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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過苦的人更懂得珍惜甜，知青對農村和農民有著深厚情感。知青下鄉不是毀了我們一代人，準確地說是鍛煉了我們一代人。

 

 

我是一名北京老知青。當年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在農村插隊七年，我親身經歷了那個火熱年代，很想用這個題目，談我本人對“知青上山下鄉對農村發展的作用和意義”的一些認識。

 

認識始于實踐，我想從自己的插隊經歷談對這個問題的認識。

 

我是1968年9月我在北京的初中畢業后到內蒙古昭烏達盟（現赤峰市）克什克騰旗紅光公社光明大隊插隊鍛煉的。我們一起到光明大隊插隊的北京知青一共有18個人，我們都是老三屆畢業生，其中有四位是老三屆高中生，其余都是老三屆初中畢業生。9個人為一個青年點，被分到兩個生產隊。我們68屆初中畢業生6人數又占18名知青的三分之一。68屆初中畢業是什么概念吶？我們是1965年9月踏進的中學校門，1966年6月北京各學校掀起紅衛兵運動，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學校一直在停課鬧革命，68屆初中畢業生正式在校上課時間不到一年，我們名義上屬老三屆初中畢業，實際文化程度只是小學6年級。

 

但這樣的文化層次一群青年到了農村后也都成了當地高學歷的人，可見當時農村普遍文化程度都很低，農村那時非常需要有文化的人。我們這18名北京知青到農村插隊后，當時大隊又是如何安排使用呢？這些人在農村生活軌跡又是如何呢？下面我簡敘一下。

 

 我們18個人當中有3個人，因為不適應克旗的高寒氣候和艱苦環境，1人因病回城，2人轉插到其它地區去了。剩下的15名知青，其中，有4名知青在生產隊勞動不到一年，就被安排到大隊學校擔任民辦教師，當時大隊學校很缺老師，知青插隊救了急恰如雪中送炭，正好派上了用場。

 

文革結束后，國家恢復高考制度，當地也有考上大中專學校的農民子弟，這些學生中有些就是我們知青老師教的學生。知青下鄉為農村基層教育輸送了力量，促進了農村基層教育的發展，這一點毋庸置疑。 我們青年點還有一名知青在北京的學校時就是體育特長生，在生產隊干活時間不長，參加旗里籃球賽脫穎而出，被旗相關領導看中抽調走了。后來被昭盟體校錄用，成為一名體育教練老師。

 

我們兩個青年點還有其余10名知青，有2名知青被抽調出來參加當時的貧宣隊，歸旗和公社領導，主要參加當地的斗、批、改運動，工分由所在生產隊記，后來也招工選調離開了農村。還有兩名知青被選送上學成為了工農兵學員。其余知青都是陸續招工選調進城的。說是進城實際是少部分知青分配在克旗街里工作，多一部分知青被選調到赤峰市城里工作。后來有些知青還成為當地單位領導和行業骨干，為邊疆和國家落后地區的建設做出了貢獻。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們北京知青又開始陸續返城，回到北京工作。

 

我們當年一起插隊的知青，現在已全都退休了。有1人是在正處職領導崗位退休，有2人在正科職崗位退休，有3人在教師崗位退休，有1人在工程師崗位退休，還有1人因為企業改制，買斷工齡后自謀職業，其他人都在事業編和工人崗退休。沒有人違紀犯錯誤，現在大家都過著幸福的晚年。

 

總體上我覺得，知青在農村下鄉經過勞動鍛煉，磨練出了吃苦耐勞的精神，樹立了知足常樂的人生思想。吃過苦的人更懂得珍惜甜，知青對農村和農民有著深厚情感。知青下鄉不是毀了我們一代人，準確地說是鍛煉了我們一代人。

 

 

當年，我們在生產隊參加勞動的知青，和老鄉關系都相處的很不錯，勞動同工同酬，當地社員沒有冷落和排斥我們。那時農村基層學習小靳莊，工余時間農村也組織開展自導自演、自娛自樂的文藝活動，知青是演出的核心。知識青年和農村青年勞動在一起，排演節目也在一起，活躍了農村的文化生活。

 

我們知青最初干農活時有些笨手笨腳，不會干或干得慢，很多熱心的社員都會主動上來幫助我們，我們也很快適應了農村的勞動生活。時間長了，知青們對農具的使用和如何種植也看出些門道，和社員講毛主席制定的“農業八字憲法”：土、肥、水、種、密、保、管、工，按毛主席說的這八個字的要求去耕作，糧食肯定能增產。隊長聽了覺得有道理，春天播種時，注重選優良品種，合理密植，改進老祖宗傳下來廣種薄收的種植方法，糧食收成逐年增加，隊長對我們知青還是很稱贊的。

 

每當我們過年回家，當地社員也會讓我們從北京給他們帶買一些物品，例如：圍巾、鞋、藥品等等。姑娘們求捎帶的東西多些，村里姑娘們看見女知青穿著打扮大方得體，也受影響，所以知青回家她們也要捎一些城市時髦的東西，那時“鐵姑娘”隊的姑娘在地里干活并不土氣，男青年和她們一起干活也增添了不少歡樂。

 

當地農村村民上茅廁有個很不衛生的習慣，先找一塊小石頭進茅廁，大便后不用紙擦用石頭蹭，今天人們聽后是笑話，當時農民確實這樣。知青就把自己破書廢報紙，放在茅廁某處一些，提供給社員公用。也和社員進行交流，講一些基本的衛生常識，上茅廁不衛生現象還是有所減少。那時生產隊社員晚上也經常開會學習讀報紙，讀報的任務自然也是我們知青。知青下鄉對當地農村文明確實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當然知青下鄉也給生產隊帶來一些負擔。例如我們青年點住的房子都是生產隊無償提供，而且是生產隊較好的房子。我們初干農活時不適應，活干的比社員少，質量也差些，但生產隊仍執行同工同酬，工分記的和社員一樣多。秋天分口糧時我們知青按國家規定，口糧標準還要高出當地壯勞力。插隊第一年知青點留做飯的人員在生產隊同樣記工分等等。知青在農村的這些特別待遇，給農民增加了負擔，但農民兄弟沒人跟知青斤斤計較，因為那時毛主席說了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農民非常聽毛主席的話。現在回憶起來，應該說我們插隊的地方知青政策落實的比較好。全國其它地方也有知青政策落實較差的，那時全國有上千萬知青在農村，農民的問題、知青自身的問題、知青政策落實不到位的問題等等肯定都存在，但這些絕不是否定知青運動促進農村發展功績的借口。

 

 

1971年以后城鎮用工人數逐年增多，國家有政策，城鎮用工基本從下鄉知青和回鄉青年中選調。我們北京知青也開始陸續離開農村。我們15名知青從開始插隊到全部離開農村，在鄉下生活時間4年到7年不等。

 

我在青年點堅持到了最后，大家都陸續選調走了，我一人在青年點又堅持干了兩年。當時我也有想法，就是想好好干，爭取在農村加入黨組織。我16歲插隊，18歲在農村加入了共青團，后擔任了生產隊團支部書記。我帶領隊里的團員和青年利用工余時間植樹、積肥。在隊長的支持下我們搞了青年試驗田，小麥畝產創了村里的紀錄。我們利用團活動搞的創收，辦了小圖書室，活躍了村里青年的文化生活。自己動手伐樹，請木匠做了籃球架，又買了籃球在村里開展了體育活動。現在回憶起來還是有滋有味、有聲有色的。那時總覺得身上有那么一股勁。我們團支部曾多次被公社團委評為先進團支部，我被評為優秀團干部。我也成為大隊黨支部發展黨員的重點培養對象。我經受住了幾次招工的誘惑，但我最后沒有經受住上學的誘惑。1974年我被貧下中農推薦為工農兵學員離開了農村。我參加工作后入了黨。

 

 

通過下鄉，我深刻地感悟到吃苦是人生的一堂必修課。青年需要在學校學習知識，還需要在社會實踐大課堂中去磨練，增加閱歷，增長才干。我覺得書本和實踐好比人的兩條腿，兩條腿交替向前邁，人才能走得更快，走得持久，走得更遠。如果只注重書本，不注重實踐，或者只注重實踐，不注重書本，都是“單腿蹦”思維，持這種思維的人不成熟，難自立，更不要談謀大事，創大業了。這是我對下鄉插隊生活的一點體會。我的回答是，知青上山下鄉對農村發展起到了很好的促進作用。

 

下面我再談談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意義和經驗教訓，我認為有以下幾個方面可以總結。

 

一、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由五十年代中期的國家宣傳、號召與本人自愿下鄉相結合的方式，發展到文革當中一些地方一度采用行政命令、本人自愿或不自愿幾乎“一刀切”必須下鄉，出現了某些極左做法。文革中由于知青上山下鄉到農村去的學生過于集中，農村在接收、安置、農民和知青之間思想融合等方面都出現了一些問題，影響到部分知青不能安心在農村勞動。如果我們在知青上山下鄉工作上，少采取轟轟烈烈的運動方式，而是采取更為積極穩妥、循序漸進方式，可能知青下鄉會收到更好的效果。

 

我國很多農村確實比較落后，存在生活困難，勞動艱苦，衛生條件差，文化生活匱乏等等現實情況。要改變這些落后面貌，就需要大量的有志者深入到農村去。代表社會思想最活躍、最激進、最有擔當精神的有志青年不勇挑下鄉重擔，這個重擔又推給誰人去挑呢？畢竟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這是老知青和當代青年都要深思的問題。

 

 

二、我們老知青是經歷了國家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各30年的一代人，知青與共和國同命運。國家在兩個30年發展中的成就和挫折老知青都見證了。老知青有著豐富的人生閱歷，他們是和共產黨心貼心的一代人，始終堅信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現在人民生活在變，時代在變，但我們認為共產黨的領導不能變，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能變，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不能變。過去和現在，我們黨和國家如何培養千百萬革命事業接班人問題都是一個繞不開的重大課題。青少年時期是他們世界觀、核心價值觀形成的最佳年齡段。

 

現在社會存在多元化文化形態，不太利于青少年思想健康成長，從網吧、歌廳走出來的青年人，你再和他談什么革命事業，談愛國，談社會責任等等，可能就有點對牛彈琴了。人民生活富裕了，但國家對青少年的德育教育和革命的傳統教育絲毫不能放松，這是需要嚴肅對待的問題。我認為，吃苦仍是青少年人生的一堂必修課，在向青少年宣傳法制教育的同時，不能輕視德育教育的必要性。前段時間媒體向公眾征集對家風教育的心得。我認為，一個青年的健康成長，家風時時刻刻在影響著青年，家法是家長不得已才用的。我們國家現在在加大法制治國力度的同時，不能忽略國風在治國當中的強大作用。國法、國風兩手治國，兩手抓，兩手都要硬。

 

三、在國家改革開放前社會推動知青上山下鄉運動過程中，同時也加大了對農業的投入。那時全國上下，各行各業都大力支援農業，農業社會地位空前提高。由于當時城市每個家庭幾乎都有知青在鄉下，全社會都在關注農村。那時為了便于管理各系統在農村都建有本系統的青年點，各行各業無償支援農村物資和生產資料也增多，那時農民進城辦事變的方便多了。全社會都很尊重農民，社會上基本沒有坑農害農的事情發生，農民的社會地位得到提升。這些也對當時農村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

 

 

四、毛澤東時代，國家提出要縮小三大差別（工農差別、城鄉差別、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我認為當時三大差別的主要原因是不同人群所處位置的起點不一致，如：工人和農民，城市和農村，生在城市就可當工人，生在農村只有做農民，位置不能互換，這個差別很難縮小，對農民是不公平的。只有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城市青年也到農村當農民，這樣就把城市青年從高處拉到了低處，同農民放在了一條起跑線上。城市再用工統一從農村招，實現了城鄉人員位置的交流互動，那時下鄉知青和回鄉青年在招工、招生、招干享受同等待遇。這個政策使回鄉青年走出農村的機會大大增加，顯示了社會的公平，是國家縮小三大差別的實際步驟和有益嘗試。

 

五、當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實際也相伴著教育革命的嘗試。毛主席當時對教育有這樣指示；“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里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際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后，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國家大學招生不再校門對校門，而是面對工廠和廣大鄉村，從有實踐經驗的青年中選拔，要想上大學，需先走下鄉路。我通過那時插隊的實踐，今天仍認為，毛主席這個指示對快速培養農村本土人才仍有現實指導意義。我國農村是個缺人才，又不易留住人才的地方，其原因有多種，我們農業院校辦學方向守舊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我國農業院校培養出來的學生，很多人不愿意去農村，也有些學生不喜愛本專業，改行做其它工作了，根源不在學生的選擇，而在我們農業院校的辦學方向存在問題。目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個問題更為突出，這是農業教育資源的極大浪費，也阻礙了農業科技化人才量化培養。我國的農業要科學穩步發展，必須要有不斷壯大的農業科技隊伍。這迫切需要農業院校進行“一校兩制”改革，兩制是；高考制和免試制。高考制班，生源仍走全國統一高考錄取，四年本科學制，畢業后頒發大學本科畢業證，學生走市場擇業之路。免試制班，生源主要從有實踐經驗，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農民，種田大戶中免試錄取，定向招生，學制要縮短，一年或最多不超過二年學制。教育要改革，走專業性強、操作性強、重實踐的教學之路，與農業生產實際相結合。學生畢業后由農業院校頒發農業科技員證書，走從農村來回農村去的就業之路。免試班畢業生回到農村，國家在經濟待遇上可以適當出臺一些政策，讓他們在農村干的有勁頭、有奔頭。這是加快打造我國具有農業科技水平職業農民隊伍的需要。這也是我們當年知青實踐與今天三農工作相結合與時俱進的一個建議，我覺得對今天加快新農村建設會有所幫助。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前后歷經25年，有1700多萬知青參與其中。這是毛主席黨中央治國、強國偉大的戰略部署，是加快農村建設社會主義和縮小三大差別的有力措施，它積極有效地推動了當時農村的建設和發展。老知青的農村情在今天新農村建設和農民奔小康中仍發揮著作用。25年的知青運動不但衍生出了豐富的知青文化，知青的農村實踐也鍛造出了偉大的知青精神，它對我們黨如何培養千百萬革命事業接班人積累了寶貴經驗。今天，我國新農村建設仍迫切需要知青精神。廣大農民兄弟呼喚有知青精神的農村干部。知青精神是新中國農村建設歷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知青精神定會世代相傳，永載史冊。

 

（作者系1968年9月到內蒙古昭烏達盟克什克騰旗紅光公社光明大隊插隊的北京知青；來源：知青問題研究“”微信公號；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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