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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個概念是孟子提出的。所謂天爵，就是高尚的品德；所謂人爵，就是高級的官職。平頭百姓把當官的叫做大人，就是承認這類人的身份要比自己高貴。但是這個高貴是人為的，是少數(shù)當權者意志的產(chǎn)物，所以叫人爵。與此相反，有德者在社會上享有的崇高聲望，則不是靠上級下文任命，而是在百姓中自然形成的，所以叫天爵。簡而言之，百姓的心碑是天爵，官家的紗帽是人爵。

那么，天爵與人爵的關系又是怎樣的呢?孟子認為應當放到不同的時代中去考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孟子·告子章句上》）這就是說：在古代，天爵與人爵是統(tǒng)一的，只要品德修養(yǎng)得好，雖然無意于做官，堂皇的官冕也會自然而然地加在你頭上；在今天，天爵與人爵是分裂的，人們修養(yǎng)品德僅僅是為了制造一塊敲門磚，用它去敲開爵祿之門；一旦敲開這個門，便要丟開這塊磚。看得出，孟子是天爵與人爵的統(tǒng)一論者。不管對這位老夫子如何評價，我們畢竟還得承認他的這個干部理論的可取之處。

可取之處就在于，所謂天爵中包含著民本觀念。說白了就是，看一個人的品德怎樣，不能不看他對百姓的態(tài)度怎樣。當然，孟子不是格瓦拉主義者。他不否認“勞心者”與“勞力者”的差別，只是反對把這個差別無限制地拉大，反對“勞心者”成為不顧百姓死活的獨夫民賊。在他看來，領導可以愛財，但是也要讓百姓富足，而不能一人獨吞；領導可以修建游樂場所，但是要“與民偕樂”，而不能“獨樂”；領導可以喜歡流行歌曲，但是要“與眾樂樂”，而不能“與少樂樂”，更不能“獨樂樂”；領導可以好色，但是要“與百姓同之”，而不能搞得內有怨女、外有曠夫。由這樣的觀念出發(fā)，他認為，一個“庖有肥肉，廄有肥馬”而坐視“民有饑色，野有餓莩”的領導不是好領導，一個縱容富貴人家的豬狗吃掉窮苦百姓糧食的領導也不是好領導，而對于不好的領導，百姓們則不妨給點兒顏色看看。鄒國在與魯國的沖突中，有33個官吏喪生，而百姓則“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說起這件事，鄒穆公很是惱火，孟子卻說：“活該!誰叫你和你的下屬平日殘忍地對待百姓呢!你怎樣對待百姓，百姓就會怎樣對待你。這回，你的百姓算是找著報復的機會了。”正因為天爵中包含著這樣的觀念，所以百姓們肯定歡迎修得天爵的人上臺，而不喜歡只有人爵的人當?shù)馈?/span>

然而，在封建專制制度下，百姓的這個愿望是很難實現(xiàn)的。難就難在人爵的分配權不掌握在百姓手里，難就難在掌管人爵分配權的人有私欲而無監(jiān)督。倘若那是個顧及百姓又能對私欲有所節(jié)制的人(如周公旦)，他就會留意選用修得天爵的君子；倘若那是個雖私欲膨脹但又對百姓有所顧及的人(如武則天)，她就會既選用修得天爵的君子又選用缺少天爵的小人(各有各的用處)；倘若那是個私欲膨脹又昏天黑地的人，他就會只管人爵而不管天爵(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然而，不管上邊怎樣選用，百姓都只有被動接受的份兒。碰到好一些的呢，算你走運；碰到壞的呢，活該你倒霉。

“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領導選用什么樣的人，就會有什么樣的人趨之前之欲試之，因此上演出一場場一幕幕五花八門光怪陸離熱鬧非凡的官場活劇。孟子就曾蔑視地指出，有些人用以乞求升官發(fā)財(人爵)的行徑，能不讓他的妻妾引為羞恥而共同哭泣的，是很少見的。至于孟子以后，這種無恥更是日益擴大與深化。陪球、陪棋、陪票友的，治曲學、寫諛文、建生祠的，吮癰、嘗尿、做干兒的，送春藥、獻房術、充當男妓的……最為卑鄙的當是送上自己的老婆或女兒。北齊的“弄臣”徐之才回家，恰巧撞上朝霸和士開正在強暴其妻，于是急慌慌回避，一邊走一邊向和士開道歉說：“妨少年戲笑，妨少年戲笑……”結果以妻子的恥辱換回了宰相與西陽郡王兩頂桂冠。在這樣一種昏暗的天地中，即使是修得天爵的正派人，為了尋求報國之門，有時也不得不曲道應時。“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見《唐詩一萬首》[上]第431頁，花山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這就是詩圣杜甫壯年時代的痛苦!由此看來，在官場登龍術中，“修其天爵，以要人爵”的路數(shù)還不能說是最壞。即使那個天爵是敲門磚罷，你畢竟還得摸一摸這塊磚；即使是掛羊頭賣狗肉罷，你畢竟還得掛上這個羊頭。然則上述種種，卻是連那樣的磚或羊頭都不要的。

現(xiàn)代心理學有補償?shù)膭恿σ徽f。小人在極端扭曲自我之后，必然要最大限度地擴張自我。這些心理變態(tài)分子一旦上臺，在聚斂、施威、縱欲等方面的瘋狂，往往超出人們的想象，結果是百姓倍加遭殃。縱觀歷史，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天爵在人爵中的多寡，是衡量一個政權生命力的尺度。如果天爵在人爵中占據(jù)優(yōu)勢，這個政權就是一個健康的政權；如果天爵在人爵中處于劣勢，這個政權就是一個腐敗的政權；如果天爵在人爵中已經(jīng)微乎其微，這個政權的喪鐘便已經(jīng)敲響。宋徽宗時期，把持朝政的是蔡京、王黻、朱勔、高俅四大奸臣和童貫、梁師成、李彥三大宦官。其中，蔡京、王黻初始還算是“修其天爵，以要人爵”之類，其余五位則從鉆營的第一天起，便走在旁門左道上。像宗澤那樣修得天爵的正派人已經(jīng)極少，而且靠邊站。于是，生靈涂炭、民怨鼎沸，便有宋江、方臘等揭竿而起。這個政權盡管鎮(zhèn)壓了農(nóng)民起義，但是不久即被國外敵對勢力顛覆。宋徽宗這位喜歡吹拉彈唱的“風流天子”，也被從李師師的被窩里拉出，成了北國冰冷囚室的“昏德公”。

孟老夫子早就警告：“棄其天爵”，“終亦必亡而已矣”。（《孟子·告子章句上》）但是，聽的人有多少呢？

（作者：文從周；來源：紅色文化網(w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