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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文：從“第二個結合”看——屈原精神的新時代價值

點擊：作者：吳文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23-06-26 08:57:49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強調：“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辟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必由之路。”其中，“‘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讓我們能夠在更廣闊的文化空間中，充分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

我們在社會主義新時代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最根本的是要實現精神上的獨立自主、堅定文化自信，以有效應對文化競爭場域的“驚濤駭浪”。在此方面，2300多年前的屈原為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寶庫做出了標識性歷史貢獻，尤其是屈原的斗爭精神，彰顯了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高度契合性。

人格的真實感和思想精神的超越性

屈原，中國偉大的愛國詩人，是戰國時期楚國的政治家，向往“領袖圣明、選賢使能、以民為本、修法治國、天下統一”的理想政治生態。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多次提及屈原或其作品，高度肯定了屈原精神的新時代意義。

屈原的偉大也在于屈原人格的真實感。我們研讀屈原的一系列作品，可感受到其“忠貞”價值取向和“抗爭”精神意識之間的復雜糾纏。可以說，屈原正是在經歷了自我思想斗爭的精神淬煉后，才最終鑄成了穿越時代的斗爭精神，將“愛國忠勇”“堅毅不屈”與“獨立高潔”融為一體。更關鍵的是，屈原之言行為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傳統優秀文化提供了一個極為適宜的結合接口。

在新時代，我們實現“第二個結合”的前提，是要對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唯有如此，才能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在根本上，馬克思主義是我們判定傳統文化優秀與否的價值標尺；在實踐中，我們運用的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這意味著，我們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來判定傳統文化對于現代文明的適應性的過程，已經是推進“第二個結合”的過程。作為政治家的屈原之思想，恰是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前的漫長歷史中，對包括儒家、墨家、法家、道家、陰陽家等諸子學說的一次較為成功的批判性綜合。

在屈原身后，諸子百家學說在很大程度上都被封建統治者所改造，沾染了很強的封建奴性文化色彩，這是與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相符的。甚至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屈原的“偉大”也被詮釋為封建統治者所需的“忠君”。可以說，在新中國成立后，率先沖出封建文化束縛的優秀傳統文化思想資源，正是屈原之言行及其所表征的精神。這并非歷史偶然，其主要原因在于屈子之言行所反映的精神風骨的確白璧無瑕。

屈原的思想精神之于其所處的時代具有顯著的超越性，可作為中華民族內源性的文化現代轉型的思想能源。這也說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文化根源之悠久，早在戰國時代，以屈原精神為代表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就蘊含了與未來的馬克思主義的契合性。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屈原以其個人所能實踐的最徹底的斗爭方式和狂飆激烈之言說開啟了批判的武器掌握群眾的跌宕起伏的歷史進程。在兩千余年后，魯迅在其小說集《彷徨》扉頁上再次摘錄了屈原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正確把握“敢于斗爭”“善于斗爭”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明確把“堅持敢于斗爭”列為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的重要歷史經驗之一。黨的百年奮斗賡續著中華民族數千年之奮斗，屈原精神對于我們充分理解“敢于斗爭”的歷史經驗十分關鍵，尤其是正確把握“敢于斗爭”與“善于斗爭”的關系。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屈原在與國內外勢力的長期斗爭后，終因歷史條件所限而失敗，在國破之際沉江自盡。很多人對屈原最終的選擇感到傷痛且遺憾，甚至不解。事實上，屈原在《離騷》中的自白已經袒露心聲，即寧愿正直清白地死去，也不愿意與污濁的世俗相合流。

按照儒家與道家的權變思想，屈原似乎“不善于斗爭”。漁夫便勸言：“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當代學者亦有論調“屈原缺乏斗爭謀略”。然而，這未免看低了屈原的政治才能。實際上，屈原“明于治亂，嫻于辭令”，能夠“入則與君王圖議國事，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所以當我們論及“善于斗爭”時，必須考慮到屈原的斗爭目標在于“美政”理想。而在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無論屈原多么“善于斗爭”，其政治理想都難以成功實現。正是這樣的逆境最能考驗一個人的斗爭意志，最能彰顯一個人的斗爭勇氣。

毛澤東于1961年秋所作的《七絕·屈原》道出了屈原“敢于斗爭”的英雄氣概：“屈子當年賦楚騷，手中握有殺人刀。艾蕭太盛椒蘭少，一躍沖向萬里濤。”因此，屈原的自沉絕非對其畢生斗爭對象的無奈投降，恰恰相反，這是一種最剛烈的勇毅斗爭，是我們應對“驚濤駭浪”所需的精神力量。屈原之精神不僅逐漸凝聚了曾經一盤散沙的楚人，以致“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而且塑成了中華愛國主義精神的底蘊。

屈原最終成為真正的精神的猛士，永在的思想的勝者，他以戰斗到生命最后一刻的大無畏姿態，詮釋了“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的信念宣言。在兩千余年的中華民族奮斗史中，屈原的斗爭精神不斷滋養著華夏兒女，歷久彌新，最終由中國共產黨人做出了升華：“為了人民、國家、民族，為了理想信念，無論敵人如何強大、道路如何艱險、挑戰如何嚴峻，絕不畏懼、絕不退縮，不怕犧牲、百折不撓。”正是這樣的斗爭精神，引領我們開創現代化的社會主義新篇章。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建立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改革開放、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都是在斗爭中誕生、在斗爭中發展、在斗爭中壯大的。”在談及“敢于斗爭”和“善于斗爭”時，習近平總書記總是將“敢于斗爭”置于“善于斗爭”之前。他還強調：“年輕干部要自覺加強斗爭歷練，在斗爭中學會斗爭，在斗爭中成長提高，努力成為敢于斗爭、善于斗爭的勇士。”

由此可見，唯有先“敢于斗爭”，才能最終“善于斗爭”；“敢于斗爭”構成“善于斗爭”的前提，這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的。如因暫時“不善于斗爭”，就暫停斗爭，就屬于“不敢于斗爭”，也就永遠不會在實踐中達到“善于斗爭”。事實上，正因我們的很多斗爭都是從“不善于”開始的，才需要我們的勇氣，越是在“不善于斗爭”的時候越能體現出是否“敢于斗爭”。路漫漫其修遠兮，非勇者無可求索。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各種可以預料和難以預料的風險挑戰都在增多。此時，我們遙想屈原所處的歷史變局時代，理應更能感同身受。值此端午之際，我們當傳承屈原斗爭精神，領會歷史經驗，強化憂患意識，堅定斗爭勇氣，敢打仗，打勝仗，不負黨和人民所賦予的歷史使命。

（作者系北京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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