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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和國家致力于解決這三大歷史性問題，是支撐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能夠持續開展近30年之久的主要“基石”。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起始于20世紀50年代中期，結束于80年代初年，大致經歷了27年時間，是新中國建立以后的特殊歷史階段中國共產黨領導開展的一項重大工作，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探索實踐中的一個重要內容。本文擬從引發并持續近30年之久的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初始動因入手，探析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決策這一問題的發展軌跡。

　　一、減輕城鎮就業壓力，這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決策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一個初始動因

　　知識青年問題實質上是個就業問題，而就業問題歸根結底是個經濟問題，國民經濟發展狀況如何，對城鎮就業問題影響極大。新中國建立以后，在滿目瘡痍、百廢待興的土地上建設社會主義是異常艱難而艱巨的事業。20世紀50年代下半期，無論是毛澤東鼓勵知識青年到農村廣闊天地去大有作為，還是劉少奇主持寫成的《人民日報》社論提出“從事農業是今后安排中小學畢業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們今后就業的主要途徑”[1]，這些都毫無疑問是以開墾荒地、多搞糧食、安排就業為其基本初衷的。

　　1957年1月，毛澤東在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全國六億人口，我們統統管著。”對城市青年，“或者進學校，或者到農村去，或者到工廠去，或者到邊疆去，總要有個安排。對那些全家沒有人就業的，還要救濟，總以不餓死人為原則。”[2]很顯然，有計劃地安排城市青年到農村去，是包含在當時的統包統配就業政策和規劃之中的。同年10月,中共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第39條寫道：“從1956年開始，按照各地情況，分別在5年或者7年內，解決城市中的失業問題，使現有的城市失業人員都獲得就業的機會。除了在城市能夠就業的以外，他們的就業途徑是到郊區、到農村、到農墾區或者山區，參加農、林、牧、副、漁各種生產事業和農村的科學、文化、教育、衛生事業。”[3]當時在解決城市失業人員問題上，亦把組織青年“到郊區、到農村、到農墾區或者山區”，作為就業的一條重要途徑。

　　到60年代上半期，在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的進程中，無論是中央開始有計劃地在全國開展動員組織知識青年到農村，還是黨和國家決定在相當長時期內開展城鎮知識青年下鄉上山，以及正式編制15年的知識青年下鄉上山安置規劃，其基本出發點都是為了大辦農業、大辦糧食、壓縮城鎮人口、開辟就業渠道。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由于大學停止招生，工廠基本不招工，城鎮中學畢業生既不能升學，也無法分配工作。國家面臨三屆畢業生如何分配的難題，正如毛澤東當時指出的“畢業生分配是個普遍問題，不僅有大學，且有中小學”。在此時，無論是國家開初設想的面向農村、面向邊疆、面向工礦、面向基層的“四個面向”的分配原則，還是毛澤東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號召，事實上把上山下鄉作為主要分配方向，以至后來在極左思潮的影響下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注入更多的政治因素，這些都仍然離不開當時嚴峻的經濟和社會現實，都仍然擺脫不了以解決城鎮知識青年就業分配出路為重要出發點這一客觀事實。

　　減輕城鎮就業壓力、解決知識青年就業分配出路問題，盡管在新中國建立以后的不同歷史階段有不同的實際情況，其思想指導、分配重點、安置原則等都有所區別甚至根本區別，但它作為黨和國家決策開展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一個基本出發點卻是共同的。

　　2012年9月經中央審定并批準正式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對此有如下述評：為了解決城市人口就業問題，改變農村落后面貌，50年代中期，黨和國家就提出了知青到農村去安家落戶的號召。1962年，在貫徹國民經濟調整方針和精減職工政策的同時，知青上山下鄉開始有計劃地開展。1962年到1966年，共有129萬城鎮知青來到農村，其代表人物董加耕、邢燕子、侯雋等受到廣泛宣傳，幾乎家喻戶曉。“文革”發動后，“停課鬧革命”和大學停止招生造成應屆大中學生積壓，不能畢業和升學。到1968年，積壓在校的1966年、1967年、1968年應畢業的初高中畢業生達400多萬人。由于經濟發展遲緩使城市就業問題嚴重，無法容納如此巨大的就業人口。在極左思潮影響下，青年學生又被當作接受“再教育”的對象，于是上山下鄉成為主要出路。[4]這里的分析是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的。

　　二、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這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決策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又一個初始動因

　　1964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于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中指出，大批城市知識青年下鄉，使他們通過生產勞動和階級斗爭的鍛煉，健康地成長起來，成為可靠的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5]這是中共中央在涉及知識青年的專門文件中第一次把上山下鄉與培養接班人結合在一起進行論述。

　　作出這樣的論述在當時是有深刻國際背景的。1956年蘇共20大和波匈事件發生后，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公開宣稱美國的政策是促進蘇聯、東歐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自由化，即復辟資本主義制度，斷言“共產主義將從內部瓦解”。毛澤東高度警惕美國當局發出的這一重大戰略信號。1959年11月12日，他在與華東各省市委第一書記談話時第一次明確提出防止“和平演變”的問題;[6]此后，他又多次強調社會主義國家有被“和平演變”的危險。這樣，毛澤東把由來已久的防止黨內變質與警惕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戰略結合起來，進而在總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特別是蘇聯共產黨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從確保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出發，提出了培養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戰略任務。

　　毛澤東提出“接班人”的含義，不僅包括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干部,而且還包括整個青年一代。按照毛澤東的一貫思想，把青年一代培養成為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的基本途徑，就是要使青年把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就是要使青年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就是要使青年經受大風大浪的考驗和鍛煉，就是要使青年的聰明才智得到充分的發揮。毛澤東對培養接班人途徑的思考，與對保持黨和國家永不變質的思想緊緊地結合在一起，使得黨和國家在作出包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在內的許多重大決策時無不具有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和魄力。正是基于這樣的背景和考量，黨和國家在推進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到農村去的戰略部署中始終堅定不移，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氛圍中亦沒有動搖過。盡管這一部署在實施的不同階段都曾出現過這樣那樣的一些問題，甚至受到過極左思潮的影響，但歷史證明，這仍是一個極富遠見的思想，仍是一個具有長遠意義的決策。

　　在如何培養接班人的問題上，1965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會議的講話中說，中學畢業后，就要先做點實際工作。單下農村還不行，還要下工廠，下商店，下連隊。這樣搞他幾年，然后讀兩年書就行了。[7]無獨有偶，三年后的12月21日，毛澤東關于“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指示經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發。這里，雖然只是時間上的巧合，但從中可知毛澤東此時對到基層和在實踐中培養接班人問題的深入思考，以及知識青年到農村去與工農相結合思想在這一時期的發展脈絡。

　　接班人的問題是關系黨和國家的事業后繼有人的問題,也是關系黨和國家的前途與命運的問題。實踐證明，倡導和鼓勵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到基層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與人民大眾結合在一起，讓他們在實踐中經風雨、見世面，鍛煉成長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接班人，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以至將來，都是擺在黨和國家面前的一項須臾不可放松的長期戰略任務。值得慶幸的是，從新中國建立初期開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就在這方面有過長謀遠慮并實施了這樣的戰略思考，其間盡管走過一段曲折發展的道路。

　　三、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這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決策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再一個初始動因

　　新中國建立后，在土地改革、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基礎上，黨和國家對農業發展的思路和指示集中體現在毛澤東主持制定的《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上。正是在這個綱領文件中，黨和國家明確指出：“我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在農村，農業如果不發展，工業不可能單獨發展。到農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極其光榮的。”[8]改變農村落后狀況，不僅有物質上的急需，而且還有文化上的要求。毛澤東此時在一篇按語中指出:“列寧說過：‘在一個文盲充斥的國家內,是建成不了共產主義社會的。’我國現在文盲這樣多,而社會主義的建設又不能等到消滅了文盲以后才開始去進行,這就產生了一個尖銳的矛盾”，“這個嚴重的問題必須在農業合作化的過程中加以解決”。[9]這就迫切需要有文化的年輕人到農村這個廣闊天地去大有作為。

　　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于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中指出，為了進一步貫徹執行毛澤東提出的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進一步加強農業戰線，建設現代化的農業，建設社會主義的新農村，中共中央、國務院認為，在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有必要動員和組織大批的城市知識青年下鄉參加農業生產。[10]這里，最高決策層再次對動員組織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一個基本出發點是為了改變農村落后面貌、建設新農村作出了明確表述。

　　“文化大革命”爆發后，1968年初，當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受到沖擊時，周恩來站出來旗幟鮮明地闡釋了上山下鄉與農村建設的關系問題。他說，青年到山區和農村去是毛主席的號召，其目的是要我們關注鄉村建設，改變半殖民地經濟所遺留的畸形發展狀況，促進社會主義經濟產生，以在更加平衡的發展中取得更大的成就。[11]在全國大規模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前夕，周恩來作出這番闡述，不僅是針對返城“造反”知識青年動員他們回農村去而言的，而且是從國家建設、農村發展的全局論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深遠影響。

　　1968年12月，全國大規模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到農村、到邊疆以后，盡管對這場運動一度被宣傳為具有“反修防修”等重大政治意義，但仍在1970年5月中共中央(1970)26號文件中提到這場運動對“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大意義;仍在1973年8月中共中央(1973)30號文件中明確提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目的是“兩個為了”，即為了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為了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同時指出，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村狀況如何，對于我國經濟的發展和政權的鞏固，關系極大。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既能經風雨，見世面，得到很好的鍛煉，又為農村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增添力量，有利于密切城鄉關系，鞏固工農聯盟。1978年12月，中共中央(1978)74號文件指出，全國1700多萬下鄉知識青年，在農村經受了鍛煉，增長了才干，提高了覺悟，作出了貢獻。他們把文化科學知識帶到了農村，成為農業戰線一支重要力量。經過農村鍛煉，走上其他戰線的下鄉知識青年，受到了各方面的歡迎。中共中央這一系列有關知識青年問題的文件，都一以貫之地闡述并重申了黨和國家對動員組織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為了改變農村落后面貌、建設新農村的這一重要基本動因。

　　減輕就業壓力、培養接班人、建設新農村這三大歷史性問題，與新中國建立以后中國大地開展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緊密聯系在一起。周恩來在1965年2月就指出，應當從關懷后代，培養革命接班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逐步縮小以至消滅“三個差別”的深遠意義來看待這項工作。[12]中國共產黨在領導這場艱辛曲折的探索實踐中，從當時中國經濟社會實際情況出發，作出了動員和組織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決策，這對于緩解當時的城鎮青年就業壓力、在艱苦實踐的磨練中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無疑產生了重大的作用。黨和國家把城鎮青年就業問題、接班人培養問題、新農村建設問題結合起來進行解決，并把這三者辯證統一于動員組織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實踐之中，使之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探索實踐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應該說是十分必要的，很有價值的。在這場探索實踐中取得的經驗以及教訓，都是黨和國家極其寶貴的精神財富，都是黨和國家自新時期以來開創、發展和不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以及持續解決這三大歷史性任務的重要基礎和彌足珍貴的歷史借鑒。

　　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黨和國家致力于解決這三大歷史性問題，是支撐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能夠持續開展近30年之久的主要“基石”。它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和國家第一代領導人根據當時中國所處國內外經濟、政治和國防等實際狀況出發，而集體決策并致力推進實施的一項具有長遠意義的戰略部署。

　　(作者簡介：孫成民，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知青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曾于1969年至1978年上山下鄉在四川省開江縣紅巖公社插隊落戶。)

　　(原文載《毛澤東思想研究》2015年第4期)

　　[參考文獻]

　　[1] 《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0頁。《關于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問題》，1957年4月8日《人民日報》。

　　[2] 《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7頁。

　　[3]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58頁。

　　[4] 當代中國研究所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第3卷)，人民出版社、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第88頁。

　　[5]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1964年1月16日。《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9頁。

　　[6] 《毛澤東、王稼祥與華東地區各省、市委第一書記談話記錄》，1959年11月12日。

　　[7] 《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的講話》，1965年12月21日。

　　[8]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655頁。

　　[9] 《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5頁。

　　[10]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1964年1月16日。

　　[11] 1977年1月31日新華社消息。[美]托馬斯坦：《上山下鄉》，警官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81頁。

　　[12]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7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