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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升 | 福兮禍之所伏：蘇聯的解體和美國的迷失

點擊：  作者：王升    來源：察網  發布時間:2019-12-02 09:04:07

 

     【過而不悛，亡之本也。】

——左傳·襄公七年

1991年12月25日，蘇聯解體，美國資本家和社會精英們彈冠相慶，他們清楚，美國不僅少掉了一個強悍的對手，更重要的是，蘇東劇變在思想和人心上造成了馬列主義、共產主義思想的一次重大挫折，而此時尚未崛起的中國，還在西方的圍堵中艱難掙扎，美國資本精英們認為，接下來只要花很小的力量就能打垮中國或者迫使中國變色，屆時，一個世界級的資本帝國將君臨全球，美國的資本精英，歷史上還從沒如此接近自己的終極目標過。

然而，造化弄人，正所謂“物極必反”，美國的資本主義走得太遠了，到了極致之后，美國開始在國家前行的道路上迷失，蘇聯的解體和美國的迷失，幾乎是同步發生的，正所謂“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在此，本人想到一段歷史。

歷史上，北非曾有個強國迦太基，這是原本居住在古代地中海東岸的腓尼基人在今突尼斯北部沿海建立的殖民城邦。傳說，古腓尼基城邦泰爾的國王塞浦路斯為了謀財，殺死了自己的妹妹狄多公主的丈夫，狄多公主為了防止哥哥把屠刀舉向她，帶著一批人揚帆出逃，最終在北非一個海岸找到了合適的新家園，建立了一個新的城邦，命名為“迦太基”。迦太基建立后，因為其坐享地中海要沖，海貿發達，和古希臘、古羅馬等國家來往密切。后來，迦太基的財富引起了羅馬人的垂涎，而迦太基的海軍力量又威脅到了古羅馬對地中海的海上霸權，于是公元前264～前146年，地中海北岸的羅馬，對地中海對岸的迦太基發動了3次大規模戰爭（史稱 “三次布匿戰爭”），最終將迦太基徹底覆滅。迦太基亡國了，迦太基城被羅馬人燒毀，而迦太基的主體民族腓尼基人，也被羅馬人趕盡殺絕，從北非肅清。羅馬人這么做，目的就是一個：斬草除根，防止迦太基復仇。可是誰也沒想到，羅馬吞并了迦太基幾百年后，汪達爾人也像當年羅馬人燒毀迦太基城一樣，燒毀了羅馬城，這個時候人們又想起了史書記載的迦太基滅亡時的畫面，于是，有人將羅馬城的毀滅，視為“迦太基的身后報復”。

 

迦太基（藍色）和古羅馬（紅色）

今天，看到美國在民粹、極端主義的歧途上越走越遠，本人不禁又想起了蘇聯解體時，美國人是多么的意氣風發！兩相對比，或許，就像迦太基的身后報復一樣，美國走向的衰落，也是蘇聯的身后報復吧。

本人這么說，是有依據的。

1.美國的政治經濟開始走向放縱

蘇聯解體直接造成的后果，是美國失去了自己在世界上最大、最麻煩的挑戰者，從此，美國再也不用害怕蘇聯和由蘇聯策動的國際共運浪潮了，資本主義精英得到了一個真正“一統天下”的局面，而沒有了共產主義運動對資本精英造成的壓力，美國政治逐漸走向了“放飛自我”。

美國資本“放飛自我”的第一個表現，是開始“不事生產”：過去，在蘇聯還存在的時代，不論基于什么目的，美國還需要保持強大的制造業，以維持美國的綜合國力。而沒有了蘇聯，這些目的都不存在了，于是美國早在70年代就開始的、因為金融信貸業畸形發展而導致的“產業空心化”，更是加速進行——過去美國政府還需要遏制這種趨勢，現在連遏制都不需要了，因為敵人不存在了，可以“馬放南山，刀槍入庫”了！

正是因為失去了蘇聯這個敵人，美國制造業難免“兔死狗烹”，就像原蘇聯軍事精英在蘇聯解體時對美國軍官說的：“我們正在徹底消滅你們，因為我們消滅了你們繼續存在下去的理由！”，自從蘇聯解體，美國再也不用保護自己的制造業，可以光明正大玩金融、“噶韭菜”了。

由于可以“放飛自我”，在制造業衰敗和金融業膨脹過程中，美國資本又顯現了第二個表現——資本開始加速“金融化”：過去美國雖然在伍德羅·威爾遜時代，金融信貸業就變得非常龐大，開始左右美國，但是由于蘇聯這個外敵的存在，美國總統和美國一些有理智的社會精英，還會設法阻止金融業的畸形膨脹。可是蘇聯解體后，金融業迅速闖入蘇聯，利用蘇聯“休克療法”的有利時機，狠狠地“噶”了一波韭菜，同時，也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借這個機會，推行了很多金融化的政策和法案。

舉個例子，例如金融業開始鼓勵超前消費、借貸消費，甚至透支明天、寅吃卯糧，通過借貸和舉債消費，金融資本家們通過債權牢牢地把人民限制在債務中，同時還利用高房價，將老百姓困死在房貸上，而金融資本家則“躺著賺錢”。

而金融業的畸形膨脹，也坑慘了美國的制造業，美國金融資本家在蘇東劇變的關口大量在國外收割財富，這些流入美國的財富，一方面推高了美國的各項物價和成本，另一方面卻由于沒有流到美國老百姓手中，而是全部進入金融業大佬的口袋，導致美國貧富差距進一步拉開，而社會精英和老百姓差距的進一步增大，以及金融大佬勢利的擴大，讓他們可以更徹底地拉攏和腐蝕美國的政治，于是在蘇東劇變后，美國的政治迅速走向腐敗和潰爛，而美國的經濟，也越發走向由制造業主導變成金融信貸業主導。

根據2015年的統計數據，美國私營經濟占總經濟體量為85%，整個經濟體中，有近1/4（20.3%）都來自金融房地產業，制造業卻只占到12%，只相當于批發零售業的規模（12%）從各個行業的GDP產值看，制造業的增長速度相對較慢，符合增長率低于3%；其它行業的復合增長率最少在4% 左右；

特朗普能上臺，背后反映的其實是美國資本主義由于敵人蘇聯的消失而走向瘋狂。

2.美國錯失了改革的絕佳窗口期

《左傳·襄公七年》里有這么一句話：“過而不悛，亡之本也”，意思是有過錯卻不知改正，這就是滅亡的根源。

其實，美國政治中有很多問題，雖然在里根上臺后通過改革暫時穩住了，但并沒全部消除，其實這也是在資本主義背景下，資本擴張導致的社會問題，無法通過資本主義框架下的改革根除，雖不能“治本”，但是改革至少可以做到“治標”。

而重要的是，在一場勝利后，挾著勝利的余威，改革正往往可以以較少的代價獲得較大的改革成果，所以一場勝利往往是改革的一次良機，改革過程中遇到的阻力，和勝利的大小直接相關：勝利越大，改革阻力越小。

然而，美國在蘇聯解體后，很快走向了錯誤的道路，本人稱之為“勝利者隱患”。簡單來講，就是在之前競爭中勝利的人，可能會因為自己的勝利而忽視自己存在的問題，勝利的成果也會掩蓋勝利者自身的不足，從而放任問題的繼續積累，從而為未來的失敗埋下隱患。比較典型的“勝利者隱患”，就是斯大林的“勝者無需被責難”邏輯，這種邏輯，很容易讓勝者驕傲和忽視自己的問題，從而給未來造成非常嚴重的后果。

不幸的是，美國也遇到了“勝利者隱患”。

美國因為對決蘇聯的最終勝利，整個社會都將美式資本主義視為人類的唯一道路，最具代表性的言論，就是弗朗西斯·福山的“歷史終結論”——認為人類歷史的終結就是資本主義和民主主義。

然而，正所謂“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美國資本主義獲得了耀眼的勝利，這種勝利掩蓋了所有資本主義的問題，其中最嚴重的，就是前文說的金融信貸業的惡性膨脹和制造業的逐漸邊緣化。

中國老經濟學家張海濤在2011年出版的《論美國“賭博資本主義”》中就已經論述過：在九十年代，美國的制造業就已經有了明顯的衰退，而金融業卻一直蓬勃發展。當時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也很矛盾：當股指過高時，他擔憂這有風險；而股指下滑時，他卻又設法增加股市泡沫，這是典型的“頭痛灸頭，腳痛灸腳”，當時的美國金融業熱衷于搞各類金融衍生品，這些東西屬于投機產品，本質上就是賭博，美國的金融業用賭博投機的方式聚斂財富。

對這種潛在的風險，華爾街是看得非常清楚的，美國一些經濟學家也是看得非常清楚的，但是在巨大的經濟利益驅使下，美國決策層無視這種風險。

90年代，這種“賭博資本主義”開始惡化的時候，本來有很好的改革機會，遏制金融信貸業的惡性膨脹和實現美國的制造業產業升級和換代，但是蘇聯的解體掩蓋了這個問題，而金融投機的利益又驅使更多老百姓去參與這場金融賭博，在全民性的瘋狂中，美國漸漸錯失了實現產業更新改革的良機。

克林頓時代，是美國挾著勝利余威改革的良機，而此時，美國專注于做的，對外，是插手索馬里、空襲南斯拉夫、圍堵中國海岸線等等；對內，是“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造（結果金融信貸也更加膨脹），克林頓讓自己老婆希拉里主持醫療保健制度改革，結果“越改越糟”……

到克林頓末期，金融信貸業的膨脹終于招來了惡果，2000年4月后，道瓊斯工業指數在達到歷史高峰后，開始進入長達兩年的下跌，而科技板塊，納斯達克指數更是經歷了高達80%的“斷崖式下跌”。這背后昭示的是金融泡沫的破裂。

8年時間，美國至關重要的8年，就這樣在克林頓手上輕飄飄地流走了。

3.失去了蘇聯制衡，美國變得在運用武力上越發缺乏應有的理智

過去，在蘇聯制衡的情況下，美國在武力的運用中，顯得較為謹慎和注意，二戰后到蘇聯解體前，美國總共進行了8次戰爭，分別如下：

1.朝鮮戰爭（1950.6.25—1953.7.27）

2.“藍蝙蝠行動”（Operation Blue Bat），武力干涉黎巴嫩（1958.7.15—10.25）

3.越南戰爭（1961—1975）

4.“暴怒行動”（Operation Urgent Fury），入侵格林納達（1983.10.25—11.2）

5.“黃金峽谷行動”（Operation Eldorado Canyon），轟炸利比亞（1986.4.15）

6.“正義事業行動”（Operation Just Cause），入侵巴拿馬（1989年—1990年）

7.“利刃行動”（Operation Sharp Edge），從利比里亞武裝撤僑（1990.6.3—1991.1.9）

8.“沙漠風暴行動”（Operation Desert Storm），波斯灣戰爭（1991.1.17—2.28）

這些戰爭大多數都有一個特點，那就是持續時間大多比較短，或者規模相對比較小。當然，朝鮮戰爭、越南戰爭持續時間較長，規模也較大，其他的基本上要么是1-3個月完事，要么僅限于一個很小范圍，兵力投入也不多。

而朝鮮和越南戰爭兩場戰爭上，朝鮮戰爭由于發生在美國極盛時期，對美國的實際創傷還不大；而越南戰爭則由于時間較長、投入兵力較大，導致損失較為嚴重。越戰后，美國陷入了霸權主義危機，后來是里根的改革，暫時穩住了美國的衰頹。

而越戰的教訓也給美國長了個心眼，從那之后，美國用兵越發謹慎，生怕再次重演越戰的后果。所以后面美國的戰爭，規模都比較小，可能波斯灣戰爭（又稱海灣戰爭）規模較大，但是持續時間也很短，更重要的是，波斯灣戰爭中，美軍對兵力的運用分寸把握得極為精準，可以看出，美國在1975年的失敗后，變得理智了很多。

然而蘇聯解體后，美國對軍事力量的運用，開始變得越發肆無忌憚。

蘇聯解體后至今，美國發動了6次戰爭，這6次分別是：

1.武力干涉索馬里（1992.12.4—1994.3.21）

2.“盟軍行動”（Operation Allied Force），科索沃戰爭（1999.3.24—6.10）

3.阿富汗戰爭（2001.10.7—2014.12.29）

4.伊拉克戰爭（2003.3.20—2011.12.15）

5.利比亞戰爭（2011.3.19—10.31）

6.敘利亞戰爭（2018.4.14-2019.10.10）

①.財政花銷越來越恐怖

我們對比一下，會發現這6次戰爭，有4次規模都較大、持續時間也較長，分別是干涉索馬里、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敘利亞戰爭，而這其中，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不論規模還是消耗，都遠遠高于越南戰爭。

美軍在越南總共花費1410億美元（折合成今天購買力，大約1萬億不到），而在伊拉克總共花費2.2萬億美元、阿富汗又有1萬億美元以上，總共在3.2萬億美元以上，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平均每天花銷都以“億美元”為計算基準。

這是什么概念呢？

這么說吧，美國2018年聯邦財政預算約為6.28萬億美元，美國總共扔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錢，相當于美國半年的聯邦財政預算，如果再考慮通脹因素，這個數字只會更高。

如果戰爭耗時一年，花費就會達到百億美元以上，相當于聯邦醫療一財年預算的一半，而每個士兵的花銷平攤下來，會到100萬美元以上！

這只是財政花銷，還沒算人員死傷。

由于蘇聯的解體，美國失去了挑戰者，它開始肆無忌憚地對外用兵，用兵的規模越來越大、而且戰爭的程度也越來越大，更重要的是，6場戰爭中，有4場規模較大的戰爭，而這4場，全部都完全不清楚戰爭的限度在哪！

②.對戰爭分寸把握越來越差

過去，由于蘇聯的挑戰，美國對于戰爭分寸把握得非常好：

朝鮮戰爭，美國知道把戰爭限制在朝鮮半島；

越南戰爭，美國知道把戰爭限制在北緯17°以南；

波斯灣戰爭，嚴格把戰爭分寸限制在“從科威特驅逐薩達姆”。

而蘇聯解體后，美國對外發動戰爭，變得越來越缺乏分寸：

武力干涉索馬里，不知道應該打到什么程度；

阿富汗戰爭，不知道反恐“界限”在哪里，誰改打、誰不該打；

伊拉克戰爭，不知道什么時候才能撤軍，也不知道自己的敵人是誰；

敘利亞戰爭，急急忙忙把部隊放過去，卻不知道要干什么、怎么做。

由于戰爭缺乏分寸把握，戰爭的規模就很難控制、戰爭的投入也很難限制，很容易超支，更重要的是，超支不知道什么時候會是個結束。

而更重要的是，缺乏分寸的軍事行動，很容易在地緣政治上造成意想不到的嚴重后果，例如破壞原有的地緣政治局面，引發一連串“多米諾骨牌效應”，就像美國推翻了伊拉克薩達姆政權，就造成了一系列后果，最終讓美國騎虎難下。

歷史上，缺乏分寸的軍事行動導致嚴重后果的例子比比皆是，如路易十四入侵荷蘭導致歐洲組建反對法國的軍事同盟，最終在圍堵中法國的“海外殖民帝國”夢碎；拿破侖入侵西班牙導致全歐洲開始抱團對付拿破侖，最終導致拿破侖陷入一場又一場他不能決定的戰爭中，最后被戰爭吞噬；蘇聯入侵阿富汗導致各國抱團在阿富汗對付蘇聯，最后直接引發了蘇聯的經濟崩潰等等。

對比之下，美國在波斯灣戰爭中花費大約610億美元，其中還有盟友替它負擔的約70億美元，再考慮戰爭獲得的利益，美國在波斯灣戰爭中實際上獲利大于花銷。

蘇聯解體后，美國顯然在戰爭中變得越來越不會把握分寸，導致自己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一無所得，這還沒算在敘利亞一無所得的愚蠢行動。

③.戰爭越來越缺乏長遠、明確規劃

蘇聯解體后，美國的軍事行動越來越缺乏計劃性，這體現在戰爭越來越沒有長遠、明確的規劃。

例如，海灣戰爭中，美國的規劃就是“打敗伊拉克，但是不滅掉伊拉克，盡量維護目前中東的地緣政治穩定”。打擊伊拉克，也是因為伊拉克企圖破壞中東地緣政治現狀；

而阿富汗戰爭，美國的規劃，就是“反恐”：它把塔利班定義為“恐怖組織”，以在阿富汗肅清“恐怖組織”為目標，但是反恐的敵人是誰、反恐的目標是什么、反到什么程度、什么時候撤走，都沒有明確的考慮，也沒有考慮到自己的目標有多少可行性；

同樣的，伊拉克戰爭，美國的規劃，是“推翻薩達姆，在伊拉克建立一個親美政府，盡量維持中東地緣政治現狀”，但美國人卻不清楚，推翻薩達姆的那一刻，中東地緣政治就發生了變化，再要恢復就不可能了，“推翻薩達姆”和“盡量維持中東地緣政治現狀”本來就是互相矛盾的，同時，伊拉克的特殊情況，也導致一旦美國在伊拉克移植“民主政治”，伊拉克將會不可避免靠近美國的對手伊朗，所以，美國在伊拉克的三個目標，實際上都是不能實現的，于是乎，美國糊里糊涂，在伊拉克打了8年，最后一無所獲。

④.戰爭的原因越來越意氣用事

過去，美國用兵原因很多，但是最主要原因還是兩個，一個是攫取新的利益，一個是維護既得利益。

例如入侵格拉納達和巴拿馬，就是維護既得利益，因為格拉納達企圖靠向蘇聯和古巴，而巴拿馬則是企圖收回巴拿馬運河區；而波斯灣戰爭，則是在維護既得利益的同時，攫取新的利益（主要是石油資源和維護美元霸權）。

后來美國的軍事行動，越來越意氣用事，蘇聯解體后的6場軍事行動，全部都有意氣用事的成分，尤其是阿富汗戰爭，把上萬美國軍人的生命和上萬億美元丟在一個美國完全控制不了的偏遠小國，這種行為簡直是不可理喻的，如果馬漢等戰略大師泉下有知，估計會罵死小布什。

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意氣用事，損失了大量軍隊后，還嫌自己錯得不夠，后面它又把敘利亞政府軍列入自己的打擊對象，美國這個決定，僅僅是因為敘利亞政府軍得到了俄羅斯支持，逐漸扭轉了危局，開始占上風，美國不甘心自己在敘利亞砸錢砸人搞出的對阿薩德的顛覆行動就此泡湯，才跑出來為小弟“撐腰”，這完全是一種胡亂行動，背后反映的是美國再決定戰爭等重大事件上，越來越意氣用事、缺乏理性。

綜上所述，美國的運用武力上越發缺乏應有的理智，而濫用武力，后果是災難性的，美國不但無謂消耗了自己的國家力量，而且還處處樹敵，這又迫使美國進一步對軍事加大投入，最后變成死循環，美國的國力，就在一點一滴的消耗中逐漸敗落。

4.蘇聯解體在地緣政治上給美國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嚴重后果

蘇聯的解體，除了對美國造成以上三個后果，還給美國在地緣政治上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嚴重后果。

首先，是中國因蘇聯的解體而開始進入快速發展期。

 

蘇聯雖然和美國存在糾紛，但另一方面，蘇聯的存在，客觀上也壓制了中國的國家潛力釋放，中國的人口相當于蘇聯的5-6倍，美國的3-4倍，如果完全釋放，會變成一個極為恐怖的對手。

過去，由于中蘇交惡，蘇聯在中國北方邊境陳兵百萬，為了防備蘇聯可能的突然襲擊，中國被迫將大量力量用于備戰備荒，以防止蘇聯的入侵。雖然蘇聯到80年代后期開始尋求與中國關系改善，但是這談何容易，雙方幾十年積累的矛盾無法短暫化解，戰略互信也不可能馬上建立。

隨著蘇聯的崩潰，中國一下子在北方失去了一個大的隱患，于是中國的地緣政治局勢瞬間改善，有人說90年代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是因為改革開放，在本人看來，蘇聯解體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因為蘇聯解體讓中國解除了一個軍事大威脅，于是中國對軍隊的投入可以降低一些，對經濟的投入可以提高一些，原本用于防范蘇聯的錢投入了再生產，在本人看來，是中國90年代快速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國失去了蘇聯的制衡，而作為人口數目和歷史積淀遠遠超過蘇聯的國家，中國成長為超級大國的潛力才開始釋放。（前提是中國沒有走向資本主義）

其次，失去了蘇聯的制衡，中東有了出現地區大國的可能。

 

蘇聯的存在，從北面直接和中東地區接壤，這也就對中東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地緣政治壓力，中東地區，有兩個地區可以形成地緣大國，一個是安納托利亞半島（土耳其），另一個是波斯高原（伊朗）。

而其他地區，如尼羅河下游（埃及）、美索不達米亞（伊拉克）、黎凡特地區（巴勒斯坦、以色列、約旦、黎巴嫩等地）、阿拉伯半島，不是土地逼仄、就是人口不足，要么是有其他的限制條件，都很難形成地緣政治上的大國，但安納托利亞和波斯高原不同，這兩個地方其一是有豐富的水源（在中東，水源真的很重要），其二是環境較為適合大規模農耕，這就有維持大規模人口的物質條件，同時，地形較為完整而不破碎，不易形成幾個勢力均勢對抗，這就很容易形成地緣大國，加上資源豐富，幾乎就是天然的地緣大國產生地。

然而，由于蘇聯的存在，中東地區在蘇聯的壓制下很難形成地緣大國，蘇聯很容易把手伸進中東，另一方面，雖然距離更遠，但是畢竟美國英國等西方國家在中東經營更久，這就讓中東很容易變成美蘇對抗的地區，要形成地緣大國就更難了。

然而，隨著蘇聯的解體，中東失去了近在咫尺的壓力，而美國又由于地理距離，不能很好填補這些空白（例如蘇聯失去了對敘利亞的控制，但是美國也很難馬上取代蘇聯控制敘利亞），加上北面的戰略壓力消失，土耳其和伊朗馬上開始崛起。

不過目前土耳其由于和希臘的地緣對抗以及庫爾德斯坦等問題，目前很難成為大國，但是伊朗就不同了，伊朗沒有這些掛礙，加上地緣壓力減輕，伊朗有了長足的發展空間，日后伊朗只需要等待，等到西邊的對手——伊拉克的薩達姆也倒掉，那么伊朗就能崛起為中東的地緣大國了。

而不出伊朗所料，12年后，伊朗等來了這個機會。

除了中國和伊朗的崛起，蘇聯解體還客觀上給“歐洲一體化”提供了前提條件。

 

二戰后，美蘇在歐洲建立了新的戰后秩序——美國為首的北約組織控制歐洲的西半邊、而蘇聯為首的華約組織，則控制歐洲東半邊，形成一個人稱“鐵幕”的歐洲戰后格局。

而美蘇對歐洲的瓜分，導致不論歐洲西半邊還是東半邊，都無法憑借自己的力量和美國、蘇聯對抗，歐洲反而變成了兩個地緣大國的緩沖區。

但是蘇聯解體后，一切都變了，蘇聯不復存在，東歐各國開始重新和西歐各國融合，這就給“歐洲一體化”提供了可能，而01年美國在阿富汗和03年美國在伊拉克接連兩次犯錯（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極大消耗了美國的國力，同時也分散了美國的注意力，這就讓歐洲可以有充足的時間和絕佳的機會完成自己的“歐洲一體化”目標，等到美國回過頭，它驚恐地發現歐洲一體化做得如此成功，以至于歐盟已經崛起為地緣政治上一個不容小覷的力量。

于是，美國為了阻撓歐洲進一步一體化，一方面策動中東難民涌入歐洲，導致歐洲各國出現反對中東難民的民粹浪潮，而這種民粹浪潮將直接破壞歐盟的互信，從而破壞“歐洲一體化”，同時美國還策動英國的脫歐，在事實上造成一個壞的先例，以此破壞歐盟的完整性；另外，美國還故意支持歐洲的民粹運動，如法國的黃馬甲、德國的民粹以及意大利的“五星運動”，目的都是破壞歐盟的內部團結和信任。

但是美國這些行為只是暫時阻撓“歐洲一體化”的進程，一旦局面穩定，“歐洲一體化”會再度開始，那時候美國還有沒有能力鬧出點什么幺蛾子，就不知道了。

5.總結

蘇聯解體，看似是美國和資本主義的勝利，但是歷史的車輪還是在有條不紊地向前轉動，美國當時也許是贏家，但是長遠來說，蘇聯的解體，也給美國造成了極大的危害，最終還是要時間來逐步印證，現在已經被印證了不少，以后還會繼續印證。

其實，歷史就是這樣殘酷和公正，美國可以消滅蘇聯，但是消滅蘇聯之后，自己恐怕也不能永存，蘇聯的復仇，以某種美國人完全感覺不到的方式降臨到美國人頭上，就像本人之前在上一篇文章《為什么說資本主義背景下，議會制度無法解決社會根本矛盾》中寫到的：“資本主義吞掉了蘇聯尸體，卻加速了自己的潰爛”，正所謂“善惡到頭終有報”，這就是歷史的迷人之處。

如今，蘇聯的解體，伴隨著美國的迷失，只是再次向世人印證了一個昭昭天理，那就是：

迦太基式的身后報復，永不止于羅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