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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石：周恩來的黨性 ——紀念周恩來誕辰123周年

點擊：作者：水石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1-03-05 10:23:24

2021年3月5日，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周恩來同志誕辰123周年。

2021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誕辰100周年。

百年滄桑巨變。一個被敵人圍追堵截的弱小政黨，走到了歷史舞臺的中央，成為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把一個積貧積弱的舊中國，變成了繁榮昌盛的新中國。是什么支撐中國共產黨從苦難走向輝煌？是一批又一批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了共產主義事業，甘愿奉獻，不怕犧牲，奮斗終生的中國共產黨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就是杰出代表。

周恩來是中國共產黨最早入黨的黨員之一，是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第一代主要領導人之一。他一生忠誠于黨，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人類進步事業奮斗，建立了卓著功勛。他展現的堅強黨性、崇高風范，是中國共產黨員的楷模，是黨史學習教育的典范。

堅定共產主義信仰

實現共產主義是共產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周恩來入黨后，就以共產主義作為自己的終身信仰。1910年，他12歲時離開家鄉，先是到東北的鐵嶺、沈陽讀書，后又轉到天津求學。當時的中國內憂外患頻仍，國家破敗不堪。有一次老師問學生：讀書是為了什么？同學中有的說是為了幫父母記帳，有的說是為了謀個人的前途。少年周恩來堅決地回答：“為了中華之崛起！”此后，為了救國救民，周恩來經歷了艱苦的探索，東渡日本，留學法國，追求真理，矢志不渝。1917年9月，周恩來東渡日本，臨行前寫下了那首抒發他青年時期救國抱負的著名詩篇：“大江歌罷掉頭東，邃密群科濟世窮。面壁十年圖破壁，難酬蹈海亦英雄。”并給同學寫下臨別贈言：“愿相會于中華騰飛世界時。”

1920年冬，周恩來到法國勤工儉學，為的是進一步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在反復的推求比較之后，周恩來于1921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確立了共產主義的信仰。在他入黨不久，從國內傳來覺悟社社員黃愛被湖南軍閥殺害的消息，他悲憤地寫信給覺悟社：“黃愛的這個死耗徹底堅定了我對共產主義的信念······我相信我將不會辜負死者。”“我認定的主義是不變了，并且很堅決地要為他宣傳奔走。”

他在信中還附有《生死別離》一詩，詩中寫道：

壯烈的死，茍且的生。

貪生怕死，

何如重死輕生！

生別死離，

最是難堪事。

別了，牽腸掛肚；

死了，毫無輕重，

何如做個感人的永別！

沒有耕耘，

哪來收獲？

沒播革命的種子，

卻盼共產花開！

夢想那赤色的旗兒飛揚，

卻不用血來染他，

天下哪有這類便宜事？

從此，他以崇高的共產主義為其畢生的信仰追求，全心全意地獻身于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

周恩來指出，共產主義旗幟是需要以鮮血來染她，共產主義前途是不可坐等而來的。要把共產主義遠大方向落實在具體的路線和策略中，而這種路線和策略應當是符合不同時期不同條件下的具體情況。如他當初旅歐時所強調：“我們當信共產主義的原理和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兩大原則，而實行的手段則當因時制宜。”因此，他反對兩種傾向：一種是對共產主義實現的急躁情緒，把明天的前途當作今天要實行的政策，走上了“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另一種是忘掉了共產主義方向，忘掉了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方針，遷就或同化于人家，犯右的機會主義路線錯誤。在民主革命早期，周恩來就指出：“要知右傾會障礙革命與斷送革命，而‘左’傾也同樣會障礙革命與斷送革命的。”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他同樣反對兩種傾向，提出了近似當今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思想，即：一方面，強調社會主義方向性，指出：“我們是為了社會主義而奮斗，這是清楚的。如果我們不認識這一點，麻痹起來，就會發生政治性錯誤，就會失掉這個前途，就會與資產階級混同起來。喪失前途，喪失立場，混同思想，那是很危險的。”因此，忘記了大方向的共產黨員，當然不是合格的共產黨員。另一方面，指出社會主義的長期性，“社會主義社會是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期，是個相當長的時期，”有人卻以年月計，實際上“現在不好‘算命’。”因此，脫離了黨在特定階段下的現實路線的共產黨員，同樣不是合格的共產黨員。

周恩來從1919年參加著名的五四愛國運動開始，經歷了許多艱難曲折而又光榮偉大的斗爭：中國共產黨成立，第一次國共合作，國民革命軍北伐，上海工人武裝斗爭，南昌武裝起義，白色恐怖的地下斗爭，中央革命根據地反“圍剿”作戰，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促使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全民族抗戰，抗日大后方的統戰工作，日本投降后國共兩黨和平談判，人民解放戰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抗美援朝，恢復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克服“大躍進”后的經濟困難，第二個五年計劃建設，直到“文化大革命”。這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斗爭歷程，其間有順境、也有逆境，有成功和勝利的喜悅、也有挫折和委屈的苦悶，有的人退卻了，有的人沉淪了。周恩來始終如一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真理，堅定共產主義信仰，百折不撓，遇挫彌堅。1976年1月，周恩來在病危彌留之際，讓夫人鄧穎超給他放“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的《長征組歌》唱片。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還滿懷深情地低聲吟唱《國際歌》：“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

做人民的公仆

中國共產黨登上歷史舞臺后，毛澤東提出，為人民服務是共產黨的根本宗旨。共產黨人就是人民的公仆。為人民服務是黨性的核心。周恩來擔任中共執政的首位政府總理達26年，既是國家建設總體藍圖的重要設計者，又是將它付諸實施的卓越組織者和管理者。他始終牢記和踐行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為人民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周恩來認為，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政府工作人員是人民的服務員。為人民謀利益是黨和政府的根本任務。要站在人民的立場上考慮問題，作決策，處理事情。把為人民謀利益作為黨的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在他的一些講話、主持起草的報告和有關論著中，堅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時刻不忘解決人民群眾生活問題，把為人民謀福利放在首位，作為考慮其他一切問題的基點。

1956年，當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經濟建設已成為全黨全國的中心任務，但是經濟建設與人民生活的位置如何擺，是先生活后建設，還是先建設后生活，這確實是一個關系國計民生的大問題。周恩來提出了經濟建設的發展與人民生活的改善是相互一致的觀點。反對只顧當前生活、吃光用光的高消費，也反對不顧人民當前需要，束緊褲帶搞建設。他認為，無論是從國家和人民的長遠利益看，還是從近期利益看，經濟建設的發展都要兼顧人民生活的改善，無論何時何地，兩者均不可偏廢。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我們經常性的和根本性的任務。黨和國家關心人民的生活，并為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奮斗，是社會主義區別于資本主義的一個根本標志。為此，周恩來曾作一副對聯，上聯是“先抓吃穿用”，下聯是“實現農輕重”，橫批是“綜合平衡”。周恩來在任期間，領導編制了四個五年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堅持把為人民謀福利放在首位，正確處理農輕重的關系，使國民經濟協調發展，實現國家建設發展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統一起來。

他把人民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件件放在心上。吃飯問題是人民生活中最大的問題。周恩來對這個問題操心最多。新中國成立伊始，他就指出：“農業的恢復是一切部門恢復的基礎，沒有飯吃，其他一切就都沒有辦法。”他高度關注水利工作，親自抓北方農業，都與解決吃的問題有關。特別是“大躍進”之后的三年困難時期，周恩來為解決糧荒，花了很大精力。他一方面統籌安排，由中國人民銀行支付大筆外匯，從國外進口大批糧食。另一方面，精心計算，親自抓糧食調撥，幫助嚴重缺糧的省份渡過難關。據周恩來的工作臺歷記載，從1960年6月到1962年9月，兩年零四個月里，周恩來關于糧食問題的談話達115次，還多次出京調查糧食情況，解決糧食調撥問題。從周恩來辦公室退給糧食部辦公廳的、現仍保存的32份報表中，周恩來的筆跡有994處之多。周恩來還設計了一張《中央糧食調撥計劃表》，由于長，被稱為“哈達表”。

1952年周恩來擔任中央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主任。在他領導下，制定了“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的衛生工作方針，并把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他直接過問許多疾病的預防工作。在他的辦公室里，存放著一張食道癌高發區發病分布圖。為了河南林縣（今林州市）食道癌的防治，他幾次深夜會見醫務人員，詳細了解情況，詢問林縣人民的生活習慣以及河流、山脈等地理環境同發病的關系，還要看生物標本，要醫生搞一個說明林縣食道癌分布情況的沙盤。

70年代前期，他身患癌癥后，對我國的腫瘤疾病狀況更為關心。當時，有關方面正在組織作全國腫瘤地區分布的調查，調查對象涉及800萬人，間接和直接參與這項工作的醫務人員近200萬。這樣的調查規模過去沒有過。他非常贊許，要求畫一個分布圖，作一個大沙盤，標出什么地方有什么腫瘤。這樣一看，就知道在北方，食道癌比較多；在廣東、廣西、香港一帶，鼻咽癌比較普遍。他在醫院病房里經常看這個沙盤，了解癌癥在我國的發生情況。要求政府部門采取措施解決這些問題。

周恩來堅定地相信人民群眾在社會歷史中的偉大創造力量。他指出，要相信群眾的力量，力量的源泉是人民。要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必須反對官僚主義。對于執政黨來說最大的危險是脫離群眾。而脫離了基本群眾，就會喪失黨的群眾基礎，沒有了基礎就成了沙灘上的建筑物。他將脫離群眾稱作為“搞社會主義的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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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總理到大慶油田視察看望石油工人】

周恩來一有空就深入群眾中間，詢問百姓冷暖，傾聽群眾心聲。從1962年到1966年，周恩來三次到大慶油田視察，走了29個基層單位，同數萬名工人、干部和家屬見面，同許多人親切握手談話。在大慶北二注水站，周恩來看到幾個工人正在搶修水泵，就走過去跟他們握手。有個工人手上沾滿油污，想往身上擦一擦，可是周恩來一把就抓住了他那油手，緊緊地握起來。他登上鉆井臺觀看工人操作，泥漿濺到身上毫不在意。他聽到鐵人王進喜帶領鉆井隊開展勞動競賽，趕超打井世界先進水平的事跡非常高興，高度贊揚大慶油田堅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用“兩論”起家，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為國爭光的精神。1970年8月，王進喜病重住院，周恩來親自過問他的病情，指示醫生精心治療。11月15日晚上周恩來正在參加一個會議，得悉王進喜病危，立即趕到病房，聽取醫生匯報搶救情況。王進喜逝世后，周恩來十分悲痛，看望王進喜家屬，詢問后事安排情況，指示有關領導要逐件落實，還要求醫院負責人把王進喜家屬的病治好。聽了周恩來這樣溫暖細致的安排，在場的同志都感動得流下了熱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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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總理乘直升機趕到邢臺地震災區慰問災民。】

當人民群眾遭難時，周恩來與大家站在一起，為人民群眾排憂解難。1966年3月8日，河北邢臺地區發生了強烈地震。3月9日，大地還在顫抖，周恩來到了震區隆堯縣，3月10日，他前往受災最嚴重的白家寨村，一邊走一邊不時停下來跟群眾握手，說著：“鄉親們，你們受苦了、受驚了、遭災了，我來遲了。”村民自發圍成了一個扇面，周恩來叮囑不要擠著孩子。他踮著腳尖，可還是看不到最外圍的一些人，便讓身邊的人找來一個木箱，站在上面講話。當天刮著很大的西北風，可周恩來發現群眾都是面對西北風而坐，原來縣委專門搭了一個坐北朝南的背風講臺讓總理避風。周恩來不同意，堅持改變布置，讓群眾背風坐，他自己迎著風講話。周恩來滿懷深情地安慰村民們，面對災難，不能低頭，要團結起來，重建家園，這樣才對得起遇難的那些人。在場所有人都被他懇切且充滿信心的語言鼓舞，自發的掌聲多次打斷他的講話。最后，周恩來請大家一起呼喊口號：“自力更生、奮發圖強、重建家園、發展生產！”這發自肺腑的吶喊一掃突發災難帶來的陰霾，災區人民的信心為之堅定，精神為之振奮。3月22日，邢臺地區再次地震。4月1日，周恩來又到寧晉縣東汪公社與耿莊橋公社、束鹿縣王口公社、巨鹿縣何寨公社、冀縣馬頭里公社視察災情，解決群眾實際困難。

敢于斗爭，善于斗爭

堅持馬克思主義斗爭精神，是黨性的基本要求。要推進黨的事業發展，必然會遇到各種矛盾各種問題。一名共產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必須忠于職守勇于擔當，敢于斗爭，善于斗爭，堅決完成黨交給的任務。周恩來長期擔任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他站在黨和人民的立場上，堅持馬克思主義斗爭精神，善于把原則的堅定性與策略的靈活性有機地結合起來，維護黨、人民和祖國的根本利益。

1927年3月，作為中共中央軍委書記的周恩來領導上海工人舉行第三次武裝起義取得勝利后，蔣介石、汪精衛相繼發動“四一二”、“七一五”反共事變，大肆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中共奮起反擊，周恩來受命領導“八一”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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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2月，周恩來走出梅園新村17號，自信從容，氣宇軒昂。】

1932年12月，他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后，擔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中國工農紅軍總政委，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在長征中，他支持毛澤東的正確路線，與張國燾分裂主義作堅決斗爭，維護了黨和紅軍的團結。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初期，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在重慶和南京與國民黨談判，多次遭到國民黨特務盯梢、威脅、恐嚇。他泰然處之，與國民黨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1946年11月，國民黨當局徹底破壞了和平協議，國共談判破裂。11月16日，周恩來在南京梅園新村中共代表團駐地舉行告別性記者招待會。用鐵的事實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派假和談真內戰的陰謀，并宣告，中共愿同中國人民及一切真正為民主而努力的黨派，為真和平真民主斗爭到底。中共只要緊靠人民為人民服務，必能成功。當記者問到他何時再回南京時，周恩來說：“南京，我們總是要回來的。無非是兩種可能，一種是國民黨打不下去了，再回到政協協議上來，請我們回來；另一種是國民黨越打越垮，人民打回南京來。我看這后一種可能性很大也很快。”周恩來充滿信心地講話，使記者們乃至全中國全世界，看到了中國共產黨的力量，看到了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勝利的希望。離開南京后，周恩來隨毛澤東轉戰陜北，指揮全國解放戰爭，不到三年，人民解放軍就解放了南京，奪取了全國勝利。

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擔任政府總理兼外交部長。在國際交往中，他以卓越的政治智慧、高超的斗爭藝術、求實嚴謹細致的作風，發展新中國與世界各國關系，為新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做出了卓越貢獻。

美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主要戰勝國，是當時世界上頭號超級大國。美國推行霸權主義，以大欺小，以強欺弱。周恩來作為新中國的代表，對美國立場堅定，不畏強霸，敢于斗爭，善于斗爭，維護新中國的根本利益和世界和平。

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美國為維護其在亞洲的領導地位和利益，立即出兵干涉。6月26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命令駐日本的美國空軍協助韓國作戰，6月27日命令美國第七艦隊駛入基隆、高雄兩個港口，在臺灣海峽巡邏，阻止中國人民解放軍渡海解放臺灣。1950年9月15日，美軍在仁川登陸。9月30日，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警告美國：“中國人民決不能容忍外國的侵略，也不能聽任帝國主義者對自己的鄰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美國不顧中國政府的多次警告，10月美軍越過三八線，企圖迅速占領整個朝鮮。同時，美國飛機多次侵入中國領空，轟炸丹東地區，威脅中國。黨中央毛主席英明果斷決策，中國人民志愿軍跨過鴨綠江，英勇作戰，把以美國為首的17國聯合國軍，從鴨綠江邊趕回了三八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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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出席日內瓦會議】

1954年4月，解決朝鮮問題和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的國際會議在日內瓦舉行，中國也受邀參加了這次會議。不久前還在朝鮮戰場上短兵相接仍處于敵對狀態的中美兩國代表同時來到日內瓦。周恩來首次以新中國政府總理兼外交部長身份參加會議，就與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為代表的“十六國”，在日內瓦展開了一場沒有硝煙的激戰。周恩來通過臺前幕后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不但打擊了美國霸權主義的囂張氣焰，也大大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威望。盡管由于美國等國阻撓關于朝鮮問題的討論最終沒有達成任何協議，但周恩來依托雄辯的事實、情入理的分析，使得美國代表的頑固好戰的立場暴露無遺。周恩來贏得了眾多與會者的贊譽和國際輿論的好評。會議進入第二階段關于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的討論后，蘇聯代表莫洛托夫憂心忡忡地對周恩來說，談判正陷入危險境地，如果印度支那問題也談不成，日內瓦會議就前功盡棄了。周恩來堅定地指出，印度支那問題不能停下不談！他分析說，目前談判的關鍵是我方是否承認有越南人民軍在老撾和柬埔寨作戰。事實情況是有，如果我方堅決不予承認，會談就談不下去了。所以，我方可以退一步，承認過去有越南軍隊在那里作戰，是志愿軍，現在有的已經撤出。如果現在還有，可以按照撤退一切外國軍隊來辦理。莫洛托夫同意了周恩來提出的以退為進的方案。中國與蘇聯、越南代表緊密配合，盡力爭取法國、英國等多數與會國代表，集中力量反對美國代表的阻撓和破壞，并積極開展會外活動，終于使會議實現了突破。7月21日凌晨3時30分，日內瓦會議各方代表在取得共識后，終于簽訂了《越南停止敵對行動協定》、《老撾停止敵對行動協定》和《柬埔寨停止敵對行動協定》。盡管美國代表頑固地宣布不參加《日內瓦會議最后宣言》的簽字，但是，這一宣言仍然如期在日內瓦會議上通過，美國把自己放到孤家寡人的位置上，而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卻取得了出乎人們意料的結果。新中國欣欣向榮的面貌和周恩來浩然正氣的外交形象，深深地留在了國際政治舞臺上。

1971年7月，美國為自身利益想改善與新中國的關系，派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秘密來華，為尼克松總統訪華做準備。受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委托，周恩來直接領導接待尼克松的準備工作和主持中美談判。外界可能會以為，世界頭號強國要與中國改善關系，中國人一定受寵若驚，雙方會談一定很友好。其實不然，周總理立場堅定，把原則性與靈活性有機結合，既嚴肅批評了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的錯誤立場和美國對越南的侵略，又求同存異，實現了會談的目的。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 點30分，美國總統尼克松乘坐的“空軍一號”飛機降落在北京機場。尼克松走下舷梯，向前去迎接的中國總理周恩來伸出了手，中美兩國領導人的手越過太平洋，緊緊握在了一起。2月21日下午，周恩來陪同毛澤東會見尼克松、基辛格。在一個多小時的會談中，確定了此次中美高級會晤的基本方針。周恩來與尼克松、基辛格進行具體談判。他以卓越的談判藝術，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有效地化解了出現的各種問題。美國人接受了中國立場：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的政府；解放臺灣是中國內政；美國軍隊必須撤出臺灣。2月28日，中美《聯合公報》在上海發表。公報里美方關于臺灣問題的措詞為：

“美國方面聲明：美國認識到，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它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關心。考慮到這一前景，它確認從臺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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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2月23日，北京，尼克松總統幫周恩來總理脫下外套。】

美國總統尼克松成功訪華，打開了中美關系正常化的大門。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立外交關系。繼1972年2月28日《上海公報》后，1978年12月16日，中美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關于建立外交關系的聯合公報》。1982年８月1日，中美兩國政府就美售臺武器問題發表“八一七公報”。至此，由《上海公報》、《中美建交公報》和“八一七公報”組成的中美三個聯合公報，成為中美關系發展的指導性文件和制度保障。后來，美國人評價周恩來：他是一位堅強的、決不妥協的革命家。在臺灣問題上，他在時間和方法方面向美國作了妥協，可是從來沒有在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個原則上作過讓步。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說，周恩來是堅強的，抓住一事不輕易放下，但是解決我們之間不同意見時，又有伸縮靈活性。在所有會談中，他自始至終保持冷靜自若的態度。

由于周恩來堅持中國共產黨實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敢于斗爭，善于斗爭，使新中國贏得了國際尊嚴，贏得了越來越多的朋友，徹底擺脫了舊中國那種“弱國無外交”的險惡處境。1971年10月，新中國重返聯合國，恢復常任理事國權力。到1976年，同我國建交的國家達到111個。

維護黨的團結，遵守黨的紀律

組織的力量來自全體成員的堅強團結和嚴格紀律。能否自覺維護黨的團結，嚴格遵守黨的紀律是對共產黨員黨性強弱的重要檢驗。

周恩來視黨的團結為黨的生命。他在黨內不爭權，不爭位，不爭意氣，委屈忍讓，顧全大局，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他不僅在日常工作中，更重要的是在一些關鍵時刻、關鍵問題上，始終從黨和人民的最大利益出發，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毛澤東曾說：恩來的最大優點之一，是同黨內外都有廣泛的聯系，善于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外國研究周恩來的學者稱，周恩來是共產黨內的一個協調者，是善得人心的杰出和事佬，是他把黨和國家捏在一起免于分裂的。中共中央在1935年遵義會議前后的長征途中召開了一系列會議，對于黨的歷史的第一次轉折具有重要意義。周恩來對于這些會議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他主持召開黎平會議，采納毛澤東的建議，改變紅軍的進軍方向，并決定召開遵義會議總結紅軍自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軍事失利問題。他在遵義會議上主動檢討，承擔責任請求辭職，做博古工作，并推舉毛澤東參與中央核心領導指揮紅軍戰事。會前，博古對于遵義會議批他沒有一點思想準備。會后，博古對遵義會議上一些同志的發言一直想不通。擁護博古的人也不服氣。在紅軍一渡赤水到達四川、貴州、云南三省交界的一個叫“雞鳴三省”的村子，改組了中央，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責，擔任黨的總書記。其間，周恩來同博古有一次長談。他說：南昌起義、廣州起義失敗，說明中國革命的源泉在農村，必須走農民戰爭道路。這以后，我就在考慮，我們黨必須找一個熟悉農村革命的人當統帥，我雖然長期做軍事工作，軍隊干部也擁護我，但我有自知之明。你雖然有才華，但不懂軍事，很難領兵打仗。行伍出身的人不會服你。你和我都是做具體業務的人，不合適做領袖，當統帥。毛澤東很擅長農民運動，深知在中國干革命，離開了農民將一事無成，農民戰爭是中國革命成功的基石。他經過井岡山斗爭，總結出打游擊戰、運動戰的經驗，很適合駕馭目前的戰爭。他喜歡歷史，善賦詩詞，文筆豪放，是一個很有智慧的帥才。當然，人無完人，但戰爭需要他率領紅軍打敗蔣介石，這是最重要的。我對他是到中央蘇區后，才了解到他打仗很有一手，每仗全勝，很是佩服。寧都會議后，他離開軍隊，像一塊石頭一直壓在我心里。紅一方面軍不能沒有他。從紅軍長征開始，我就在想辦法讓他盡快回到軍事領導崗位上來。黎平會議上，他有理有據地駁倒了李德的錯誤主張，使我下了要盡快“去李換毛”的決心。所以在遵義會議上我力主他進入政治局常委，參與軍事領導。希望你能支持我，拋棄和他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為了打敗蔣介石、建立無產階級新政權這個大局。周恩來的話打通了博古的思想，隨著實踐的發展，博古等同志深刻認識到周恩來的正確性，自覺在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為中國革命事業而奮斗。抗戰初，新四軍黨的主要領導人項英與葉挺軍長關系不融洽，影響了工作。1939年2月，周恩來到皖南新四軍軍部歷時20天，傳達六屆六中全會精神，研究確定新四軍發展的戰略方針。在此期間，周恩來與項英多次懇談，指出解決好葉挺的工作問題，是直接關系到新四軍前途和同情者對我黨態度的重大問題。提出解決好葉項關系的原則性意見：共產黨對新四軍的政治領導不能改變，葉挺的地位和職權應當尊重；要求項英多注意新四軍總的領導和東南局工作，將軍事指揮與軍事工作多交葉辦。項英作了自我批評，表示與葉挺改善關系，加強團結。新四軍在葉挺和項英領導下，執行“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的戰略方針，使部隊由1938年春組建時的八千人，到1940年底發展到九萬人。

周恩來堪稱遵守紀律的模范。他嚴守黨的政治紀律，始終維護黨中央權威，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他嚴守黨的組織紀律，維護黨的團結，從不搞小圈子、小團體，在黨安排的任何崗位上都竭盡全力工作，不計較個人名利得失。他嚴守黨的工作紀律，重大問題該請示的請示，該匯報的匯報，從不超越權限辦事。周恩來在中共資歷早，是擔任中央領導時間最長的人。1927年周恩來就進入中共核心領導層，黨內軍內許多重要崗位上的干部都是他的學生或經他提攜的。十大元帥中，除了彭德懷、羅榮桓外，朱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和鄧小平、李富春等黨和政府重要領導人，都是周恩來的老部下或學生。但周恩來從來沒有自己的幫派。縱觀周恩來的政治生涯，他雖然多次與黨的最高領導人有過分歧，但他從來不搞非組織活動。而是嚴格遵守“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組織原則。在1931年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1958年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乃至文革中，周恩來的正確意見受到錯誤的批評，但他沒有計較，堅決執行中央的決定。相反，羅章龍因不滿六屆四中全會的決議，搞小團體，成立第二中央，周恩來代表中央同羅章龍、王克全等人談話，嚴厲批評，并告誡說：分裂和反對黨的行為是絕對不能容許的。張國燾在長征途中依仗人多槍多，另立中央遭到失敗后，私自離開延安到武漢，周恩來代表中央找到張國燾對他反復進行批評和規勸。羅章龍、張國燾沒有悔改，被開除黨籍。

他嚴守黨的保密紀律，即使對最親近的人也絕不泄露半句。鄧穎超這樣評價她的丈夫周恩來：“在黨內幾十年政治生活中，我親眼看到一個始終嚴格遵守保密紀律的共產黨員——周恩來同志。”當年，周恩來與鄧穎超是兩個積極向上的熱血青年，由于共同的志向和理想，他們在天津相識到相知再相愛，無話不談。但對組織的機密總是嚴守緘默。周恩來旅歐后，參加共產黨，鄧穎超在國內也成為共產黨員。這期間，他們經常鴻雁傳書，但從來沒有提起過黨的紀律不許說的事情。直到周恩來回國后，經黨組織溝通，彼此才知道都是共產黨員。

【1944年周恩來和鄧穎超在延安。】

結婚以后，周恩來同志和鄧穎超協議，兩人可以在一個地方或一個機關工作，但不要在一個具體部門共事。幾十年來，他們都遵守了這個協議。他們認為，黨的紀律對于每一個黨員來說都絕無例外。越是負責的黨員，越應該以身作則，越應該自覺遵守紀律，嚴守黨的機密。不應該說的事，不要說；不應該問的事，不要問；不應該看的文件，不要看。這是黨的利益的需要。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時，他向主管的負責人說，這次試驗，全體工程技術人員都要絕對注意保守國家機密，有關工程、試驗的種種情況，只準參加試驗的人員知道，不能告訴其他同志，包括自己的家屬和親友。他說：鄧穎超同志是我的愛人，黨的中央委員，這件事同她的工作沒有關系，我也沒有必要跟她說。主管的同志到試驗現場傳達了恩來同志的講話，要求大家嚴守保密紀律，因此事先沒有任何透露。這件事是鄧穎超后來看中央文獻研究室的訪問材料時才知道的。為了保守黨的秘密，他的辦公室，他的文件保管，都訂有極為嚴格的制度。周恩來的辦公室，是他每天工作的地方。除有關人員外，別人都不得入內，親屬、朋友如果不是來談工作的，也不例外。他的辦公室門上和保險柜的鑰匙，一天24小時不離身，平時裝在口袋里，睡覺時壓在枕頭下。只有當他出國時，兩把鑰匙才交給鄧穎超保管。

堅持自我改造，永葆政治本色

“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這是周恩來為自己立下座右銘。他認為，共產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要當好人民公仆，就要堅持自我改造，保持共產黨員的政治本色。他把思想改造看成像空氣一樣，非有不可，是黨性的重要保證。他常說：“每個黨員從加入共產黨起，就應該有這么一個認識，準備改造思想，一直改造到老。”

1951年9月29日，周恩來在北京、天津高等學校教師學習會上向教師作了題為《關于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的報告。在報告中，他以親切感人的態度，闡釋了中國共產黨對待知識分子的方針政策，并且以自己思想改造的親身經歷，回答了知識分子為什么需要改造和如何進行改造的問題。

他說：“就拿我來說，幾十年前就參加了共產黨，是不是進了共產黨之后工人階級立場就那么清楚了呢？也許看書學習、寫文章的時候是那樣，但是到實踐的時候，是不是辦每一件事情都合乎工人階級的立場呢？認真檢查起來，還是差得很遠的。工人階級立場不是從空中掉下來的，也不是自封的，決定的關鍵是實踐，只有實踐才能證明是否合乎這樣一個立場。”“只要決心改造自己，不論你是怎么樣從舊社會過來的，都可以改造好。”

周恩來的報告持續了五個小時。他以自我批評的精神坦白地剖析自己過去的經歷，聽者莫不感動。不少與會者反映：“周總理是革命前輩，為人民立了大功，是黨和國家的領導，且如此謙虛，當著我們的面解剖自己，我們還有什么不能向黨交心的呢！”著名哲學家金岳霖教授晚年回憶說：“對我這一年齡層的知識分子來說，交往最多、對我們影響最大的是周總理。早在1949年，我們就經常在北京飯店看見他，聽他講話。頭一個印象就是共產黨員也仍然干干凈凈、整整齊齊，而談吐又斯斯文文，總的印象是非常之特別，又非常之平常。”他講到關于知識分子改造問題這次報告：“聽眾好些都是五十過頭的人，我就是。我從來沒有聽見過周總理這樣地位高的人在大庭廣眾中承認自己犯過錯誤。對我們這些人來說這是了不起的大事。”

周恩來從入黨之日起就終身自覺堅持黨性修養，按照共產黨員和人民公仆的標準要求自己。無論是戰爭年代，還是和平時期，周恩來始終保持著謙虛、謹慎、不驕、不躁和艱苦奮斗的作風；保持著清正廉潔的品德，從不搞特殊化。建國以后，環境變了，條件好了，權力大了，周恩來并沒有因此放松對自己的嚴格要求。他經常用毛澤東關于“兩個務必”和“絕不當李自成”的講話警示自己和部屬，不忘入黨的初心，永遠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做人民的勤務員。周恩來把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與求得組織和同志們的監督、幫助相結合。他認為，黨性修養主要靠自覺，但是自己對自己的認識有時不那么全面。旁觀者清，要接受和爭取同志們的幫助。共產黨人是靠集體生活的，一個人如果平常批評不得，或者不將心事告人，這個人的短處或弱點就很難在平時得到補救。這種人不犯錯誤則已，一犯就會摔大跤，犯大錯誤。周恩來無論是在戰爭年代，還是在和平建設時期，都自覺嚴格地遵守黨的組織生活制度，認真開展認真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經常和大家交換思想，主動征求同志們的意見，防微杜漸，及時改正缺點，避免犯大錯誤。對于自己的錯誤，他不僅對干部公開，而且在大會上對知識分子、民主黨派人士、文藝界人士及青年人講，讓他們從中汲取教訓，引以為鑒。當有人要求總理寫本書時，他回答：如果寫書，我就寫我一生犯過的錯誤。這可不是盧梭的懺悔錄，而是讓后人了解我們犯過的錯誤，避免重犯同樣的錯誤。

周恩來始終自覺地堅持做到理論和實踐相結合，表里如一、知行統一，凡是要求別人做到的，他首先帶頭做到；凡是要求別人不做的，他帶頭不做。他在半個多世紀革命和建設生涯的各個歷史時期，在他的戰斗、工作、生活、人際交往的各個方面包括婚姻家庭生活方面都嚴格以黨性原則指導自己的行動；無論人前人后，在沒有任何人監督的情況下，仍然嚴格按黨性原則要求自己。特別在處理好“名”“權”“利”的問題上，為全黨做出了榜樣。他長期擔任政府總理，但越是身居高位，越懷敬畏之心。他曾說過：“我身為總理，帶一個好頭，影響一大片；帶一個壞頭，也會影響一大片。”在國家經濟還困難的情況下，他堅決不允許修建政府辦公大樓，不允許翻修他住的西花廳。他退回家鄉人送來的土特產，并附上中央關于不準請客送禮的文件。他反復要求黨員干部要過“五關”，即思想關、政治關、社會關、親屬關和生活關。他給自己的親屬立下“十條家規”，不允許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利用特殊身份謀取利益。他讓侄子帶頭下農村，讓侄女帶頭支邊。他身后沒有留下任何個人財產，他和夫人鄧穎超同志一生中的全部工資積蓄都交了黨費，他的骨灰撒在祖國的江河大地上。周恩來堅持自我改造，使他不僅集“立德、立功、立言”于一身，而且真正成為了一個純粹的人，一個高尚的人，一個毫無自私自利的人，一個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的人，贏得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尊敬和愛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