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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康：我所知道的王任重

點擊：5023 作者：范康來源：紅色文化網微信號發布時間:2023-02-07 11:38:06

直接接受毛澤東熏陶

《毛澤東傳 (1949—1976)》敘述毛主席1961年9月23日、24日,在武漢會見來華訪問的蒙哥馬利元帥的情況時, 寫道：“在第二次會見中,蒙哥馬利問毛澤東的繼承人是誰。毛澤東說：‘很清楚,是劉少奇,他是我們黨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蒙問：‘劉少奇之后是周恩來嗎? ’毛：‘劉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其實后面還有內容。記得在毛主席這次會見后不幾天,我在中宣部17級以上黨員干部會議上聽傳達,會上宣讀的是談話記錄稿。毛主席說罷“劉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稍停了一下,指了指陪同在側的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 說：“也說不定是他。”我當時心頭微微一震。我是從湖北武漢調來的, 對毛主席談到王任重自然多了一分留心。不過細細一想,這只是話趕話,順便說說而已。然而從中也多多少少看出王任重在毛主席心目中是有一定分量的。

早年在湖北工作過的人都知道,王任重是在武漢同毛主席直接接觸而逐漸關系密切起來的。毛主席很喜歡武漢這個城市,尤其是武昌東湖梅嶺那片臨水幽靜之地。全國解放以后他去過很多次,大都住在那兒。王任重作為武漢市、湖北省黨的主要負責人,因緣際會,能夠更多地接近毛主席。王任重思想敏銳,工作勤奮,為人耿直,心胸坦蕩,對上不諂,對下不橫,直率敢言,不隱瞞自己的觀點,能和盤托出個人的不足和失誤。更重要的是,他堅決執行毛主席、黨中央的路線,在具體實踐中還有所發揮。所有這一切使他贏得了毛主席的賞識。

王任重同毛主席直接接觸始于1953年2月。那是毛主席第一次到武漢視察,停留了四天。王任重參與接送、陪同、匯報、商討,多次同毛主席在一起。經過多年黨的政治生活鍛煉,王任重嚴格遵守紀律,從不輕易談論中央領導人的言行。事隔多年之后,我曾經向他問起最早同毛主席接觸的情況, 他仍然語焉不詳,只說了兩點：一是主席聽匯報,不喜歡你照本子念,而是他向你提問題,讓你回答。二是主席聽了一個街長匯報,說那個同志能天天同群眾在一起,太好了。1983年12月21日,為紀念毛主席誕辰90周年,王任重根據自己的日記,整理成一篇題為《毛主席第一次視察武漢》的文章,公開發表,才算是全面袒露了事情的經過。他寫道：“一九五三年二月十六日,今晚十一時三刻,毛主席到達漢口大智門車站,我和中南局李先念、李雪峰等同志去迎接他。這是我第一次和毛主席握手談話,心情的激動,可想而知。”“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九日,早晨八時,主席的秘書打來電話,讓我帶一個街長去向主席匯報街道工作。我立即找到大智街的街長陳光中同志,帶他去見主席。我告訴陳光中同志不要緊張,主席問什么就如實地講什么。主席問了街道居民生活的情況, 街道的組織和工作情況。主席聽了街長的匯報后,滿面笑容地說：我非常羨慕你的工作,每天跟群眾打交道,最有意思。”最后,他總結一句：“這幾天我的精神很緊張,但又很愉快。主席的談話和他平易近人的作風,使我受到一次寶貴的教育。”同偉人初次為時不短的共同活動,對王任重的思想影響是十分深刻的, 大大激發了他的優秀潛質,逐漸形成有很大吸引力的政治品格和精神風貌,一直保留至終。

1988年 3 月 ,全國政協七屆一次會議開幕會,左起：錢學森、李先念、王任重、方毅

優良的思想作風

這從王任重晚年在中南海懷仁堂講黨課一事也可以看出來。1991年7月,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工委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70周年舉辦系列黨課講座。聽課人是中央和國務院直屬機關部、局兩級領導干部。任重同志擔任第三講,題目是《關于領導作風問題》,時間在5日上午。一些老同志聽到消息也趕來了 ,同在職的中青年干部一起, 從頭至尾興致勃勃地聽著。王任重按照他一貫的作風,拿著一兩張紙寫的提綱,看也不看,直視聽眾,娓娓而談。他滔滔不絕講了兩個多小時,一共分四個問題：第一,堅持民主集中制;第二,黨委書記要學會當“班長”;第三 ,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第四,讀書、談心、想問題。深刻的道理通過許多具體事例, 像春風化雨一樣滲透到人們的心田里。那些不太熟悉王任重經歷的四五十歲的聽眾,饒有興趣地聽著他的講話,深深折服于他的閱歷、智慧、知識、坦誠和口才。至于對王任重有許多了解的老同志, 更是品味到了他話語中的深沉內蘊。第二天的《人民日報》罕見地刊登了一篇特寫,專門報道這次的黨課。記者寫道：“近兩小時的黨課,大家自始至終情緒飽滿。最后,王任重同志在長時間的熱烈掌聲中走下講臺。記者耳邊不斷聽到這樣的話：‘受教育,講得好! 講得好! ’‘這樣的黨課應當多講多聽! ’”這堂黨課的魅力在于,王任重不是空洞說教,也不是高高在上教訓人,而是把自己放在同聽眾同等的地位,現身說法,解剖自己,重在感染和啟發。無疑這是他在用合格的黨員領導干部標準, 審視自己豐富的經歷,啟迪后來人。

王任重在講黨課時,說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在北京聽到一種說法, 我到外地也聽到了。我們黨不是有三大作風嗎?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現在有人給改成理論聯系實惠,密切聯系領導,表揚與自我表揚相結合。有沒有這樣的不良現象呢? 確實是有的。我看這是一種腐敗現象,必須下決心去加以克服。”三大作風在有的人那里變了樣,甚至變了質,這當然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尤其是對領導干部來說,更是如此。有些人口頭上還講一講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連提都很少提。他們熱衷于吹噓自己的政績,不愿意認真檢查缺點錯誤,更是聽不得一點兒不同意見。領導干部在組織生活會上,坦誠地、深刻地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已經不容易了, 公開揭露自己的缺失更是難得。王任重令人稱道的一點就是,從來不替自己評功擺好,不吹自己的“過五關,斬六將”,談到個人總愛說不足、缺點和錯誤。他是少有的敢于公開作自我批評的高級領導人中的一位。就我接觸的情況來說,他幾十年來一貫如此。

我們知道, 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熱風日熾的時候,特別是1958年,王任重主持工作的湖北是十分活躍的。提出搞“試驗田”,風行全國。小麥畝產放衛星, 同一兩個尖子省爭雄。“共產風”起來了 , 湖北省委為實踐“工作、學習、寫作三結合”而成立的寫作組(筆名龔同文)發表一篇文章,宣揚馬雅可夫斯基詩中講的,個人擁有的除了一把牙刷,別無他物。當時連我們這些熱情洋溢的青年共產黨員都大吃一驚。大煉鋼鐵,機關里建小高爐,把好好的鐵柵欄都拆了。這一切,同王任重聞風而動、一度熱衷高指標的指導思想是大有關系的。但是,他只要認識到自己錯了, 改起來也是雷厲風行。首先是敢于承認錯誤,不怕公開露丑。王任重在1959年廬山會議小組會上發言, 檢討湖北的浮夸風、共產風、強迫命令風,心情十分沉重。他承認“對所謂勝利估計錯誤,是盲目性,主觀主義沖昏頭腦”, 還表示：“不要怕錯誤說多了,影響積極性。講靖楚,出點冷空氣,說右傾,我也不怕。”宋平同志同他一個小組,當時聽了,40余年后還有深刻印象。1960年夏天,王任重給湖北省委、武漢市委領導干部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讀書班作輔導報告, 講了好幾次。每次談到前一兩年,總是說頭腦發熱,違背經濟規律,走了麥城。我們聽得多了,他話一開頭,人們便知道下文。不過次次都能感受到他的直率真誠。兩年以后,王任重在湖北省委擴大會議傳達七千人大會精神的講話中又說：“像1958年的浮夸風,湖北省在全國是帶頭的省之一。我和《人民日報》的同志說,1958年我們天天登報,出了風頭;現在看來,我們出了丑。浮夸風我們在全國帶了頭。”

在毛主席面前,王任重也不隱諱工作中的問題,連因此遭遇的尷尬不快,都能如數家珍,一一道來。我多次在不同的場合,聽他講過同一個故事。那是在1959年6月22日,王任重奉毛主席之命,陪他回韶山的列車上。兩人從深夜11時一直談到次日凌晨2時半。王任重說他最近到麻城、新洲參加勞動,看到農民面有菜色。去年大豐收,為什么群眾反倒挨了餓呢? 說明我們工作上出了問題。又說在麻城和縣委書記一起在棉花地里鋤草。縣委書記給群眾介紹,這是我們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同志和我們一起勞動,說完他就帶頭鼓掌,可是群眾的掌聲稀稀拉拉,并不熱烈。因為那個時候,大家吃不飽飯,對我們有意見、不滿意。當時我心里很難過。毛主席聽了哈哈大笑。

這里還可以列舉一件事說明王任重的為人,他對自己的要求是如何嚴格。三年困難時期的1960年, 武漢市有一次突然發現只有夠一天的存糧,兩三天以后才能有糧食運來。一兩百萬城市人口張嘴要吃飯呀,如何是好? 市領導急得火燒眉毛,想不出辦法。正好這時四川支援上海的運糧船只路過武漢,他們便扣了下來,以緩一時之急,打算過幾天就補上。中央有關部門聞訊,進行追究。王任重對此事一無所知,武漢市事前并未向他請示報告。問題出來后,他主動站出來承擔領導責任,向中央作了檢討。我過去聽王任重作報告,就此事談到自己犯了錯誤,一直以為是他拍的板。最近向熟悉內情的人了解,才得知原委。在讀《資治通鑒》的筆記中,王任重多次寫到,領導干部要正確處理同下級的關系,“必須推心置腹”,“要愛護下級的威信”,等等。在扣糧事件中為好心辦錯事的下級攬過,也說明他的可貴品性。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王任重調到中央工作,任書記處書記兼中宣部部長,官高位尊,赤子之心如故。大會小會上只要提到“大躍進”那些事,我們總會聽到他作自我批評之聲。別的方面如有認識不當或處理不妥之處,王任重照樣不留情面剖析自己,進行檢討。1981年的一天,他向出席全國文聯擴大會議和其他有關會議的同志們作報告,談到了當時審判“四人幫”的熱門話題。他說,在中央討論如何處理時,我主張對江青這樣的元兇應該最嚴厲處置。聽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意見,才認識到這種看法偏激、短視。你看,他在1000多位黨內黨外的同志面前,不是吹自己的“高明”,而是講自己的差錯。我在場聽到周圍的反映,不少人表示,這位領導人敢于暴露思想,揭己之短,肝膽照人,是可以信賴的。

相知的贊譽

王任重的優異之處突出鮮明,人們稍一接觸便會有明顯的感受,那些同他長期共事過的人理解就更深刻了。

他的老上級李先念同志在1992年4月16日著文稱贊他“大公無私 ,光明磊落 ,敢于直抒己見,善于團結干部,關心群眾疾苦,是堅持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和密切聯系群眾的楷模”。“工作中出了問題,他勇于承擔責任,敢于自我批評,決不貪功諉過,粉飾太平。”“他從來不拉山頭,不搞宗派,一貫堅持任人唯賢的干部路線,對干部一視同仁,無親無疏。所以,許多同志都愿意與他共事。”“他平易近人,經常深入基層,喜歡與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各界人士廣交朋友,促膝談心。”“他提倡群言堂,反對一言堂。遇事同大家商量,集中集體的智慧。愈是有不同意見,他愈是虛心傾聽,啟發大家暢所欲言,敢于爭論,以便實行正確的決策。有時人家也會對他有偏激、過頭的批評或指責,但他從不計較,更不會‘秋后算賬’,給別人‘小鞋’穿。”最后,李先念同志總結一句：“任重同志一生艱苦樸素,廉潔奉公,一身正氣,不諂上而慢下,不見利而忘義,‘不曲道以媚時,不詭行以徼名’。他是一個高尚的人,正直的人,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

受過王任重領導的原水利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錢正英同志,1994年4月7目在“王任重同志關懷長江治理開發座談會”上指出：“任重同志的最大特點是考慮大局。不管在什么崗位上,他考慮問題,部署工作,都是從我們國家的全局出發。在他任國務院副總理、政協副主席期間, 雖然他在中央是分管一個方面的工作,卻總是想中央之所想,急中央之所急,從來不過分強調自己主管單位的要求。”“任重同志善于抓關鍵。在任重同志領導下工作都會體會到,他的領導一般顯得很輕松,但決不是一般化,更不是無所作為,而是因為他主要抓大事,抓關鍵,具體的工作放手讓下面同志做。”“任重同志很善于當好班長,成為黨委一班人的團結核心,調動大家的積極性。”“他以完全平等的態度對待黨組成員,有不同意見可以在會上討論,也可以個別向他直接提出,他可以改變自己原來的想法,做到從善如流,并且積極支持黨組成員的工作。”“任重同志有很強的原則性。他作風民主,能傾聽各種意見,同時他又是堅持原則的。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態度鮮明,能做到林則徐所說的‘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

陶鑄夫人、中央組織部原副部長曾志同志在回憶文章中,贊揚王任重,說：“雖然他深得毛澤東賞識,但他卻不特別在意這一點。不了解任重的人可能會覺得他有些清高,那實在是由于他拒絕庸俗之故。任重與人交往如清風幽蘭,再好的朋友也是君子之交,從不搞拉拉扯扯、吹吹拍拍的那一套。”任重同志“深思熟慮,多謀善斷,平和沉穩;更富于理性卻又不失感情色彩。他深沉卻又純真,從不記人之過,只有觀點上的分歧而絕無私人的怨恨。他從善如流,心口一致,是少數幾個敢在毛澤東面前講真話的人之一。”“他不是那種整天忙忙碌碌的事務主義者,不僅工作干得出色,而且興趣廣泛,張弛相濟,凡事舉重若輕。”

這些都是深知王任重為人的平心之論,堪稱權威評價。

創造性的工作

正是因為王任重具有這樣多方面的優點,他在主管的地區、部門總是能夠建立堅強的領導核心,充分發揮集體智慧,緊緊抓住大事不放,組織力量攻克關鍵,通過創造性的領導工作,取得優異的成就。

王任重在湖北當了那么多年省委一把手,沒有批過一張談錢要物的條子,而是把精力集中到謀劃如何把農業生產搞上去。實事求是地說,他主事時期的湖北農業,發展是快的,對國家貢獻是大的,名次在全國是居于前列的。即使在1958年那樣大折騰,遭到嚴重損失之后,兩年多便恢復過來了。1962年6月,為了找到一條調動農民積極性,盡快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的路子,王任重(時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書記兼湖北省委第一書記)跟陶鑄(時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報送中央,毛主席在批語中連用兩個“馬克思主義的”形容詞,給予肯定和贊揚,并作為中央文件發到全黨。可惜在北戴河會議以后,這些好主張就被棄之不顧了。1966年,王任重到湖北孝感蹲點,研究農業機械化問題。他在廣泛總結農民群眾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提出：根據中國的國情,許多地方特別是一些平原地區的農村,農民對機械化的要求往往首先是排灌機械化, 通過機電排灌帶動農村的機械化和電氣化。這一創見突破了蘇聯農業機械化的固有模式,得到中央的高度評價,并通報全國各地。不久召開了全國農業機械化現場會議推廣湖北的經驗,帶動了華北平原農村的機械化和電氣化。

在兼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期間,王任重為解放思想、重新確立黨的思想路線,肅清思想文化戰線“左”的錯誤思想影響,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又根據鄧小平《關于思想戰線上的問題的談話》,努力糾正思想和宣傳文化戰線領導上的渙散軟弱狀態。他還同文藝界各方面的人士接觸,包括個別征求意見, 然后在1980年5月全國文學期刊編輯工作會議上提出,關于文藝工作的方向和任務,“是否就提‘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兩個月后,《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正式宣布中央確定這是文藝工作總的口號。同年11月末,中紀委常務書記黃克誠在一個會議上講話,就全面正確評價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提出重要意見,糾正了一些錯誤看法。王任重敏銳地認識到這個講話的巨大作用,迅速促成其在《人民日報》頭版發表,產生廣泛影響,進一步促進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統一。

1992 年 1 月 1 日 ,王任重 (左 )與范康在全國政協新年茶話會上合影

從1988年春天起, 王任重從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崗位轉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協助李先念主席主持工作。他以一貫的坦誠,同黨外朋友肝膽相照。無論是開會或者個別交談,他都是直抒胸臆,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同時讓人暢所欲言。他面帶微笑,耐心傾聽,最后兩三句輕言細語,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就把問題解決了。1990年9月,全國政協常委、著名生態學家侯學煜考察了安徽巢湖的污染問題回來,提出要向王任重匯報。當我報告此事時,王任重說,環保是個新問題、大問題,我一定要聽。我陪侯老到王任重家里。侯老在地毯上攤開巢湖全圖講起來,王任重也興趣盎然地蹲下來邊看邊聽。談到興奮處,侯老說開了：“我這些情況是挨家挨戶到農民家里聽來的。他們看我是個普通老頭,什么話都愿意說。”講到這里,他伸出手指頭對著王任重說：“你們當大官的是聽不到這些真話的。”王連連發笑。事后侯老對我說：“任重同志能聽得進意見。”王任重非常重視黨和政府聽取各界人士和黨外朋友的意見。他聽到我反映一些委員的意見后,立即親自寫信向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的李鵬同志建議,改變在每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一字不提列席的全國政協委員的情況,應該特別加上“請全國政協各位委員提出意見”的字樣,以便進一步加強他們的參與意識,更好地發揮協商民主的作用。國務院接受了他的意見,從1991年3月七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起就這樣改了,迄今已形成慣例。這看來好像是一件小事,實際上是我國政治民主程序上的一大進步。

又讀又想又寫

王任重在湖北曾經對干部提出兩項響亮的要求,一個是：讀書、談心、想問題；一個是：工作、學習、寫作三結合。自己一直身體力行。

他酷愛讀書,書房里圖書滿壁。古籍如《資治通鑒》,今書如《大國的興衰》,經常研讀。他不是為讀書而讀書,而是帶著社會主義建設和個人工作中的問題去讀; 也不是囫圇吞棗,而是細想精研,并把心得寫下來。他在1961年、1962年讀《資治通鑒》的《讀書筆記》( 后由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于1990年公開出版)中說：“我一直在提倡這種又讀又想的學習方法 ,我以為這是一種好方法。讀,好比吃飯;想,好比消化。不讀書,等于不吃飯;只讀不想,等于吃小米,拉小米。人的身體缺乏營養自會害浮腫病、干瘦病,人的精神缺乏營養同樣會害干瘦病的。”他明確建議干部“一天至少讀書一小時”,讀了要多想,“三思而后行”。還要交友及談心。按照王任重親身的實踐,“又讀又想”的學習方法還可以展開為“又讀又想又寫”的方法。1980年6月,他在中宣部黨員輪訓班開學典禮上講話,說：“學習是為了工作,寫作也是為了工作。搞宣傳工作,一是靠嘴,一是靠筆。過去我在湖北省委的時候,我們搞了一個寫作組叫‘龔同文’, 寫了一些頭腦發熱的錯的東西,也寫了一些有用的東西。錯了就改正,不要怕。毛澤東同志提倡第一書記不僅要審查社論,而且要自己動手寫社論。過去有些重要的文章,一些重要的社論,是毛澤東同志親自寫的。我們做宣傳工作的同志要是不講、不寫,那怎樣做宣傳工作? 不僅要讓別人寫,自己也要寫,不會寫就練。寫東西不下苦功夫是不行的。我們寫東西,要力求符合實際,力求避免片面性,力求多一點辯證法。要寫短文章,千把字,一篇文章講一個問題。要旗幟鮮明,要生動,要潑辣。”王任重的許多重要文稿信件,都是自己動筆,不要別人代勞。他到外地考察,廣泛接觸干部群眾,聽到不少意見建議,對執行大政方針和重要政策有所感觸,回到北京必定獨自關門,給中央主要領導同志寫信,反映情況,有所建言。如果把他的這類信件收集起來,足以編成一本書。1987年5月,他去湖北小住。我因有工作向他匯報,從北京趕去。一見面,他就拿出一疊有三十幾頁的紙本交給我,讓我看一看帶回去。我翻開一看,只見每頁都密密麻麻寫滿了工整的鉛筆字。原來是他有感于時事,用幾天工夫寫作的一篇題為《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的大文章,后來發表在同年第9期《紅旗》雜志上。

1958年6月,當時的《新觀察》編輯部寫信給王任重,希望他提供幾篇日記給刊物發表。王任重寄去1955年11月的《幾頁日記》,加了一個頗長的前言。文如其人,王任重用平實生動而又不乏幽默感的語言,講述他寫日記的經歷以及對日記的作用和處置的觀點。他說,當學生的時候就養成這個習慣。抗戰時期,經常行軍,“跑敵情”,為了保密起見,把已經寫的日記燒掉了,沒有再寫。“從1948年1月25日起到現在,已經十年多了,寫了幾大本。重新翻一翻,對自己說來是很好的。從上面可以發現自己思想上的某些錯誤,生活上作風上的某些缺點,還可以發現自己是如何向自己的錯誤進行斗爭的。我記下了若干次黨的會議的精神和毛澤東同志的指示。還在日記本上寫了一些雜感,包括讀小說、看電影的雜感……這一切都是為我自己寫的,順便寫來,不大講究文法修辭,也不講究什么邏輯性。”又說,“日記是自己生活的實錄, 對于自己的修養是有好處的。雖然說,‘事無不可對人言’,但是日記對于別人是不公開的,甚至對于自己的愛人也不愿意公開。不管這種心理對不對,但這是事實。”接著說,《新觀察》編輯部提出要發表日記的使人作難的要求,“既然不愿意讓別人看,哪還能發表呢?但既然答應了,為了不失信,只好找幾篇能夠見人的日記,讓《新觀察》去選擇吧。”“我是這樣看的,如果是為了發表而寫的日記,未必是好的日記;但是寫得好的日記,未必一定是好的文章,而且對于讀者來說未必一定有好的影響。”最后表示：“日記選擇幾篇發表,這是一種例外,我的日記還要繼續寫,但是不準備發表。”年過古稀,王任重依然堅持寫日記不輟。只是由于工作繁忙加上精力受限,往往隔幾日簡略記一記,像個提綱。1990年冬天,我隨同他訪問巴基斯坦。在卡拉奇的某夜閑談中,他慨乎言之,一定要在有生之年,擠出時間,把那些富含重要內容的日記,特別是同毛主席多次長談、聊天的記載,通過回憶,詳細整理出來,供作歷史資料。可惜天不假年,王任重在1992年3月緊張籌備全國政協七屆五次會議之際,突發心臟病,逮然辭世,留下了永遠的遺憾。不然的話,廣大讀者可以在類似《毛澤東傳》這樣的權威著作中,看到更多援引《王任重日記》的中國政壇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