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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石：?陳獨秀 ——中國紅船的首任船長

點擊：6524 作者：水石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1-04-01 09:2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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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一艘紅色的小船從中國嘉興南湖啟航。

2021年，這艘紅船成為巨輪在世界大洋中破浪奮進。

百年滄?？嚯y輝煌。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經過艱苦卓絕奮斗，把積貧積弱的舊中國，變成了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新中國。

在慶祝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的時候，我們不能忘記這艘紅船的首任船長——陳獨秀。

【陳獨秀（1879.10.9－1942.5.27）】

陳獨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字仲甫，安徽懷寧人。他是中國近代史上偉大的思想家、叱詫風云的革命戰士，是新文化的旗手、五四運動的總司令，是中國共產黨最主要的創始人和黨早期主要領導人。他對中華民族的思想解放，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和發展，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1945年4月21日，毛澤東同志在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對陳獨秀作了這樣評價：“他是有過功勞的。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與周圍的一群人，如李大釗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們那個時候學習作白話文，聽他說什么文章要加標點符號，這是一大發明，又聽他說世界上有馬克思主義。我們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學生。五四運動，替中國共產黨準備了干部。那個時候有《新青年》雜志，是陳獨秀主編的。被這個雜志和五四運動警醒起來的人，后頭有一部分進了共產黨。這些人受陳獨秀和他周圍一群人的影響很大，可以說是由他們集合起來，這才成立了黨。”“他創造了黨，有功勞。”

發起新文化運動，沖破封建主義的思想牢籠

1840年鴉片戰爭，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封建清王朝的大門。1901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后簽訂了《辛丑條約》，給中國人民帶來空前災難，標志著中國完全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不屈的中國人民頑強斗爭，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封建專制，但革命果實被封建軍閥篡奪。袁世凱剛登上中華民國總統寶座就大搞尊孔活動，為他復辟帝制造條件。1913年6月，他親自發表“尊孔令”。1914年又發布《祭圣告令》，通告全國舉行“祀孔典禮”。中國思想文化界出現了一股尊孔復古逆流，誹謗民主思想，詆毀共和制度，格調低下的文藝作品泛濫，鬼神迷信之說流行。這些東西嚴重束縛人們的思想，扼殺民族的生機。

陳獨秀最先吹響思想啟蒙的號角。他自幼喪父，隨祖父修習四書五經。17歲考中秀才，18歲撰文《揚子江形勢論略》。1901年至1915年，先后五次東渡日本求學或避難，接受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他積極參加辛亥革命，進行反清活動。1905年，在蕪湖組織安徽第一個具有軍事色彩的革命組織岳王會。1911年辛亥革命后，陳獨秀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并參加1913年反對袁世凱的“二次革命”。成為安徽地區民主革命的領軍人物，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很有聲望的革命前驅者。

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刊《青年雜志》。他發表了創刊詞《敬告青年》，號召青年們戰勝惡社會，解放思想，與舊傳統、舊思想決裂。在思想文化領域掀起一場以民主和科學為旗幟，向傳統的封建思想、道德、文化宣戰的新文化運動。一年后遷往北京并改名為《新青年》陳獨秀任主編。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后，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劉半農、錢玄同、高一涵、周作人等一批具有新思想、提倡新文化的新派知識分子薈萃北大，陳獨秀為文科學長。在北京大學形成了一個以《新青年》編輯部為核心的新文化陣營，使新文化運動得以迅猛發展。他們以筆為刀槍，向封建專制思想展開了激烈的斗爭。1916年初，袁世凱稱帝，楊度發表了《君憲救國論》等文章，散布中國宜于實行君主制，沒有君主便要“滅亡”的謬論。《新青年》針對這種情況，發表了陳獨秀《一九一六年》《吾人最后之覺悟》，李大釗的《民彝與政治》《青春》等主要論文，揭露了君主專制的危害。

新文化運動的基本內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學，反對專制和迷信盲從；提倡個性解放，反對封建禮教；提倡新文學，實行文學革命。提出的口號是：民主和科學，即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向封建主義思想文化發起前所未有的猛烈攻擊，號召人們“沖決過去歷史之網羅，破壞陳腐之囹圄”，解放思想，建立新社會。

《新青年》從1918年1月出版第四卷第一號起改用白話文，采用新式標點符號，刊登一些新詩，這對革命思想的傳播和文學創作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特別是魯迅，1918年5月在《新青年》上發表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對舊禮教舊道德進行了無情的鞭撻，指出隱藏在封建仁義道德后面的全是“吃人”二字，那些吃人的人“話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中國2000多年封建統治的歷史就是這吃人的歷史，宣告“將來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這篇小說奠定了新文化運動的基石。在《新青年》的影響下，一些進步刊物改用白話文。影響到全國用文言文的報紙，開始出現用白話文的副刊，隨后評論、通迅也都采用白話文和新式標點。這些文學改革，使全國報紙面貌為之一新。

雖然，由于階級和時代的局限，反封建勇士們存在一些弱點。但他們斗爭的方向是正確的，態度是堅決的。因而有力地打擊和動搖了千年以來封建思想的統治地位，喚醒了一代青年，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學思想的洗禮，沖破了封建主義思想的牢籠，掀起了是生氣勃勃的思想解放的潮流，為后來的五四運動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特別是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創造了有利條件。

新文化運動，是近代中國的一場深刻思想革命。在這場激烈的思想文化斗爭中，陳獨秀表現得十分勇敢和堅決，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將。

領導五四運動，堅決徹底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

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以來，最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主義運動。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列強、對封建軍閥政府毫不妥協，為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而堅決斗爭。

民國初，北洋軍閥政府為維護反動統治，出賣了一系列國家權益。1915年，袁世凱為了稱帝，出賣國家主權，換取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持，簽訂了“亡國的二十一條”，積聚了巨大的民憤。觸發五四運動的直接導火索是巴黎和會。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在法國召開巴黎和會。帝國主義列強不顧中國的反對，將戰前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全盤交給日本。北洋政府準備徹底妥協，接受帝國主義的宰割。外交的失敗引發了國內抗議的怒潮。5月4日，北京3000多學生在天安門前集會并舉行示威游行。他們打出橫幅、標語，高呼口號：“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拒絕巴黎和約簽字!”、“取消二十一條!”、“誓死爭回青島!”、要求懲辦三名親日派賣國賊，遭到軍警鎮壓、逮捕。此后幾日學生們一直頑強堅持斗爭，迅速得到全國各地學生的聲援和社會輿論的支持。6月5日起，上海工人階級參加戰斗，京漢鐵路的長辛店工人也相繼罷工。濟南、南京、長沙、九江、漢口、杭州、蕪湖、無錫等城市的工人，也都以罷工或示威游行的方式參與斗爭。反帝愛國運動迅速擴及22個省的150多個城市。在巴黎的華工和留學生也行動起來，圍困代表團住處，強烈要求拒絕和約簽字。北洋政府迫于人民群眾強大的壓力，釋放了被捕的學生，罷免了親日派官員，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斗爭取得了勝利。

【5月4日下午1時許，北京大學等13所學校三千多名學生匯集天安門，在北京掀起一場轟轟烈烈的愛國運動，史稱五四運動?！?/span>

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領導者。他創辦主編的《新青年》宣傳科學與民主的思想，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驚醒了長期被束縛于封建桎梏中的一代青年，點燃了思想解放的火炬，為五四運動鍛造了強大的思想武器。

“五四”前夕，陳獨秀敏銳地觀察時局動態，相繼發表了《關門會議》《南北代表有什么用處》等文章，第一次在報端點了章宗祥、曹汝霖、陸宗輿、江庸的名，稱他們是“親日派四大金剛”。5月4日，雖然陳獨秀未出現在集會現場，但他當天發表了《兩個和會都無用》一文，號召人民站起來，支持學生，不要迷信政治家和外交家，自己解決問題。5月9日，北大校長蔡元培被迫離京，有不少人勸陳獨秀也離開北京，但他表示：“我腦筋慘痛已極，極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獄處死，不欲生存此惡濁的社會。”5月11日，他發表了《對日外交的根本罪惡》，文章中指出：“現在可憐只有一部分的學生團體，稍微發出一點人心還未死盡的一線生機。僅此一線生機，政府還要將它斬盡殺絕……”。從1919年5月4日到6月8日，陳獨秀在《每周評論》上發表了7篇文章和33篇《隨感錄》，詳細報道了北京學生愛國運動，為學生運動盡心竭力，搖旗吶喊，推動了全國運動的發展。

后來，他直接行動不惜入獄。6月9日，陳獨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提出了取消對日密約、罷免賣國官吏、保障市民集會言論自由等“最后最低之要求”。提出了“強力擁護公理”、“平民征服政府”的鮮明有力的戰斗口號，以及“直接行動，根本改造”的目標，為運動指明了方向。陳獨秀到處演說，親自到鬧市散發傳單。6月11日，他在前門外新世界游藝場五層樓上向游客拋撒《北京市民宣言》時，被北京警察廳巡警和步軍統領衙門密探逮捕。當即消息傳出，全國輿論沸騰。各社會團體、名流、學者、青年學生紛紛通電發函營救。青年毛澤東在他主辦的《湘江評論》創刊號上撰寫了《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一文，指出陳獨秀是“思想界的明星”；今日中國最需要的是科學與民主，而“陳君平日所標揭的，就是這兩樣”。“陳君為這兩樣東西得罪了社會，社會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錮報給他。”但是，“陳君之被逮，決不能損及陳君的毫末，并且留著大大的一個紀念于新思潮，使他越發光輝遠大。”文章結尾寫道：“我祝陳君萬歲！我祝陳君至堅至高的精神萬歲！”

1919年9月16日，在各方的壓力下，京師警察廳釋放了陳獨秀。得知陳獨秀出獄，社會各界都為之慶幸，各大報紙均以醒目的標題進行了報道；北京大學的進步團體舉行了歡迎會；李大釗還寫了《歡迎陳獨秀出獄》的詩，熱情贊揚陳獨秀堅持真理的斗爭精神。3個多月的鐵窗生涯，并沒有使陳獨秀意志消沉，而是更堅定了他投入斗爭的決心。由于《每周評論》被查封，他就集中精力為辦好《新青年》投入了新的戰斗。

五四運動的爆發，標志著一場新的偉大反帝反封建斗爭的開始，并由此引起廣泛的深層次的馬克思主義傳播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結合，為中國共產黨準備了干部。五四運動的發生，引起列寧和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重視，并直接促使共產國際派員到中國了解情況，加速了中國共產黨建立的進程。

毛澤東同志后來評價：“五四運動的杰出的歷史意義，在于它帶著為辛亥革命還不曾有的姿態，這就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封建主義。”“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

宣傳馬克思主義，鍛造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

鴉片戰爭后，帝國主義列強入侵使中華民族瀕臨亡國滅種的危險。農民階級、地主階級、資產階級改良派、資產階級革命派相繼登上歷史舞臺，《天朝田畝制度》《資政新篇》、“師夷制夷”“中學西用”“君主立憲”“民主共和國”等救國方案相繼誕生，各階級各派別運用各自的思想武器嘗試完成救亡圖存的重任，結果都以失敗而告終。中國的出路在何方？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尋找科學的良方。

19世紀中期，馬克思主義在整個歐洲產生了巨大影響，開始在世界范圍內得到廣泛傳播。中國最早介紹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報刊，是1889年4月的《萬國公報》，該報在介紹西方各種政治倫理學說時，不經意地提到過馬克思學說。之后，1903年第8期的《浙江潮》和1906年第2、3、4號的《民報》都分別零星、碎片式地介紹了馬克思學說的一些觀點和主張。而真正在中國大力宣傳和強力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報刊，當屬《新青年》。1915年9月15日，該刊第一卷第一期發表了陳獨秀撰寫的文章《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文中論道：“近世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度古之道，而使人心社會劃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權說，一曰生物進化論，一曰社會主義是也。”

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傳到中國，引起先進知識分子的巨大反響，他們開始將目光投向俄國，關注其革命成功的思想指南——馬克思列寧主義。1918年11月，李大釗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期上發表《庶民的勝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兩篇文章，熱烈贊揚十月革命，指出社會主義革命是世界歷史的潮流。接著，陳獨秀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期和第六期集中版面，組織力量，猛烈宣傳馬克思主義，相繼刊發了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和《馬克思學說》《馬克思學說批評》《馬克思研究》《馬克思傳略》等文章，全面、深入、系統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和主要觀點。除李大釗、陳獨秀外，魯迅、李達等大批馬克思主義者相繼加入到宣傳馬列學說隊伍當中，以《新青年》為載體，廣泛傳播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引發了巨大的社會反響，從而實現了《新青年》肩負使命的歷史性轉變。

《新青年》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內容有：推介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觀點，如剩余價值說、唯物史觀說、階級斗爭說、勞農專政說;介紹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發展狀況; 駁斥非馬克思主義與反馬克思主義言論。1920年5月，《新青年》第七卷第六期發行《勞動節紀念》專號。這表明，《新青年》在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和把握上，達到了新的歷史自覺高度，這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一個里程碑。在當時有影響的國內報刊中，唯獨《新青年》把自己的關注投給了中國工人階級的解放事業。這宣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中國化由此開始了偉大而艱辛的歷史起步。從此，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學說，結束了在中國空中飄蕩不定的狀態而最終在中國土地上落地生根，逐漸開花結果。

《新青年》為中華民族復興選擇了最好的思想武器，提供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語境，激發了民眾救亡圖存的革命熱情，鍛造了一批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缎虑嗄辍返诎司淼谝黄陉惇毿惆l表了《讀政治》一文，宣稱：拋棄先前崇仰的西方民主共和政治，擁護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陳獨秀從激進的民主主義轉向馬克思主義、從文人學者轉為馬克思主義信徒——從淺信到深信，成為中國知識界的經典標本。他的言行給社會造成很大影響，引發了許多青年知識分子的立場轉變。毛澤東、董必武、蔡和森、周恩來、瞿秋白、吳玉章、李立三、李達、陳望道等在談到自己參加共產黨時，均稱無不受到陳獨秀的影響和教誨。1936年，毛澤東與斯諾談到他到上海參加中共一大的經過時說：“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陳獨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澤東在北京接受馬克思主義熏陶后，1919年回到湖南開始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他在同年7月創辦的《湘江評論》中連發《民眾的大聯合》等文章，熱情稱頌俄國的十月革命勝利，強調改造國家、改造社會。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和隊伍基礎。

創建中國共產黨，推進新民主主義革命發展

俄國革命的勝利實踐，使陳獨秀認識到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作用。當時國內政治的腐敗，使他經歷了由厭惡到創建政黨的心路歷程。辛亥革命確立的民主共和政體，使中國歷史上首次出現了政黨林立的局面。袁世凱利用黨爭實現了登基復辟，使陳獨秀對黨派產生了很深的厭惡心理，他年輕時雖然積極參加反滿革命活動，但拒絕參加任何黨派，他甚至斷言，“政黨政治，不適用于今日之中國也”。俄國十月革命的爆發，使他逐漸認識到進步政黨可以起到刷新政治，推動社會進步和國家新生之積極作用。“社會中堅分子，應該挺身出頭，組織有政見的有良心的依賴國民為后援的政黨，來掃蕩無良心的無政見的依賴特殊勢力為后援的狗黨。”而“只有以共產黨代替（有產階級）政黨，才有改造政治的希望”。

五四運動后，陳獨秀的政治覺悟進一步提高，開始借鑒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的建黨經驗，寫下了大量的文章、短譯、通信，從黨的政治、思想、組織和作風等方面論述了對黨的建設的看法，他主張在馬克思主義思想指導下將黨建設成為無產階級性質的政黨，實行民主集中制，以積極務實的作風開展實際工作。

【《覺醒年代》劇照：陳獨秀和李大釗】

1920年2月，為躲避反動軍閥政府的迫害，李大釗護送陳獨秀從北京秘密遷移上海。在途中，他們商討了在中國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組織的問題。陳獨秀到上海、李大釗回北京后，分別在南方和北方進行建黨的準備工作。史稱“南陳北李，相約建黨”。1920年3月，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秘密建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同年5月，陳獨秀在上海建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這是準備建黨的第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步驟。從上海、北京分別向各地輻射，先后同湖北、湖南、浙江、山東、廣東、天津和海外一批受過五四運動影響的先進分子建立聯系，傳播馬克思主義，準備建立黨的組織。陳獨秀在上海籌備建黨時，考慮到黨的名稱，究竟叫共產黨，還是叫社會黨，拿不定主意，于是寫信給李大釗征求意見，最后由李大釗確定了黨的名稱，就叫中國共產黨。

陳獨秀認識到，工人階級是革命的領導階級，馬克思主義同工人運動結合才能建立無產階級政黨。他到上海不久，就開始到工人群眾中宣傳馬克思主義。他先到碼頭工人中了解罷工情況，到中華工業協會等勞動團體做調查。他委托朋友及受《新青年》影響的青年人，深入到上海、太原、南京、天津、唐山、長沙、蕪湖、北京、香港及巴黎(華工)等地工人群眾中調查工人階級狀況，內容包括工人人數、工作時間、工資、家庭生活、受資本家工頭剝削欺壓程度、工人來源、文化程度、幫會組織等等。這些調查結果，刊登在1920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勞動節紀念號”上。4月中旬，他聯合七個工界團體籌備召開世界勞動節紀念大會，并在籌備會上發表《勞工要旨》演講。他受到工界團體的尊敬和擁戴，被推選為籌備會顧問。在他的指導下，上海各業5000多名工人于5月1日舉行集會，提出“勞工萬歲”等口號，通過《上海工人宣言》。此后，陳獨秀主持創辦《勞動界》《伙友》等刊物，向工人宣傳馬克思主義，以啟發工人的覺悟，組織真正的工會。上海機器工會、印刷工會組織相繼成立。這些表明中國工人階級已由自在的階級向自為的階級轉變，從而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奠定了階級基礎。

1920年4月，共產國際俄共遠東局代表維經斯基一行來到中國，他們對中國共產黨的建立起了幫助和促進的作用。1920年8月，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率先成立，陳獨秀任書記。當年10月，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成立，李大釗任書記。接著，陳獨秀約請李大釗在北方發動，先組織北京小組，再向山東、山西、河南、天津、唐山等省市發展;上海將負責蘇、皖、浙等南方各省的建黨工作。

為了指導各地建黨，上海發起組織在陳獨秀領導下開展了一系列工作：翻譯出版了一批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陳獨秀特意委托陳望道翻譯了中國第一部《共產黨宣言》的中文全譯本，惲代英翻譯考茨基早期著作《階級斗爭》，李季譯柯卡普的《社會主義史》，李漢俊翻譯《馬克斯〈資本論〉入門》等，由新青年出版社出版，寄送到各地。11月，擬出《中國共產黨宣言》，規定了黨的目標是廢除私有制，消滅階級。為此，工農必須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鎮壓資產階級，建設共產主義。這實際上是中共第一個綱領，當時“以此為收納黨員之標準”。同月，組織機關報《共產黨》月刊創刊。陳獨秀寫了發刊詞《短言》，明確宣布：“我們只有用階級戰爭的手段，打倒一切資本階級，從他們手中搶奪政權;并且用勞動專政的制度，……建設勞動者的國家以至于無國家，使資本階級永遠不至發生。……這是我們的信條。”《宣言》和《短言》表明，中共一誕生，其綱領，特別是性質和任務，就建立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從9月1日第8卷第1期起出版的《新青年》，改為共產黨的公開機關刊物。陳獨秀親自撰文，對當時影響最大的掛著社會主義招牌，販賣資本主義的基爾特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發動攻擊。從多方面宣傳了馬克思主義關于階級、國家；關于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重要的思想和理論準備。

在陳獨秀、李大釗的影響下，1920年秋到1921年春，共產黨早期組織在武漢、廣州、濟南、長沙及旅居日本東京和法國巴黎的中國留學生中相繼成立。1921年6月，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克爾斯基抵達上海，建議召開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正式建立全國性的組織。上海共產主義小組隨即向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發出召開一大的通知，各地各派兩名代表出席。1921年7月，毛澤東、董必武等13位代表和2位共產國際代表齊聚在當時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樹德里106號（今興業路76號），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為躲避巡捕，會議轉移到嘉興南湖的一艘游船上進行。13位同志代表全國53名中國共產黨員，宣告中國共產黨成立。

中國共產黨誕生是中國歷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中國革命面貌從此煥然一新。陳獨秀和李大釗因故沒有出席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但他們為黨的創建立下了不朽的歷史功績。

從中共一大到五大，陳獨秀一直是黨的最高領導人，中共二大民主革命綱領的制定，中共三大國共合作方針的確定，中共四大關于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領導權問題和工農聯盟問題的提出等等，他都起了無可替代的作用。1922年7月，中共二大提出了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以及在最低綱領指導下形成的建立“聯合戰線”即“黨外合作”的革命策略，在黨的歷史上有著不可磨滅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第一次將黨在民主革命中要實現的目標同將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要實現的長遠目標結合起來，不僅明確提出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民主革命任務，并指出要通過民主革命進一步創造條件，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在探索中，對中國國情和中國革命問題認識的一次深化，是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結合的一個重要成果。它為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獲得獨立和解放、為中國革命的正確進行指明了方向。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上，陳獨秀針對性地提出了建立國民革命聯合戰線的思想。經過討論，與會代表通過了《關于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等文件。會議選舉了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由陳獨秀、蔡和森、毛澤東、羅章龍、譚平山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為委員長，毛澤東為秘書，羅章龍為會計，負責中央日常工作。會議之后，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下，孫中山對國民黨進行了改組，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召開了國共合作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建立，全國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群眾運動，推進北伐，促進了中國革命形勢的高漲。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對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革命運動的開展、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綱領的制定，對推動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運動，特別是建立國共合作、領導五卅運動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反對國民黨新老右派的斗爭等，發揮了重要的領導和指導作用，推進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發展。

1927年，國民黨蔣介石和汪精衛相繼發動“4.12”和“7.15”反革命政變，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實行大逮捕、大屠殺，國共兩黨合作的大革命失敗。陳獨秀的長子陳延年29歲，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次子陳喬年26歲，任中共湖北省委書記，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相繼被國民黨殺害。

大革命失敗，主要是敵強我弱，中國共產黨處于幼年時期，缺乏足夠的理論準備和實踐經驗。受共產國際的影響，作為中共最高領導人陳獨秀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放棄了對武裝力量的領導權，使黨在大革命危及時刻完全處于被動地位，負有重要責任。他教條地理解馬克思主義，錯誤地認為蔣介石叛變革命后，資產階級已經取得了勝利，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沒有到達應有的水平，工人階級的人數少，力量還不夠強大。要讓資產階級領導發展資本主義，到工人階級強大了再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對中國共產黨用槍桿子奪取政權持反對態度。他是用教條主義分析認識中國的國情，沒有看到中國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農業大國，工人階級是領導，農民是主力軍，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是中國革命的必由之路。

1927年7月12日，根據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指示，中共中央進行改組，陳獨秀從此離開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崗位。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史稱八七會議），糾正了黨在大革命后期犯的嚴重錯誤，總結了經驗教訓，制定了新的路線和政策，選舉了新的中央領導集體，中國革命走上了以武裝斗爭為中心的新征程。

堅強不屈，留得清白在人間

陳獨秀離開黨中央領導崗位后，按照中央要求，關注當前形勢和黨的路線、策略，經常發表一些文筆犀利的雜文，揭露鞭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同時反省大革命失敗的教訓，探索中國革命的道路。1929年11月，他因對中東路事件持不同意見而成立反對派組織被中共中央政治局開除黨籍。

1931年九一八事變，陳獨秀發表一系列文章，提出反蔣抗日的主張。1931年10月，他在《抗日救國與赤化》《此次抗日救國運動的康莊大路》等文章中，斥責蔣介石依賴國聯主持公理不僅是“妄想”，而且是“奴性”表現。他堅決“反對國民黨政府在和平談判的掩蓋之下，實行其對帝國主義投降”。1932年10月，他在上海被國民黨當局逮捕，被以“危害民國罪”判處徒刑13年。這是他第五次被捕入獄。對于國民黨當局羅織的罪名，他回擊說：“予固無罪，罪在擁護中國民族利益，擁護大多數勞苦人民之故而開罪于國民黨已耳。”這是陳獨秀對自己最好的辯護，也是他憂國憂民之心的表露。在獄中，國民黨政府國防部長何應欽單獨面見他并向他求字，他揮毫寫下“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

1937年全民族抗日戰爭爆發后，陳獨秀被提前釋放出獄。出獄后，他堅持發表抗日演說，寫下大量抗日文章。蔣介石派陳立夫、陳果夫請他出任國民政府勞動部長，還要求陳獨秀組織一個新共產黨，并供給十萬元經費和國民參政會五個名額，均遭拒絕。他的學生，曾經是中共一大代表，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后來叛變成為國民黨軍統高官的張國燾，多次上門想要給他錢，讓他與中共對抗，遭痛斥。他曾經的好友，后來任國民黨政府駐美國大使的胡適邀請他去美國，說一家圖書公司請他寫自傳，被謝絕。他認為，在國難當頭之際，跑到美國去寫自傳賺錢，拿共產黨人鮮血染紅的旗幟炫耀自己，那無異于褻瀆和背叛。

陳獨秀曾經向中共表示，想回到黨內。黨中央很重視，派人聯系。后因受王明等人的影響未成。王明等人在延安《解放》周刊發文，說陳獨秀是日本人的走狗，每月從日本人那里拿300元津貼。陳獨秀寫公開信駁斥王明等人對他的污蔑。后查確無此事。

1938年6月，陳獨秀從漢口乘船溯江而上，于8月到達四川江津蟄居，以教書為生，并一直保持低調，不要任何人的資助，在貧病交迫中埋頭于作書寫詩和文字學研究。盡管陳獨秀晚年窮困潦倒，政治上也無地位，但他還是關心時局的進展。陳獨秀的孫女陳長璞說，爺爺時刻關注著國家和民族的前途與命運。多次舉辦演講會、撰寫文章，宣傳抗日戰爭的意義，激發廣大知識青年的愛國主義精神，并于晚年完成了文學方面的最后一部著作《小學識字教本》。

中共中央沒有忘記陳獨秀這位黨的主要創始人。1939年2月，就在陳獨秀因病到重慶寬仁醫院住院時，周恩來等人去醫院看望。兩個月以后，陳獨秀轉赴江津居住，周恩來又赴江津，再次看望了陳獨秀，請他到延安。陳獨秀說：“大釗死了，延年死了，我也落伍了。恩來，你的好意，潤之的好意，我心領了。到延安，非我所愿，請君毋復再言此事。”周恩來讓隨行的侍衛長龍飛虎拿出帶來的一百塊銀元，放到了桌子上說：“獨秀先生，我們知道你現在生活并不寬裕，這是我們從‘互濟會’里拿出的一點錢，請你一定收下。”陳獨秀動情地握住周恩來的手說：“‘互濟會’是當年我提議創辦的。它的錢，只能用來營救獄中的同志，照顧烈士的家屬……這錢，我怎么能收？請你帶回去，我是無論如何不會收的!”他堅持把這筆錢放回了龍飛虎的包里。

1942年5月27日，陳獨秀貧病交加，在江津石墻院溘然長逝。享年63歲。

新中國建立后，毛澤東席和周恩來總理曾指示有關部門妥善照顧陳獨秀家人的生活。

縱觀陳獨秀一生，是堅強悲壯的一生。既有早年的輝煌，也有晚年的凄涼。他是那個時代站在中華民族和世界進步潮流前列的人物，對推動中國歷史前進作出過重要貢獻。他思想解放，不迷信任何人；他英勇斗爭，堅決批判反動的思想文化和社會制度；他信仰堅定，數次坐牢不變節；他光明磊落，不搞陰謀詭計；他獨守清貧，不食“嗟來之食”；他傲骨凜然，到死也不做任何妥協。他也犯過錯誤，對革命事業造成了損失。

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世上無完人，領袖無圣父。對陳獨秀等歷史人物，要全面、歷史、辯證地看待和分析他們的功績和錯誤。把他們放在其所處時代和社會的歷史條件下去分析，放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全面認識，不能把歷史的成功和挫折簡單歸咎于個人。陳獨秀、李大釗等最初的覺醒者，是在危在旦夕的中國探索革命道路，既要喚醒民眾，組織隊伍，又要抵御強大窮兇極惡的敵人，他們的道路必然艱辛曲折。他們是時代的英雄，歷史的偉人。把他們作為歷史財富繼承下來，使之成為有益于后人不斷前進的歷史借鑒。

回望歷史，是為了開創未來?，F在，中國共產黨處在新的百年歷史起點上。我們要學好黨的光榮歷史，銘記革命先驅的豐功偉績，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繼承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在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沿著正確的航道奮勇向前。

（作者系解放軍某學院原副政委；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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