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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涵 秦博：兩千年之交的“柬鐵”——中柬關系歷史的演進
點擊：  作者：刁涵 秦博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發布時間:2021-04-04 07:3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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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探究中國與周邊各國的交往歷史，認識中國與鄰近各邦的歷史互動正是樹立中國良好國際形象，實現睦鄰友好共同發展的重要法寶。尤其是在國際局勢愈發充滿變數，外部敵對勢力步步緊逼的當下，團結周邊友好國家，喚起共同歷史記憶，抵制霸權主義和新殖民主義的多方面入侵，必然要求各個正義國家，無論大小，緊密團結。東南亞的古老王國柬埔寨也是我國的“老鐵”，而且鮮為人知的是，這份友誼已經跨越兩千多年。以史為鏡，可以知興亡，中柬兩國的友好即印證此句千古名言。在新的共同利益追求下，兩國的地緣關系必將導向更加堅實的未來。


中國有哪些鐵哥們？常說的“巴鐵”已被大眾耳熟能詳，甚至已經成為了中文里的一個新生詞匯。實際上，東南亞的古老王國柬埔寨也是我國的“老鐵”，而且鮮為人知的是，這份友誼已經跨越兩千多年。去年三月，中國赴柬埔寨抗疫醫療專家隊是新冠疫情爆發以來中國向周邊和東盟國家派遣的第一支抗疫醫療隊伍，柬埔寨也成為獲中國醫療專家支援的首個東南亞國家。今年二月，柬埔寨軍隊和巴基斯坦軍隊是首批接收中國疫苗的外軍兄弟，體現了老鐵們之間的深情厚誼。近幾年，柬埔寨在南海問題上旗幟鮮明地表態支持中國，某些西方國家和日本“心有戚戚焉”，醋壇子打翻一地，在柬埔寨國內國外散布謠言稱這是因為“中國對柬埔寨的投資很多，用錢收買柬埔寨”，然而事實是日本長期以來對柬埔寨的經濟援助是超過中國的，但即便在日本援助多于中國的時期，中柬關系也是牢不可破，柬埔寨同樣也支持中國的南海立場，在臺灣問題上的表態以及實際生活中，都將一個中國原則落到實處。同樣，美國的霸權在全球威名赫赫，但依然沒有動搖中柬關系的基礎。有著華人太太的柬埔寨現任首相洪森看清了某些國家經濟援助背后的附加條件，深刻認識到中國沒有附加條件的經濟援助。對于柬埔寨這樣一個還很貧窮的小國，在外交上即便是有一些“左右逢源”也是無可厚非，但這些都不曾影響它與中國的“老鐵”關系。

隨著中國“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的深入推進和中國友好和平外交的不斷展開，重建傳統的國家友誼，打造積極地緣外交關系已成為迫在眉睫的需求。探究中國與周邊各國的交往歷史，認識中國與鄰近各邦的歷史互動正是樹立中國良好國際形象，實現睦鄰友好共同發展的重要法寶。尤其是在國際局勢愈發充滿變數，外部敵對勢力步步緊逼的當下，團結周邊友好國家，喚起共同歷史記憶，抵制霸權主義和新殖民主義的多方面入侵，必然要求各個正義國家，無論大小，緊密團結。而在同中國擁有長期交往歷史和共同災難記憶的東南亞地區更是如此。

在中國同東南亞各國的交往中，柬埔寨扮演了重要而友好的角色，從早期部落時代的初步接觸到公元后兩國的長期交往，來自官方的朝貢交流和民間的商業貿易從未因朝代更迭而中斷，反而將合作推向一個又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兩國人民跨越中國南海架起了包括技術傳播、文化交流和移民遷移等多種內容的友好橋梁。在新的共同利益追求下，兩國的地緣關系必將導向更加堅實的未來。以史為鏡，可以知興亡，中柬兩國的友好即印證此句千古名言。更應從歷史中發掘兩國政府與人民創造的文明輝煌，共同走向國家與民族的復興。

一、官方友好的朝貢往來

就歷史來看，古代中國對外交往隨著中國大一統國家的建立便具備了相應的物質條件，尤其是向西南方向的不斷開拓，中南半島的歷史發展便和中國得以交匯。漢承秦制，自武帝時期起，中國便進入了大規模同周邊各國進行交流的歷史時期。《漢書》中已對漢朝使者到達中南半島沿岸地區進行交往有了明確記載。

幾乎在同一大的歷史環境下，北部內陸的絲綢之路、南部海上的貢貿活動乃至在西南方向同中南半島各民族、部落、國家之間的外交往來都得到了初步開拓和發展。進入公元1世紀時期，扶南王國①在今柬埔寨境內建立，成為這一東南亞國家的濫觴。當地濕潤的氣候條件及河流沖擊形成的平坦地形使得農業得以快速發展，而豐富的亞熱帶物產和濱海的地理位置為商業貿易的繁榮創造了條件。這一時期由于朝貢體系尚未完全成熟，兩國的商業交往主要依靠來自馬來亞的轉運商人間接進行。但不可否認，兩國的商貿聯系已經初步建立。及至東漢章帝元和元年，“日南徼外蠻夷究不事人邑豪獻生犀、白雞。”東漢亦回贈禮物。[1]這是兩國第一次有記載的朝貢往來。至此以后，兩國朝貢貿易不斷，自東漢至唐代以前，有記載的官方朝貢活動多達27次，其中又以南梁為最，共有11次。（見表1）[2]

表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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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便是天監二年( 503年)的朝貢 ，梁武帝下詔，授扶南國王憍陳如阇耶跋摩以“安南將軍”和“扶南王”的榮號。這是中國對柬埔寨扶南有記載的最早的政治認同。[3]如果從行為上來確定，雙方正式的朝貢關系可能應該確定于更早的三國時期。在《三國志·吳書·呂岱傳》中，“扶南”作為當時柬埔寨的國名第一次出現在中國史書中。“岱既定交州，復進討九真，斬獲以萬數。又遣從事南宣國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奉貢”[4]這段史書記載充分說明了兩個問題：其一，中柬兩國乃至中國同東南亞在相當早的歷史時期便建立了貢貿關系；其二，在收復交州九真郡之后，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交往是通過“宣化—傳檄—遣使”這一非暴力的文明方式進行的。事實上，在朝貢體系這一外交制度中，中柬兩國在絕大部分歷史時期都保持著文明而友好的交往。

在唐以前的早期封建時代，扶南國與中華的官方貢貿主要集中于奢侈品及奇珍異寶上，如《晉書·扶南傳》載：（扶南人）又好雕文刻鏤，食器多以銀為之，貢賦以金銀珠香。[5]到南齊時期，扶南進貢“并獻金鏤龍王坐像一軀，白檁像一軀，牙塔二軀，古貝二雙”的記載。中國則回贈“絳紫地黃比率紋綾各五匹”。[6]盡管這類早期朝貢實際上并沒有產生影響社會經濟的重要效果。但中柬雙方在奠定了未來大規模商業貿易的基礎的同時，更是通過封貢互動尋求了政治上的相互需求。中華天朝通過朝貢國的尊重與學習得以確立“天下”體系的合法性與穩固性。相對的，朝貢國得以接受來自中華文明發達的文明成就并實現自身政權在朝貢體系中的合法性確認。在潘慧瓊副教授著作《唐前中柬朝貢關系考述》中將中柬之間朝貢的目的和意義進行了三點總結，即：政治外交、經濟貿易和宗教交流。雙方在獲取政治認同性建立良好外交關系上具有首要的一致性。從這一點來看，扶南國對中國早期朝代的朝貢活動實質上是兩國的外交禮物而非片面的貢品索取，遑論中柬雙方均是本著友好交流的目的建立了早期的政治與外交聯系。在這其中，兩國官方的傳統友好印象早已是入木筆墨，一脈相承了。

公元7世紀，中柬兩國都迎來了自身發展歷史上的重要時代。隋唐相繼，中國步入封建社會的巔峰時期，國家安定、生產繁榮、對外廣泛交流。唐王朝在廣州開設市舶司管轄同南洋諸國的貿易，其中便包括了同真臘②（柬埔寨）的海上貿易。需要指出的是，真臘在中國秦漢時期就已存在，并長期作為扶南國的屬國出現在歷史中，《后漢書》稱為“究不事”，《隋書》首先稱為真臘。《唐書》稱為吉蔑、閣蔑，在此后相當的歷史時期（至明代中期）統稱為真臘。大約公元7世紀初，真臘滅其宗主扶南并成為柬埔寨歷史的主要國家。真臘基本繼承了扶南和中華的朝貢關系，這一時期也是后來柬埔寨鼎盛時代吳哥王朝的文化萌芽期，兩國的頻繁交流為其后來的鼎盛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歷經“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兩大繁榮期的唐王朝基于繁榮的經濟基礎，開展了范圍廣大，規模空前的對外貿易活動。更重要的是，基于唐朝開放的文化風氣和兩國長期的友好交往歷史。來自真臘的朝貢貿易在這一時期產生了新的發展。

縱觀整個唐朝，真臘國的朝貢次數有增無減達到18次之多，其中大部分都有詳細的記載。（見圖表2）[7]

表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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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史料統計可見，真臘所進行的朝貢除了進獻奇珍異獸外，開始遣使進行政治交流，共有三次被記錄為政治交流而非奢侈品進獻。這一方面展現了真臘國自身政治制度相較于扶南時期有所發展并開始關注國家的制度性建設，另一方面也說明柬埔寨與中國存在古已有之的治理經驗交流。

而在對真臘朝貢的回應上，中國唐朝也展現出了類似于南朝梁的封官回贈。以天寶十二年的朝貢為例，唐王朝冊封文單國王子為果毅都尉。相較于之前的禮物回贈，唐王朝選擇了直接從政治上建立兩國的友好關系。果毅軍原為唐朝中央精銳禁軍，后演變為儀仗隊性質的榮譽職位。對外國使節開放本國的高級榮譽稱號，展現了唐王朝對朝貢國的認可與信任。而從柬方派遣的使團入選為皇室成員可以看出，真臘國對于朝貢活動相當重視，并致力于建立兩國最高官方層面的友好關系。此外，在貞元十四年的朝貢互動中，唐王朝亦冊封文單國使李頭及為中郎將，職位冊封的范圍已不局限于皇室成員，開始向更為具體的政治官員進行冊封。這些記載都顯示，唐朝時期的中國將柬埔寨視為國家政治的重要部分并加以軍事行政上的確認，更加說明了兩國對于建立兩國良好關系的愿望。

經過五代十國短暫的聯系中斷后，經濟繁榮的宋朝與柬埔寨吳哥王朝重新建立起內容更加豐富的封貢關系。尤其是兩國商業貿易都獲得了較為寬松的社會環境并有了較為發達的生產支持，傳統的官方封貢活動主要地位在這一時期逐漸被來自民間的海上商業貿易所取代。

需要明確的是，官方的封貢活動和民間的商業貿易之間并非前后相繼的關系。在宋代以前，受限于生產力發展水平，航海技術和雙方了解程度，中柬兩國之間的交流主要由官方進行且多為禮物互贈，來自民間的商貿活動大都通過來自馬來亞的商人進行轉運，因而規模有限。隨著朝貢活動的不斷進行，雙方的認識和互信都不斷加深。更為重要的是，柬埔寨自9世紀初進入了吳哥王朝的黃金時代，社會生產力得到了長足發展，剩余產品的大量出現開始真正從經濟層面推動大規模海外貿易的形成。而擁有以陶瓷、絲綢和茶葉為主要商品的中國自然成為了主要的貿易對象。在同時具備貿易對象和貿易需求的情況下，航海技術的成熟是宋代能夠產生由政治主導向經濟主導進行轉變的關鍵因素。航海羅盤的誕生、日益進步的造船技術以及對季風洋流周期性變動的經驗積累是這一時期的主要表現。基于宋朝自身的社會特點，產生了對于商業收入的巨大需求，因而在唐代廣州市舶司的基礎之上，宋朝再開杭州、明州、澉浦、江陰軍、溫州、秀州、華亭等10處市舶司與市舶務。[8]海上貿易商路的拓寬自然也對中柬貿易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柬埔寨商人亦廣泛活躍于上述新興貿易港口。以絲綢、瓷器為代表的中國手工業制品深受柬方歡迎，而宋朝亦對香料、象牙及熱帶珍稀木材興趣濃厚。《宋會要輯稿》記載：“其所用緋紅、羅絹、瓷器之類，皆本朝商舶到彼博易”[9]總的來說，在宋代兩國的朝貢活動受到兩國各自實際需求的變化而由盛轉衰，但不可否認的是，兩國間更為深刻的經濟聯系則在這一時期及以后承擔了兩國友好交流更為廣泛而深入的歷史責任。

進入元代中國，元朝對于海外交往的態度更為開明。同時，元朝對于人口管理的放松也使得由中方大規模前往東南亞進行的海外貿易成為了可能。部分沿海居民開始遷往東南亞常駐并對當地社會產生了直接的了解。其中，《真臘風土記》的出現便是這一歷史現象的有力證明。元人周達觀奉命出使真臘，于元德二年七月抵達真臘首都吳哥，為等待回航季風在此停留約1年，大德元年八月回國。將在柬埔寨吳哥王朝③所見所聞，包括政治制度、民風民俗、社會生產及行程見聞等諸多內容，展現了元代中國對于吳哥王朝的廣泛認知。不僅如此，《真臘風土記》一書不僅使得世人對于移居真臘的華人華僑情況有所掌握，更是為后來的海外商業移民提供了大量的社會內容參考。堪稱是古代中國對柬埔寨交流的外交手冊。

1368年明朝的建立對于中柬雙方朝貢互動來說是一次新的高潮。原本興盛的吳哥王朝在1431年避遷金邊，迫切需要來自中華王朝的政治認可和正統性確認。而在明朝一邊，驅逐蒙古恢復漢人政權的政治功績也需要周邊朝貢國的認可與承認。雙方的政治需求促使在明朝早期出現柬埔寨來華的朝貢高潮。僅洪武一朝就有13次之多，[10]而且朝貢的貢品內容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豐富程度。洪武二十年，真臘曾向明太祖進貢大象59頭，香料5萬斤。洪武二十一年又進貢大象28頭，并附“象奴”、“番奴”等80余人。[11]后為防止倭寇侵襲沿海，明太祖實施海禁政策，但仍允許來自官方間的朝貢貿易存在。及至鄭和下西洋，多次訪問真臘國，兩國在官方層面已經建立了友好而長久的交流關系。傳統上大都將海禁歸納為明朝對外政策的核心。需要指出的是，在明朝實施海禁的主要原因——倭患被平定之后，明朝于1567年即隆慶元年開放對外海洋貿易，史稱“隆慶開關”，自此以后，海禁政策實際上不再推行，兩國間大規模的海上貿易活動一直持續到明朝的滅亡。而對于明代早期的海禁政策仍應當辯證的看待，嚴厲的海禁迫使東南沿海的大量居民逃亡海外謀生，其中相當一部分去往柬埔寨，在當地形成了以商業為基礎的華人聚居，客觀上促進了中柬兩國人民的交流。

從明朝中后期開始，來自西方的殖民勢力開始逐漸滲透柬埔寨及中國東南沿海。兩國都自發進行了抵抗侵略的偉大斗爭。世界已進入近代歷史的浪潮中，中柬兩國開始進入抵御殖民勢力入侵，艱難推動本國近代化的共同歷史時期。原本在朝貢體系內部實現政治認同的朝貢交流也開始向著近代亞洲后發國家團結合作的政治需求轉變。而這段波瀾壯闊的朝貢歷史在訴說著兩國交往歷史的同時也為兩國構建政治互信提供了歷史性的基礎。

二、民間繁榮的貿易交往

就朝貢活動本身而言，其意義既有經濟層面的貿易特征，又有政治活動的主要目的。但從歷史效果來看，其對于中柬雙方政治意義仍要大于經濟上的聯系。需要看的是，朝貢貿易的不斷進行實際上為后來興起的兩國民間商業貿易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可以說朝貢貿易的長期進行是民間貿易繁榮昌盛的準備與基礎。審視兩國的朝貢交往之后，對于民間貿易的回顧將是中柬兩國建立經濟合作的共同情感紐帶和歷史紐帶。

正如朝貢歷史所展現的那樣，中柬兩國最初的民間商貿并沒有直接進行，而是經由馬六甲地區的馬來亞商人進行轉運。出現這種現象一方面是由于兩國在早期交往階段并不熟悉，對于地理性的知識尚且缺乏；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生產力發展有限，商業水平不發達及支持海上貿易所需的海洋技術尚不成熟。總之，在兩國真正開展直接的海上商業貿易還要等到公元1世紀之后。來自印度阿拉伯的商人與來自馬來亞的轉運商業都在對柬埔寨國家的商業地位和商業水平產生積極影響。而柬埔寨處于東亞中華貿易圈和南亞印度貿易圈的交匯處，其貿易轉運的商業優勢地位已經是可以預見的了。

大約到扶南立國之時，在率先進行海上貿易的馬來亞商人影響下，扶南開始進行有記載的獨立貿易活動。扶南商人經營的是從地中海、印度、中東和非洲進口乳香、沒藥、樹脂、制造香水和熏香的原料等用以換取中國的絲綢的貿易。[12]優越的地理位置使得扶南商人擁有良好的商業環境及利潤空間，更加促進了海上貿易的發展。而在中國方面，自漢武帝收復南越開始，對東南沿海的開發便逐步進行。尤其是在南方歷經東吳、東晉、宋、齊、梁、陳六個南方政權的治理，交廣地區的開發愈發得到重視，并成為南方地區對外交流的重要窗口。而中國經濟重心逐步南移帶來的南方開發使得廣闊的長江以南都成為了這種海上貿易的經濟腹地，為長期繁榮的海外貿易提供了不斷增加的物質基礎。除此之外，數百年的朝貢貿易使得中國對柬埔寨的物產商品有了較為細致的了解。據中國文獻記載，南北朝時“扶南國……出金、銀、銅、錫、沉木香、象牙、孔翠、五色鸚鵡”[13]這些商品很大程度上彌補了當時中國的物質產出并使得中柬雙方在當時初步形成了進行對等商業貿易的相互需求。盡管仍然處于早期商業貿易的歷史時期，中柬兩國的民間海上商貿已具備相當完備的供需機制。

除了物質基礎和商業機制的完備之外，兩國對于港口的建設亦推動了雙方海上貿易的進一步發展。作為廣州港前身的番禺本就是交廣地區的經濟中心，其海貿港的地位甚至可以追溯到先秦時代，而對南方的開發也顯著提升了其作為核心貿易港的地位。除交廣地區外，閩越之地也逐漸成為海上貿易的重要場所，并為日后閩浙地區商港林立的繁榮打下了基礎。而在扶南國內，基于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和海港條件，整個中南半島的優良港口大都集中于今泰國灣沿岸，即歸屬于扶南國。這些港口大都商貿繁榮，其中又以俄厄港最為突出。考古表明，公元1世紀處于柬埔寨南部沿海的俄亥港已十分繁榮，港口碼頭設施齊全，并有提供給來往商人貯存貨物和居住的房屋。[14]在這一時期作為農業文明的扶南王國，其商業發展水平和官方重視程度堪稱其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而隨著這種海上貿易的深入發展，在整個東南亞由扶南王國主導的海上貿易圈，向北連接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一部分，向西愈發拓展到南北天竺乃至安息帝國，可以說，在整個海上絲綢之路的建立中，柬埔寨扶南國家起到了重要的貿易樞紐作用。隨著時間來到7世紀末期，馬來群島海上帝國室利佛逝④的興起在南海貿易中引起了巨大的變動，并將這種商業變動維持到11世紀初。首先，扶南王國的商業貿易主導權逐漸喪失，其次是商貿核心地區逐漸由中南半島沿岸轉向馬來群島。但應當看到，中國在這一時期由唐王朝邁入宋代。基于對官方朝貢貿易的限制和宋代對海上貿易的積極態度，中國的對外貿易范圍已不再局限于東南沿海，中國商人開始直接出現在馬來群島進行各種貿易轉運活動。到了10世紀末，包括柬埔寨真臘在內的南洋各國已經能夠在東南亞各港口直接同中國商人進行交易了。得益于宋朝對海外貿易的開放政策，以及這一時期阿拉伯、波斯、印度商人的到來，真臘沿岸的商業據點并未因傳統的商品貿易變動而衰落，反而重新獲得了新的商業動力。

隨著802年吳哥王朝的建立，柬埔寨真臘同宋元中國的海上貿易變得更為頻繁。延續宋代帶來的貿易范圍拓展，中國商人終于開始在柬埔寨真臘進行當地貿易。基于元代中國的特殊情況，大批東南沿海的居民甚至直接移居柬埔寨，當地寬松的社會環境和友好的對外政策使得中國移民開始在柬埔寨建立聚落，據《真臘風土記》記載“唐人之為水手者，利其國中不著衣裳，且米糧易求，婦女易得，房室易辦，器用易足，買賣易為，往往皆逃逸于彼”。[15]這批早期中國移民的到來不僅促進了兩國貿易的發展，更為以后的技術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礎。

進入14世紀，中國在明清兩朝大部分時間都推行了嚴格的海貿管控，除去明朝早期的官方朝貢外，民間的海上貿易往來仍然是這一時期的主流。尤其是在16世紀之后，吳哥王朝的衰落使得柬埔寨國家相繼成為暹羅、安南的屬國，并在19世紀中葉受到法國的殖民入侵，官方往來近乎斷絕，但得益于兩國長期密切的政治經濟往來和在這種交往中形成的長期歷史情感，民間的海上貿易活動仍在這一時期得到了新的發展。

首先是明代，自隆慶開關之后，明朝官方開始有序引導民間海洋貿易的進行，在萬歷十七年月港海防官頒發的東西二洋 88張商引中，規定往柬埔寨的商船為 3艘。[16]在中國方面，來自柬埔寨的傳統商品始終占有相當重要的貿易地位，據史籍所載，“其國產蘇木、胡椒、犀角、象牙諸貨物，是皆中國所需”[17]而中國所產的絲綢瓷器也是柬埔寨進口商品的重要內容。可以看到，雙方這種穩固的貿易關系自南北朝以后便一直存在，始終維系著兩國的經濟聯系和交往動力，前后近千年，堪稱世界貿易交流史上的奇跡。而在經歷明清鼎革的短暫混亂后，柬埔寨同中國亦恢復了傳統的商業聯系。清代早期，每年有數百艘來自閩粵地區的商船前往柬埔寨進行貿易。1757年，清廷關閉其他貿易港口，僅在廣州一地進行貿易，對柬貿易遂轉移至廣州港進行。這一時期的中柬貿易已相當成熟，貿易商往往在固定的時間將受歡迎的商品銷往柬埔寨，并在當地采購，按時回銷。隨著對季風洋流的經驗掌握，兩國商人形成了這種“候鳥式”的貿易模式，不斷進行著兩國的貿易交流。據《清文獻通考》記載，他們“往彼互市，近則兼市絲斤，及夏秋乃歸。”他們每年冬春時節在柬埔寨出售瓷器、絲綢、雨傘、布匹等貨物，再在柬埔寨購置蘇木、胡椒、犀角、象牙，至夏季或秋季回國出售。[18]顯然，這種貿易模式的成熟既是中柬雙方長期進行官方交流所奠定的基礎，更是兩國民間為實現國家繁榮所做出的卓越貢獻。

回溯上文可以發現，中柬雙方長期的歷史交流實際上是通過官方和民間兩條路線進行。來自官方的朝貢互動不僅從政治上實現了兩國的互信互助，更是建立了國家層面的良好歷史形象，為后世的交往提供了寶貴的情感紐帶。以此為根基，民間不斷繁榮的商業貿易綿延不絕，不僅實現了兩國在物產資源上的互補，還通過這種海上貿易促進了國家繁榮和財富積累，造福于兩國人民的同時傳達出和平交往的歷史話音。在10世紀以后，以商業貿易為契機，兩國還實現了更為廣泛和多樣化的交流往來，而這些成果也在更為廣泛的層面拓寬加深了兩國的歷史性的發展，締造影響更為深遠的歷史成果。

三、海上貿易中的技術人文交流

基于中南半島北部情況復雜的自然環境以及海上相對便利的交通條件，不論官方往來還是民間貿易，中柬兩國長期以來都是通過海上絲綢之路構建聯系。實際上，前文所論述的以政治動因為主導的朝貢活動和以經濟動因為主導的海洋貿易亦為兩國技術交流、宗教互動和人口移居等方面的深入交往提供了重要媒介。中柬兩國的交往歷史也不局限于商品本身的流動，更展現了兩國以經濟為基礎的多層次的互動與交流，深刻塑造了中柬兩國的國家特色。可以說，這些深層次的交流成果很大程度上也成為了當今中柬國家交流合作的重要立足點。

基本上在9世紀末以后，中柬兩國之間的交往已經開始由單一的貿易活動催生生產技術的傳播往來，其中尤其以陶瓷技術為代表。作為中國古代的高級手工業產品，陶瓷的生產工藝和各項輔助技術十分復雜，而柬埔寨在進入了吳哥王朝的黃金時代后，本土的瓷器燒制也開始逐漸發展起來，成為了這一時期吳哥文化的重要元素。瓷器技術的傳播不僅展現出中柬兩國交流互信已達到相當的程度，更體現了中國人民對于生產技術交流的開放態度。時至今日，這種開放共享的態度仍然是中柬兩國兩國合作共贏的重要保證。回到兩國陶瓷技術最早的接觸上來看，吳哥王朝在9世紀晚期開始自主燒制青釉器，同時，中國的瓷器也在這一時間開始零星輸入柬埔寨，法國遠東學院2007年進行了考古發掘，出土了9世紀晚期長沙窯醬釉執壺、廣東青瓷罐和盆、10世紀河北定窯白瓷碗及安徽繁昌窯青白瓷粉盒碎片，是至今發現年代最早的中國陶瓷。[19]實際上，在這一時間點之前，中柬兩國的貿易商品主要是香藥及珍稀動物制品。而在10世紀以后，柬埔寨上層貴族逐漸開始流行購置瓷器，進而影響到整個社會風俗。需求的迅速擴大，使得柬埔寨吳哥王朝開始著手建立自己的瓷器官窯并逐漸吸收中國瓷器的生產技藝。在借鑒吳哥寺廟的石刻工藝及中國貢瓷造型和裝飾工藝的基礎上，吳哥在荔枝山建立了燒制高溫陶瓷的窯場。從唐五代的仿金銀器裝飾法，到北宋中期的刻劃花技法及蓮瓣紋裝飾，荔枝山窯青釉盒在制作上吸收了越窯的裝飾技法，因地制宜加以改造和創新，大量生產青釉盒子及蓋罐，在進口中國陶瓷數量缺乏的情況下，以補充國內特別皇室及中上階層對金銀器的需求。[20]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到，瓷器不論是作為商品還是生產技術在這一時期還是對于金銀器的補充，且主要是彌補進口中國瓷器的不足。隨著12世紀宋朝南遷，海上貿易愈發興盛，吳哥大量進口來自南宋泉州的瓷器制品，并將其運用到身份制度中，瓷器作為身份象征，其地位僅次于金銀器，成為大量中下層貴族的必備用品。到13世紀以后，吳哥王朝的衰落也影響了柬埔寨本國的陶瓷生產，荔枝山的陶瓷官窯逐漸沒落。但柬埔寨對于陶瓷燒制的技藝已經掌握得相當純熟。在《柬埔寨吳哥荔枝山窯青釉盒子裝飾工藝與中國陶瓷的關系》一文中即大量列舉了柬埔寨出土的瓷器制品，無一不昭示了兩國在瓷器技術方面的深入交流。

除了作為手工業制品的陶瓷以外，中柬兩國的傳統貿易品——香藥亦成為了醫療技術傳播的重要媒介。香藥貿易的產生最早應追溯到魏晉南北朝時期扶南王國對南方政權進獻的貢品。梁武帝天監二年( 503年)、十年( 511年)、十一年( 512年)、十二年( 513年)、十三年( 514年)、十六年( 517年)、十八年( 519年)以及武帝普通元年( 520年)、中大通二年( 530年)、武帝大同元年( 535年)、大同五年( 539年) 分別遣使獻婆羅樹葉、郁金香、蘇和香以及生犀等香藥。[21]而論及中醫與柬埔寨香藥的直接聯系，則應當提到東晉名醫葛洪，在其著作《太清金液神丹經》中，葛洪記載了自己親自前往扶南國并記述了當地的香藥物產和貿易情況。其原文記載為“自扶南、頓遜逮于林邑、杜薄、無倫，五國之中，朱砂、硫磺、曾青、石精之所出，諸導仙服食之藥，長生所保之石，實無求不有，不能復縷其別名也。”[22]葛洪的記述一方面拓寬了古代中國對于柬埔寨扶南的認知范圍，另一方面也為日后兩國傳統醫學的交流奠定了知識基礎。基于這一時期帶來的物質及認識上的基礎，到宋元時代，經由繁盛的海上貿易，中柬兩國展開了十分活躍的醫藥交流。

兩國在宋元年間的醫藥交往集中體現在《真臘風土記》一書中，作為詳細記述真臘當地各類社會風俗和國家情況的手記，作者周達觀對于真臘醫療技術的描寫都出自其在當地1年的真實見聞。“男女身上，常涂香藥，以檀麝等香合成”[23]，涂抹香藥既可以達到去除體味的香水效果又可以避免蚊蟲叮咬避免感染瘧疾和部分寄生蟲疾病。除此之外，周達觀在書中還記載有“國人尋常有病，多是入水浸浴及頻頻洗頭，便自痊可。然多病癩者，比比道途間。土人雖與之同臥同食亦不校。或謂彼中風土有此疾。又云曾有國主患此疾，故人不之嫌。”[24]后經現代醫學方法分析，“病癩”極有可能就是麻風病，而結合真臘當地對于香藥的使用以及當地所產的大風子油和對大風子油所具有的的藥用療效來看，宋元時代的真臘很可能已經積累了治療麻風病的醫學經驗。[25]周達觀對真臘當地各類珍奇藥材的記述以及醫療方法的記載很大程度上促進了中醫的醫療進步。到了明代，李時珍的《本草綱目》上已經對白檀這種主要來自真臘的海外香藥的作用有了相當具體的記錄。即“(白檀) 消風熱腫毒。水磨，涂外腎并腰腎痛處散冷氣，引胃氣上升，進飲食。又面生黑子，每夜以漿水洗拭令赤，磨汁涂之，甚良”。

明朝以后，中國長時間實施海禁政策，而柬埔寨吳哥王朝亦走向衰落，香藥貿易較以前有所萎縮，但雙方的民間貿易仍然沒有斷絕。而從更為長遠的影響來看，香藥貿易對于雙方醫學事業進步所產生的的推動作用則在兩國國內日益發展，時至今日仍然對本國的醫療知識有著重要的借鑒作用。

自古以來，經濟貿易就是社會文化傳播的重要載體，而不論是來自西域絲綢之路的粟特吐火羅商人，還是來自海上的真臘吳哥海商，都將發端于南亞次大陸的佛教印度教文化傳播到了中國，從南北兩條線路繪制了佛教文化傳入中的歷史地圖。而對柬埔寨而言，同中國的交流與貿易極大地推動了文明發展的進程，并對其社會風俗乃至思想文化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正如上文所述，兩國最早的互動交流產生于三國時期，掌握東南沿海及交廣二州的吳國向扶南派出使節。《梁書》卷五十四載:“吳時,遣中郎康泰、宣化從事朱應使于尋(即扶南王范尋國,國人猶裸,唯婦人著貫頭。泰、應謂曰：‘國中實佳,但人裘露可怪耳’。尋始令國內男子著橫幅。橫幅,今干繩也。大家乃截錦為之,貧者乃用布”。根據上述記載可知，正是基于中國使節的建議，扶南國王才下令國內人民著衣，從而擺脫了衣不蔽體的生活習慣。除了在生活習俗上受到中國的影響，古代柬埔寨的計時歷法也采取了中國的習慣，依據《真臘風土記》的記載，直到13世紀末，柬埔寨仍然采用中國的秦漢歷法，以每年的10月作為一年的開始。其中還記載了“十二生肖亦與中國同”，[26]可以說中柬兩國在社會風俗的諸多習慣上都保持著相當的融合性。

除了對現實生活的影響，中國重視史書撰寫的傳統也為柬埔寨研究自身早期歷史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和珍貴信息。實際上，基于柬埔寨自身文明發展進程和當地自然條件的限制，直到公元6世紀左右柬埔寨才擁有記錄自身歷史的史料且都是數量極其稀少的碑文材料。更為嚴峻的問題是，除中國外周邊各國均面臨不同程度的這類問題。因而中國便成為了柬埔寨研究自身早期歷史的重要基地據不完全統計，近二十萬字，書目達一百二、三十種，被外國學者譽為“無價之寶”。特別是關于扶南的記載，“中國史書因而幾乎是唯一的歷史資料”。[27]通過中國史料的分析和總結，整個柬埔寨國家歷史才得到了較為完整的展現。而就這些史料而言，既包括了古代官方撰寫的列傳書志，又有通過海上貿易總結的民間經驗見聞。對柬方歷史的記載具備相當的客觀性和可對比性。在解讀自身歷史，認識國家發展脈絡的問題上，中國可以說是柬埔寨在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合作伙伴和資料庫。

回溯中國歷史，亦能發現柬埔寨對于古代中國文化發展的積極影響。最早在官方朝貢活動中，扶南國向三國東吳政權進貢一批“樂工”，從此以后，柬埔寨扶南音樂便成為了中央王朝的官方音樂之一。直到元朝，這種“樂工”進貢仍然在進行。中央王朝亦設置了專門的機構來管理和演奏扶南音樂，東吳設有“扶南樂署”，隋唐置有扶南樂，與著名的天竺樂、驟國樂并列。[28]除音樂之外，來自柬埔寨的佛教高僧對于中國佛教的傳播和發展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南朝梁是中國古代推動佛教發展的幾個重要時期之一，南朝梁武帝本人也篤信佛教到了近乎病態的程度，以至于數次出家為僧，對佛教的發展也采取了相當鼓勵的態度。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柬埔寨的數位佛教高僧隨著朝貢活動的船舶來到中國，梁朝為接待僧眾，設立了扶南館作為譯經道場。其中僧伽婆羅與曼陀羅為梁朝譯經前后共十三年,翻譯《阿育王經》、《文殊師利般波羅密經》等十多部;須菩提為陳朝翻譯了《大乘寶云經》;受扶南委托的印度高僧諦不但譯經近三百卷,而且培養了不少佛門弟子。[29]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時期，中國南北朝各自都對佛教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來自扶南的南朝僧眾與北朝以鳩摩羅什為代表的西域僧眾共同將南亞的佛教文化以適應中國本土文化傳統的形式輸入中國，為中國漢傳佛教的形成和各個本土教派的產生提供了大量的宗教文本和哲學經典。隨著唐朝以后中國三教合一趨勢的發展，來自柬埔寨扶南的佛教文化已經深刻的融入到古代中國的思想主流和文化風俗中了。時至今日，佛教文化所帶來的思想文化仍然影響著數量眾多的中國民眾，對于佛教文化的交流亦是中柬兩國合作交往的重要內容。2016年10月11日至14日，應柬中友好協會的邀請，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海南省佛教協會會長、南海佛學院院長印順大和尚一行，前往柬埔寨進行了為期四天的友好交流訪問。應柬方提出的派駐學僧赴中國深造的提議，印順大和尚決定，將向柬方每年提供60個留學名額，資助他們前往南海佛學院學習深造。可以看見，在當今全球化、現代化的背景下，中柬兩國通過共同的佛教聯系，追溯友好的交往歷史和宗教情感，正在建立著更為廣泛而特殊的合作關系。

從商業貿易到技術傳播，亦或是宗教文化的長期交流融合，在這其中兩國人民所起的決定性作用不言而喻。而自宋元時代兩國民間貿易達到鼎盛，雙方的商人便開始直接出現在對方的國家進行各種經濟活動。而隨著對雙方的了解深入到底層平民，相互之間的文化包容和文化認同得以建立，人口的直接遷移便具備了可能性。而隨著本國國內狀況的變化，這種遷移也得到了極大的推動。

由于中國長久以來安土重遷的傳統思想，對于海外移民的關注往往并不積極。而與此相反，古代柬埔寨國家十分重視管理來自中國的移民。已知最早記述中國在柬移民的文獻是南宋人陳元靚的《事林廣記》。該書《真臘國》條寫道:“蕃殺害唐人,即以蕃法償死。如唐人殺蕃至死,即重罰金。如無金,則賣身取金贖”。[30]從上述記載可以發現，中國移民已經在柬埔寨真臘居住了較長時間，加上法律條款中對貧富華人進行了劃分，實際上說明這些移民已經長期居住在柬埔寨而非季節性轉運的商人。《真臘風土記》的《異事》記載了“浙江溫州人薛氏在真臘居住三十五年”說明最遲在宋代，來自中國的移民已經在柬埔寨達到了相當的數量。而元代的民族政策及發達的海上貿易也在促使著東南沿海的中國居民遷移到東南亞。到了明清兩朝，海禁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更是迫使大批中國沿海居民遷往柬埔寨定居。據1609 年一位葡萄牙探險家觀察，當時金邊的2萬人口中，有3000人是華人。[31]《東西洋考》記載,明朝時柬埔寨的籬木洲“是華人客籬處”、“熟地華人自為戎首”，說明在這一時期，柬埔寨當地已形成華人聚落并自發組織了內部管理。到了19世紀末的晚清，柬埔寨華僑的估計數為十三萬，占該國總人口的9.7%，[32]華人事實上已經成為柬埔寨相當重要的族群。這些陸續到來的華人移民為當地的建設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不僅為當地提供了大量來自中國的海貿商品，更是建立起服務于當地社會的商業網絡，融入到了當地人民的生活中。論及當今，經歷了諸多近現代變化的柬埔寨華人群體仍然是中柬兩國建立密切經貿關系的重要中介，并將繼續服務于中柬兩國的和平交往事業。

四、崢嶸回憶：反抗早期殖民侵略

中柬兩國作為典型東方文明特色的國家，在近代都曾遭受來自西方各國的殖民侵略。中國自1840年鴉片戰爭后便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而柬埔寨在1863年被法國占領成為法屬印度支那的殖民地。但需要指出的是，這兩次歷史事件僅僅是兩國抵抗失敗的開始。自16世紀大航海時代全面到來，葡萄牙、西班牙和尼德蘭等早期殖民國家已開始陸續來到東南亞及中國南海并對當地的眾多國家發動試探性的殖民進攻。在這一歷史時期，中柬兩國都對西方的殖民入侵進行了有力的反擊，捍衛國家獨立和民族尊嚴。這些抵抗活動一度迫使西方殖民者在東亞及東南亞地區的殖民侵略活動得到有力遏制。這段艱難的抵抗史不僅深刻地揭露出中柬兩國在近代以來共同肩負的反抗殖民侵略的歷史責任，更是兩國需要合作發展，抵制西方新殖民主義的歷史性證據。

隨著西葡兩國于1493年劃定“教皇子午線”及1529年的調整完成。整個東南亞地區除菲律賓外基本被劃入了葡萄牙的殖民范圍。但基于葡萄牙國小軍弱的現實，其侵略活動還只是停留在貿易偵查階段。最早在1555年，來自葡萄牙的傳教士便抵達柬埔寨，隨后陸續有葡國商人來到當地經營貿易。幾乎在同一時間，葡萄牙也開始活動于中國東南沿海并于1557年取得在澳門的居住權。總的來說，這一時期葡萄牙的傳教士及商人迫于中柬兩國政權的強大實力，基本上還只是在商業領域進行活動。

直到1578年的葡萄牙與摩洛哥爆發“三王之戰”后，西班牙逐步控制了葡萄牙及其殖民據點逐步達到其殖民活動的巔峰。從這一時期開始，西班牙開始以1571年征服的菲律賓群島為跳板，不斷入侵東南亞各國，中柬兩國的殖民抵抗從這一時期便開始進行了。相較于葡萄牙的謹慎態度，征服了美洲三大文明的西班牙冒險者顯然更加具有侵略性，而暹羅、柬埔寨諸王公的政治斗爭在這一時期給了西班牙殖民者介入的絕好時機。1596年，西班牙人支持的王公薩塔一世和包括華人商團在內的東南亞商團支持的阿納卡帕蘭爭奪柬埔寨的統治權，期間雙方互有勝負，西班牙殖民者為泄憤而焚毀柬埔寨首都隆維克城。到1598年，炎熱的氣候及柬埔寨軍隊的游擊襲擾使得西班牙人損失慘重。更為致命的打擊來自馬來亞與華人商團，為了對抗西班牙殖民據點，各個東方商團紛紛更改貿易路線孤立西班牙據點。日漸難以為繼的西班牙人最終在1599年后終止了對柬埔寨的軍事入侵。[33]柬埔寨國家在東南亞及華人商團的幫助下取得了抵抗西班牙殖民入侵的最終勝利。在東南亞慘遭失敗的西班牙人轉而入侵中國臺灣島，并與1626年在該島北部建立滬尾雞籠長官轄區，此時明王朝已深陷東北戰局無暇顧及，不過這些殖民據點不久便于1642年被尼德蘭人取代。總的來看，西班牙人可以說是西方殖民國家武裝入侵東南亞及中國南海的肇始，尤其是在柬埔寨，當地混亂的政局險些使柬埔寨遭受殖民統治，而柬埔寨的開明統治者與包括華人在內的各商人團體通力合作，給予了西班牙殖民者以沉重的打擊，維護了柬埔寨國家獨立和民族尊嚴。而從中柬雙方的交往來看，兩國及兩國人民長期以來互幫互助合作繁榮的光榮歷史成為了抗擊西班牙入侵的重要經濟和情感紐帶。然而世界局勢變動所帶來的挑戰遠不止于此，新的殖民侵略還在醞釀之中。

隨著西班牙在三十年戰爭中慘敗，尼德蘭徹底取代了西班牙海上霸主的地位，新興的尼德蘭也成為東南亞殖民侵略新的策源地。17世紀中葉，尼德蘭人開始全方位拓展其在東亞及東南亞的勢力范圍，向北同日本德川幕府建立了貿易壟斷權，入侵中國臺灣島并殖民當地少數民族，向東則入侵印尼群島并通過荷屬東印度公司在當地進行殖民統治，而對于控制東南亞重要貿易節點的柬埔寨，尼德蘭亦是悍然展開武裝侵略。作為全球化所帶來的影響，此時的中國南海與東南亞已是擁有共同的時代命運。實際上，尼德蘭在在整個東亞及東南亞地區的侵略行為已經招致了各當地民族的反感。柬埔寨當地的日本、馬來亞和中國商團都察覺到了尼德蘭人的侵略意圖，并積極同柬埔寨政府合作，抵制尼德蘭人的入侵。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尼德蘭人同當地各商團之間的矛盾并非簡單的商業沖突。長久以來，東方各本地商團在商業上相互競爭，但都尊重當地的風俗習慣和政治制度，參與到當地的各項社會建設中，實際上早已是當地社會的一份子，在與柬埔寨政府建立了融洽關系的同時與當地的柬埔寨人民擁有著文化上與政治上的認同感和包容感。尼德蘭的目的則絕非如此，在政治上尋求征服柬埔寨國家建立殖民政權，重演其在印度尼西亞的殖民活動。經濟上，以武力相威脅進行不平等貿易，而這種全然不顧商業規則的行為使得同樣來自西方的葡萄牙人也難以忍受并轉而同柬埔寨本土力量合作抵抗尼德蘭的侵略。而在宗教文化上，尼德蘭人全然不顧當地悠久的佛教傳統和新興的伊斯蘭教力量，向當地不斷派出傳教士，激怒柬埔寨的社會各階層，不論是親近佛教文化的中日商團與柬埔寨本土人民、還是信奉伊斯蘭教的馬來亞商團都在積極進行著聯合反對尼德蘭的活動。一場反擊尼德蘭人殖民入侵，捍衛柬埔寨社會各階層利益的戰爭已是箭在弦上了。

1643年，柬埔寨國王拉瑪提巴迪一世（易卜拉欣一世）在柬埔寨各階層的支持下對尼德蘭殖民者發起戰爭。柬埔寨軍隊先是攻克尼德蘭在烏東的武裝貿易站，后又擊殺數百名尼德蘭從海上登陸的士兵并摧毀其武裝商船。最終巴達維亞的殖民地總部感到得不償失，放棄了對柬埔寨進行更大規模的入侵，這場反擊殖民入侵的戰爭在柬埔寨政府的帶領下取得了勝利，史稱“柬荷戰爭”。[34]在這之后，由于尼德蘭殖民者對于臺灣島的漢族及少數民族進行了殘酷的壓迫，反抗運動此起彼伏。1661年，鄭成功開始籌劃收復臺灣并于次年擊敗尼德蘭殖民者，收復了臺灣島。經過這兩場反殖民斗爭，尼德蘭在東亞及東南亞的殖民侵略受到了強力的抵制，轉而開始深入侵略印度尼西亞群島，并在后來的兩個世紀逐步控制了整個印度尼西亞。而對于柬埔寨和中國來說，這兩場反殖民斗爭的勝利為國家和人民贏得了此后一個世紀的安全時期，直到以英法為代表的工業國家所進行的再次到來。中柬人民在未來的工業化時代還要進行更為艱苦卓絕的反殖民斗爭，并艱難推動本國的現代化進程，而熟知兩國交往歷史的人都應當知道，中柬兩國的團結合作，爭取國家民族獨立的斗爭還遠沒有結束，其中還擁有著另一段崢嶸的歷史。甚至可以說，時至今日，仍然任重道遠。

從公元前的最初接觸到公元1世紀的國家往來，從公元10世紀的繁榮貿易到17世紀的反抗殖民。中柬兩國創造了長達1700年的交往歷史，官方的朝貢往來從政治上見證了兩個政權的相互認同，民間的海上貿易從經濟上造就了多種物產的廣泛交換。佛教文明的傳播為兩國奠定了相互理解的哲學基礎，生活習俗的共通為人民提供了相互包容的現實條件。瓷器生產不再是中國獨享的技術壁壘，香藥治療也并非柬埔寨的國家秘密。自宋代以后，無數的中國居民遷往柬埔寨定居，逐漸融入當地，成為了柬埔寨國家不可缺少的社會群體。中柬兩國的交往從最早的官方往來，到后來的民間互市，最后演變為人民的遷移定居。兩國的合作互信不言而喻，悠久的歷史友誼不僅成為了在當今多元的國際社會中建立政治互信、實現經濟合作、加強文化交流的寶貴財富，更是兩國抵制外來勢力挑撥分歧，誹謗信譽的有力武器。政權的相互信賴和民眾的友好往來是中柬兩國長期以來的緊握的兩只手。

自19世紀之后，西方的殖民侵略勢力日益強大，中柬兩國尋求自身復興，團結歷史友邦的重任，共同抵抗侵略的歷史重擔已在肩頭。在后來的3個風云變幻的世紀，中柬兩國政府及兩國人民面臨西方的侵略，自身的革新，又開啟了另一段波瀾壯闊的歷史征程。新中國成立后，大力支持柬埔寨人民掙脫法國殖民統治、爭取獨立，收獲了柬埔寨人民和高層的好感。1953年柬埔寨獨立，并在1954年就與新中國建交，從那以后，中柬關系發展迅猛，單單是50-60年代，西哈努克就曾訪華六次，70-80年代更是長期在中國居住，中柬之間也簽訂了一系列友好合作條約。盡管柬埔寨保守派在美國的撐腰和壯膽下曾對西哈努克威逼利誘，甚至發動政變罷黜了他，但西哈努克國王始終堅持推行對華友好政策。朗諾政權帶來的雙邊關系惡化只是中柬兩國千年交往長河中的短短一瞬，其垮臺后，西哈努克重新登基，中柬關系重新恢復正常，互訪和交往再度密切，并且在2010年起建立全面戰略合作伙伴關系，而柬埔寨也在中國事無巨細的全方位援助下，重建家園，蓄勢待發。中國一直以來對于任何國家都平等相待，樹立了國家之間相處的國際典范，中國對柬埔寨也不例外，所以是真正的親密的兄弟關系。重新煥發生機的中柬友誼堅強而有力、純粹而牢固，在兩國的高層和民間都已經生根發芽，萬古長青是注定的必然，也是任何勢力都難以撼動的。

透過歷史回溯，在國家利益與國家建設的核心問題上，中柬雙方所展現的長期友誼，遠比某些西方國家所設想的陰謀論與資本入侵要深刻得多。雖然各國大都有著自身獨特的歷史文化傳統和地理物質差異。但國家的發展歸根結底要靠頂層的共同價值、中層的國家組織和基層的人民意志共同發揮作用。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同為東方國家，同為深受儒家文化和佛教思想影響的中柬兩國長久以來都擁有著睦鄰友好、團結共贏的思想價值。儒家的兼濟天下、佛教的普度眾生都在兩國的核心價值觀的形成中起到了基礎要素的作用。來自精神層面的認同既是兩國長久以來文化技術交流的思想基礎，又是當前兩國背靠背共同抗擊疫情的精神支柱。自唐宋以來，儒佛文化便已經融合發展，也是這一時期，中柬兩國的友好交往邁入了繁榮時期。自此之后，兩國文化既相互融合又各有所長，既是“君子和而不同”又是“佛面萬相”。中柬兩國的長期友誼即是東方和諧文化的最好展示，中國對柬埔寨抗擊疫情的無私援助和兩國的相互認同則正是東方的儒佛兩股文化相互融合，和諧共存的具體表現。

具體到國家組織層面，長久以來的制度性借鑒深刻影響的柬埔寨的歷史發展。疫情當前，儒佛文化國家普遍展現出遠強于西方國家的國家組織能力。既是長期以來重視制度建設的文化傳統所致，也是中柬兩國將人民視作國家治理根本的表現。對兩國政府相互支持的立場，某些西方國家妄加揣測甚至廣散誹言，“重金收買”、“強權逼迫”皆是其常見說辭，既暴露了其對東方儒佛文化環境的無知也反映了其自身外強中干“同盟關系”到底是以何為基礎才得以建立。對中國而言，張騫鑿空通月氏，文成入藏聯唐蕃；鄭和九下西洋，萬歷兩救朝鮮。既然作為世界性的大國，自然應當扶危濟困，彰顯正道，捍衛主權，維護統一。此之謂，儒家大居正、大一統也。摩訶薩埵以身飼虎，釋迦牟尼割肉喂鷹，佛教之國連飛禽走獸尚且懷有慈悲之心，遑論一國人民的生命。柬埔寨政府力求拯救人民的生命安全，尋求同中國合作抗擊疫情。佛教講護法先護念，如果為了重金，迫于強權而委身他國，又如何能除業向佛？儒家大有為而治世，佛家大無為而治心。一張一弛，皆是人間正道。立國以正，方能濟世安民。中柬兩國的友好交流與合作，正是天下大道。

民為國家之本，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推動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來自中柬兩國人民的意志是兩國能夠保持長期友誼的根本所在。從兩千年前兩個國家的最早接觸也是兩國人民的接觸。他們從出生的屬相到年歲的記錄，從衣食的進步到器物的技術，早已實現了共享。政治治理的認同造就了悠久朝貢體制，地理物質的差異引發了繁榮的海上貿易。于是中國的正史史書上也有了柬埔寨的記載，于是也有了《真臘風土記》上對在柬華人的描述。是人民創造了兩個悠久的自主國家，一部繁榮的交往歷史。同樣是在這兩個國家里，來自歐洲第一個近代共和國的威脅，卻讓中國備受凌辱，柬埔寨國家傾覆；以槍炮威脅，以資本剝削。如今的兩國人民倒要問上一句：誰才是人間正義所在？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蜜。口蜜腹劍最是小人行徑。中柬兩國人民長期真誠以待，在一帶一路、抗擊疫情、RCEP等多框架下開展廣泛合作，在派遣留學生、經濟投資、佛教文化交流等多維度中實現互進共贏。友誼與成果由人民來建設，也必將由兩國人民來捍衛。

從前的西方諸國，在海岸邊架起幾座大炮便能征服一個國家，卻如水面蚍蜉朝誕夕亡。而今日薄西山，卻仍要對兩國友誼惡言相向，不過冢中枯骨雨打風吹。如今中柬兩國正在逐步走出疫情，國家發展正在邁入新的時期。兩國也將在中國——RCEP的合作框架下迎來新的合作。試看當今之世界，當是誰家之天下？答案如今早已不甚明了，自當是正義與人民的天下。

注釋：
①扶南為我國古籍所記載的公元1世紀至公元7世紀印度支那半島（中南半島）的古國，其領土約包括今柬埔寨，以及老撾南部，越南南部、泰國東南部一帶，最盛時達泰國西部和馬來半島南端。一般認為扶南即高棉語bnam，現代語phonm的音譯，義為山岳。一說其純屬漢稱，乃“扶我南邦”之意。
②真臘又稱占臘，系我國史籍對7至17世紀印度支那半島（中南半島）高棉族所建王國的通稱。該國原為扶南的北方屬國，位于今柬埔寨北部和老撾南部一帶。6世紀崛起，7世紀取代扶南成為中南半島南部的地區性大國，其領土包括今柬埔寨、老撾、以及越南南部，鼎盛時西與緬甸接壤。8世紀初分裂為水真臘和陸真臘兩部，9世紀復歸統一。
③柬埔寨鼎盛時期王朝名稱，約在9世紀初為高棉族建立，原先信奉印度教，后改信大乘佛教。占有今柬埔寨全部、泰國及老撾大部、越南南部，為東南亞歷史上最為強盛的國家。后由于泰族入侵，于1431年避遷金邊，改稱金邊王朝并存續至現代。
④室利佛逝為我國唐代古籍中記載的南海大國，其都城位于蘇門答臘島的巨港一帶，全盛時期據有蘇門答臘島全境，東至爪哇、加里曼丹，北至馬來半島，控制整個馬六甲海峽的交通要道。唐代以后，其名在我國古籍中消失，或被“三佛齊”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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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同上

（作者：秦博，昆侖策研究院研究員，博士后、博士，電子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國別與區域研究方向碩士生導師；刁涵，電子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翻譯專業文學學士。來源：昆侖策網【原創】國內首發，原文載于“柬華日報”，有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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