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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實現共同富裕，各種議論很多。在這一過程中，有的人真心實意地想推進這件事，有的人則陽奉陰違，嘴上不敢公開反對，但在實際上則想辦法加以抵制，表現在輿論上則是回避要害、轉移話題，對核心問題進行迂回。其中的關鍵與焦點，就是如何對待貧富差距。

共同富裕的核心與關鍵是貧富差距，這個問題不能回避、也不容回避。有人就此搞起了迂回話術，避重就輕打擦邊球，說什么“共同富裕”是“市場GDP的提高，人均收入的貨幣的增加”；還有人認為，“中國特色的共同富裕實現路徑應該超越‘唯收入論’，應該把人的全面發展擺在核心位置上，全面考慮人的健康、受教育和發展機遇等方面的因素”。我們說，收入差距問題是共同富裕的起點與基礎，共同富裕當然不能簡單停留在收入平等上，但如果連貧富差距這個共同富裕中最基礎、最簡單的問題都不能很好解決的話，又遑論解決什么人的全面發展問題呢？這不是本末倒置或者舍本逐末嗎？

事實上，貧富差距問題從來都不簡單。因為“實現共同富裕不僅是經濟問題，而且是關系黨的執政基礎的重大政治問題。我們決不能允許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窮者愈窮富者愈富，決不能在富的人和窮的人之間出現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 。所以必須從政治上看待貧富差距問題，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就談不上共同富裕。

實現共同富裕，首先是要富裕，富裕是實現共同富裕的第一要義，沒有相對的富裕為基礎為前提，所謂共同富裕就要淪為平均主義，而且還是低水平的平均主義。經濟上低水平的平均主義大鍋飯嚴重壓抑、限制人們的生產積極性，嚴重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在國內外社會主義的發展建設史中，這方面的經驗與教訓十分深刻。

在現實生產力水平和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國實現富起來的過程中，社會收入差距自然而然地會拉開拉大，這是經濟規律的必然產物，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所以，我們要承認收入差距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應該避免在實現富裕的過程中搞平均主義，在這一過程中，任何怕富仇富的思想和行為都是有害的，必須防止和糾正。

但是，實現富起來和承認收入差距，相對來說，只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中的比較簡單的和基礎性的一步，而更復雜、更高級也更重要的一步，是要實現共同富裕。沒有共同富裕，就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這里的所謂的“共同”，就是指在收入水平上相差不大，或者說，在達到一定程度后開始縮小，而不是越來越大。這也是全世界高度關注的共同話題。世界各國的人們都在呼吁縮小貧富差距，紛紛研究收入差距合理的尺度與界限，一切具有良性意義和向善的政策及社會取向都力求妥善地解決這個問題。

中國更應該是這樣，更應該高度關注貧富差距并積極地加以處理，這是關乎執政黨宗旨和中國社會主義性質的要害問題，是究竟以誰為中心的大是大非問題。以人民為中心，就要讓最廣大人民共同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享受到富裕所帶來的好處，就要在收入上實現經濟公平與社會公正。在這個問題上，必須直面而不能回避，堅決不能搞“張家有錢幾千萬，九個鄰居窮光蛋，平均起來算一算，個個都是張百萬”的那一套“被平均”，也不能搞那種“我住別墅你觀賞，物質不富精神富，有錢沒錢各得其所”之類的“假共富”。這等欺世盜名的滑稽把戲，完全悖離人民的利益和意愿，實質已淪為資本富豪階層的奴犬。

貧富差距直接與間接所帶來、所產生的絕不僅僅是經濟問題。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必然加劇社會矛盾，帶來嚴重的社會危機，甚至造成政治動蕩和政權崩潰。古往今來，這方面的經驗與教訓十分深刻。

從中國歷史經驗上看，王朝的成敗興衰基本都系于貧富差距的演變。每個朝代肇興伊始，借助于農民革命的滌蕩，往往能做到把大量的土地分配給農民，讓個體的編戶齊民在國家與社會生活中占主體地位，從而在相當程度上做到“均貧富”，國家由此富強，社會相對平穩。但承平日久，伴隨生產發展，則是兼并之風漸長，豪強世家從嶄露頭角到做大做強，進而發展到左右政權、操縱社會，到這個時候，經濟矛盾、政治矛盾和階級矛盾就不可避免地日益激烈激化了，導致“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由此，各種矛盾復雜交織、共同作用的結果，就是政權被顛覆、王朝被埋葬，然后又開啟一個新的歷史循環。所謂歷史周期率，在相當程度上就是貧富差距的周期性循環。

從資本主義發展歷史看，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同時也是貧富差距越拉越大的過程。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各種商業金融帝國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內山頭林立，巨大的貧富差距是這些壟斷金融帝國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以現如今的美國為例，在表面的民主與選票之背后，實質上是金融寡頭的操縱與支配，而歷屆白宮當局不過是他們的提線木偶而已，金融商業寡頭們才是美國政治背后真正的莊家與大拿。在這些人的操縱與支配下，資本主義政治淪為徹頭徹尾的寡頭政治；資本帝國淪為侵略機器，成為威脅世界和平的戰爭策源地，內外矛盾都十分突出和尖銳。就國內社會階級關系而言，美國號稱是資本主義世界的領頭羊，但現如今這個領頭羊的貧富差距已經發展到驚人的程度，由此導致的矛盾與沖突十分尖銳和激烈，成為資本主義霸權帝國難以解決和逾越的難題與障礙，也已經成為美國霸權走向衰落的根本性內因。

從中國社會的未來發展角度看，現如今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派生出種種社會問題，由此所導致的消極影響和破壞作用不容低估。如果進一步發展深化，將有不堪承受之重。展望未來，中國無疑需要繼續大力發展經濟，還要在富裕的程度與富裕水平上再上臺階。為此，繼續發展民營經濟當然要堅定不移；但與此同時，縮小貧富差距也必須同步進行。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不能出現資本金融帝國林立的怪現象，這就需要對資本進行有效的規范和引導，杜絕資本的野蠻生長和無序泛濫，杜絕權力與資本的惡性結合，否則就將對社會產生極大的危害。舊中國歷史上的“四大家族”，就是典型的反面案例。國民黨政權事實上堵塞了中國通過資本主義走向現代化的道路，原因就在出現了“四大家族”這樣的壟斷集團主導經濟、把持政權，這些家族壟斷控制了中國的資源，扼殺了底層社會的上升通道，從而造成了最嚴重的社會對立與沖突。

古今中外的歷史事實與經驗證明，任何國家在任何時候，如不能很好地解決貧富差距問題，社會問題與矛盾就要復雜交織發生發展，進而引發強烈的動蕩，造成顛覆性的劇變。正可謂“物質豐富了，但發展極不平衡，貧富懸殊很大，社會不公平，兩級分化了，能得人心嗎？因此，經濟總量無論是世界第二還是世界第一，未必就能鞏固我們的政權”。

具體怎樣解決貧富差距，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案和路徑，但不管怎樣的方案，都既要對人也要對事，都必須見人見物才行，而不能繞彎子說一些不痛不癢的話。

如何才能使當代中國的貧富差距日漸縮小而不是越拉越大呢？

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出發，大致上可以提出如下幾個原則性的主張：

其一，必須聚焦富豪階層

在共同富裕問題上，一旦把焦點指向富豪，一旦聚焦于富豪階層，立刻就有人開始大罵，說這是“仇富”，說這是“殺富濟貧”，種種指摘與謾罵滾滾而來，噴涌而出。

這完全不是理性與公正的情緒。事實上，共同富裕并非同富豪無關，相反這些人相當關鍵，他們在精神與心理上的昭示意義與實質作用太大，種種表現與表演客觀上對社會公平有強烈的負面影響，這已經被以往無數事實所證明（有關這個問題，請參閱筆者《隱約可見的中國社會新貴族》《富豪榜不是光榮榜，請不要再炒作了》等文章）。而只有貧富大體平等，才能真正體現以人民為主體、為中心，才能提高廣大勞動人民的積極性，而差距過大則必然帶來嚴重的破壞性。因此，共同富裕無論如何也不能繞過富豪群體，這是需要予以正確對待與處理的問題之一。

我們應該承認，中國改革開放實現共同富裕的過程出現一大批富豪，也是難以避免的歷史現象，但這只是特定階段的產物，并非是中國政治與歷史的追求。既然這樣，我們也就應該毫不諱言地說，理應對中國特定歷史階段下這一特定產物加以改造（有關這一問題，請參閱筆者文章《推動和促進中國資本主義實現民族化》）。在當前階段，則要嚴格地加以規范、引導和限制，在保障其公民權的基礎上，還要理直氣壯地拒絕其資本進入某些核心關鍵領域，拒絕在中國有人試圖建立政商旋轉門，從而給人民群眾以應有的政治與歷史的交代。

其二，駕馭并修正市場經濟

發展經濟要發揮市場調節的主導作用，但市場不是萬能的，對于實現共同富裕是失效的。可以說，市場經濟與共同富裕二者之間是反向作用的關系：市場經濟制造和拉大貧富差距，共同富裕要縮小和消除貧富差距。兩種力量如同“拔河”一般進行著較量，運動得以維系的關鍵在于動態平衡，一旦失衡，運動也就結束了。

縮小和消除貧富差距的力量來自于國家政權。這就要求執政者必須對市場經濟做到應有的駕馭和修正，任何時候都要擁有強有力及有效的干預市場的能力，這一能力必須在執政的能力范圍之內，這是推動實現共同富裕基本的政治前提。任何有關公平與效率的說法，都必須置于這個前提之下，都必須服從和服務于這個前提。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也試圖建立和運用這一能力，但總體上說，這樣的企圖超越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可能性，所以至今資本主義仍然難以避免經濟周期，難以避免發生大規模的衰退、滯脹和危機。這樣的事情不應該在社會主義國家上演，即便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也應該杜絕資本主義經濟周期現象。如果社會主義國家沒有這個能力，不能卓有成效地調控干預市場經濟，則所謂推動實現共同富裕就將變成“蜻蜓點水”，或只能淪為人為制造一些“盆景”而已。

其三，保障和加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

發展經濟當然是實現富裕的基礎與前提，但發展什么樣的經濟卻決定著實現什么樣的富裕。歷史經驗反復證明，私有經濟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都只能造就少數先富起來的人，在中國也不例外。毛澤東主席當年之所以十分警惕包產到戶，他所擔心的并不是包產到戶的經濟效益，而是由此造成的貧富差距擴大而一發不可收拾的問題。筆者理解，以當時中國的社會歷史條件，如果建政不久的新中國很快就進入到拉開貧富差距的進程中，則歷史與政治將有不堪承受之重。須知，任何革命力量在其革命階段都必須以公有制為主，都必須進行大致上的平均分配，從劉邦到朱元璋到天平天國，一概都是這樣。李自成的隊伍最快過渡到讓“打天下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結果也最快地瓦解垮臺了，這是極其深刻的歷史教訓。因此，我們不能因為改革開放以后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就以為共產黨取得政權不久的新中國創業時代也可以讓一部分先富起來，歷史必須經過一個時期的過渡與磨合才行。

現在，中國要走在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道路上，這當然還需要發展私有經濟（其具體的表現形式就是民營經濟），但矯正與修改民營經濟所帶來的偏差，推動實現共同富裕，縮小而不是拉大貧富差距，則必須大力發展公有制經濟，必須在中國的經濟結構體系中保障和加強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公有制是實現共同富裕的經濟制度基礎，是確保貧富差距能局限在一定范圍和一定程度的關鍵杠桿。如果沒有公有制或者公有制退居比較弱的地位，則社會最大多數勞動力都在接受私有資本的雇傭，社會分配主要不是公有制的按勞分配而是私有制的按資分配，則貧富差距就有失控的危險與危機。到這個時候再想通過二次分配、三次分配來調節均衡，至少資本主義國家在這方面迄今為止并無成功和立得住的案例。

總之，共同富裕的關鍵問題就是縮小貧富差距，這是真假共同富裕的試金石。貧富差距問題在當代中國政治與社會生活中的份量越來越重，也越來越急迫，對此必須予以正視。共同富裕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目標，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我們這個百年大黨接續奮斗的根本動力和重大歷史使命，是中華民族幾千年孜孜以求的美好夢想，是人類文明發展史上新的壯舉。相信伴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斷接近實現目標的歷史腳步，貧富差距的問題也一定能夠得到根本性的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