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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諾在1960年、1965年和1970年先后三次與毛澤東交談，主題涵蓋了新中國政權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國際關系和意識形態等，并通過報道形成廣泛的影響力。斯諾對毛澤東的成功采訪建立在對中國傳統文化和革命歷史充分了解的基礎之上。斯諾對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認識經歷了從質疑真偽到重建信任的過程，并進一步形塑了他厚重的人民觀、革命的歷史觀和獨立的價值觀;斯諾在觀察新中國和采訪毛澤東之后作出“糧食困難不是革命的終結”“現代文明的基礎正在奠定”“中美關系將在合作與競爭中共存”以及“中國這個偉大民族在時間空間上達到頂點”等歷史預判，表現出對歷史、現實和未來的深刻洞察力。

 

 

與斯諾(Edgar Snow)在延安時期對毛澤東的采訪和其著作《西行漫記》相比較，對新中國成立后斯諾與毛澤東的交往的研究并不算多。

 

一種聲音認為斯諾對新中國的采訪是對延安忠實記錄的延續，他的書像之前一樣充滿了“誠實感”，不僅客觀介紹了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還對中美政要產生影響，并在中美關系中發揮作用。

 

另外一種聲音則認為新中國成立后斯諾的采訪無論從采訪本身還是作品的影響力來說，都“大為遜色”，尤其是斯諾在其新中國采訪中出現的一些數據和事實的失真，是其記者生涯的失誤。

 

在這些研究中，無論是把斯諾放置于中美關系發展史中嚴謹考證斯諾訪華過程的學術著作，還是把斯諾本人作為直接考察對象，通過私人檔案和文獻史料還原斯諾生平的傳記研究，都能廣泛搜集材料進行客觀討論，也都肯定斯諾在這一時期的歷史價值。

 

正如斯諾本人所自信的:

 

“很多記者和作家都到過中國，但是沒人比我做的更好。”

 

這樣的成績很大一部分建立在斯諾與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采訪和接觸上，尤其是斯諾與毛澤東的歷次交往。

 

仔細推敲新中國成立后斯諾與毛澤東交往的時間，分別是三年困難時期、“文革”動亂前期和尼克松訪華前夕。

 

在戰前駐中國的美國記者群中，斯諾是第一個有機會重訪中國的。作為從延安時期就與中國共產黨深入接觸的名記者，在斯諾眼中，新中國成立后的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與延安時期是否一致、是否還在堅持“矢志為大多數人謀幸福、用社會主義改造中國和世界”的初心？作為因廣泛報道中國共產黨而在麥卡錫主義浪潮中飽受質疑的美國人，斯諾以何種身份和心境重返中國？他眼中的建設困難、個人崇拜、國際關系等問題又是如何？

 

這些看似簡單對比的歷史背后有著斯諾對中國歷史和中國革命的深刻理解，有著斯諾與毛澤東“互相不講假話”的絕對信任，以及中西方關于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更深層次的討論。

 

一、重訪中國：斯諾眼中的毛澤東與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

 

在中國共產黨對自我形象的界定、對革命史觀的建構以及內外政策訴求的聯動等含有“中國底色”和“中國經驗”的觀念體系中，認識到中國的歷史傳統和思想文化的重要性，認識到決策者的革命經歷和政治經驗的巨大影響，在學界方興未艾。

 

然而，斯諾在20世紀60年代對毛澤東濃墨重彩的敘述中，采用的兩個角度就分別是“從孔子到毛澤東”，以及“中國為什么會變紅”。換言之，斯諾是從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變遷以及同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有著密切關聯的中國革命史來對毛澤東及其領導的新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進行觀察的。

 

“犀利的歷史洞察力來源于犀利的現實洞察力，一個連自身所在的現實都看不清的人，我們根本無法相信他具有足以穿透歷史時間屏障的能力。”

 

當斯諾有機會與最高領導人接觸時，他并不是一位就事論事的專題式記者，他對他所站立的這片古老的土地充分了解，而且在不斷的學習實踐中逐漸形成了中國的歷史觀。我們知道，儒家思想的行為法則為中國提供了一個超穩定的官僚統治制度。孔、孟等人與西方哲學家同樣關心統治者的德行，力圖創造一個理想的大同世界，但得到的答案卻不同——等級分明。

 

斯諾認為，正是由于穩定和等級這兩個因素，

 

“傳統社會的中國人自然認為儒家是唯一正確的處理人類關系的方法，很多中國人認為自己是高人一等”。

 

外侮內腐的清朝被推翻。斯諾認為：

 

“在這些年代中，太平天國的改革精神和愛國主義精神卻繼續萌芽、播種，形成了種種形式的地下革命活動。”

 

雖然列寧給孫中山的復信為“不團結而動亂”的中國打開了新局面，但是中國傳統社會依然在持續分化。

 

中國的現代化應該由誰去完成？日本侵華戰爭不但沒有實現野心，反而摧毀了中國的殖民勢力，削弱了城市官僚資本主義，鍛煉了人民群眾。斯諾對毛澤東在1936年的預見表示贊同：

 

“中國的現代化應該由共產黨領導無產階級革命，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動員全體人民和他們強大的勞動力去完成。”

 

中國為什么會變紅，即中國為什么會選擇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黨，斯諾通過與毛澤東的交談找到了“最有啟發性的答案”。

 

首先，在西方帝國主義的影響下，崩潰了的經濟使衰落的農民家庭中的幾百萬剩余勞動力被拋進了繼續膨脹的失業勞工市場中去，以至于當中國的青年人讀到馬克思所說，“現代的勞動者不但沒有隨著工業的進步而站起來，反而隨著他本階級的存在而越沉越深”這樣的話語時，他們并不把它當作是1848年歐洲情況的分析，而把它看作是他們自己環境的描述。

 

其次，中國人所遇到的西方民主，只是擔任了保護以暴力奪取中國的“權力與利益”的外國警察的角色。因此，當馬克思對西方民主的偽善作藐視性的抨擊時，中國人立即可以完全接受。當“愛國主義的觀念、階級斗爭和國際共產主義三方面已經取得了一致的步驟”，馬克思主義在知識分子中間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馬克思的革命理論和唯物辯證法的實行，對中國是一個全新的內容。

 

“毛澤東相信中國農民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主要力量，這是從客觀經驗中發展出來的。”

 

土地革命使農民和中國共產黨結為一個整體。斯諾總結：

 

“整個中華民族的經歷使共產黨的勝利必然到達。”

 

帶著這樣的洞察力和分析力，斯諾于1960年重返中國。

 

在1936年長征后的保安和1939年抗戰中的延安，斯諾戲劇性地發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農兵群眾和革命知識分子艱苦斗爭所取得的豐碩成果。

 

1960年的到訪與1936年類似。像以前一樣，斯諾打破了封鎖，突破中美的緊張關系和麥卡錫時期的困難，先后致函毛澤東、周恩來、路易·艾黎（RewiAlley）等人，最終重訪中國；像以前一樣，此時的毛澤東依然面臨復雜的國際關系和國內形勢，斯諾需要再一次發現中國共產黨人以及現象背后的本質才能解釋迷惑。

 

冷戰中意識形態的激烈對抗使得美國人希望聽到的是中國共產黨的壞消息。雖然在麥卡錫主義時期斯諾經歷了近十年的迫害，但他還是決定再一次逆輿論而上。

 

1960年10月22日晚上，毛澤東在中南海的住所庭院中迎接斯諾。在斯諾眼中，毛澤東穿著

 

“企領的黑灰色便裝，腳上穿一雙已經需要擦油的棕色皮鞋，一雙棉布襪子松松地垂在足踝上”。

 

和延安時一樣，毛澤東

 

“仍然很瀟灑，行動從容不迫，敏于分析說話中的微細差別，眼睛充滿智慧”。

 

毛澤東與斯諾談論的話題雖然包括了從公共輿論到臺灣問題、從進聯合國到經濟封鎖、從經濟建設到世界和平等等，但是其內核不外乎兩種訴求：其一是以自信的、獨立的、人民的觀點和信念探討超越時代和所有國家的發展途徑和治理方式；其二是以和平、平等、解放為號召和對外政策話語解釋中國共產黨的道義使命和對外行為。

 

比如，在談及美國對新中國進入聯合國設置障礙的問題，毛澤東對斯諾說：

 

“我們并不急于進入聯合國。我們的國家就是一個‘聯合國’，我們的一個省就比有的國家大。”

 

談及古巴禁運和延安時期國民黨對中國共產黨的經濟封鎖，毛澤東對斯諾說：

“愈是壓迫人民，人民的力量就發展得愈快。”

 

談及原子彈的問題，毛澤東對斯諾說：

“世界和平的責任我們要擔負。外面有一種說法，好像中國共產黨特別調皮，不守規矩，不講道理，是亂來的。那種話不可全信。”

 

斯諾對毛澤東的采訪，是自1949年來毛澤東第一次接受美國記者的采訪。斯諾是新中國成立后被準許在軍事設施內部照相和拍電影的第一位西方人，也是第一位返回延安的外國參觀者。

 

1960年，按毛澤東的指示，上海市市長讓斯諾參觀了上海市最貧窮的地方。周恩來和毛澤東對斯諾說，他的訪問對別的記者們來說是沒有先例的。在這樣的“特殊待遇”下，斯諾到達14個省、19個重要城市和11個公社，對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做出了很多客觀記錄，包括中國的城市建設、鋼鐵和工業建設、科學與教育、醫療衛生事業、少數民族政策實施以及文藝和音樂等。

 

以醫療為例，斯諾在老朋友馬海德（(JohnHatem）的帶領下參觀了中國皮膚性病治療實驗室及其附屬醫院。斯諾了解到，在全國性的普及治療皮膚性病的成功戰役中，醫護助手們受到了診斷和治療的專業技術訓練，在短短兩年內，“增加了超過七萬名醫生或助手，還有六萬名護士”，中國城市內的患者絕大部分得到治療。

 

依靠“醫藥上的群眾路線”，數以百萬計的人民對公共衛生工作有了初步的了解，并明白每個人在這項工作中都擔負著重要的任務。所以在農業合作社中的醫療隊和流動教練中心都取得了農民們的充分合作。同時數達30萬人的中醫力量也被充分使用。長期身處醫療工作一線的美國人馬海德對斯諾說：

 

“中國永不可能以另一個方法站起來。”

“差不多每件工作都是必需的，而差不多必須做的工作都已做了。總的來說，這一切都是成功的。”

 

馬海德清楚新中國建設中的一些挫折和失敗，但是他同時又充滿信心。這也幫助斯諾更加理解：

 

“在所有宣傳的后面，有著幾百萬不為人知，以及沉默地埋頭工作的男男女女，他們成功地并且忠誠地進行著把數億人民自無知，迷信，疾病，文盲和貧困等不幸中解放出來的工作。這件工作當然遠未能稱做完畢，但是一個現代化的文明社會已打下了基礎。”

 

斯諾的認識是在和毛澤東的交談中不斷深入的。當他把醫療方面的進步和國外報紙關于中國已沒有蒼蠅蚊子的報道與毛澤東交流時，毛澤東說：

 

“中國的變化主要是在革命方面，至于建設方面，現在才剛剛開始。說有所改變是正確的，說基本改變了是不符合事實的。我們的基本情況就是一窮二白。我們說中國有進步，初步有些成就，但是并未根本改變中國的經濟面貌。根本改變中國的經濟面貌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

 

毛澤東對斯諾說：

“人民還不能吃飽。”

 

這樣的誠懇使斯諾意識到：

 

“毛澤東不是斯大林，中國不會迷戀莫斯科”。

 

斯大林在集體化過程中任意殘酷地對待農民，

 

“當毛澤東認識到為取得樣板傷害了農民時，他就從不好的政策中退了回來。糧食短缺是來自中國共產黨的失誤，而不是因為領導背棄了農民，在長期的非難中，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人是在走向進步，尤其是糧食產量穩定的地區不是毫無進步”，

 

所以，

 

“中國的糧食危機不是革命的終結”。

 

二、質疑與重建：著作出版與1965年再訪毛澤東

1962年，斯諾根據1960年在新中國的采訪和旅行寫成《大河彼岸：今日紅色中國》一書。

 

這本書既是珍貴的資料文獻，反映了一位非共產黨員記者對新中國的直接印象，也是一部考察新中國及其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執政10年后如何生活、考察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如何看待外部世界的研究著作。

 

該書剛上市就得到美國各界的廣泛關注，并且銷量出色。隨之而來的，還有各種批判和質疑的聲音。哲學家們喜歡批判，認為

 

“哲學史就是一些努力建構理論的人和另一些努力將那些理論推翻的人之間的辨證歷史。沒有批判對象，批評家就無法進行批判；沒有批評家挑剔的眼光，理論建構者也不可能有效地建構起他們的理論”。

 

同樣，斯諾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也在和這些評論者們辯論的過程中經歷了從質疑到重建的過程。

 

新聞界和學術界的批判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斯諾在寫作中的政治傾向性；二是斯諾在報道中的數據真實性。斯坦福大學中國問題專家諾思(RobertC.North)評論：

 

“斯諾需要眼光更敏銳，敘述更嚴謹，分析更有自我約束力。”

 

曾經是敵后抗日游擊隊無線電技師的林邁可（MichaelLindsay）評論斯諾“仍然停留在30年代的政治經歷中”。對書中數據和調查的真實性討論也沒糧食危機和廣泛饑饉報以尖銳批評。

 

當然，任何評論都是毀譽參半的。有贊揚的聲音認為斯諾的報道得到了中國的信任，又兼具批判性。費正清（JohnK.Fairbank）說：

 

“在30年代，人們很容易就能夠穿越四分五裂的中國，而在1960年，在動員起來的中國，要做到這一點卻艱難得多。”

 

斯諾與新中國的聯系和撰寫報道的才能也再一次受到肯定。

 

與斯諾政治立場相關的身份危機其實由來已久。由于在延安時期對中國共產黨的廣泛報道，斯諾在麥卡錫主義時期一直被指認為中國共產黨的“宣傳者”。斯諾在初訪新中國時寫道：

 

“一個人并不總是知道事實真相，而一旦他知道了，首要的責任就是忠于事實真相。”

 

斯諾不僅是中國革命的見證者、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朋友，還是在政治上獨立的新聞記者，把共產主義國家的客觀情況向資產階級國家的讀者介紹，內心的顧慮和困境是可以想象的。

 

對于斯諾來說，擔任“可靠中間人”的角色，的確是一種很微妙的平衡行動。所以他在重返中國之時拒絕一切來自中國方面的資助，在每一筆資金的使用上都尤為謹慎，為的就是強調自己獨立記者的身份。

 

與報道真實性相關的現實質疑在斯諾本人身上同樣存在。他在中國期間就曾對朋友抱怨，盡管他得到了“許多材料”，但是如果缺乏“背景材料”和“真實情況”，這些材料是毫無意義的，

 

“沒有人對前不久和目前所發生的事情坦率而誠實地講出來”。

 

在撰寫書稿的過程中，斯諾寫信對愛潑斯坦（IsraelEpstein）說：

 

“我正在盡最大努力如實介紹中國的農業問題及其成就，但由于缺乏具體材料，因而很難回答。”

 

斯諾上述論斷的意義在于他的不確定性，而不是絕對真理或謊言。

 

從當時的實際情況來看，斯諾在1960年訪問中國期間確實不曾看到大片荒蕪，甚至最高領導人也沒有充分認識到各地糧食危機的嚴重性。最終，斯諾在他的書中承認寫作的角度是建立在

 

“中國是一個階級專政的國家，她的政府明確地決定哪些事情是人民應該認識，哪些是不需要知道的；哪些地方準許記者去和哪些地方禁止記者前往”，

 

目的是

 

“想使人們了解這個特別的政府為什么和怎樣誕生在這個特別的國家里，她的專政權力是否做出比她所推翻的舊政權更光明的目標和結果”。

 

對于最后一個問題，斯諾在書中的解答無疑是肯定的。

 

在這一重建信心和信任的過程中，斯諾采用了不同尋常的遠見和考察問題的角度。第一是深厚的人民觀，第二是革命的歷史觀，第三是獨立的價值觀。頌揚一個統治者的做法與斯諾的觀點背道而馳，他認為老百姓處于歷史事件的中心。

 

1936年，紅軍對斯諾說，他們所到之處人民都稱他們是“窮人的軍隊”，毛澤東笑言，這就夠了！斯諾在一次演講中說：

 

“革命不是由革命者或他們的宣傳所造成的。革命是由于在惡劣、無能和腐敗的政府領導下，不能容忍的條件所造成的。在中國，共產黨人也贏得了勝利，那是因為他們使更多的人民相信，他們有某些東西值得為之奮斗和犧牲。”

 

斯諾對中國共產黨人的了解和在中國革命的經驗造就了他感性與理性的聯系，這種聯系也使他不僅能找到合理的報道角度，而且給了他衡量中國的成就的正確標準。他在這里逐漸形成了一個中國的歷史觀，同時保持了他作為美國人的價值觀念。

 

20世紀50年代，斯諾曾對一位朋友評論到：

 

“民族性比政治更為重要。中國人正走在現代化的長征道路上，這將是中國人所特有的。必須把中國的今天，看作是一個偉大的民族，從遠古時代經歷了漫長的道路，在時間與空間上所達到的一個頂點。”

 

在美國30多個州進行了50多次宣講之后，1963年斯諾給毛澤東寫信說：

 

“我覺得我有責任在中美兩國未來一些關鍵性的事務上起到作用。無論是歷史經驗，還是現實的政治社會結構，或者國家間的利益沖突，可能都不會導致雙方持續的敵對甚至是大規模的戰爭。以我從中國了解到的情況來看，我相信和平與競爭將會在中美兩國之間長期共存。”

 

斯諾把麥卡錫主義時期的經歷稱作“荒廢的十年”，他認為自己在打破中美隔絕敵對狀態中肩負責任。帶著這種使命感，斯諾于1964年再次回到新中國。

 

 

三、在創造歷史中書寫歷史：斯諾和毛澤東關于中美關系的互動

 

歷史學家認為，

 

“那些真正能觀察到歷史真相的人也很可能是那些對參與歷史創造有相當熱情，乃至有一定直接創造歷史實踐經驗的人”。

 

斯諾毫無疑問是這樣一個兼具歷史創造熱情和歷史實踐經驗的人。他與毛澤東的交往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需要注意的是，斯諾和毛澤東關于中美關系的互動是建立在大規模、高強度的戰備以及由此推動的中國國家安全戰略轉變、美國對華政策的轉變、中國國內政局動蕩及其影響下的戰略決策體制變化的基礎之上的，拋開當時的國際背景和國內環境去討論單個歷史人物視角下的中美關系是不切實際的。

 

回溯中美從對抗到開始和解的歷史，中國共產黨領導人認知中的戰略優先排序出現過兩次關鍵性的轉變：第一次轉變從1964年夏季到1965年秋季；第二次是從1968年夏季到1969年夏季。

 

兩次轉變的關鍵內容和結果：一是斷定蘇聯作為全球新的戰爭策源地，對中國的安全威脅壓倒了其他安全問題；二是美國的威脅在下降。

 

這兩個共同因素導致其后與美國從對抗走向和解的一系列過程都極富戲劇性。具有歷史偶然性意味的是，這兩次轉變正好與斯諾采訪毛澤東的時間重合。

 

1965年1月9日，毛澤東同斯諾談話。美國在越南的問題成為一項重要的議題。毛澤東對斯諾講：

 

“美國應該把軍隊撤走一些。美國把手伸到了全世界。反動派到處需要他們幫忙。到最后，他們必須統統回老家去。”

 

也就是說，只有美國停止那些被視為威脅中國安全的措施，先從越南撤軍做起，才有可能在安全和外交領域被視為中國的盟友。當斯諾問及中美兩國因越南而引起戰爭的可能性時，毛澤東的答復是沒有猶豫的：

 

“不，那不會發生的。中國軍隊是不會越出國境去打仗的。這是很清楚的。只有當美國進攻中國的時候，中國才會應戰。”

 

從歷史的長時間段來觀察毛澤東這一時期的針對控制中美危機和避免中美沖突的話語，他對斯諾談話中關于中美關系的論述以及中美在華沙的大使級會談，都可以看作是對美持續的危機管理的一部分。

 

斯諾第三次訪問新中國是1970年8月至1971年2月，在中國停留了6個月。

 

1970年10月1日，在檢閱國慶群眾游行的天安門城樓上，斯諾夫婦站在毛澤東的身邊，同毛澤東進行了親切的交談并合影留念。一周后，《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了這一合照，報紙右上角的《毛澤東語錄》欄內刊登了一句話：

 

“全世界包括美國人民都是我們的好朋友。”

 

毛澤東曾對身邊工作人員解釋，為何要對斯諾給予如此高的禮遇時說：

 

“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先放個試探氣球觸動美國的感覺神經。”

 

現有的大部分有關這次事件的研究都認為，這是毛澤東向世界發出一個確實的信號：中國政府已經決定實現中美關系的緩和。這樣的說法是值得商榷的。

 

準確地說，打開中美關系的決策要追溯到更早。

 

毛澤東在1967就閱讀了尼克松那篇發表在《外交》雜志的文章《越南之后的亞洲》，認為尼克松上臺會“改變對華政策”。

 

在1969年，尼克松政府通過各種渠道，向中國傳達改善關系的信息。比如，3月份同法國總統戴高樂（CharlesdeGaulle）談從長遠看需要與中國交往;6月份鼓勵美國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訪華；7月份美國政府第一次宣布取消部分對華貿易管制措施和放寬美國公民到中國旅行的限制。這些信息漸次被中國決策層收到。

 

1970年1月20日，在第135次中美大使級會談上，美方主動提出舉行部長級會談。2月10日，在美國使館舉行的第136次中美大使級會談上，中國政府表示愿意在北京接待美方部長或總統特使。中美高級別會談的通道打開了。中國對美的戰略性轉折已經邁出關鍵一步。所以，毛澤東邀請斯諾夫婦站上天安門觀禮，并且在《人民日報》大篇幅報道，既是對美國釋放的歡迎信號，更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

 

毛澤東與斯諾于1970年12月18日進行了最后一次談話。當斯諾問到會不會允許像尼克松這樣一個代表壟斷資本家的人來中國時，毛澤東表示歡迎尼克松訪華。毛澤東說：

 

“外交部要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讓來。為什么右派要讓來?就是說尼克松，他是代表壟斷資本家的。當然要讓他來，因為解決問題，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現時要跟尼克松解決。”

 

毛澤東說：

 

“尼克松如果想到北京來，你就捎個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開，坐上一架飛機就可以來嘛。談不成也可以，談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著？”

 

毛澤東同斯諾的談話，1971年4月30日才由斯諾在美國《生活》雜志上公開，但其談話內容很早就傳到了白宮。

 

在20世紀30年代，斯諾一直認為一個獨立、強大和統一的中國對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戰略利益是至關重要的。他筆下既是愛國者也是革命者的中國共產黨人形象得到了西方世界的關注和支持。

 

無論是新中國成立之初，還是國際關系風云變幻的年代，斯諾始終認為中國共產黨不會使中國的民族利益服從于蘇聯的利益。所以，他反復強調中美關系的重要性，努力緩和中美兩國的緊張關系。

 

1972年中美兩國關系的緩和，如果超越直接的政治考慮、個性和冷戰策略的角度，而從更廣闊的視野來考察，顯然證明了斯諾的正確。通過與毛澤東的深入交往他知道，大國能夠干預中國事務的時代已經結束了，無論是俄國人還是美國人都不例外。

 

結 語

 

現在回顧這段歷史依然是有意義的。

 

首先，在戰前駐中國的美國記者群中，斯諾是第一個有機會重訪中國的。比起1955年來訪的法國哲學家薩特波伏娃夫婦與1958年訪華的法國前總理弗朗斯，彼時一五計劃完成，全國斗志昂揚，他們的直觀感受只有“這個偉大國家正不斷地在轉變”以及“一種普遍的活躍氛圍”。在延安時期就與中國共產黨打過交道的斯諾，更能客觀觀察出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人與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人的變與不變。完成政權建設的中國共產黨人是否還堅持自己在延安窯洞里的人民初心和改革形象，斯諾通過毛澤東得到了肯定的答案。

 

其次，比起其他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毛澤東對斯諾的信任是特殊的。毛澤東對斯諾講：

 

“我對你不講假話，我看你對我也不講假話。”

 

斯諾1936年秘密進入蘇區時，毛澤東就告訴斯諾，張學良已經和紅軍達成協議，決定同中國共產黨合作以迫使蔣介石結束內戰，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消息。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對斯諾從黨內局勢到新中國建設、從文化大革命到“個人崇拜”、從臺灣問題到中美關系無所不談。這種信任和私人交往給了斯諾深入了解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機會，使得斯諾在社會主義道路的艱辛探索時期看到社會主義的光明前景，在毛澤東外交戰略的重大調整步伐中發揮自己的獨特作用。

 

斯諾之所以能成為深度參與中美關系發展，深得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信任，在國際新聞傳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名記者，他對歷史、現實和未來的洞察力是深刻的。費正清曾在《紅星照耀中國》的序言中說：

 

“《紅星照耀中國》的非凡之處在于，它首次記錄了毛澤東和其他共產黨人的生平故事，以及這場鮮為人知的革命。后來的事實證明這是極具預言性的。斯諾的這本著作之所以成為一部經典，是因為它在兩個方面經受住了時間的檢驗，一是作為歷史的真實記錄，二是作為對歷史趨勢的預見。”

 

斯諾對于中國共產黨的記錄之所以歷久彌新，就是因為他從長征后的保安看到了抗戰時的延安，從延安看到了十幾年后的新中國，看到了未來世界將要崛起的新力量。同樣，新中國成立后，斯諾在與毛澤東的交往中看到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變化和光明前景，看到了中國共產黨對于“窮人政府”的初心堅守，在冷戰年代就看到中美將在和平和競爭中走下去。斯諾與毛澤東交往的歷史遺產還不僅于此。

 

斯諾去世后，他的好友克拉克（GrenvilleClark）籌建了斯諾紀念基金會，致力于中美文化交流與合作。

 

斯諾紀念基金會從改革開放后開始不定期資助優秀學者赴美國學習交流。由斯諾紀念基金會和北京大學中國斯諾研究中心在中美兩國每隔兩年交替主辦的斯諾研討會迄今已舉辦18屆。斯諾研討會的主題包括學術研究、藝術、教育、衛生、中小企業等，廣泛促成了中美兩國在多領域多區域的合作交流，開辟了中美民間交流的新模式，成為國際交往的重要補充和溝通橋梁。

 

斯諾在遺囑中稱自己為“世界公民”。

 

歷史學的兩個崇高理想，其一是通過國別史追溯民族和國家的來龍去脈，形塑認同，加強凝聚；其二是讓歷史活起來，真正成為“全球的”“人類的”的故事。

 

在建構大國形象的過程中，如何重新認識漫長歷史中那些閃耀著精神光芒和歷史價值的人物，使之成為具有“中國底色”和“世界價值”的人類共同的故事，仍有巨大的研究空間。

（作者系博士，北京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來源：本文原載《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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