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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上山下鄉，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納入新中國建設總體規劃并持續推進近30年之久的一項重大社會實踐。牢牢把握黨和國家歷史發展的主題、主線，對于正確認識知青上山下鄉歷史的本質特征，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一、知青上山下鄉，是中共黨史、新中國史這一階段的重要組成部分，與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實踐緊密聯系在一起，這是知青上山下鄉本質特征所依托的最重要的歷史背景。

我們知道，知青上山下鄉，起始于20世紀50年代中期，結束于80年代初年，經歷了近30年時間，是在新中國的特殊時期和環境中產生、發展和結束的。這一歷史進程清楚地表明：知青上山下鄉是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進程中開展的，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的一項大規模的政府組織行動。它是這一階段中國共產黨黨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幾乎貫穿于這一歷史時期的知青上山下鄉，無論是從發動和組織的基本動因，還是從經濟和社會的客觀現實，都離不開當時中國的基本國情，都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緊密聯系在一起，都與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實踐緊密聯系在一起。這“兩個緊密聯系在一起”，是我們研究和評價知青上山下鄉最重要的歷史背景和基本依托。

對新中國建立以后前30多年的歷史，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歷史決議》作出過評價：“中國共產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的歷史，總的來說，是我們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歷史。”

這一歷史時期，正是中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也正是中國共產黨積極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取得輝煌成就和經歷曲折發展的時期。在這一時期，團結帶領全國人民為實現國家繁榮富強、人民富裕幸福而不懈奮斗，是黨和國家歷史發展的主流和本質。誠然，黨和國家在這一歷史時期走過曲折的道路，但是，在這一時期，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并沒有動搖和改變，黨團結帶領全國人民不懈奮斗的主流和本質，也沒有動搖和改變。

毫不諱言，知青上山下鄉歷來就存在著不少問題而且有些還較為突出，但是這些都不是知青上山下鄉歷史發展的本質和主流。在知青上山下鄉的歷史進程中，黨所領導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與農民大眾結合”的本質特征，其核心內容就是廣大知青懷著對黨、對社會主義的信念，直接參加改天換地、建設新農村的實踐，經受了鍛煉，發揮了作用，并在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新農村建設道路中作出了無私奉獻。就是在“文革”期間，盡管知青上山下鄉一度受到極左思潮的影響，也出現了更多一些的問題和矛盾，這些都仍然不會改變毛澤東思想體系中關于“知識青年與工農民眾相結合”思想的基本內涵，也不會超越中國共產黨延綿不斷地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基本內容。當然，也不會動搖和改變知青上山下鄉歷史發展的本質和主流。

歷史已經證明，知青上山下鄉，是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聯系在一起的，是同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實踐聯系在一起的；歷史同樣會證明，知青上山下鄉歷史發展的主流和本質，與黨和國家在這一歷史時期團結帶領全國人民為實現國家繁榮富強、人民富裕幸福而不懈奮斗的主流和本質，是聯系在一起的。牢牢把握黨和國家歷史發展的主題、主線，是正確認識知青上山下鄉歷史的本質特征的“金鑰匙”。

二、知青上山下鄉，是伴隨著新中國的歷史發展而逐步演繹過來的，在紛繁復雜的社會歷史發展進程中，透過現象把握本質，認清主流發展趨向，則是正確認識和評價知青上山下鄉最基本的思想方法。

唯物辯證法認為，任何事物都是本質與現象的統一，認識事物要有客觀性和全面性，要分清什么是本質、什么是現象，還要區分什么是主流現象、什么是支流現象。對知青上山下鄉這一特殊歷史現象進行研究，唯有站在國家全局的角度去觀察認識問題，并將其放在中國這一階段的特殊歷史發展背景中去考察，方可透過紛繁復雜的現象較為清楚地看到其本質，進而獲得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基本認識和歷史借鑒。

在當今中國，對知青上山下鄉的認識和評價有不同的見解、各異的觀點，本屬正常現象而無可厚非。但問題是，有的人在知青上山下鄉的本質與現象、主流與支流的問題上，卻認識模糊，見解偏頗，出現了一些難以理喻的問題。

有的把在少數知青身上發生的個別現象，當作是知青隊伍中的普遍問題，或者有的把當時社會普遍存在的現象，認為是下鄉知青的獨有現象。如知青到農村后，有的地方出現了少數知青因吃不飽而“偷雞摸狗”的現象，就認為知青大多就是這種“順手牽羊”的人；有的地方少數知青由于多種原因的影響而出現東游西逛的現象，就認為知青大多“不愛勞動”“不誤正業”；有的地方少數知青出現了打架斗毆、致傷致殘的情況，有的人就認為他們“愛搞武斗”“惹事生非”等。這些看法，實質上是把“個別當一般”，或者把“一般當個別”，沒有看到下鄉知青中的絕大多數是聽黨號召、積極勞動、尊規守矩的這一主流現象。

有的把知青上山下鄉工作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如部分知青生活不能自給、住房條件較差等問題，當作知青上山下鄉的“主流”問題，并與知青上山下鄉的本質聯系起來。不可否認，這類現象在不少知青親歷中確實有較多的反映。但是，如果將其置于當時整個農村的經濟發展中去考察，置于當地農民的生活水平中去分析，就不會認為這只是知青中才有的現象；如果將其置于當地許多干部和社員群眾對知青的盡力幫助和關照中去認識，置于當時從上到下都在致力知青實際困難的統籌解決中去把握，就不會認為這是上山下鄉中的主導現象。況且，這類現象出現的原因是多重的，不僅與當地生產條件、收入水平相聯，而且與知青勞動時間、身體狀況有關，也與領導重視程度、政策執行等有一定聯系。它是由諸多客觀的和主觀的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一種現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知青工作上存在的問題，但并不表現為知青上山下鄉的本質內涵，也并不表現為知青上山下鄉的發展趨向，當然它也不可能成為知青上山下鄉的主流和本質的方面。

有的認為知青上山下鄉是“甩包袱”，造成諸多“不滿意”。在這些人眼里，知青到農村只是“分糧”“花錢”的，“干不了什么事”，而沒有看到絕大多數知青是任勞任怨勞動、勤勤懇懇做事的。他們中的許多人把所學的知識用于生產實踐，大搞科學試驗，為當地糧食增產作出了貢獻；他們戰天斗地，積極參加農田基本建設，為改變農村落后面貌付出了辛勤勞動；他們辦起耕讀夜校、建起文娛隊伍、開起合作醫療、安起喇叭宣傳，使廣袤的貧瘠山鄉傳來了讀書聲、廣播聲和鑼鼓聲；他們積極參與創造的許多業績，至今都在繼續發揮著作用和效益，他們帶去的城市文明和先進理念，至今都影響著山鄉的同齡人和他們的后代。這些都是知青上山下鄉到農村去的主流和本質的反映。

知青上山下鄉是一個跨越近30年之久的復雜的系統工程。就知青個體來講，由于不同階段上山下鄉的知青在理想、追求以及心態上有所差異，也由于他們各自所受教育程度、家庭熏陶和社會影響等有所不同，還由于他們下鄉后的安置方式、勞動環境、生活基礎、經濟條件以及下鄉時間、自身狀況有所區別等，他們對各自曾有過的這一段親身經歷會有著不同的感受，也會就此產生不同的認識或發表不同的見解。如果不能跳出個人局限，也不能超越片斷經歷，而是簡單地站在個人恩怨立場和個人得失角度去觀察認識問題，或以個人的好惡感受去斷言和評價整個知青上山下鄉歷史，就可能只見枝節不見主干，或者以支流替代主流，就不可能獲得知青上山下鄉的真諦與本質。 

三、知青上山下鄉，幾乎貫穿于新中國建立以后前30年歷史的全過程，以“為國分憂、無私奉獻”為主要內容的“知青精神”，凝聚了數千萬知青的熱血與青春，它集中體現了知青上山下鄉最重要的本質特征。

幾乎貫穿新中國建立以后前30年歷史全過程的知青上山下鄉，究其初始動因，主要是為了解決“城鎮就業安置、接班人培養、新農村建設、屯墾戍邊”的問題。對這四大歷史性任務的解決，周恩來總理曾在1965年2月就指出，應當從關懷后代、培養革命接班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逐步縮小以至消滅“三大差別”的深遠意義來看待這項工作。黨和國家從當時政治經濟社會實際和國際環境出發，把城鎮青年就業、革命事業接班人培養、新農村建設、邊疆建設與保衛問題結合起來，納入新中國建設和發展的總體規劃與部署之中，并把這幾者辯證統一于動員組織知青上山下鄉的實踐，使之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偉大實踐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應該說是十分必要的，很有價值的。

這種“必要”和“價值”，不僅早已反映在許多曾有過上山下鄉經歷的知青的發自內心的認知與感受之中，而且也早已表現在許多農村基層干部和社員群眾對當年知青的濃濃情感與眷念之中，更為重要的是它也早已體現在許多知青為推進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而繼續作出的不懈努力與奉獻之中。

知青這一特定歷史時期鍛造出的特殊群體，他們的青春歲月與新中國同步，他們的艱苦奮斗為新中國添磚，他們的勇往直前為新中國奉獻，他們的敢于擔當為新中國分憂。可以說，這是一個始終與新中國同呼吸、共命運的群體。正是在艱苦的環境中，才錘煉了這一特殊群體吃苦耐勞、自強不息的品格;正是分擔著國家的困難，才鑄就了這一特殊群體勇于負責、甘于奉獻的精神;正是肩負著建設新農村、新邊疆的理想目標，才培養了這一特殊群體不畏艱險、勇往直前的情操。“為國分憂、無私奉獻”，就是這種品格、精神、情操的高度凝練。

正是靠著知青精神的鼓舞，這一代特殊群體中的許多人把這一段難忘的經歷，作為他們熟悉國情的基礎，作為他們成熟成長的基石，作為他們自強不息的動力，帶著艱苦磨練的毅力，懷著對未來生活的憧憬，勇敢而堅毅地面對人生，繼續邁向過去曾多年向往但現實并不平坦之路。他們勞作在擺攤設點的商海中，奮戰在合伙經營的企業中，沖殺在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線，成為推動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一支重要生力軍。

正是憑著知青精神的積淀，這一代特殊群體中的許多人從來都不畏困難，不言失敗，從來都顧全大局，維護安定團結。他們在上山下鄉和返回城鎮以及下崗分流的幾次人生轉折中，盡管都沒有更多的選擇余地，而這些卻成為不少人再次創業的新起點。他們中的大多數沒有被新的困難所嚇倒，沒有在新的艱辛中折頭，而是靠著信仰的支撐、理想的追求，以及憑著堅強的毅力、年輕的筋骨，無怨無悔，埋頭苦干，一步一個腳印地走了過來。

正是依著知青精神的支撐，這一代特殊群體中的許多人胸懷大志，孜孜以求，抓住機遇，各顯才能，努力奮斗在祖國的各行各業。他們中的不少人成為各個領域的行家里手。時勢造英雄，磨難出人才。一批曾經有過知青經歷的優秀人才，從基層做起，在實踐中成長，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信任和擁護，成為從中央到地方的新一代領導群體成員，他們是國家的棟梁之才，是時代的頂梁之柱。

正是懷著知青精神的情操，這一代特殊群體中的許多人在返城后的幾十年間，一直把“第二故鄉”作為自己向往和回報的熱土。這種眷念之情、感恩之意，來源于在廣闊天地的艱苦磨練中而培育的敢于吃苦、勇于耐勞、不畏艱險的品格，來源于這塊熱土及其父老鄉親對他們的真摯情感和片片赤誠，來源于對中國農村的真實了解、對農業的真心關切和對農民的真情厚意。正是這段難以忘卻的青春之路、故鄉之恩，把許多知青緊緊地聯結在一起，以至演繹出“后知青”時代這一幕又一幕可以載入史冊的畫面。

以“為國分憂、無私奉獻”為主要內容的知青精神，是這一代知青群體用熱血、用激情、用青春凝聚起來的，是數千萬知青用忠誠、用智慧、用奮斗鑄就起來的。它是中國知青跟隨共產黨奮斗而創造的寶貴精神財富，集中體現了知青上山下鄉最重要的本質特征，值得永續傳承。

作者：孫成民，系四川省社科院知青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1969年至1978年上山下鄉在四川省開江縣紅巖公社4大隊插隊落戶。本文系作者2014年5月22日在“中國夢·知青情”知青文化（海南）論壇上的演講。著《四川知青史》（3卷本）2015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2017年獲四川省政府社科優秀成果2等獎。

作者：孫成民  來源： 知青問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