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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抗戰史：18天舉白旗的港英政府與慨然而起的港九大隊

點擊：作者：綜合來源：昆侖策網【綜合】發布時間:2019-09-22 10:27:31

今年“九一八”前夕，駐香港部隊部分官兵赴香港新界大埔烏蛟騰烈士紀念園開展瞻仰活動

烏蛟騰曾是日軍侵占香港期間，廣東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港九大隊活動的基地之一。烏蛟騰烈士紀念園也是香港唯一的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在“九一八”88周年前夕，多處地方被暴徒涂污。暴徒以此挑釁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制造影響力。

此事激發了許多港人的憤慨，多個香港市民群體不約而同地在9月17日晚間連夜趕到烏蛟騰抗日烈士紀念碑，清理被暴徒涂污的痕跡。

9月1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南部戰區官方微信公眾號發布消息，今年“九一八”前夕，駐香港部隊部分官兵在烏蛟騰烈士紀念園舉行瞻仰活動。外界認為，這是明確的信號，香港的抗日史是中華民族抗日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抗日先烈不容侮辱，歷史需要銘記。

以下兩文均轉自中國軍網，可形成一個鮮明的對照。

赤柱軍營的炮臺。曲延濤攝

香港保衛戰：英國“絕不放棄”背后的真相

（作者：曲延濤）

戰爭與和平，絕美與血腥

“悠悠五千載，風流孰與倫。淺人輕棄擲，何處立本根。要當承偉業，舍陳焉出新。我需寧作我，不羨域外民。”這是詩人外交家周南所作《江南行》中的詩句。

作為當年中英關于香港問題談判和香港回歸的主要參與和執行者，新華社香港分社原社長周南在6月1日出版的香港《紫荊》雜志刊文——《一點感想——寫在香港回歸二十周年之際》。

文中說：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是件值得全體炎黃子孫熱烈慶祝的大事，是中國近代史、也是世界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是邁向祖國全面統一的重要步驟，又是用“一國兩制”的新思維以和平方式圓滿解決領土問題的一個范例。

在讀罷周南文章的兩天后，6月3日，我們乘車來到了位于香港最南端的赤柱軍營。站在赤柱軍營的高坡上放眼望去，綠樹環抱、三面臨海、霧氣裊裊，一幅如詩如畫的景象。這里似乎從來就是一處安寧的樂土。然而，回頭望去，殘破的炮臺遺址卻觸目驚心，隆隆的槍炮聲仿佛在耳畔回響。

站在赤柱軍營高處遠眺海面，隆隆槍炮聲仿佛在耳畔回響。VR攝影曲延濤

盡管火炮已然不在，但仍可看出，臨海而建的赤柱炮臺，直面遼闊的南中國海，地勢險要、氣勢磅礴，確是一處軍事要地。登上一號炮床，規模宏大的戰備工事可容納上百余名官兵作戰。遠望二、三號炮床，曾經的防衛工事已經改為衛星通訊站，建有成群的衛星通訊天線，是今日港島對外聯絡的通信樞紐。

聽駐守島上的官兵說，這里以前是英軍的通訊基地，駐扎著英軍的本土軍隊，叫黑色守備團。赤柱營區是二戰時期香港保衛戰的最后戰場，赤柱炮臺，見證了駐港英軍最后的抵抗。

史載，在18天的香港保衛戰中，有4000多名軍人獻出了自己的生命，他們來自香港、英國、加拿大、印度等地，他們就靜靜地躺在離此不遠處的赤柱軍人墳場，而時任港督楊慕琦卻在圣誕節這一天舉起白旗投降了。

香港赤柱軍人墳場。

戰爭與和平，腥風血雨同風光如畫，就這樣并存。真實的歷史總是這樣殘忍。

恰如意大利學者克羅齊所說：“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

丘吉爾：香港這個殖民地唯一的任務……

2015年7月3日，93歲的加拿大老兵麥克唐奈在多倫多的住所內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講述了香港保衛戰18天的一幕幕情景。

“沒有人認為日本人會愚蠢到真的發動襲擊。”麥克唐奈回憶：1941年12月8日日本開始進攻香港，與偷襲珍珠港幾乎同時。戰爭打響第一天，日軍就摧毀了我們的海軍艦艇，炸毀了我們在啟德機場的軍機。隨后一周，香港保衛戰進入巷戰肉搏階段，士兵們收到溫斯頓·丘吉爾的命令，“不能投降，全力摧毀日軍，拖住他們，爭取時間，絕不妥協，不放棄香港島，和中國人民一起戰斗到最后。”

與力量懸殊的日軍頑強抗擊18天后，麥克唐奈所在的C軍團傷亡慘重，1975名士兵中有500多人戰死，余者被迫投降淪為戰俘。“我們被逼到赤柱半島，但沒有舉起雙手投降，只是得到命令放下武器。”12月25日，香港淪陷。

麥克唐奈與他的戰友們被關在香港深水埗戰俘營。麥克唐奈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江游擊隊曾策劃營救行動，在美軍轟炸襲擊日軍時潛入香港，希望救出他們逃到中國內地，可惜功虧一簣。“幾乎就要成功了，但最后一刻被日軍發現。你看，中國人也絕不放棄，他們一直堅持抗戰。”

關押麥克唐奈的深水埗戰俘營。（資料圖）

然而，麥克唐奈至今可能也不知道：英國其實早有戰爭預感，時任英國首相的丘吉爾對香港的態度，更非他對守軍下令的“絕不放棄”。

從1939年起，香港開始征召男丁入伍，組成義勇軍；1940年起，超過55歲的男丁也被征召，組成休斯兵團。隨著戰事臨近，香港英籍男丁紛紛入伍備戰。從1935年起，香港便開始展開預算高達500萬鎊的防御計劃。

英國政府對于香港防務的態度始終是前后矛盾的。戰前，英軍陸軍司令向丘吉爾首相報告說：“我們一共討論過3套香港防務標準，將香港防務分為A、B、C三級，作為一個海軍基地的防務標準，我們逐漸下降，最后采取的是最低標準。也就是說，僅僅向香港提供支持拖延行動所需的最低限度的兵力。”

對此，丘吉爾首相說：“香港這個殖民地目前唯一的任務是盡可能長久地拖住日本人，以便使新加坡得到有力增援。不但不應增加守軍，還應把兵力減少到象征性的規模，我們應避免在難以守住的據點消耗我們的實力……”

戰事之前，香港共駐守英軍和印度籍士兵1萬多人。包括剛剛加盟的加拿大部隊，一共有6個步兵營，還有成年英籍市民組成的義勇軍幾千人，少量的海軍和更少的空軍。

開進香港的日軍部隊。（資料圖）

18天香港淪陷誰之過？

在二戰之前，英軍從未與日軍交戰。盡管兵力不足，但駐港英軍司令仍傲慢地認為，雖然中國軍隊抵抗不了日軍，但精銳的英軍不是那么好惹的。

當時，中國共產黨在華南的抗日武裝——東江縱隊港九大隊曾表示希望能與英軍共同抵抗日軍來犯，并提出由港府提供武器彈藥。但是，他們被港英政府視為散兵游勇，談判不歡而散。國民黨政府也曾經提出派兵共同防御香港，但是英國政府擔心在香港的統治權受到威脅，也予以拒絕。

就這樣，當年的香港憑著臨時湊成的三支雜牌部隊，意圖抵擋如狼似虎的日本精銳師團。戰前，英軍方面樂觀地認為：九龍半島的防線至少可以守半年，整個港島可以守一年。而日軍最初的估計是：最多半年可以拿下整個香港。事實上，日軍不到3天便占領九龍半島，香港戰役只進行了18天。

在開戰時駐扎在香港的英國皇家海軍蟬號炮艦。（資料圖）

1941年12月25日，隨著時任港督楊慕琦宣布向日軍投降，絕大部分英軍舉起了白旗、放棄了抵抗。

駐守赤柱的英軍東旅指揮官華里士準將雖然接到了投降命令，但是他卻不敢相信，因為此前，他對港英高官反復宣稱的“英軍會戰斗到最后一個人、最后一顆子彈”深信不疑。他要求進一步確認消息，但是通訊已經中斷，英軍指揮部杳無音訊。華里士準將便繼續指揮赤柱炮臺的3座9.2英寸口徑大炮猛烈轟擊日軍，造成了日軍較大傷亡。直到26日凌晨，華里士的副官將投降手令帶回，東旅才宣布投降，并交出了所有武器。

在香港保衛戰中，英軍共有數千人傷亡、失蹤，上萬人被俘；日軍數百人死亡，一千余人受傷。駐港英軍司令莫德庇，受到了日軍指揮官酒井隆中將的鄙夷和嘲諷，因為日軍認為，近八成的部隊放棄抵抗、向敵軍投降，是一個軍隊指揮官的恥辱。而英勇抵抗的加軍羅遜準將，則得到了日軍的尊重，其遺體被日軍安葬于犧牲地，并立碑紀念。

1941年12月25日，這一天在香港被稱為“黑色圣誕節”。這一天起，香港徹底淪陷了，昔日美麗的校園變成了集中營，拘禁了近千名英軍和加拿大士兵。

當天，日軍攻下香港最大中學——圣士提反中學。當時這里被當作傷兵醫院。日本喪心病狂地展開大屠殺，據史料記載，有近200人被殘殺，其中有170名是傷兵和手無寸鐵的被俘軍士。

在日本侵略者統治香港的3年零8個月里，華人陷入了水深火熱的苦難之中。兇殘的日本兵白天當街搜掠市民，夜間則三五成群挨家挨戶破門而入，發現女人就破門追逐輪奸。許多女人嚇得跑上樓頂，甚至失足墜樓而亡。養和醫院當年的院長李樹芬醫生曾在著作中表示，他那時估計至少治療了一萬名強奸受害者，其中許多人是被刺刀捅倒在大街上。

日本人對香港犯下的罪行，罄竹難書！就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投降后，日軍還在香港的大嶼山犯下了另一樁血案——銀礦灣屠村事件，燒殺、搶掠，殺害數十名無辜村民……

20年，最令中國人自豪的上崗

顯而易見，在英國殖民統治者的心中，本土的利益高于一切，至于殖民地香港的死活，那就聽天由命吧！如此，香港淪陷也就成了必然。

二戰結束后，發生在香港的這些血案，鮮有人提。個中原因，卻不能不深思。這終究是一段不能忘記的歷史。它讓我們更深刻地懂得一個道理：在危急關頭，祖國，唯有祖國與同胞，才是最大的憑借與靠山。那種把希望寄托在洋主子身上的念頭，其結局只能是徒傷悲。

1997年6月30日，被稱為“日落儀式”的英方告別儀式在香港添馬艦東面舉行。

英軍離港，最后降旗。資料圖片

“博浪方知滄海闊，攀峰又見碧山雄。”

1997年7月1日，歷經百年滄桑的香港，終于回到了祖國的懷抱。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在滂沱大雨中，第一次踏上了香港這片神圣的國土，擔負起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防務。

1997年6月30日，23時58分，一名英軍中校向我軍中校譚善愛敬禮報告：“譚善愛中校，威爾士軍營現在準備完畢，請你接收，祝你和你的同事們好運，順利上崗。長官，請允許我讓威爾士親王軍營衛隊下崗。”

譚善愛聲若洪鐘：“我代表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接管軍營，你們可以下崗，我們上崗。祝你們一路平安。”英方指揮官隨即下令撤離，23時59分55秒，最后一名英軍士兵走出營門。7月1日零時零分，威爾士親王軍營升起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

烽火旌旗：香港抗戰中的港九大隊

（作者：朱姝璇）

香港素有“東方明珠”的美譽，戰略地位極為重要，抗戰時期既是英國在遠東控制的重要金融、經濟與軍事基地之一，又是中國對外聯絡與物資秘密輸入的重要渠道，早已被日軍納為重點進攻目標。為進一步實現南進計劃、徹底破壞援華路線、迫使中國屈服，1941年12月8日，日軍在偷襲美軍基地珍珠港的同時，大舉進犯香港。在香港淪陷后的三年零八個月里，由中國共產黨創建的港九大隊慨然而起，與窮兇極惡的日本侵略者浴血奮戰、靈活周旋，書寫出可歌可泣、氣壯山河的英雄篇章，為華南抗戰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港九大隊烈士紀念碑。資料照片

插入香港敵后的尖刀

1941年12月8日凌晨，凄厲的空襲警報劃破了香港夜的靜謐，日機炸彈的爆炸聲瞬間響徹全島。早已集結完畢的日軍1.5萬余人，越過深圳河迅速入侵九龍；12日，九龍淪陷；18日，日軍登陸香港。盡管丘吉爾21日聲稱駐港英軍“無論如何決無屈服的念頭”，但港督楊慕琦還是于25日圣誕節下午降日，當天被稱為“黑色圣誕”。

其實對于日軍的作戰行動，中國共產黨人早有預判。同年11月下旬，日軍即將進攻香港時，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前身）即接到了正在香港開會的該隊政委尹林平的指示：“作好應變的準備，一旦戰事發生，立即派部隊進入港九地區，開展敵后游擊戰爭”。根據這一指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于12月9日派一部兵力進入新界元朗地區活動；11日，派茜坑、馬鞍嶺抗日自衛隊挺進西貢半島的赤徑、企嶺下、深涌附近，并從第3大隊第1中隊抽調20人組成小分隊，從惠陽短槍隊等部抽調10余人組成短槍隊，同時進入西貢。隨后，這3支隊伍組成武工隊性質的短槍隊，隊內設立臨時中共黨支部。至此，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挺進九龍、新界地區有近百人，如同一把尖刀，深深插入日軍的心臟。1942年2月，為加強港九地區敵后游擊戰爭的開展，上述部隊統一編為港九大隊，蔡國梁任大隊長，陳達明任政治委員，黃高陽任政訓室主任，下轄短槍隊、長槍隊和海上隊。

蓬勃開展的城市游擊戰

為鞏固香港的重要“堡壘”作用，日軍任命陸軍中將磯谷廉介為港督，以軍警特憲鉤織成嚴密的殖民統治網，大肆進行軍事鎮壓、經濟掠奪和文化奴役，使香港進入漫長的“黑暗時期”。港九大隊利用日軍占領香港初期兵力不足、無暇顧及鄉村的有利時機，派出大批民運隊員深入到九龍、新界的650多個村莊，積極發展、組織和武裝群眾，肅清土匪，組建抗日團體，收集英軍遺棄的武器，不斷擴大隊伍，還在一些村子建立了“白皮紅心”政權，為游擊戰爭的開展奠定了堅實的群眾基礎。

針對港九地區地域狹窄、回旋余地小、日偽軍警林立、城鎮密集的特點，港九大隊著重發揮短槍隊的高機動優勢，多打小仗、巧仗，擾得敵人蒙頭轉向，襲得敵人籠破網穿，打得敵人惶惶不可終日，推動了城市游擊戰爭的蓬勃發展。名揚港九的傳奇英雄劉錦進，就是短槍隊中涌現出的杰出代表。劉錦進原名劉黑仔，是西貢區沙田短槍隊副隊長。他和隊長黃冠芳率領短槍隊以觀音山、吊草巖一帶為依托，頻頻奇襲日軍，屢建戰功。該隊曾在獅子山下與日軍的遭遇戰中全殲日軍1個分隊；在窩塘村聯合抗日自衛隊夜襲日軍兵營，全殲日軍1個工兵分隊；化裝奇襲日軍牛池灣哨所，全殲日偽軍16人。劉錦進更是英勇無畏，曾3次化裝挑著菜擔進入九龍市區，擊斃4名崗哨日軍；設伏活捉日本高級特務東條正芝；駕船在九龍太古船塢海面跳過敵船，活捉了兩名密探……劉錦進的英勇事跡揚我軍威、大快人心，令敵聞名喪膽、談虎色變。經過艱苦斗爭，港九大隊在西貢、沙頭角、元朗、大嶼山、上水等地建立了抗日游擊根據地，部隊人數也于1943年春夏后增至約800人，下轄5個地區中隊、1個海上中隊、2個長槍中隊和1個直屬中隊。

靈活游擊殲敵的同時，港九大隊從1943年春開始，還進行了艱苦卓絕的反“掃蕩”作戰。進入1944年后，這種反“掃蕩”作戰更加頻繁，幾乎月月都有，在5月1個月內竟多達8次。1944年2月，日軍出動1000余人，陸海空密切配合，以“遠道奔襲”“分區拉網”“拉鋸清剿”等戰術，對沙田、西貢進行了為期17天的“掃蕩”，企圖一舉殲滅港九大隊。港九大隊遂以西貢中隊在內線積極進行麻雀戰，機動靈活殲敵；以短槍隊挺進外線九龍市區，神出鬼沒伏擊日軍。13日，劉錦進帶領3名隊員喬裝奔赴市區九龍塘，處決了日軍九龍憲兵司令部的漢奸翻譯，令日軍大為震驚；接著又和黃冠芳率隊潛入啟德機場，炸毀日軍油庫1座、飛機1架。同時，市區中隊也全線出擊，展開了“紙彈戰”（散發傳單）“地雷戰”，成功爆破了九龍窩打老街四號鐵路橋。幾支隊伍配合作戰，迫使日軍回援，倉促結束“掃蕩”。

馳騁南海之濱的“土海軍”

港九大隊既是陸地猛虎，又是海上蛟龍。這支隊伍與兄弟部隊護航大隊一起，被譽為中國的“土海軍”。日軍侵占香港后，開辟了從廣州經香港、汕頭至臺灣的海上運輸線，把從華南掠奪的戰略物資運往日本，再由日本運輸武器到東南亞和中國戰場。為了破壞日軍的運輸線，港九大隊海上隊擴編為海上中隊，苦學苦練海上殺敵技能，從“旱老虎”變成了“深水龍”，游弋在大鵬灣內及九龍西貢沿海至擔桿島附近，出奇制勝、以弱克強，開創了獨具特色的海上游擊戰，創造出一套小船打大船、木船殲滅機動船的寶貴經驗。

1943年11月下旬，海上中隊兩艘武裝船在西貢以東果洲的外海巡邏，發現從汕頭方向駛來1艘日海軍機帆船，拖帶著1艘武裝木帆船，逆風向香港方向航行。海上中隊立即投入戰斗，1號船順風斜插敵船，2號船繞向敵船左側截其后路，并集中火力猛烈射擊敵船。日機帆船突然遇襲手忙腳亂，一邊還擊，一邊趕緊切斷拖帶的武裝木帆船的纜繩，倉惶向香港逃竄。海上中隊順利繳獲武裝木帆船上的全部物資，船上的數十噸白紙剛好解決了我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機關報《前進報》的急需。

海上中隊如同蛟龍翻江，不僅擾亂了日軍的海上交通線，還直搗日軍巢穴，有力地配合了地面部隊作戰。1944年8月16日，海上中隊派出兩艘武裝船，夜襲停泊著3艘船的日軍大鵬灣內黃竹角據點。我1號船直插右側敵船，雙方輕重機槍同時開火；2號船趁機從左側隱蔽接敵，離敵船30米時突然向敵投擲2枚魚炮（甘油炸藥制成的炸藥包），引起敵船大火。此時，1號船借勢逼近右側敵船，投擲魚炮，敵船一聲巨響后火光沖天。中間敵船見勢不妙立即升帆企圖逃竄，1號船船頭戰士迅速用長篙鉤住敵船帆繩，隨后紛紛躍上敵船，于拂曉前順利結束戰斗，擊沉日船3艘，斃傷敵38人。

在3年多的海上游擊戰中，港九大隊海上中隊與護航大隊一起，共擊沉敵船7艘，俘獲43艘，擊斃日軍52人、俘36人，日軍溺亡40余人，擊斃偽軍近百人、俘50余人，繳獲輕機槍5挺、步槍50支、山炮1門及大批物資，為破壞日軍海上運輸、保護我方交通隊和商旅安全、搶救物資等作出了重要貢獻。正如東江縱隊司令員曾生、政委尹林平所指出的，中國的“土海軍”馳騁于南海之濱，“使大亞灣和大鵬灣成為我軍的內海，應予高度贊揚”。

重要的中轉站與安置點

香港淪陷前，港九地區已是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物資、藥品、武器、彈藥的重要補給地。香港淪陷后，港九大隊將收集的英軍遺留物資和武器彈藥，連同每次戰斗后繳獲的大部分戰利品，都源源不斷運回內地，送給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同時他們還利用香港物資集散地的優勢，幫助黨組織和游擊隊搜集、運送物資。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指戰員們的衣服、日用品及各類藥品等，不少也都來源于港九地區。日本投降后，港九大隊積極轉移武器彈藥，就地掩埋或設法運回內地，還將收繳的日軍汽車轉給當地汽車行，為以后部隊活動積蓄了經費。

由于港九地區國民黨統治力量薄弱，因而也成為敵情緊張時部隊休整或轉移傷病員的重要安置點。1943年1月，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總隊惠陽大隊在梧桐山戰斗中有10余人負傷，便被運至港九沙頭角三亞村附近茅寮治療。在物資短缺的情況下，港九大隊醫務人員寧肯自己挨餓，也將僅有的菜粥讓給傷病員。1944年，護航大隊大隊長劉培在戰斗中身負重傷，必須進行手術治療，也是由港九大隊在當地群眾幫助下轉送至香港醫院，手術后又在西貢醫療點休養了一段時間才返回部隊。

此外，隨著港九大隊游擊戰爭的發展，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1942年由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擴編而成）的機關報《前進報》社曾一度進駐沙頭角和大埔地區。大量的報紙通過交通站發向駐港日軍、偽政府和廣大民眾，成為游擊隊攻心制勝、鼓舞士氣的利器。

虎口脫險的秘密大營救

隨著日軍炮火的驟然而至，香港這個戰時的“世外桃源”瞬間破滅。日軍侵占香港后立即封鎖香港至九龍的海上交通，大肆搜捕、誘捕愛國人士和抗日志士。這樣，早年在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被疏散到香港的數百名知名文化界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面對更加殘酷的迫害，身陷孤島，處境十分艱難。

1941年12月8日，戰事爆發當日，周恩來就接到中共中央書記處的來電，“香港文化界人士和黨的工作人員應向南洋及東江撤退”。8日至9日，周恩來連續致電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等人：要不惜任何代價，營救被困在港的文化界精英、著名愛國民主人士和國際友人，將其轉移往大后方安全地區。

這是一項與時間賽跑的艱苦而復雜的工作，港九大隊在其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他們與香港中共地下組織一起，動用各種關系層層串聯，設法與全部滯留人員逐一聯系，幫助他們擺脫日軍特務的監視跟蹤轉移住址，分東西兩線，秘密分批從港島偷渡過海，護送到九龍佐敦道、花園街、上海街等秘密接待處，再轉送至東江抗日根據地。1942年元旦，廖承志、連貫、喬冠華等在地下交通站負責人李健行、短槍隊隊長黃冠芳的掩護下，先行撤離香港。1月9日，在香港洛克道的臨時集中點，茅盾、葉以群等人喬裝混在難民群中，由交通員帶領穿街越巷，黃昏時來到銅鑼灣避風塘，穿過被剪開的鐵絲網缺口偷偷上船。次日凌晨，又與前期抵達的鄒韜奮、胡繩等一起，在交通員的帶領下改乘3只竹篷小艇，趁日軍換崗之機疾馳渡海，抵達九龍市區秘密接待點。11日，一行人再次扮作難民，在武工隊的護送下翻山越嶺，歷經艱辛終于抵達陽臺山抗日根據地。同時，從九龍西貢乘船的部分愛國民主人士，也輾轉抵達坪山抗日根據地。由于何香凝、柳亞子等體弱不易爬山涉水，只能乘風帆船至汕尾，偏偏海上無風可乘，被迫漂泊多日，缺糧少水，多虧港九大隊送糧送水才化險為夷。

兩條營救路線布滿日軍崗卡，時有土匪襲擾，險情重重。港九大隊官兵冒著生命危險奔走其間，歷經艱難險阻。經過6個多月的緊張營救工作，800余名知名文化界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終于逃離日軍“虎口”，突然出現在內地大后方，極大震撼了日軍。這一壯舉蜚聲海外，被茅盾稱為“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對這段驚心動魄的往事，夏衍評價道：“大營救表明了黨中央、南方局對知識分子的關懷”“這是真正的肝膽相照，生死與共”。

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斗爭的前哨

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的一貫主張。港九大隊嚴格遵循上級指示，積極加強與盟軍合作，配合盟軍作戰，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香港淪陷后，囚禁在集中營中的港府官員、英軍官兵和英、印、荷、比、俄、丹、挪、菲等國僑民，成為港九大隊營救的主要目標。從1942年2月開始，僅耗時短短兩個月，港九大隊就營救出香港警司湯姆遜先生等多名英軍官兵。后經被救的賴特上校建議，英軍成立了專門營救戰俘的英軍服務團，由此開始了和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營救盟軍、互通軍事情報的短暫合作。

隨后，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調派熟悉英語、有合適社會關系的干部，在港九大隊建立了國際工作小組，黃作梅任組長，并在香港和九龍設立了秘密的聯絡點。盡管受國民黨方面的干擾，英方同年8月斷絕了與我方的聯系，但港九大隊本著堅持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精神，仍冒著極大的危險積極展開營救活動：有的通過牧師、神父直接打入了集中營；有的喬裝成小商販，趁集中營戰俘外出勞動之機，幫其藏匿再伺機轉移；還有的將寫著英文的木板漂流到駐扎在海邊的集中營，秘密取得聯系后幫助戰俘逃離。這些獲救人員多次致信感謝港九大隊，英軍服務團負責人賴特對游擊隊的壯舉也深表敬意，曾向游擊隊領導表示：“如果沒有你們的幫助，我們是不會做出什么工作來的”。港九大隊努力營救盟軍和國際友人，贏得了盟國的贊揚，在國際上聲譽日高。戰后，英國政府對我營救英軍的這一珍貴援助“表示欽佩”，給予高度贊揚，并授予黃作梅一枚獎勵勛章。此外，港九大隊還營救了美軍第14航空隊飛行員克爾中尉，受到國內外高度贊譽。

與盟軍合作收集日軍情報，是港九大隊的又一重要貢獻。鑒于東江縱隊（由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1943年12月改編而成）日益重要的國際地位，美軍第14航空隊主動與東江縱隊接洽，提出建立電臺、收集日軍情報等合作事宜。東江縱隊請示延安后，答應了美軍的請求，建立了聯絡處，情報范圍遍布整個東江敵后和西江、北江地區。港九大隊更是成立了大隊、中隊、群眾三級情報網，并派人滲透到日軍行政要害部門，網、線、點全覆蓋，耳目遍及港九。女隊員文淑筠天天站在中環半山“儒林臺八號”的4層樓陽臺上，用望遠鏡觀察記錄維多利亞港日軍艦艇進出港及錨泊情況。同時會講英語和日語的情報員李成，設法打入駐港日軍憲兵總部特高課，取得了駐港日軍的軍用地圖副本，交給地下黨員黃施民，通過港九大隊地下交通站送到東江縱隊司令部，而后轉交美軍。憑借此圖，美軍于1944年底至1945年初，連續轟炸了日軍的香港軍事設施。港九大隊為美軍提供的情報舉不勝舉，如香港日軍的海防詳圖，日軍在港機關、油倉、機場、船塢等詳細圖樣，日本華南艦隊密碼，偽香港政府組織詳情、文件報告和軍事圖冊摘錄，日軍在香港的防衛力量，廣九沿線日軍工事圖解等。正是由于港九大隊及其兄弟部隊的突出表現，美軍盛贊其情報工作“對美國戰略部隊在中國的組織的成功有著決定的貢獻”。

港九大隊歷經無數艱險，堅持香港抗戰，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8月30日，英軍抵港。9月28日，港九大隊發表宣言，向九龍、新界同胞告別，一周內離港。1998年12月28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隆重舉行了“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陣亡戰士名冊安放儀式”。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親自將港九大隊犧牲的115名烈士名冊安放在香港大會堂供市民憑吊，并宣布：港九大隊“是香港淪陷時期一支正式的武裝部隊，在保衛香港的戰斗中作出了重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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