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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深圳故事，讀懂中國奇跡。

40年間，深圳從一個南國小縣，發展成為亞洲前五名的國際化特大城市，創造了世界城市發展史的奇跡。

1994年10月下旬，中央政治局決定調我到深圳工作。當年11月5日，我南下深圳，由化工部副部長轉身成為一名深圳人。1995年，深圳市委、市政府提出了“第二次創業”。

回顧5年半的探索與實踐，我從親歷者的角度講述深圳經濟特區的拓荒牛精神、創新進取精神。

5年市長任期，不短也不長，身為一任市長，我很幸運也感到自豪。在黨中央、廣東省委領導下，我們這一屆市委、市政府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成功地推動深圳經濟轉型；以先行者的姿態敢闖敢試，繼續深化改革，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增創體制機制新優勢；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實現了兩個文明建設協調發展。深圳讓全國刮目相看，其經濟社會發展成就令世界矚目。在以改革創新為動力，高速度、高效率、高質量發展的背后，有很多鮮為人知的故事?；谖以?年半工作期間留下的26本工作筆記、講話和會議紀要等珍貴資料，我完成了《我在深圳當市長》這本書，再現了深圳的那段歷史。為深圳未來的改革創新鼓勁，以史為鑒，創造出更大的輝煌，正是我撰寫這本書的初心。

那些年，中央領導到深圳調研時，多數會到華為公司考察，我幾乎每次都會陪同。所以，那些年我與任正非每年都能見上幾面，但我們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從我1994 年到深圳任職，直到2005年8月我從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的崗位上退休，任正非從未到過我家串門，從未送過我任何禮物。我和任總之間只有工作上的往來。“長達11年的時間，我沒吃過任正非一頓飯，任正非也從來不搞這一套，我們之間的交情真是君子之交，他一心一意想把企業做大，給民族爭光，我們也一心想把他扶持大了。”

我退休后，于2006年籌建中國中小企業協會。2007年6月我到美國考察期間，會見了時任美國參議員克里先生（后來擔任奧巴馬總統的國務卿）、格林伯格先生、世界銀行前行長、貝爾斯通投資銀行總裁以及多位經濟界人士。

一天上午，有人敲我酒店房間的門，一開門，竟是任正非。

“怎么是你？”我很意外。

“我來請你吃飯。”

“這太夸張了，這頓飯太貴了！”

“這就是我任正非。你在領導崗位 11年的時間，我們公司一頓飯也沒請過你。但是華為公司的人是懂得感恩的，你是我們的恩人，你現在退休了，我請你吃飯，表達我們的感激之情。”

我說：“那也別讓你白來。明天上午我拜會格林伯格先生，你有時間就一起去。”

格林伯格在美國是家喻戶曉的人物，前友邦保險集團總裁。正是在他任職期間，友邦保險資產從100億美元增加到1000億美元。

第二天上午，我們一行人去拜會格林伯格先生。

事先向他介紹了我，所以見到我時他很熱情。談了一會兒，我介紹任正非給他認識。這老頭兒以前沒聽說過華為公司，所以我介紹任正非時，他端坐在椅子上，根本沒站起來。

他問任正非：“華為公司是做什么的？多大規模？”

任正非說：“華為公司是通信設備制造企業，公司現有8萬員工，有2.5萬件發明專利。”

格林伯格聽到這里，像椅子上裝了彈簧一樣，一下子“彈”了起來，和任正非握手，并說：“我一定去華為公司看看！”

三個月之后，格林伯格先生真的到中國來，考察了華為公司。

……

在深圳5年半的工作時間里，還有許多珍貴的記憶。比如換屆之時，為選一個理想的副市長，搭建一個強有力的政府班子，最終驚動了國務院領導同志；“8·10”事件后，深圳重啟證券市場的那些人和事；歷經7年，蓮花山頂廣場豎起了小平同志銅像；點點滴滴，都令我無法忘懷。

【李子彬（資料圖）】

《我在深圳當市長》是李子彬同志于1995-2000年任職深圳市長期間的工作回憶錄和經驗總結。該書用講故事的形式，記述了當年深圳改革發展的一系列重大決策和實踐，再現了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雖然是紀實性的回憶錄，但寫得生動鮮活，讀來趣味盎然?，F摘錄書中部分段落以饗讀者。

我在深圳當市長

李子彬

1994年11月5日，我從北京到深圳報到。從機場到迎賓館的路上，馬路兩側一座座廠房鱗次櫛比，一棟棟高樓拔地而起，到處是熱火朝天的工地。11月的北方早已秋風蕭瑟，但這里的一切都像夏天一樣煥發著蓬勃的生機，林木蔥蘢，鮮花盛開。

深圳，曾經對我十分遙遠。如今，我已踏上這片熱土，成為其中的一員。

01

深入調研50天，拿出理政思路

從化工部副部長到深圳市委副書記、副市長、市長，級別沒有變化，面對的卻是新的工作、新的挑戰，需要更加努力地學習、工作，擔負更重的責任。

到深圳上班后，前50天，我基本上按照中央領導指示，集中力量進行調研，了解情況，熟悉干部。除了參加市委常委會議、市政府常務會議以外，我很少應酬。哪怕中央領導、外省市領導來，一般都是市里其他領導去陪同。

我用近兩個月時間，到龍崗、寶安、羅湖、福田、南山5個區，市政府30多個部門，以及重點單位，如鹽田港、深圳機場、大亞灣核電站等單位，進行深入調研，了解情況，熟悉干部。

深圳經濟特區成立以來，在黨中央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導下，在廣東省委、省政府的領導支持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

從1990年與1994年的幾個重要經濟指標的對比就可見一斑。國內生產總值從144.82億元增加到560億元，年均增長31.7%；出口貿易總額從29.96億美元增加到183.09億美元，年均增長26.9%，出口額自1993年起居全國大中城市之首；地方預算內財政收入由21.1億元增加到74.4億元，年均增長44.8%；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由66.76億元增加到221.14億元，年均增長34.9%；全市工業全員勞動生產率由1.22萬元提高到3.57萬元；工業經濟效益綜合指數由108.3上升到145.1，高出全國48個百分點。

但是，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深圳也面臨一些新情況、新問題，有些問題還相當突出。

第一個問題是，隨著全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經濟特區實施的優惠政策，除了所得稅的稅率繼續保持15%外，其余的優惠政策，或者已經成為全國的普惠政策，或者已經逐步被取消。因此，經濟特區的政策優勢逐步在消失。

中央領導找我談話時都講到了這一點。“你是從北京去的，要引導好深圳的領導干部平順轉彎。但是你講話要有藝術，拿捏得準，不要讓他們感覺你跟他們唱另外一個調。”來到深圳之后，確實聽到不少干部議論這件事，“沒有優惠政策，搞什么經濟特區？”“經濟特區到底‘特’在哪里？”

中央認為在深圳經濟特區初創時期，給一些優惠政策是必要的，但是經過14年的建設，深圳已經發展起來了，這些特殊政策應該逐步取消。

第二個問題是，經濟結構的缺陷開始明顯暴露出來。

1994年之前兩年，深圳的工業發展速度開始有所下降。低到什么程度？已經低于全國平均工業增長水平。工業投資的比重，只占深圳市固定資產投資和社會總投資的百分之十幾，后勁乏力。產業結構升級比較慢，經濟特區成立之初，工業上唱主角的是“三來一補”加工貿易企業。它們曾經帶來了投資和就業，但基本上是勞動密集型企業。這種企業技術含量低、污染嚴重、安全隱患多。

所以我到深圳就任之前，人家說深圳“水深火熱”，幾乎每年都發生火災或者爆炸，主要指的就是這些“三來一補”加工貿易企業，說穿了，就是港臺投資的部分企業。日本、美國、歐洲的企業在深圳也有一些投資，但是他們的企業并沒有發生火災和爆炸。這主要是因為香港和臺灣的企業投資者實力不強，到深圳投資，在村里搞一個簡陋廠房，一樓二樓存放原料，三樓生產，四樓辦公，五樓作為員工宿舍。為了防盜，窗戶上又安裝了護欄，一樓二樓著火，四樓五樓的人就逃不出來。而且這種企業只給村里交很少的管理費，并不納稅。如果這種產業結構持續下去，深圳就絕無前途！

深圳一無礦產資源；二無現代工業基礎，成立經濟特區之前是純農業縣；三無自己辦的名牌大學和國家部委辦的研究院所。如果產業結構還以“三來一補”加工貿易為主，深圳就毫無競爭力了。

1993年深圳的國內生產總值只相當于香港的4%左右，財政收入是香港的4%左右，所以唯有盡快地調整優化深圳的產業結構，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才是深圳的未來所在、光明所在、前途所在。

房地產大量積壓，建成的樓房空置350多萬平方米，在建的面積還有近500萬平方米。建好的房子賣不出去，擠壓占用資金近400億元，成了經濟上的一個包袱。

股票市場低迷，1992年“8·10”事件之后兩年半的時間里，深圳證券交易所（以下簡稱深交所）每天交易量只有一兩億元，股票的價格已經跌到上市企業的固定資產凈值。股票市場如此低迷，不僅使得深圳各銀行的頭寸短缺，資本市場的低迷也使得金融業對產業結構調整的支撐能力不夠，同時也給深圳市的廣大股民在經濟上和精神上造成了很大壓力。

第三個問題是，機關作風亟待改進，工作效率亟待提高。經濟特區成立初期的那種高效率沒有了，機關干部干勁十足、工作夜以繼日、辦公大樓晚上燈火通明的火熱場景已經很少見。

據說，企業到政府部門辦事，都要拎一個大袋子，里面裝滿小禮品，遞交材料的同時送上小禮品，以求事情辦得順利、辦得快。少數政府工作人員的腐敗 和官僚主義，已經讓市民和企業感到厭惡。北京一些部委和其他一些省、市對此也有議論。這樣發展下去，勢必影響經濟建設和外商以及內地企業來深圳投資的熱情，甚至影響到黨和政府的形象。

第四個問題是，社會治安問題嚴重。市公安局報告，1994年1—10月，全市暴力犯罪案件2395起。其中殺人案件152起，平均2天發生1起，每次都得死一兩個人；搶劫案件1855起，平均1天發生6起；綁架勒索案件388起，平均1天1起；入室盜竊犯罪立案5704起，平均每天19起。公共場所的扒竊、小偷拎包、路面飛車搶劫現象嚴重，市公安局估計深圳的扒手有3000人左右。社會治安的狀況令深圳市民感到人身不安全，整天擔心家里被盜。因為社會治安問題，一些外商（主要是港臺商人）缺乏安全感而導致投資意愿受到影響。社會治安問題已經成為深圳市穩定和發展的重大障礙。

第五個問題是，城市的基礎設施不適應城市現代化的要求。路少、路窄，再加上城市交通管理水平不高，堵塞嚴重。那些年，軍隊可以辦企業，掛軍隊和武警部隊車牌的車闖紅燈、逆向行駛，可謂橫沖直撞，交通警察制止時還遭掌摑！城市排水不暢，羅湖區的小區幾次被大水淹及一樓窗臺。城市供水能力不足，偶有斷水現象。供電、通信問題日益突出。城市管理問題很多，市容市貌亂象叢生：供電線和電話線都是明線，密如蛛網懸在半空；小商小販亂擺攤，馬路邊上很多賣涼粉的、賣小吃的，洗碗水亂倒；電線桿上多見“專治性病”的小廣告，似乎深圳成了性病高發區。這些亂象嚴重影響市容市貌，與現代化城市建設格格不入。

面對上述問題，我不斷思考，研究解決的良策。我在化工部任副部長時分管基本建設、科研和教育工作，對當時國際科技發展水平、科技發展動態以及產業結構變革的態勢，有比較清楚的認識。到化工部工作之前，我還在遼寧省錦西市（1994年更名為葫蘆島市）擔任過領導工作。這些工作經歷和工作經驗，使我百慮終有一得。我也一直牢記來深圳前中央領導找我談話時的指示和囑咐，最后形成了我認為可行的工作思路，理清了施政重點。

02

向省委書記匯報

理政思路得到全面肯定

1995年1月1日，我根據在調研中了解到的情況和問題，以及對今后深圳市經濟社會發展應該開展的重點工作的思路，專程赴廣州向廣東省委書記匯報。我首先匯報了經過50天調查研究了解到的深圳市經濟發展、城市建設管理的現狀，以及存在的五方面的問題，接著匯報了針對這五方面問題所提出的對策以及今后施政的重點。

第一，加快調整優化深圳的產業結構，大力發展以信息技術產業、生物技術產業、新材料產業為重點的高新技術產業。努力提高深圳市的經濟質量和經濟效益，這是深圳今后發展的希望所在、形象所在、后勁所在。不把產業結構調整過來，不奠定現代的產業基礎，深圳今后就毫無優勢、毫無前途！

第二，整頓機關作風，轉變政府職能，增強服務意識，提高辦事效率，建設廉潔高效的政府。

第三，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兩手抓，兩手都要硬”。要大力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和城市環境的綜合治理，爭取兩年內實現基本好轉，為經濟發展和居民生活營造良好的環境。

第四，搞活深圳的房地產業。消化近900萬平方米的庫存，釋放出被擠壓占用的近400億元資金。

第五，啟動低迷的證券市場，搞活深圳的金融業。發揮資本市場和銀行業對深圳經濟發展、產業結構調整以及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支撐作用。同時，把廣大股民從被套牢的股市中解脫出來。

省委書記十分專注地聽我匯報。我談完之后，他開頭第一句話就說：“我對深圳的情況是了解一些的，但是像你這么清晰的分析和介紹，以前沒有過。”作為省委書記，他經常到深圳檢查指導工作，對深圳的情況何止是“了解一些”，這顯然是他的謙虛和講話藝術。

接著他又說：“你對今后工作的基本思路，雖然還沒開始實施，但是憑我多年的工作經歷，我認為肯定會取得很好的效果。我完全支持你的想法，大膽去做吧！”我從省委書記那里得到了非常堅決的支持！這五方面的工作思路，就成為未來5年我施政的重點內容。

書記在聽完我匯報后，叫來他的秘書，吩咐道：“請廣州市高祀仁書記、黎子流市長陪子彬同志在廣州市內轉轉，介紹一下廣州的情況。吃完晚飯再送子彬同志回深圳。”我心里感到很溫暖。作為一位省委書記，他在看人、待人、用人這方面有很高的修養。

1995年以后，隨著工作的陸續開展，我對深圳市屬、區屬國有企業存在的嚴重問題以及深圳市城市規劃、建設方面存在的問題，逐漸有了清晰的認識。在我任市長的5年時間里，市委、市政府還把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做優、做強、做大國有企業，全面修編城市總體規劃，以及加強城市建設、城市管理，作為全市改革與發展的重大任務，進行了艱苦、持續的努力。

03

選配副市長一波三折

1995年是深圳市級領導班子換屆年。這一年，深圳市開始了“第二次創業”，4月召開的市第二次黨代會確定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性城市的目標。實現特區建設事業的宏偉戰略目標，干部是決定因素，選配一個強干的市政府班子是我這個“班長”的當務之急。為物色一位理想的副市長人選，我多方努力，最后還驚動了國務院一位領導。

新一屆市政府領導職數為一正六副。選配怎樣的副市長搭班子？一是要德才兼備，二是其是分管工作領域的行家，三是要能獨當一面，這三個條件是我堅持的主要選人標準。

1995年3月，新一屆市政府6名副市長提名人選中已經確定了5個：李德成、王炬、何景煥、郭榮俊、袁汝穩，還缺一個分管財政、稅務、教育和聯系金融機構工作的副市長。我認為，為實現深圳市經濟快速、高質量的增長，必須有現代金融業的支持，所以這名副市長提名人選必須是金融界的行家、專家。我一直堅持自己的標準選人，如果物色不到理想的人選，即使空缺也不將就。

04

“挖”武捷思當副市長費周折

4月初，我開始物色這個副市長人選。我第一個想到的人選是馬明哲，時任平安保險公司董事長。我把馬明哲請到我的辦公室，給他講這個副市長分管財政、稅務、教育并聯系金融機構，講這項工作的重要性以及我為什么認為他是合適人選。

和馬明哲談了一個多小時。他覺得市領導對他很器重，但心里又定不下來如何選擇。我問他是否同意擔任這個職務，他說：“我要回家問問我媽。”看來這次談話讓他心里很緊張，我發現他穿的那件藍襯衫的整個后背都濕透了。

第二天早上8點鐘，馬明哲來到我的辦公室告訴我：“我媽說，副市長的工作，各方面協調量很大，你嘴笨，干不了，你把平安保險公司干好，就很不錯了。”我問：“你愛人什么意見？”他說：“她也不同意。”就這樣，因為家人不同意，馬明哲婉拒了我。

我繼續在金融界物色合適的副市長人選。后來我找到了武捷思，當時的中國工商銀行深圳分行行長。跟他接觸過的人都說他業務水平高，領導能力強。

我把武捷思請到我的辦公室，開門見山說明了我的想法。我希望有一位金融方面的專家分管財政、稅務工作，聯系全市金融機構，而且希望他同時分管全市教育工作。之前，深圳的財政、教育工作由不同的副市長分管，人大代表普遍反映深圳的教育投入不足。新一屆市政府班子的分工，我想改變一下：誰管財政，就讓誰管教育。由分管財政的副市長同時分管教育工作，他就會更加重視全社會以及財政性教育投入，更好地促進教育事業蓬勃發展。

“我可以考慮來，但不一定能來得了，因為總行黨組會議已經決定讓我當總行副行長。”武捷思向我透露了中國工商銀行總行黨組關于他的最新人事安排。

我跟他說：“你的總行副行長級別跟深圳副市長級別一樣，都是正局級。我沒有貶低銀行的人的意思，但實事求是地說，深圳市副市長的工作量比你在工商銀行總行當副行長的工作量大很多，接觸的工作面更寬，接觸的人更多，工作難度更大，也更具挑戰性。”

“如果總行批準，我就留在深圳。”

武捷思的表態讓我看到了希望。我開始做中國工商銀行總行領導的工作，給總行行長張肖打電話。

“張行長，您好！我是深圳市政府的李子彬。”

“子彬市長，我知道中央派你去了深圳，那是改革開放的前沿，要努力工作。”

“張行長您得幫忙，我有困難，想請您支持一下。”

“你說吧，要貸款、要額度，我都支持你！”

“銀行貸款肯定需要您支持，但是眼下最著急的是找您要個人。我想讓武捷思擔任深圳市負責財政、教育、金融的副市長。”

“子彬啊，啥事都行，就這事不行。武捷思到總行當副行長這事總行黨組已經開會通過了，報告已送到中組部，這事改不了了。”

張肖行長的話把我頂回來了。

我看直接找中國工商銀行總行要人這條路走不通了，就趕緊給中組部部長張全景打電話，請他幫忙把武捷思給深圳要過來。張全景部長聽說武捷思是張肖行長的部下，就痛快地說“我可以聯系聯系”，從他的口氣我感覺他對這事挺樂觀的。

一個星期過去了，我沒有收到張部長的回信。我想也不能總催領導，所以又等了幾天。最后，我實在忍不住，又給張部長打了電話。

“子彬，不行啊，我聯系了張肖行長兩次，她都不開面。”我一聽張部長這個口氣不樂觀，就知道不行了。張部長告訴我，他和張肖同志比較熟悉，以為武捷思的事情找她說一下能行，結果沒想到張肖不開面，理由是武捷思的任命報告都報到了中組部。

雖然中國工商銀行總行不放武捷思，我已經碰了兩次釘子，但我還是不死心，最后，我決定求助于國務院一位領導。

在這位國務院領導的關懷下，深圳的這個副市長人選終于得以落實。我進一步感受到了中央對深圳工作的高度重視和大力支持，讓原來一波三折的“挖”武捷思一事變得柳暗花明。

提名武捷思為副市長人選一事雖然塵埃落定，但時間上還是沒有趕上1995年5月召開的深圳市二屆人大一次會議的換屆選舉大會。厲有為書記及市委常委堅定支持了我的想法，在市二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市政府的副市長人選暫空一個名額。1995年7月召開的深圳市二屆人大常委會第一次會議，任命武捷思為深圳市副市長。

05

武捷思深夜暗訪深圳大學

校園歌舞廳從此絕跡

在研究副市長分工時，我跟武捷思說“你分管財稅、金融，同時還要分管教育”，武捷思對此有點顧慮，說他從來沒有搞過教育。我跟他說，人大代表們一直反映教育經費不足，你管財政也管教育，這錢就應該能保證充足。你提出方案，我們通過就可以了。

武捷思做事情非常負責任，讓他分管教育，他很認真。

他兩次拉上我的秘書郭立民，跟誰都不打招呼，晚上12點跑到深圳大學暗訪。走進深圳大學校園，發現既有飯館也有歌舞廳。已是子夜時分，飯館還沒關門，歌舞廳還在營業！

第二次暗訪后的第二天，武捷思直接把深圳大學領導班子找來談話：“你們都啥良心啊？我昨天半夜12點來，校園里的飯館都不關門，好幾個歌舞廳都在營業。你們說說，如果把你自個兒的閨女、兒子送到這學校來，你們能放心嗎？立即整改，校園內飯館遷出去！歌舞廳關門！”飯館、歌舞廳從此在深圳大學校園內絕跡。

武捷思工作上手很快，做事很踏實，善于溝通商量又雷厲風行。事實證明這個人選對了。

我們這一屆政府的副市長在工作上都很勝任。1995年，全年召開市政府常務會35次，市長、副市長現場辦公會154次，政府黨組成員會4次。在政府黨組成員會上，我給各位副市長、秘書長布置工作。做了哪些、做到啥程度，到一定時間，大家碰碰頭。他們在落實過程中，要是遇到困難，或者他們沒想好怎么辦，或者辦不下去時再找我。我們這一屆政府班子辦事效率高，大家都很忙，但忙得都很開心，那真是一段美好的日子。

06

鎮和街道辦干部級別不降格

深圳市作為副省級城市，鎮、街道辦事處負責人級別是正處級，相當于內地的一縣之長。但在深圳的發展史上，此規格險些被降為副處級。這其中有一個至今鮮為人知的故事。

1996年9月9日，省委書記和一位副書記一起來到深圳，了解深圳市貫徹省委此前召開的市委書記座談會精神的進展、深圳市檢察院領導班子調整有關問題和深圳市關于機構編制管理等五項工作。

當時市委書記厲有為正在中央黨校學習，我負責向他們匯報。匯報工作將近結束時，省委書記對我說：“子彬同志，深圳是副省級市，書記、市長是副部級，副市長是正局級。你們的委辦局正職相當于國家的副局級。但是，你們的鎮黨委書記、鎮長和街道辦事處主任卻都是正處級，級別過高。按照副省級市的規格，他們應該降為副處級才合適。”

這一問題的提出，讓我感到十分突然，也感到事關重大。

我說：“書記，這個事情不小，影響很大，需要慎重考慮。特區外的寶安區、龍崗區各有10個下屬鎮，特區內的幾個區，每個區下設若干個街道辦事處。每一個鎮、每一個街道辦事處管理的人口十幾萬到幾十萬不等，企業的數量從幾千到近萬不等，工作量很大，任務十分繁重。我在遼寧省錦西市政府工作過，深圳市的街道辦事處主任和鎮黨委書記、鎮長，他們面對的工作非常復雜，對經濟發展所擔負的責任，甚至比內地一個縣委書記、縣長的責任還重。

所以，按照副處級的標準使用、管理這些干部，勢必影響他們的工作積極性。另外，按副處級標準招聘這一級干部，又不能勝任當前的工作。深圳市委會面臨許多難處，面臨許多問題。從全市的領導干部隊伍看，深圳也不差這幾十個正處級干部的職數，不一定非得把他們降為副處級。”

“我的意見還是別降格，保留原級別：原來是正處級的還是正處級，是副處級的還是副處級。”

省委書記聽后，覺得有道理，點頭同意：“子彬同志，你說的有道理，這些干部的級別就不降格了，就這么定了。”

省領導的表態和指示十分明確，沒有說“回去召開省委會議研究研究”之類的話，決策斷事干脆利落。

時間飛逝，這件事已經過去20多年了，我從來沒在市里的大會上說過，市委也沒有下發過相關文件。所以直到現在，鎮和街道辦事處的干部都還不知道有這么個故事。

時過境遷，回頭再看這件事，對深圳市這類干部的使用和管理，乃至對深圳市的工作，正面影響還是比較大的。省委書記來征求我的意見，說明省委很重視這個問題。事實證明，當年省委領導同意我的意見，做出不降格的決定是正確的。

（作者系深圳市原市長；來源：昆侖策網，轉編自“藍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