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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一針見血地指出，“世界又一次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從取決于各國人民的抉擇”。但是，對世界未來走向做出抉擇的不僅僅是各國人民，世界上各種不同勢力都有他們自己的戰略抉擇。不同抉擇之間碰撞、激蕩，必然造成新變革，出現新局面。這就使得人們對未來前景充滿疑慮，未來世界究竟將會是什么樣子呢？

十字路口上人類所需要做出的抉擇不是唯一而是多項，其中十分迫切而又相當嚴峻的一個，就是要不要打造人類社會新秩序，這是一個重大的原則性問題。對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態度。

有人對此持肯定與歡迎的態度，持這種態度的主觀前提是，既有世界秩序需要改造與革新，有必要使之更加民主化、合理化，從而為人類社會發展提供更好的環境與條件；客觀前提是，一系列新興國家的成長壯大，一系列新興技術的發展普及，人類社會必然要煥發出新的面貌，必然要塑造出一個嶄新的世界秩序。

建立在這種認識與態度的基礎上，當今世界有很多國家以及很多人都致力于推動全球秩序的改造與革新，這種努力已經匯成一股強大的潮流。結合全球發展變化的客觀進程，主觀愿望與客觀需要這樣兩股潮流匯合在一起，此之謂“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但是，有人卻對上述變化的內涵與方向持否定和抗拒的態度。持這種的態度的主觀前提或者既定的邏輯是，世界必須由西方來領導，而西方則必須以美國為核心。簡單地說，西方領導世界，美國領導西方，這一信條已經成為霸權當局至高無上的法則。因為既有全球秩序主要是美國霸權主導下的世界秩序，因此，任何有關改造與革新現有秩序的說法，一概被霸權集團視為威脅，所有相關勢力也一概被貼上邪惡軸心的標簽。以霸權為核心，圍繞美國也匯聚起一股強大的勢力，這股勢力竭盡全力維護既有的等級世界，竭盡全力維護西方集團高踞等級世界的頂層位置。

因此，這股勢力也力圖改變和改造世界，他們也不是不要變化，而是只要他們所需、符合他們利益的變化，譬如顏色革命、北約擴張等，簡單地說，就是舊秩序的加強與深化。

從上述視角出發觀察全球，當今世界相當突出地存在兩股力量：一是守舊勢力，這股力量以霸權為核心，要維持和加強一個更加有利于霸權的全球秩序，為霸權進一步統治世界提供良好的環境與條件；二是變革力量，這股力量以新興國家為代表，他們渴望打造一個有利于新興國家的全球秩序，為自己的發展壯大提供良好的環境與條件。這兩種力量之外是不是還存在第三種或第四種力量，可能會有爭議，但即便存在，也無疑具有邊緣化的性質，其占比與份量都比較弱小。

上述兩種主要力量正在發生各種形式的碰撞，互相之間呈現強烈的排斥關系，彼此沒有兼容，也找不到什么最大公約數。一切所謂共存、共享以及包容的說法，都只是美好而善良的愿望，實際結果將完全悖離。也就是說，世界只有兩種前途，要么是新秩序取代舊秩序，要么是舊勢力壓倒新興力量，二者必居其一，這就是人類社會兩種前途、兩種命運的較量與搏斗。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那樣，“我們所處的是一個充滿挑戰的時代，也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時代”。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霸權全球秩序無法兼容，二者沒有共存發展的空間和可能性，彼此之間的激烈斗爭不可避免。

第二，動蕩之下的全球秩序

新舊秩序兩股力量、兩種前途的碰撞較量，推動世界局勢必然是四海翻騰、五洲震蕩，這將是今后相當一個時期內全球局勢的基本特征。所謂“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其內在動力就在這里，其外在表現則是各種形式的激烈之“變”。現在，很多人都熱衷于對今后的變化做預測評估，指望能像考試押題一樣有所命中，只要命中一二，就足以炫耀于世，足以佐證自己的先見之明了。

其實，四海翻騰、五洲震蕩之下所發生的各種“變”，一概都帶有極大的偶然性，如同地震一般難以準確預測，所謂的學術研究在這方面總體上無能為力，如果有誰不自量力一定要這樣干的話，就難免淪為瞎子算命式的把戲。因此，有關未來的全球秩序與戰略格局的演變，還是做一點宏觀與整體性的描述為好。

一是漸變與突變交織

所謂漸變，就是“量”的積累的過程，在全球秩序的概念下，具體表現為新興國家的發展壯大，這是一個漸變的過程，表現為“量”的積累。為此，人們經常看到的是，各種文獻都相當熱衷于談論新興國家的發展，熱衷于對比世界各地GDP的發展變化，由此來論證 “東升西降” ，也據此來闡述全球戰略重心的轉移。現在，全球戰略重心確實已然展現出明顯轉移的進程，但正如人們所看到的，實際上重心仍還停留在歐洲，或者說大西洋兩邊，從那個地方煥發出來的力量對全球局勢仍然具有支配作用，在那個地方發生的事態仍然具有全球性巨大的沖擊力，也就是說，仍然是歐洲局勢決定世界局勢。戰略重心的轉移只是進行時而不是完成時。至于這種轉移究竟什么時候才真正地迎來戰略性拐點，即亞太的局勢決定歐洲的局勢，決定全球局勢，現在誰都難以做出時間上的判斷。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美關系目前也仍然處在量變與漸變的戰略進程中，這是關乎全球戰略戰略局勢的一個重大戰略判斷。

所謂突變，就是在“質”的意義上的轉折性變化。在全球秩序的概念下，具體表現為國家間關系的破裂與顛覆，譬如因為俄烏軍事沖突而導致的俄烏兩國關系的完全破裂，俄羅斯與美西方關系的顛覆性變化等，這就是一種突變。表面上看，這種轉折性突變具有較大的偶發性，但如果站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高度，從全球新舊力量對撞以及推動世界局勢激蕩翻騰的視角出發，這樣的突變又是必然的，其必然性表現在，類似俄烏戰爭這樣突變今后還將屢屢發生。有朝一日大陸對臺采取堅決行動，這也將構成一場突變，也要引發國際關系大面積的轉折化顛覆性的巨變。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美關系未來發生質變意義上突變的前景十分清晰，具有較大的可能性，并且總的發展趨勢是正朝著這個方向日益邁進。

上述漸變與突變、量變與質變兩種變化復雜交織交錯在未來全球局勢的演進過程中，從而使得全球秩序在相當程度上表現得紊亂而無序。由此可知，天下大亂必將成為“世界百年未有大變局”的一個突出面貌。

二是前進與和后退交替

歷史從來都是波浪性運動，在發展的過程中每每都要出現循環反復的現象。全球戰略進程也是這樣，不管什么“東升西降”也好，“戰略重點轉移”也罷，都要演繹出進退反復等各種復雜的運動方式，也就是說，在革新與守舊兩種戰略力量的交互作用下，今后的全球戰略進程將既有向前進步的顯著發展，也會出現向后倒退的嚴重逆流。這就意味著，具體到新興國家而言，既面臨發展的機遇，也面對嚴峻的挑戰。從歷史與戰略邏輯上說，總體而言是機遇大于挑戰，但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則特定時間特定條件下就完全可能挑戰大于機遇，俄羅斯等國的境遇就是一個十分顯著的例子。

從這個意義上來認識，我們就完全能夠理解“逆全球化”潮流的合理性與必然性，也能充分認識霸權主導下全球陣營化發展的邏輯底蘊（有關這個問題，請參閱筆者文章《全球新的“陣營化”前景與中國的戰略抉擇》）。上述這兩者還只是目前出現為人們所看到的后退與逆流，這是嚴重的戰略反動，而類似的戰略反動在今后還將繼續綻現發生。這就是動蕩、變革之下全球戰略秩序前進與后退的二重性，二者將呈現交替發展的態勢，將彼此進行激烈較量的魔道之爭。

因此，一切所謂全球化不可逆轉的說法都沒有依據，一切所謂中美關系不會重蹈冷戰覆轍的說法都是主觀臆測。竊以為，上述兩種說法目前之所以在中國很流行，原因在于一些人對戰略問題的理解認識還相當膚淺表面，也正因為這樣，所以這些人總是存在種種幻想，不但對霸權主義幻想深重，而且對全球戰略形勢也幻想嚴重，主觀主義甚囂塵上。

三是軍事力量起主導與支配作用

物質資料的生產是人類社會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全球秩序也是這樣，從根本上說，最終起決定作用的依然是經濟力量。但是，這里的“經濟”并不是那種既時髦又庸俗的經濟概念，什么股票、金融、貿易之類，而是赤裸裸的物質力量。簡單地加以描述，就是“生產+技術”，這些實打實的物質力量將從根本上改革全球秩序，也從根本上決定全球秩序。

但是，物質力量是靜態與固化的東西，并不能因此自動生成活力四射的戰略博弈，要使之轉化成為現實的動力與手段，還需要人的靈活的運用，其具體表現就是武裝力量。自從人類進入到文明社會以后，每一個國家與民族都依靠特定的物質基礎，竭盡所能地發展建設自己的武裝力量，用以保護自己，用以實現自身訴求，達成既定的目標。武裝力量的強制與暴力性質決定了它是最可靠、最有效的手段，也就是說，迄今為止，人類社會的物質力量主要還是通過軍事力量的形式來表達，這是號稱高度文明的人類仍然無法改變的基本定律。從殖民時代以來，這一定律被西方集團發揮運用到極致，已經成為他們戰略邏輯中的最高準則。

正因為這樣，所以，美國現任國防部長奧斯汀才堅定地聲稱，美國需要用軍力來確保21世紀全球準則由美國而不是北京的價值觀確定。應該說，這位國防部長的話集中而充分地表達了整個霸權集團的決心和意志，也預示了他們未來將要遵循的戰略原則以及要踐行的路線軌跡。

有鑒于全球“西強東弱”的總體形勢還將持續相當長一個時期，因此，在霸權的操縱下，未來相當一個時期決定全球秩序的仍然是軍事力量，其基本法則仍然是叢林法則。對此，任何善良美好的愿望都無濟于事，任何理念與價值的力量總體上也都無能為力。

在這種情形下，動蕩變革之下，全球各地的沖突與戰爭必將更加頻仍，既有若干著名的火藥桶隨時有點燃的可能，新的熱點也可能發生猛烈的燃燒，硝煙彌漫的情形將日益嚴重起來，所謂的“國際社會”也將因此變得四分五裂。

總之，天下大變總體上等同于天下大亂，這將是動蕩變革之際全球秩序的基本特征。

第三，動蕩變革之下的戰略格局

動蕩變革之下，全球秩序必然因之生變，而秩序之“變”又必然導致國際關系重組與戰略格局再造，這就是“世界百年未有大變局”中“變”與“局”的關系。

有“變”有“局”，有“局”有“變”，未來一個時期全球秩序與戰略格局紛繁復雜的變化與再造看起來讓人眼花繚亂，但其中卻有主有次、有綱有目，其“主”其“綱”主要展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歐洲的混亂將持續發展

烏克蘭戰爭已經在相當程度上令歐洲陷入困境與混亂之中，展望未來，不管烏克蘭戰爭以怎樣的后果而告結束，歐洲的動蕩都將進一步加劇，這倒不是什么能源危機與通貨膨脹等經濟問題，而是若干具體的地緣安全關系方面將出現可怕的裂痕，從而出現綻現新的嚴重沖突，這其中有英國蘇格蘭地區、北愛爾蘭地區的獨立運動可能導致英國進一步分裂的危機，也有巴爾干這個火藥桶再次滋滋作響的危險，還有環波羅的海廣泛存在的對抗隨時可能爆發新沖突的危機，等等。

尤其嚴重的是，烏克蘭戰爭的結果給歐洲的未來投下嚴重的陰影，大混亂已曈曈可見。目前，波蘭還只是部分地展現了這個國家難以遏制的領土野心與大國雄心，它已經開始染指烏克蘭的領土，并向德國提出了新的索賠要求。如果烏克蘭澤連斯基當局在戰爭中戰敗而俄羅斯獲勝，則波蘭必然要去搶奪西烏克蘭原屬于波蘭的地方，并以俄羅斯威脅為借口大規模武裝自己。波蘭進一步強化武裝勢必要引起德國極大的警惕與戒心，從而使德國波蘭兩國關系更加詭譎。其它匈牙利、羅馬尼亞等也要加入到瓜分烏克蘭的潮流中來，分贓將變成搶奪，搶奪將變成撕咬，這將是難以遏制的趨勢。如果俄羅斯戰敗，則激起反響與引發的動亂更將難以估量。如果發生這種情況，白俄羅斯及俄羅斯的加里寧格勒地區難保現狀，其歸屬與地位必將成為波蘭、立陶宛和德國拼死爭奪的大肥肉。與此同時，烏克蘭重建更要在歐洲各國之間引發巨大的紛爭，即便是美國主導對歐洲各國實行強硬壓制，也難以平息他們彼此之間的利益爭奪。

這就意味著，烏克蘭戰爭結束后歐洲發生大亂可能性居高不下，這個釀成前后兩次世界大戰的地方，未來前景依然讓人相當難以預料，可以說現在誰也不知道歐洲將走向何方。這也意味著，歐洲不可能成為新秩序下的戰略一“極”，指望用歐洲來平衡或對沖美國霸權，將完全徹底落空。

二是亞太地區隱約出現新軍事陣營的態勢

此前一個時期，有關亞太版的“新北約”已經呼之欲出，AUKUS、QUAD等具有濃厚冷戰色彩的軍事政治組織接連被推出問世。而最新的進展動態是，美國和印度的軍事關系不斷升溫，不斷向縱深挺進，兩國軍隊前不久已經在中印邊境爭議地區附近山地舉行了高海拔聯合軍事演習。為此，中國方面的官方態度是，這違反了中印雙方簽署的1993年和1996年有關協定精神，不利于中印兩國之間的信任。中方已經就此向印方表達了關切。

中國向印度表達關切，難道對美國不應該表達更加嚴重的關切嗎？美國大兵跑到喜馬拉雅山下同印度軍隊搞聯合演習，要干什么？其劍鋒所指，難道還不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嗎？

這件事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亞太地區一個新的軍事戰略陣營已漸露雛形了。

事實上，霸權力圖在亞太地區打造針對中國的新軍事陣營的企圖已昭然若揭，日本、澳大利亞已經加入這個集團之中，遠在天邊的英國、加拿大等積極參與，現在美國正極力把印度、韓國等拉進來。現如今的印度成了一個香餑餑，印度當局以此為自己奇貨可居，正在同美國討價還價。隨著俄羅斯越來越靠不上，從經濟技術到武器裝備印度必然越來越依靠美國，他們無論如何也玩不過老謀深算的美國。韓國則因為害怕朝鮮背后的大國而有所顧忌，在徹底倒向美國的問題上比較謹慎。但筆者預計，未來這兩個國家將很難掙脫美國的謀劃設計，必將陷入美國的網彀之中難以自拔，被美國綁架到霸權的戰車上而失去自主權。因此，所謂世界的“印太時代”，從戰略意義上說，就是全球戰略對抗的中心與重心轉移到這里的時代。與此相對應，冷戰陣營也必將把陣地打造在這里，霸權國家一定要把冷戰時期的軍事陣營移植復制到亞太地區來，這將是其所謂“戰略競爭”邏輯下的必然。

因此，擺在中國面前讓中國不得不面對的，將是一個具有強烈威脅性的新的軍事陣營，這是未來印太地區的總體態勢。

與此相對應，中國會不會打造類似的陣營進行戰略上的自衛？竊以為，這種可能性不能排除。2022年11月，中俄兩國戰略轟炸機進行了第五次聯合空中戰略巡航，同此前4次聯合巡航不同的是，此次雙方戰略轟炸機首次在對方機場降落，這一最新的舉動引起廣泛的注意與解讀，普遍被視為非同尋常。聯系到中俄兩國此前一系列深度的戰略合作，可以說，兩國之間構筑新戰略陣營的工程大概只差最后一根導線了。同時不能不提到的是，如果霸權主導下的軍事陣營覆蓋了亞太印太的話，也給上合組織的發展升級注入了新的動力與活力。

三是多極時代仍然可望而不可即

自冷戰結束以來，有關世界走向多極化的喧囂就始終都熱烈如潮，一直到現在依然如此，盡管事實上現如今的世界還是一超獨霸、缺少強有力的制衡，但有關多極化的吵鬧不但沒有降溫，反而呈變本加厲的態勢，以致于有人干脆宣稱當下的全球秩序已經進入了多極化時代。在這些人的邏輯定義里，討論全球戰略與國際關系各種問題，一概都被置于“多極化時代”這一戰略大背景下。

若問，現如今的全球秩序真的已經進入多極化時代，真的已經是多極化狀態了嗎？

我們說，事實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真正的情形是，除了美國霸權，現如今的世界并沒有戰略意義上的第二個“極”，仍然是只有“一極”而非“多極”，中國自己不承認自己是一“極”，而且也不想當一“極”；歐洲混亂無序，幾個核心大國唯美國的馬首是瞻，不堪一“極”；俄羅斯形單影只、空前孤立，難為一“極”，等等。至于被“多極”所“化”即所謂的“多極化”，更是子虛烏有的事情。

從事實出發看問題，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我們承認，冷戰后全球秩序確實一度有走向多極化發展的趨勢，但是，這個趨勢現在已經被無情地打斷與中止。因為霸權不需要多極化的秩序，只想要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美國連獨立于霸權體系之外的第二個“極”都不允許其存在，都要通過“戰略競爭”將其扼殺打敗，更遑論什么第三、第四“極”了。可以說，霸權的戰略統治以及相應的破壞是多極化胎死腹中的根本原因。或者換句話說，多極化世界與霸權秩序并不兼容，有霸權統治存在，世界就不可能多極化；多極化的全球秩序只能在霸權坍塌崩潰之后才能真正地得以實現。

因此，冷戰后興起來的一些充滿大同世界色彩的國際與地區組織諸如APEC、RCEP、G20以及東亞峰會、東盟地區論壇等，今后一概都將舉步維艱。在“戰略競爭”大戰略的驅動下，所有的國家都必須選邊站隊，戰略中立的可能性與空間余地將越來越逼仄。在美國同一切國家的關系中，美國都要把“中國話題”擺在核心位置，無論這個國家是遠在南太平洋深處的所羅門，還是孤立于非洲西南角落里的安哥拉、納米比亞，都一概要在這個問題上同霸權看齊達成一致，否則就將為美國所不許，就要被美國收拾，就要遭到不堪承受之重。美國要在世界上一切角落都發起對中國的“競爭”，都要把打壓中國當做第一要務，這些地方包括非洲、拉美直至北極、南極的無人區。在霸權這樣一種反動逆流的推動下，西方集團將帶頭掀起濃厚國家保護主義、狹隘民族主義的濁流，多邊主義只能淪為美好的希望與愿景，冷戰結束以來的經濟“一體化”與“全球化”將日益趨向沒落沉淪（有關這個問題，請參閱筆者2017年文章《全球化乃夢幻泡影，中國不可見獵心喜》和2021年文章《兩種“全球化”和中國的戰略選擇》）。指望所謂的“全球化”能對沖或消解霸權的“新冷戰”，是戰略上十分可怕的幻想。

未來并非令人樂觀，前景也并不美好，既往的人類歷史上曾屢屢遭遇這樣的情形，今后也有這樣歷史重演的可能。大動蕩、大變革、大改組之下，挑戰不可預知，戰爭的危險性與日俱增，在這樣的戰略大背景下致力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從底線思維出發，就很有必要為天下大變、天下大亂做充分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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