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蘇聯聯邦制的歷史價值及當代啟示
王學軍 劉亞星
內容提要：蘇聯聯邦制是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的一項偉大創舉，為俄國實現國家統一奠定了制度基礎，更為其后蘇聯社會主義經濟跨越式發展和民族平等團結提供了制度保障。蘇聯被摧毀的根本原因在于蘇共背離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而非“自由退出”條款。蘇聯解體后，俄羅斯每況愈下，原加盟共和國間矛盾不斷，甚至爆發了多起嚴重軍事沖突。重新認識蘇聯聯邦制的歷史價值和總結蘇聯被摧毀的經驗教訓，有利于我國堅定“四個自信”，進一步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確保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的宏偉目標順利實現。
自2022年俄羅斯烏克蘭武裝沖突爆發以來，一些人將蘇聯解體歸咎于蘇聯聯邦制，認為“自由退出”條款是導致蘇聯解體的“地雷”。事實上，蘇聯聯邦制是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的一項偉大創舉。“俄國歷史證明、列寧是將原則的堅定性與策略的靈活性相結合的大師……正是他在俄羅斯帝國分裂的現實下，一改原來反對聯邦制的立場,，設計了民族聯邦制的蘇聯，第三次聚合了俄羅斯的大國疆域。”① 蘇聯聯邦制不但為蘇聯統一奠定了制度基礎，更為蘇聯社會主義經濟跨越式發展和民族平等團結提供了制度保障。1991年蘇聯被摧毀后，俄國綜合國力、民眾生活和國際地位急速下降，與之前民眾期望的所謂的自由、民主和繁榮形成強烈反差。相反，原蘇聯加盟共和國之間矛盾加劇，甚至多次爆發嚴重軍事沖突。在蘇聯成立100周年之際，對蘇聯聯邦制的歷史價值和經驗教訓加以重新認識和總結，有利于我們進一步堅定“四個自信”，進一步加強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確保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的宏偉目標順利實現。十月革命爆發后，隨著芬蘭、波蘭等國獨立、復國和各地方蘇維埃政權的建立，沙皇俄國事實上已經處于解體狀態。沙皇殘余勢力和歐洲反動勢力相互勾結，妄圖從軍事上扼殺新生蘇維埃政權。以路標轉換派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分子，企圖從內部將蘇維埃政權和平演變為資產階級政權。新生的蘇維埃政權面臨著生死存亡的嚴峻考驗。聯合起來、建立統一國家，業已成為俄共(布)的首要任務，也是各蘇維埃共和國的共同心愿。首先，統一有利于進一步強化各蘇維埃共和國的軍事同盟，擊退敵對勢力的軍事進攻。在1918至1922年的俄國內戰期間，各蘇維埃共和國通過組建軍事同盟，協調利用各蘇維埃共和國的軍事資源，有效抵御了敵對勢力的進攻，保衛了蘇維埃政權。雖然各國蘇維埃政權在國內戰爭中取得了勝利，但帝國主義的軍事威脅并沒有完全消除。為了恢復和發展經濟，戰后各蘇維埃共和國軍隊從近三百萬人縮減到了約六十萬人。帝國主義在軍事上仍然處于絕對優勢地位。在敵強我弱的背景下，各蘇維埃政權必須進一步加強協調，增強軍事斗爭能力，才能確保不被軍事顛覆。其次，統一有利于避免各蘇維埃共和國之間矛盾激化而被各個擊破。在沙皇統治時期，俄國少數民族深受民族剝削、壓迫，俄羅斯民族與其他民族、其他民族之間的猜忌和矛盾也相互交織。以民族為基礎形成的各蘇維埃共和國，極有可能由于民族、宗教等矛盾激化而再次爆發內戰。建立統一的國家，既有利于增進各民族間的信任、改善民族關系，也有利于各蘇維埃共和國在黨和中央政府的統一領導之下，避免各種矛盾激化而陷入內戰。最后，統一有利于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由于沙皇俄國事實上已經解體，在國際上俄國已經沒有統一且合法的國家代表。為了能夠同帝國主義抗衡、最大限度維護自身權益，1922年各蘇維埃共和國經過協商，決定授權俄羅斯蘇維埃聯邦共和國代表出席熱那亞會議。俄國代表在熱那亞會議上有力地維護了各蘇維埃共和國利益，使各國進一步意識到統一的必要性與重要性。這為最終建立統一國家，打破帝國主義孤立封鎖，維護國家利益邁出關鍵一步。由于俄國幅員遼闊、民族眾多、地區差異顯著，統一后的國家采取什么樣的國家制度，在俄共(布)內曾存在嚴重分歧。在十月革命前，列寧一直堅持馬克思主義民族自決理論，主張建立單一制國家。在他看來，聯邦制只能作為特殊情況下的過渡形態下的備選項。十月革命后，由于對俄國國情的了解更加深入和形勢的緊迫，列寧對聯邦制的態度發生轉變，但依舊堅持民族自決原則。列寧強調，“我們不去助長‘獨立分子’，也不取消他們的獨立性，而是再建一層新樓——平等的共和國聯邦。”②“我們目前實行的和將要實行的聯邦制，正是使俄國各民族最牢固地聯合成一個統一的民主集中的蘇維埃國家的最可靠的步驟。”③為了貫徹民族自決權，以及防止大俄羅斯主義重新興起，列寧提議蘇聯聯邦制賦予各蘇維埃共和國退出聯盟的權利，即所謂“自由退出”條款。“之所以決定采用聯邦制這樣的國家結構形式，是在當時的分裂狀態下建立一個集中統一的不可分割的國家已成為既不現實也不可能。采用聯邦制這一點充分體現了俄國無產階級執政之后的歷史主動性和創造精神。”④蘇聯聯邦制滿足了少數民族自決要求，順應了當時建立民族國家的時代潮流，掃清了國家統一的最大障礙。1922年12月30日，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外高加索等四個蘇維埃共和國的代表先后簽署和發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成立條約》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成立宣言》，標志著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成立及蘇聯聯邦制度的確立，也意味著分裂的俄國以全新的方式再次統一。此后，蘇聯加盟共和國的數量總體上不斷增加，至蘇聯解體時共有十五個加盟共和國。統一后的蘇聯軍事、經濟實力迅猛上升。帝國主義怯于蘇聯的強大實力，不再敢輕易發起武裝入侵。蘇聯也因此贏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寶貴的和平發展時間。也正是在這段時間，蘇聯從一個落后的農業國蛻變成了強大的工業國，為衛國戰爭的勝利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共產黨領導下，蘇聯各民族緊密團結，迸發出強烈的愛國主義和集體主義精神，擊敗了強大的德國法西斯，為世界和平以及人類進步事業做出重大貢獻。在一度喪失大量領土，德國法西斯兵臨莫斯科城下的危急時刻，蘇聯加盟共和國中沒有一個國家援引所謂“自由退出”條款要求退出蘇聯，反而為了共同的祖國蘇聯浴血奮戰，最終譜寫出了衛國戰爭勝利的偉大凱歌。
在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國內戰爭后，各蘇維埃共和國的經濟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壞。糧食、金屬、棉花等在經歷戰爭損耗后嚴重缺乏，人民群眾的正常生活受到嚴重影響，財政方面也普遍遭遇了較大的危機。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更使得各國經濟愈發困難。斯大林指出，“使我們各共和國在經濟上陷于孤立的危險還是存在的。”⑤為了擺脫經濟困境、實現經濟快速發展，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是當時俄國唯一正確的選擇。而聯邦制則為發揮社會主義“有計劃”、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實現社會主義經濟的跨越式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國家經濟發展需要兼顧中央與地方、城市與農村、長期與短期、發展與安全等多重關系。在俄國這樣一個工農業整體相對落后、地區差異懸殊的國家，要實現生產力整體快速發展，唯有把所有蘇維埃共和國的力量和資源整合成為密不可分的統一經濟整體，繼而按照統一的國民經濟計劃運行，發揮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才有可能。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前提是國家統一和政令暢通。聯邦制確保了蘇聯國家統一和政令暢通，為全國順利實施新經濟政策和計劃經濟創造了前提條件和制度保障。各蘇維埃共和國在歷史上存在著很強的經濟聯系，有著天然的經濟分工。俄羅斯西部和白俄羅斯地區有著較好的現代工業基礎；烏克蘭有著廣袤且肥沃的黑土地，素有“歐洲糧倉”的美稱，同時也是重要的鋼鐵和煤炭產地；中亞地區的國家有著可觀的棉花產量和大量的金屬礦藏；高加索地區是當時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產地之一。這種經濟上的區域比較優勢以及經濟聯系，決定了各蘇維埃共和國在相對獨立的狀態下是不可能充分發展的，唯有在統一的政府領導之下分工合作才是各蘇維埃共和國經濟發展的最優選擇。聯邦制的確立使得各蘇維埃共和國經濟上的聯系得以重新維系并根據自身優勢得到迅速發展。基于各蘇維埃共和國自身的比較優勢，蘇聯黨和政府對全國經濟結構進行了合理的統籌規劃。例如，中亞各蘇維埃共和國著重發展紡織業和銅、鐵加工行業；俄羅斯、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等蘇維埃共和國重點發展機械制造業等重工業；高加索地區圍繞油田發展石油工業等。最后，聯邦制有利于實現各蘇維埃共和國的利益平衡和共同發展。由于歷史和現實原因，各蘇維埃共和國之間難免存在一些利益矛盾。在聯邦制框架內，蘇聯黨和政府可以充分照顧到相對落后民族和地區的經濟發展，確保各個加盟國的共同協調發展，避免因利益嚴重分歧而走向對立和分裂。聯邦制將各蘇維埃共和國置于一個國家之下，即在統一貨幣、基本政策法規等基礎上的聯邦制，大大降低了各地區之間的交易成本，提升了經濟活動的便利性，強化了彼此依存。隨著聯邦制的確立，一度由于戰爭而被阻斷的各蘇維埃共和國之間的交通運輸體系，重新統一運作，極大促進了全國社會主義經濟的整體恢復和發展。在社會主義聯邦制度下，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利益得到了充分保障，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也被充分調動。蘇聯綜合國力迅速發展，一躍成為工業總產值歐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強國。“與1913年相比，1940年的工業總產值增長6.7倍，其中生產資料生產增長12.4倍，消費資料生產增長3.6倍。機器制造業的產值，1940年與1913年相比，增長了49倍。”⑥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蘇聯經濟社會更是全面迅猛發展，綜合國力不斷增強，甚至一度在同美國的冷戰中處于攻勢地位。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取得的偉大成就，充分體現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科學性和歷史進步性，充分證明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充分印證了蘇聯聯邦制是適合蘇聯國情的最優選擇。蘇聯不僅自身迅速發展，還充分發揚國際主義精神，為世界民族民主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提供了大量經濟和技術支持，極大鼓舞和推進了世界人民解放事業。俄國在帝國主義鏈條上的最薄弱環節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制度，掀開了人類歷史的新篇章。
在沙皇統治時期，反動統治階級宣揚俄羅斯優越于其他民族，其他民族理應自覺接受俄羅斯的統治，即所謂的大俄羅斯主義。在大俄羅斯主義盛行之下，長期被壓迫和奴役的其他民族，具有擺脫奴役、重獲自由的強烈愿望，民族分離主義也迅速滋生。十月革命后，俄共(布)高度重視民族平等。俄國蘇維埃政權頒布了《俄國各族人民權利宣言》，宣布廢除沙俄時期的民族歧視政策，代之以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決。雖然俄共(布)高度重視民族平等，但大俄羅斯主義和民族分離主義思潮并沒有被根除。列寧曾指出，“刮一刮某個共產黨員,你就會發現他是大俄羅斯沙文主義者。”⑦這兩種錯誤思想相互交織，互相影響，嚴重影響著俄國的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制約著俄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為了遏制大俄羅斯主義和民族分離主義，實現國家統一，俄共(布)經過激烈討論，最終確立了各蘇維埃共和國平等的聯邦制。聯邦制約束了大俄羅斯主義，保障了俄國少數民族的平等、自決權利，為蘇聯各民族的團結和共同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蘇聯黨和政府以平等、互助為原則，以蘇聯聯邦制為紐帶,通過一系列制度和法律法規措施來改善各民族關系。蘇聯1924年憲法第三條、第四條和1936年憲法第十五條、十七條以及1977年憲法第七十條、七十二條分別載入了保障少數民族權利的條款。蘇聯1924年憲法規定，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由一院制改為兩院制，增設與國家最高權力機關聯盟院平等的民族院。民族院是代表蘇聯一百多個大小民族利益的機關，可充分反映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及不同民族的特殊利益。斯大林在強調民族院的重要作用時指出，“沒有這樣一個機關，就無法管理蘇聯這樣一個多民族的國家。這樣的機關就是第二院，即蘇聯民族院。”⑧民族院的設立為解決民族問題、反映民族訴求、維護民族利益提供了合適的平臺和途徑，以制度形式保障了各族人民管理國家事務的權利。其次，建立起了各級少數民族自治機關，分別設立自治共和國、自治州和自治專區，從法律和制度上保障了少數民族的自治權利。在蘇聯和所在加盟共和國的法律之下，自治共和國可根據自身需要設立相關法律法規，解決其管理區域內的相關問題；自治州與一般的州不同，它在政治上有相當大的自治權，每個自治州的權利由自治州法規定；民族專區是俄羅斯聯邦內特有的民族區域組織形式，專區由州和邊疆區管理。蘇聯成立初期，考慮到許多地區長期存在的歷史傳統，這些地區的行政機關融合了舊的管理制度，符合當地的實際情況，得到了當地民眾的歡迎和支持。許多少數民族在歷史上第一次實現了真正當家作主，建立起了符合本民族利益的自治組織。為了促進較為落后的民族地區發展，蘇聯共產黨和政府在經濟建設上對民族地區發展給予了特別關注，對這些地方大力幫扶，投入了巨額補助，在政策方面同樣給予了較大傾斜。政府不但注重設置布局經濟產業，更從較發達地區抽調大量干部骨干、教育人員、科研人員以及熟練工人到少數民族地區幫助建設。這些人員同當地少數民族通力合作，使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快速發展，面貌煥然一新。例如，烏克蘭“1980年工業產值超過1940年13倍，超過1913年103倍。”⑨“哈薩克斯坦在蘇聯時期的工業發展迅速，1980年工業產值比1940年增長了31倍，比1913年增長了245倍。”⑩最后，尊重和支持各少數民族文化發展，確保少數民族文化平等權利。蘇聯通過一系列切實有效的措施，促進民族教育和文化事業發展。為了發展民族語言，繁榮民族文化，蘇聯黨和政府曾先后為52個沒有自己民族文字的少數民族創造了文字，建立和普及了使用本民族語言的學校網、極大促進了這些少數民族的文化發展。在民族教育問題上，蘇聯黨和政府通過增加少數民族地區教育投資、興辦大量學校以及培育大量民族教師等方式，極大發展了民族教育和普及了基礎教育。20世紀30年代到40年代，蘇聯在少數民族地區建立了一百多所大學，這一重要舉措改變了蘇聯成立前各少數民族地區的教育資源尤其是高等教育資源嚴重匱乏的狀況。到20世紀40年代、蘇聯通過大規模的掃盲運動，在全境基本消除了文盲，極大提升了各族人民的文化水平。為了滿足少數民族地區群眾的文化生活需要，蘇聯建立了圖書館、青年宮、博物館和歌劇院等大量文化基礎設施。這些舉措極大促進了少數民族文化的繁榮發展。“20世紀30年代，僅在塔吉克就出現了數十位民族作家、詩人和劇作家。到50年代初，少數民族的科技工作者發展到6.6萬人。”?聯邦制有效保障了各少數民族的平等權利，極大促進了蘇聯各民族的平等團結和共同發展。因而，各民族之間的發展不平衡問題得到了極大改善，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也相應普遍提高。相對落后民族得到了更加迅速的發展、部分仍處于原始社會和封建社會的少數民族，在蘇聯黨和政府的幫助下，也跨越人類社會階段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經過不懈努力，蘇聯少數民族干部在數量和素質上都有了很大改觀。“到1946年，少數民族黨員增加到180萬人，占全蘇黨員的32%，到20世紀40年代末，蘇聯基本上形成了一支少數民族的干部隊伍。”?蘇聯少數民族干部隊伍的日漸壯大和成熟，對于蘇聯各族人民真正當家作主具有重要意義，這支隊伍也成為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骨干力量之一。得益于蘇聯聯邦制下各種民族平等團結政策、各民族利益得到了充分保障、各少數民族地區得到了迅速發展。因而，“在蘇聯憲法實施70年的歷史中(直到戈爾巴喬夫執政前)，并不存在民族矛盾極其尖銳的時期、蘇聯各地區也沒發生過重大民族沖突事件，更沒有出現過加盟共和國獨立的現象。”?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總是向前發展的，我們總結和吸取歷史教訓，目的是以史為鑒、更好前進。”?1991年蘇東劇變距今已有30多年。這些年中、背離社會主義制度的俄羅斯在內憂外患中一步步走向衰落。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興衰經驗和教訓值得我們深入思考。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創造出一個又一個世界發展奇跡,創造出了人類文明新形態。十月革命后，俄國正是因為選擇了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才重新實現了國家統一，并取得了輝煌成就。相反，在蘇聯被國內外敵對勢力聯合摧毀后，國家再次陷入分裂、混亂和倒退的局面。所謂的“改革與新思維”并沒有給蘇聯人民帶來其所宣稱的民主、自由和繁榮。蘇聯人民70年社會主義建設積累的巨額財富，很快落入寡頭和西方之手。今日俄國，無論是經濟、科技等硬實力還是文化軟實力，都無法與當年的蘇聯相提并論。特別是俄烏戰爭爆發后，由于西方制裁和自身結構性原因，俄羅斯的經濟社會發展更是舉步維艱。烏克蘭雖然有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支持，但在戰爭中本國基礎設施和工業體系被嚴重摧毀，且欠下巨額戰爭債務。“蘇聯各民族團結一致的根本紐帶——蘇聯共產黨、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被戈爾巴喬夫領導集團瓦解了，聯盟賴以存在的思想、政治、經濟根基被徹底破壞了，在這樣的背景下民族分離勢力利用人民的名義和憲法賦予加盟共和國自由退出聯盟的權利公開瓦解蘇聯。”?歷史和現實已經證明，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才是今天俄羅斯、烏克蘭等國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與蘇聯被摧毀和肢解相對照，中國共產黨頂住了蘇東劇變沖擊、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走向低潮的大背景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成功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進到21世紀。中國始終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面對重重困難、不斷克服艱難險阻，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創造出了令世人矚目的發展奇跡。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持黨的領導是方向性問題、必須旗幟鮮明、立場堅定，決不能羞羞答答、語焉不詳，決不能遮遮掩掩、搞自我麻痹。”?“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關乎國家前途、民族命運、人民福祉。”?歷史和現實已經充分證明，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根本保障；否定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必然會導致難以估計的巨大災難，民族復興更是無從談起。在新的歷史時期、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更要毫不動搖地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堅持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堅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共產主義必會實現，以堅定信念和實際行動不斷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不斷推動我國社會主義事業取得新的偉大勝利。雖然蘇聯聯邦制在促進民族平等、保障少數民族權益上發揮了重大作用，但聯邦制理應與時俱進，不斷完善。聯邦制產生于革命與戰爭的時代，適應了當時俄國國內國際的情況，為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發揮了重要作用。“自由退出”條款一直保留下來，沒有進行增補，也沒有設定退出條件。這使得原本過渡性的制度安排被固化、永恒化。隨著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對民族矛盾的忽視，各加盟共和國之間的利益矛盾不斷加深，蘇聯領導層沒有及時對聯邦制進行主動調整與完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放任矛盾激化。這無疑為分離主義勢力和國內外反動勢力提供了可乘之機。戈爾巴喬夫執政時期，蘇聯一步步偏離社會主義道路、放棄黨的領導，直至蘇聯被摧毀。“民族聯邦制自身不具備自我維持的動力和權威，其唯一的支撐——民主集中制黨崩潰之際，也就是它的消亡之時。”?沒有了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蘇聯也失去了存在的依據。中國共產黨根據中國具體國情以及長期革命經驗，在借鑒蘇聯聯邦制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為全國各民族的平等團結和共同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相較于蘇聯聯邦制，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有著中央和地方的隸屬關系明確、憲法和相關法律的主權原則明確等優勢,不給任何分裂勢力留下可乘之機。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的重要內容和制度保障。”?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自確立以來，各族人民不斷團結奮斗，經受住了實踐考驗，有力維護了祖國統一，提升了國家的現代化治理能力，促進了各民族的平等團結和繁榮發展。事實證明，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適合中國國情、有效保障國家統一和民族平等、促進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的最優制度安排。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我們更應毫不動搖地堅持和完善這一基本政治制度，確保國家統一和主權、領土完整，不斷推進各民族共同發展、共同繁榮。聯邦制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蘇聯的民族矛盾，但大俄羅斯主義與民族分裂主義并沒有完全銷聲匿跡。列寧的繼任者們沒能認識到社會主義國家的民族問題的長期性和艱巨性，忽視蘇聯內部的民族矛盾，導致國家認同教育存在嚴重不足，國家、民族凝聚力不斷遭到破壞。特別是在戈爾巴喬夫執政后，社會主義信仰教育不斷被削弱甚至被去除的背景之下，大俄羅斯主義和民族分裂主義死灰復燃，為反動勢力摧毀、肢解蘇聯提供了可乘之機。“蘇聯的解體，原因方方面面 從聯邦體制來看，并不是選擇上的錯誤，而是列寧的后繼者在實踐中存在誤區。”?蘇聯解體后，獨立后的原加盟共和國，民族沖突、領土糾紛不斷，先后爆發了俄羅斯與格魯吉亞、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的嚴重軍事沖突，兄弟鬩墻，兩敗俱傷。蘇聯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和中國五千年的歷史表明，只有中華民族大家庭整體上繁榮富強，才有五十六個民族各自的興旺發達。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全面貫徹黨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團結進步教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進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因而，我們需要進一步加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教育，在思想意識領域形成抵抗分裂勢力的有力屏障。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們應堅持不懈開展馬克思主義祖國觀、民族觀、文化觀、歷史觀的宣傳教育，打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思想基礎。我們務必要踐行黨在新時期的民族政策，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如此，各民族必然能夠產生強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能夠真正像“石榴籽”一樣緊密團結、深度交融，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
注釋：
① 楊勉、孫獅醒:《聯邦制選擇與舊俄國解體》,《山陰學刊》2013年第2期。
②《列寧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18頁。
③《列寧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39頁。
④華辛芝、陳東恩:《斯大林與民族問題》,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62頁。
⑤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張仲實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48頁。
⑥陸南泉主編:《蘇聯經濟》,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4頁。
⑦《列寧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66頁。
⑧《斯大林文集(1934—1952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4頁。
⑨〔蘇〕A.M.普羅霍羅夫主編:《蘇聯百科手冊》,中國社會科學院蘇聯東歐研究所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87頁。
⑩康晏如:《原蘇聯部分加盟共和國社會經濟發展變遷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2013年,第91頁。
?張祥云:《興衰之路:民族問題視域下的蘇聯民族國家建設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87頁。
?張祥云:《興衰之路:民族問題視域下的蘇聯民族國家建設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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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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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紅色文化網”微信公眾號，原載《政治經濟學研究》2023年第1期，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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