革命
從1845年春天馬克思在筆記本上匆匆寫下“供繼續研究用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到1886年恩格斯寫作和發表《終結》,中間相隔了41年。馬克思是1883年3月逝世的。也就是說,恩格斯是在馬克思逝世后三年發表《終結》這部系統闡述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重要著作的。
從恩格斯在《終結》《1888年單行本序言》中引用的馬克思在1859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一段話,可以看到恩格斯寫作《終結》的初衷,就是為了完成他和馬克思早在40多年前(即1845年以前)就“決定”了的一個共同的心愿:“鉆研”唯物主義歷史觀,闡明他和馬克思“與德國哲學思想體系的見解之間的對立”,把他和馬克思以前的“哲學信仰清算一下”,劃清他們與黑格爾的唯心主義和包括費爾巴哈在內的舊唯物主義的界限,創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宏偉目標。
恩格斯回顧道:“這個心愿是以批判黑格爾以后的哲學的形式來實現的”,當時準備出版的“八開本兩厚冊的原稿”,即馬、恩合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態》,由于德國反動當局的阻撓而“不能付印”。恩格斯不無遺憾地說:“從那時起,已經過了四十多年,馬克思也已經逝世了。不論他或我,都沒有過機會回到這個題目上來”;因此,對黑格爾哲學的清算“不夠全面系統”;而對費爾巴哈也“從來沒有回顧過他。”個中原因,主要是由于他們忙于領導工人階級進行推翻資產階級反動統治偉大斗爭的實踐。
40多年后,恩格斯發現:在“馬克思的世界觀遠在德國和歐洲境界以外,在文明世界的一切語言中都找到了代表”的情況下,竟然出現了一股企圖復活“德國古典哲學”的思潮,使恩格斯“越來越覺得把我們和黑格爾哲學的關系,即我們怎樣從這一哲學出發并且怎樣同它脫離,做一個簡要而有系統的說明是很必要了”,并著手創作《終結》一書。
在《終結》第一章,恩格斯特別論述了費爾巴哈對他和馬克思的巨大的影響,以及他們又如何“揚棄”費爾巴哈哲學,創立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過程。
恩格斯寫道:“就是要完全承認,在我們那個狂風暴雨時期,費爾巴哈給我們的影響比黑格爾以后任何其他哲學家都大”,說在黑格爾唯心主義體系被封為普魯士王國“國家哲學”的情況下,費爾巴哈《基督教的本質》一書的出版,“直截了當地使唯物主義重新登上了王坐”,黑格爾“‘體系’被炸開了,而且被拋在了一旁”;恩格斯形象地描述費爾巴哈《基督教的本質》一書的解放作用,說“只有親身體驗過的人才能想象的到。那時大家都很興奮:我們一時都成為費爾巴哈派了。馬克思曾經怎樣熱烈地歡迎這種新觀點,而這種新觀點又是如何強烈地影響了他”。(《終結》單行本第13頁)
在這篇《序言》里,恩格斯重點介紹了馬克思寫于1845年春天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說是在他把《終結》送去付印以前,又“把1845年—1846年的舊稿即《德意志意識形態》找出來,重新讀了一遍”,結果在馬克思一本舊筆記中找到了《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這份“供進一步研究用的匆匆寫成的筆記,根本沒有打算付印”的“包含著新世界觀的天才萌芽的第一個文件”,并把它作為附錄附在自己的《終結》一書后邊。這既是對當時哲學上“回潮派”的有力回擊,又是繼承馬克思的遺志和對馬克思最好的紀念;充分表明了兩位偉大導師與黑格爾唯心主義和包括費爾巴哈哲學在內的舊唯物主義的徹底決裂,創立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堅定決心和偉大歷史功績。
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在批判費爾巴哈否認實踐對認識的偉大意義時,特別強調實踐唯物主義。其第一條指出:“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事務、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人的感性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觀方面去理解”;指出費爾巴哈“不了解‘革命的’、‘實踐批判的’活動的意義”;在第二條更是明確指出:“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并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關于離開實踐的思維是否具有現實性的爭論,是一個純粹經院哲學的問題。”在第三條,馬克思針對“人是環境和教育的產物”的錯誤觀點,指出:“環境正是由人來改變的,……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在第五條,批判費爾巴哈“不滿意抽象的思維而訴諸感性的直觀;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實踐的、人類感性的活動”的錯誤觀點;在第八條明確闡述“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導致神秘主義方面去的神秘的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特別是在第十一條,更是直截了當地把哲學革命的根本任務落實在“革命”實踐上,指出:“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上述均引自《終結》第50頁附錄)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革命,推翻資產階級反動統治,實現人類共產主義偉大理想的歷史使命。
這個過程告訴我們,人類真正的哲學革命,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位偉大導師,吸收了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的“基本內核”和黑格爾的“合理內核”,把實踐納入認識論,才實現了哲學的偉大革命;也只是在這個時候、這種情況下,才能把馬、恩的辯證唯物主義與“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劃清界限、區別開來。也就是說,只有像馬克思、恩格斯那樣,從“全部哲學基本問題”兩個方面出發并繼續前進,把實踐納入認識論,即通過人類生產生活的社會實踐,把思維和存在、主觀和客觀聯系起來,才是馬克思、恩格斯與費爾巴哈區別開來的“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
四、感悟毛主席的《實踐論》是實踐唯物主義哲學高峰
繼恩格斯的《終結》之后,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一書,深刻揭露和批判了俄國黨內一些人以折衷主義的手法,制造各種企圖“超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條哲學路線的謬論,用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武裝蘇聯黨和人民,在偉大的十月革命的斗爭中,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實踐唯物主義的偉大勝利。
更為系統地繼承馬克思、恩格斯的“哲學心愿”,并以最簡潔的語言,完整準確地繼承、發展馬克思實踐唯物主義的,則是毛主席的《實踐論》。
在這部偉大著作中,毛主席深刻論述了“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毛澤東選集》第1卷1991年6月版第296——297頁);特別是在強調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階級性的同時,強調從實踐中產生出來的革命理論,必須再回到實踐中去,以革命的理論指導革命的實踐,實現社會變革的光輝思想,貫徹落實了馬克思關于“哲學把無產階級當做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地,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做自己的精神武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頁)的重要思想;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毛主席在談向雷鋒同志學習時,又發出了“讓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里解放出來,變成群眾手里的尖銳武器”(《黨建》網2022年12月26日《毛澤東六次講雷鋒 兩次看<雷鋒>》1963年5月杭州會議談話)的偉大號召,為廣大人民群眾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武裝頭腦,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指明了方向。
如果說《實踐論》是馬克思實踐唯物主義集大成的偉大理論成果,那么毛主席領導黨和人民進行偉大革命斗爭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光輝成就,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勝利的偉大的物質成果;特別是從井岡山的斗爭到抗美援朝,毛主席在領導軍民進行偉大人民戰爭的舞臺上,把實踐唯物主義發揮到了淋漓盡致,其運用之巧妙嫻熟,戰績之輝煌卓著,令全世界政治家、軍事家、哲學家驚嘆不已,望塵莫及,不服不行!在毛澤東的旗幟下,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打倒了國內外階級敵人,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打出了一個紅彤彤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十八大報告)可以說《實踐論》是毛主席對馬克思實踐唯物主義的高度凝結,由此進一步感悟毛主席為什么把這篇偉大著作定名為《實踐論》的偉大意義和深刻內涵。
五、感悟堅持馬克思實踐唯物主義在當代的重大意義
除了上述毛主席的《實踐論》(和《矛盾論》)以及《中國革命戰爭戰略問題》、《論持久戰》等以唯物辯證法哲學指導人民戰爭,并取得偉大勝利一系列哲學著作之外,毛主席關于“實事求是”的精辟論述,也是對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哲學的高度凝結。“‘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毛澤東選集》第3卷1991年6月版第801頁)這是最完整準確堅持“哲學基本問題”兩個方面,在堅持物質世界的本原性這個“最高”原則的前提下、實踐基礎上的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即最精辟、明了的實踐唯物主義。
多年來,我們忽視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教育,使得唯心主義長期泛濫。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人,理應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忠實的信仰者、踐行者,思想境界理應在費爾巴哈和黑格爾之上,但是卻有相當一部分黨員領導干部,不但不能、也不愿意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而是把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拋到了九霄云外,自甘墮入徹底的唯心主義的泥坑,成為宗教迷信的忠實信徒。正如習近平總書記2018年7月3日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講話所批評的那樣,一些黨員干部“理想信念‘總開關’常年失修,對共產主義心存懷疑,不信馬列信鬼神,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全面蛻變”。10年以前,國家行政學院有過一個專項調查:縣處級公務員“信相面的比例高達28.3%,還有什么抽簽、測字、解夢、鎮邪,都有公務員信”;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泰安市原市委書記胡建學,有人“預測”他能“當副總理但命里缺座橋”,于是他就下令將已施工的國道改為穿越水庫,愣是在水庫上修起一座大橋,但這絕不是個例……;筆者家鄉有一位失明老人會“算卦”,可謂是門庭若市,我問“都信嗎?”鄉親們回答說:“信,越大官越信”,“經常有小汽車排著隊來找他”。
利用封建迷信搞顏色革命,搞垮社會主義,是敵對勢力和平演變的一個重要策略,美國的《十條戒令》之第二、第三條就明確提出“一定要盡一切可能……包括新式的宗教傳布”,“把他們青年的注意力,從他們以政府為中心的傳統吸引開來。讓他們的頭腦集中于體育表演、色情書籍、……以及宗教迷信。”
唯心主義泛濫,在革命遭受重大挫折或歷史發展的重大轉折時期更加凸顯。上世九十年代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處于暫時低潮,一些黨員干部喪失共產主義理想,對馬克思主義“信仰危機”抬頭,說什么共產主義是馬克思用“邏輯推理”推出來的,黃炎培所說“興勃亡忽”的“歷史周期率不可避免”,中國“走蘇聯的老路是早早晚晚的事”,……腐敗分子胡長清就說“總有一天中國會不行的,……有兩個國籍,將來就有余地了”(《以案施教 警鐘長鳴》中國方正出版社2000年7月第一版第52頁);河北李真則說“與其一旦江山易主,自己萬物皆空,不如權力在握時及早做些經濟準備,如有不測也萬無一失。”(2002年第11期河北《大時代》第4頁)如此心態,不正是大批官員貪腐數億,卷款外國心理的真實寫照嗎?
在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大潮下,競爭激烈,工人下崗,貧富懸殊,普通百姓在擇業就業、生產經營、買賣賠賺、婚喪嫁娶、生兒育女、升學考試、治病救命等等方面“心里沒底”,一種不自覺的“不可知論”支配著他們不得不去“求仙問卜”,認為自己的命運是被一種“外界的力量”所支配,于是就從算命先生那里獲取“可知”的信息,希望從神佛那里得到“保佑”;特別是看到一些披著共產黨員的外衣的官員,利用手中權力“拉關系”往上爬、“先富起來”,就上行下效,“以吏為師”,用“紅包”之類,從官員、校長、醫生那里得到慰藉;這種百姓“哲學”與某些黨員干部違背良心,違背初心的“違心”主義結合,就造成了全社會封建迷信橫行,陳規陋習沉渣泛起,牛鬼蛇神群魔亂舞的混亂局面。
重視理論教育是我黨的光榮傳統,毛主席多次提出“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并強調說:“馬克思主義有幾門學問,但基礎的東西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這個東西沒有學通,我們就沒有共同語言,沒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許多皮,還扯不清楚。有了辯證唯物論的思想,就省得許多事,也少犯許多錯誤。”(轉自陳元《從毛主席的五篇文章談學哲學》《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16年第2期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無數次要求黨員干部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在為共產黨人補“鈣”的同時,也十分強調“必須不斷接受馬克思主義哲學智慧的滋養,更加自覺地堅持和運用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習近平論黨的宣傳思想工作》第124、125頁)
哲學世界觀的腐敗是根本的腐敗,是其它一切腐敗的總根源。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應特別重視對黨員進行馬克思主義哲學教育,學習馬克思實踐唯物主義,學習毛主席的《實踐論》,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使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重新登上中國哲學“王座”。建議把反對黨員干部封建迷信,作為當前“黨紀學習教育”的重要的內容。共產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必須在人民面前樹立起堅定的唯物主義者的形象;講組織入黨、思想上入黨,首先要在哲學信仰方面入黨,必須有一個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才稱得起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才能帶領人民群眾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探索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領導人民建設、捍衛偉大社會主義江山永不變色!
(2024年4月25日)
(作者系河北省文化市場管委會辦公室原主任、中國社科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
作者 相關信息
內容 相關信息
? 昆侖專題 ?
? 高端精神 ?
? 新征程 新任務 新前景 ?
? 習近平治國理政 理論與實踐 ?
? 國策建言 ?
? 國資國企改革 ?
? 雄安新區建設 ?
? 黨要管黨 從嚴治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